抗日救亡文学中的在地意识范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2015年第九期

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至1942年2月日军攻占新马全境，这一时期被称为马华抗日救亡文学时期。以往文学史视这一时期为马华文学繁盛时期，但因为此时期“侨民意识又再腾涨，而本地意识的文艺观受到了挫折”2，马华抗日救亡文学又往往被排斥于马华文学的建构之外。其实这种类似“救亡（中国）压倒了启蒙（马华）”的情况是交织着各种复杂因素的，重新考察这种复杂存在，会加深我们对抗战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认识。一抗日救亡时期马华文学的“繁盛”，以往主要指在“中国抗战文学的巨大影响与中国作家的直接参与”下，马华文学走出此前的“沉寂”，以空前高涨的支持“祖国”（中国）抗日的政治热情，展开“与抗战的时代主题密切相连”的文学活动。对于马华文学史而言，马华抗日救亡文学的“繁盛”是延续、丰富还是偏离、迷失了马华文学传统的建构，或者说，抗日救亡文学最有价值进入马华文学史得以传承的是什么？“马华文学史修史第一人”方修认为，抗日救亡时期的马华文学已出现了铁抗那样的优秀作家，“铁抗的作品不会比香港‘100强’里的一些小说差”。铁抗（原名郑卓群，1913—1941）1936年到新加坡，1941年遇害。五年中，他发表了百余万字作品，其“描写的细腻，当时很少有人赶得上他”，而这种叙事的细密反映出他对马来亚土地上发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切关怀和深入思考。如被视为“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作品流传隔代的经典之作”的小说《白蚁》（1939），其犀利的笔触揭露混在马来亚援华抗日阵营中的“华威先生”。搜刮数千“会员”登记费谋私利的护侨社社长陈鹏举，用印行《马华救亡领袖录》来沽名钓利的王九圣，扬言要到“延安”谋“一官半职”而用假古董骗筹“川资”的萧思义，冒充铁军团长奉召“回国抗日”以骗取钱财的林德明，他们相聚于牙兰加地筹赈分会主席萧伯益之宅，互相玩弄心计，诱骗对方，其权力欲恶性膨胀。整篇小说笔墨着力之处都在“华社”被“白蚁”一样的败类掏空的痛心现实。另一篇小说《洋玩具》（1941）在一种更具南洋生活气息的语境中，嘲弄讽刺了从小接受西化教育的“峇峇”马奇烈在民族存亡之时冷漠、空虚的内心，表达出另一种历史反思：殖民教育的恶果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伤害。林参天的《浓烟》是马华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完成于1935年，1936年与茅盾的小说集《泡沫》等一起被傅东华收入上海文学出版社的“文学丛书”出版。

《浓烟》以作者长期任教于马来亚华校的生活为素材，讲述北马“啼儿国”一所国民学校的教学生活。小说第7章《月夜》写到富有理想抱负的教员毛振东和同道李勉之长谈南洋华文教育弊端丛生，尤其是教材全部是有关中国的教材，没有丝毫南洋内容，学生理解接受困难，学成也难以适应南洋社会。毛振东等不仅努力改进教学，教材“都要适应南洋的应用才是”，小说叙事的重点始终在南洋华人社会的展示和“国民”教育的改革。毛振东等很清醒地认识到，“南洋是商业社会，文化根本引不起他们的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成了商品化，神圣的教育，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种点缀品罢了。”而他们大声疾呼的，是“现代教育，把孩子看作有人格的……教育是社会的事业，也可说是造福人类的事业”。这是《浓烟》的主线。为此，小说将校园内外的场景交织，在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展示中凸现“华侨的保守性是十分坚固的”和有志知识分子推动南洋社会进步的坚韧努力。《浓烟》不仅日常场景充满南洋风味，富有时代气息，更在华侨教育这一开拓性题材中写出了南洋经验、南洋题旨。南洋移民历史形成的封闭保守性，华文教育在南洋社会生存发展中的至关重要性，都使得《浓烟》所切入的华教题材成为马华文学在地意识萌生的重要内容。而《浓烟》在展开华教题材时，又始终以尊重个性、追求自由的五四精神为主线。而它引发的争论发生在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使得马华社会“侨民意识腾涨，本地意识遭受挫折”的时期，是具有双重意义的，表明马华文学的在地化进程并未因抗日救亡的兴起而中断，五四思想启蒙在马华文学中开启的传统在马华社会抗日救亡热潮中仍有延续。对于马华社会而言，它需要抗日救亡去凝聚马华民族的意志，激发其斗志，也需要思想启蒙去推进华人社会的变革，而这两者的统一点在于马华社会自身的需求。1919年起，马华文学在中国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同步”影响下诞生。以小说为例，马华文学从“问题小说”起步，随后南洋乡土小说的倡导、“新兴小说”（普罗文学）的兴盛、抗日小说的蜂起等，都明显呈现出中国五四后小说发展的轨迹。

但这种轨迹又是在“南洋思想的萌芽”（1925—1926）、“南洋色彩的提倡”（1927—1933）、“马来亚地方性的提出”（1934—1936）等马华文学本地化逐步深化的进程中展开的。中国新文学在马华文学中引起的每一次回应，都发生在马华文学本地化的现实需求中。马华社会形成于19世纪中叶大批华人南渡来到马来半岛之后，中国局势的动乱和自然灾害等造成的经济困窘是促成华人大量迁移的重要原因，这使得马华社会成员多关注自身发家致富改变命运。马来文学刻画的华人形象，往往是“剥削者、只热衷于累积财富的人、投机主义的商人、文化沙文主义者等”，这除了马来精英的偏见外，也反映出马华社会确实背负着自私功利、自大封闭等重压，更显出马华社会现代进程中思想启蒙的紧迫、重要。而马华现代文学正是开启于南洋土地上的思想启蒙。所以从1925年至1936年十余年中，五四启蒙文学传统在马华文学中的展开，是一种在地化的进程，从而也构成了马华文学自身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一旦形成，只要马华社会有现实需求，它就不会断裂，即便发生了抗日救亡如此巨大的政治运动也如此。马华抗日救亡文学发生之前有过马华新兴文学（革命文学）的兴起。过去我们只强调马华新兴文学是直接受到中国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强大影响，其实它更有着马来亚本土无产阶级政治的背景。1920年代末期，以华人为主体的在共产国际支持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主持下成立，它不同于此前已遭到英殖民当局镇压的中国共产党在南洋的分支——南洋共产党，而更着力马来亚本土政治制度的改变，所以其建立的“马来亚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旨在“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已非中国政治，而是马来亚政治，其“文学创作和教育”更着眼于马来亚本土民众的宣传和组织，更强调为南洋劳苦大众写作。这种新兴文学主张与马华文学的在地化进程有着内在的一致。例如倡导南洋乡土写作的张金燕是早期马华文学极少数出生成长于南洋的作家之一，他1927年初参与“专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的《新国民日报•荒岛》的创办，在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上都十分自觉地倡导南洋色彩，宣称自己“对于南洋的色彩浓厚过祖宗的五经，饮椰浆多过大禹治下的水了”。所以他对南洋土地及栖息于斯的华族的生存状态更有切肤之痛、入骨之爱，连连撰写了《南洋与文艺》《拉多两句——续南洋与文艺》《南洋文人现在的愿望》等文，热情鼓吹去描写“我们祖宗”南洋拓荒“一百多年的伟功”。但他同时认同要“充分地认识和获得现在南洋华侨社会的意识形态”，去表现苦苦挣扎于南洋社会的“矿夫”“车夫”“森林苦工”的左翼文学思潮。

南洋乡土和左翼革命的汇合，是马来亚现实使其然。而抗日救亡文学也自然可以成为马华文学的课题。当抗日救亡运动以其特有的政治、思想凝聚力，将原先松散的华人群落聚合成生气勃勃的华人社会时，华人社会的建设、变革就是马华文学的题中之义了。马华救亡文学的一些作品，如林晨、哈莱、铁抗、李蕴郎、金丁等的小说，流芒、沈阳、黄莳等的剧作，塑造马华社会抗日救亡中的投机者、市侩者、自私者等形象，揭示历史的陈垢、政治的积弊，以警醒华人，正是关注马华社会自身变革的体现。“救亡（中国）压倒了启蒙（马华）”是警示，提醒马华文学在国家政治强大冲击下如何坚持自觉性和现实性的路径；“启蒙（马华）”无法中断是事实，它是马华文学之所以成为马华文学的重要传统。

马来亚华人很长时间里处于“被殖民”的境遇，从英国殖民者，到日本占领者，甚至到马来亚独立后较长时间里马来执政者，都让华人感受到歧视、压制。在这种历史进程里，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都不知不觉成为华人政治抵抗的重要手段14，马华文学自然会将中国性∕中华性作为政治抵抗的重要资源。而当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好比恒河沙数”难以计数的中国文人、知识青年来到马来亚，整个马华社会都被动员起来出钱出力出人援华抗日，“中国”变得如此切近、具体、真实，甚至成为当下现实。此种境遇中，马华文学何以自处？马来亚华人抗日情绪高涨，其实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当时华人绝大部分还是华侨身份，如果中国战败，会直接危及华人在马来亚的生存。所以，七七抗战爆发后，马华社会救亡运动的“总目标”被设定为“动员马华人力、物力、智力以及一切力量，坚持援助抗战到底，把日寇打出鸭绿江边，收回九一八以来一切失地，争取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完成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实现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马华救亡文学也要直接、彻底地服从于中国的抗战。但马华社会的抗日救亡意识并未停留于此，而有着至今我们不能忽视的深化，这种深化实质上正是启蒙的深化，也是马华文学自身传统的深化。抗日救亡文学兴起后，《南洋商报•狮声》曾举行“我们笔尖的动向”的“特别征文”，写过多篇文论的吴文翔主张鲜明地提出，“我们的笔尖”应该有四个动向”：“一、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救亡的；二、我们的笔尖必须是反法西斯反封建的；三、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提倡世界和平的；四、我们的笔尖必须是指导人类向生活争取的。”

吴文翔的这四点主张不仅仅将“抗日”看作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更将其置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和五四反封建传统中，将马来亚华人的命运、中国人的命运紧密联系于世界和平、人类解放的前景。吴文翔的主张并非个案。马华抗日救亡戏剧运动兴起时，马华戏剧界就提出了救亡剧运的四个具体方向：“1．它必须抓紧现实，从现实出发，去暴露一切黑暗，揭发不合理的事情，摧毁一切罪恶的企图，去反映光明，去发掘真理。∕2．它必须反对法西斯的暴行，反对战争浩劫，提倡和平，拥护真理，保卫合理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的国家。∕3．它必须反对蹂躏弱小的民族、分割殖民地的野蛮行动，援助弱小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4．它必须拥护建立代表大多数人的国家、崭新的社会。”17这一方向的感时忧“国”指向了“国际”，南洋的救亡剧运和反殖民、反侵略，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世界潮流密切关联，也紧密联系马华社会、马来亚国家未来新社会、新国家的建立。这种认识会使马华文学“跟世界进步文化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同时注入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凝聚力”18。这种共识打破马华社会传统的保守封闭，深化了马华抗日救亡文学的内涵。这种深化，在马华救亡文学的初期创作中就有所反映。丁倩的小说《委屈》（1938）讲述大学教师杜先生一家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遭受的“委屈”。杜太太敏子的日籍身份，不仅使杜先生与同事隔膜重重，参加救亡的热情一再受挫，孩子则在学校被讥讽为“小东洋”，而且使得往日融洽无间的夫妇关系也蒙上浓重阴影。敏子有国难归，有家难归，这种不见容于祖国、亲人的现实和心灵悲剧不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揭露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而且让人思考战争的非人性本质。当时最兴盛的马华救亡剧除了生动塑造了处于抗日援华浪潮中的各阶层华人形象，还将创作视野放大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如《伟大》（沈阳，1939）写徐强、张健等华工和马来人、印度人团结“保卫马来亚的和平”：“我们住在马来亚的人，不管他是英国人，你是中国人，你是印度人，我是马来人，无论哪种人都应该做起好朋友，和英政府合作，一起来保卫马来亚。”身处马华社会援华抗日洪流中的马华文化人和作家能有这种认识，实际上融合了中国性、在地性和现代性、世界性。这使得马华文学日后有可能走出单一的民族政治抵抗而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有研究者在解读此一时期马华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星洲日报》1937年11月1日至1938年2月出刊的《现代戏剧》时发现，“《现代戏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因抗战需要而凸显出来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而另一方面，它又不想流于作为时局（抗日救亡）宣传工具的机械性和标语化而力图以其较强的理论性予以反拨”19。当时马华抗日救亡文学的报纸副刊，绝大部分由中国南渡作家主持，如当时最有影响的《星洲日报•晨星》《南洋商报•狮声》就由郁达夫、张楚琨、王纪元主编，他们抗日救国的意识和热情自不待言，但他们远离中国国内抗日的政治环境，较少受到国内政党政治的影响，对马来亚当地政治也较为客观、超越，抗日救亡文学时期是马华现代文学诞生后的开放时期。抗战爆发前的新兴戏剧运动以同普通大众直接对话的有效方式给马华戏剧发展注入了活力，而随后的救亡戏剧运动更要求马华戏剧实现立竿见影的宣传、动员抗战的效果。1937年初，戴英浪（1907—1985，祖籍广东惠州，生于吉隆坡，曾就读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在新加坡发起成立“业余话剧社”，聚集起吴静邦、陈剑光、叶尼等一大批优秀戏剧人才，成为当时戏剧界群伦之领袖。该社成立后不久即提出了《马来亚戏剧运动纲领草案》，明确强调“配合目前抗战形势，从事富有救亡意识及适应当地大众需要的戏剧”20，并具体阐释了开展救亡戏剧运动的途径、方法等，对南洋华侨社会具有极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救亡戏剧运动由此展开。开始的救亡剧多以中国抗战为题材，也点缀有南洋背景，如曾“由业余话剧社作盛大的演出”的《伤兵医院》（作者叶尼），讲述上海战区伤兵医院里伤员重返前线的故事，结尾时传来前线胜利的消息，而南洋急运来的药品也到了。

但如前所述，文学传统是无法强行割断的，抗日救亡文学的每一次浪潮在论述上几乎都是抗日和艺术并举的。例如叶尼曾就读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赴马前在南京从事左翼戏剧工作，又留学日本，组织中华戏剧座谈会，创作有话剧《洪水》，改编过果戈理剧作。他1939年离马返沪，先后任上海剧艺社编导、上海戏专教务主任，在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以“方君逸”等名出版了《孤岛三重奏》《海燕》《家》《海内外》《离恨天》等十余部剧作和戏剧理论著作《剧场艺术讲话》，翻译了法国柯克兰的戏剧论著《表演艺术论》，是此时期上海最有影响的戏剧家之一。很显然，叶尼赴马之前之后的戏剧活动都融入了五四后戏剧传统，其马来亚时期也不会脱离这一传统，而是适应马来亚援华抗日的环境予以调整。叶尼当时是业余话剧社中创作剧本最多，与中国抗战形势配合最紧密的剧作家，他同时也是最先强调“用提高艺术水准去开展马华救亡戏剧运动”的，甚至将提高救亡戏剧艺术水准作为戏剧工作者的重要路线，其在《南洋周刊》发表的《论救亡戏剧与提高艺术水准》等，被认为“代表了当时马华文艺理论界的最高水平”。而他注重的戏剧艺术水准，除了内容的充实，更包括“观”、“演”的水平。为此，他甚至在1938年那样的抗日年月，导演曹禺的《日出》，在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日出》的演出引起激烈争论，但结果大家都认同，《日出》演出“能够提高舞台剧在马来亚的艺术水准”，也就“能够替今后的救亡剧号召更多的观众”24。之后，包括《雷雨》《原野》《花溅泪》《凤凰城》《一年间》等近十出名剧在马来亚各地上演，本地创作的多幕剧也逐渐增多。这就是当时《现代戏剧》等戏剧副刊会较多刊发斯坦尼斯夫斯基等的剧场理论和关于编剧、舞台演出的理论文章的重要原因。

正是这种努力，使得救亡剧在马华戏剧史上第一次提供了丰富多姿的南洋华人形象，劳工、士兵、学生、商人、农夫、知识分子……都在救亡剧中表现出了自身在南洋土地上的生存状态和抗争姿态。黄清谭、黄祝水执笔的《巨浪》讲述南洋日资锡矿华人劳工在日军占领南京之时，集体罢工，进而逃出锡矿，投身于抗日的故事；啸平的《忠义之家》将矛盾冲突引入华人家庭，塑造了明大义、识大局的青年机工坤浪的形象，他从小“记得妈常讲的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抗战关键时刻大义灭亲；《觉醒》（作者流芒）则成功刻画了抗战中商人性格的复杂性，马来亚民众抵制日货，使日商佐藤山秀损失惨重。马华抗日救亡文学终究因中国的存亡危机而起，又因为英国处于反法西斯侵略阵营而使得马来亚也面临日军入侵，如此紧迫的局势使抗战的现实性主导了文学，原本具有观赏实用性的戏剧自然更凸显宣传鼓动性，努力反映抗日生活的复杂性、看重艺术表现力的剧作远不如急就章的剧作数量众多。然而，传统始终不是纯之又纯的存在，它生发于现实各种力量、因素的复杂纠结中，“两面性”、“多面性”是它积淀的基础。援华抗日热潮在马来亚持续了四年多，但恐怕谁也没有认真想过日军侵占中国烧杀抢掠是否也会发生在马来亚。然而，日军侵占的事实还是发生在马来亚华人居住的土地上，华人同中国民众一样遭到空前劫难。“援华抗日”进入到“抗日卫马”，战后马华文学有了重大转折，马来亚国家意识逐渐取代了中国意识，现实主义“在地性”的课题开始成为马华社会体制转型的一个环节。马华文学在中国情结和南洋认同复杂纠结中的发展因为其种种不确定而显示其复杂。1937年至1942年的战前五年，马华文学借助于抗日援华运动的巨大感召力形成高潮，确实冲击、弱化了文学的本土意识，但却极大消除了马华社会内部的隔膜；同时文学在地化进程仍在延续，反侵略意识的深化等也可能悄悄地弱化马华文学同中国文学现实形态的时效联系，促使马华文学形成脱出中国新文学阶段性的自身建设性轨迹：抗日救亡文学仍然构成了植根于自身现实的马华文学建构自身传统的重要一环。而马华救亡文学也让人思考，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文学可以抵达的深度和高度。

作者：黄一 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