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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村青年的国家认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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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研究杂志》2015年第九期

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虽然认同能够从强制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有在社会成员将之内化,并围绕这一内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才能达成认同。国家认同是人的一种最重要的集体认同,是指在有他国存在的语境下,“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1],主要表现为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政治效忠、责任意识、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怀。自民族国家建制以来,认同问题便成为国家的核心问题。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地处甘肃省的西南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南邻四川省的阿坝州,西与青海省的黄南州、果洛州接壤,东北接宁夏回族自治州,东南与定西、陇南地区接壤。2011年年末,甘南藏族自治州常住总人口68.91万人,有藏、汉、回、蒙、土、撒拉、保安、东乡等24个民族,其中藏(37.85万人)、汉、回族占主体,农牧业人口54.56万,占全州总人口的80.2%[2]。多民族性、多宗教性、多文化性以及独特的地域性使甘南州在甘肃乃至全国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深入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村青年国家认同现状,探求引导和培育少数民族青年价值认同、社会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认同的可行性方法和途径,建立维护民族团结、地区稳定、社会发展的预警机制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的选择

1.研究方法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定量研究。问卷主要从社会认同、民族认同、国家意识3个维度展开,涵盖了国家象征符号、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外交和国际关系、政治制度、社会治理、社会现象、经济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意识、民族通婚、人生理想、现实困难、人际关系等问题。与此同时,结合个案访谈完善问卷调查的不足之处,实地走访了12户村民,18位乡、村干部,2名僧人以及州政府部分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部群众,使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保证调查研究的真实可信。

2.样本分布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全州抽取2个县(市)900个16~35岁的农牧村青年作为调查对象,收回有效问卷787份,有效回收率为87.4%。其中,藏族占70.86%,回族占21.71%,汉及其他民族占7.43%;共青团员占21.14%,中共党员占21.71%,群众占51.14%,其他6.01%;信仰藏传佛教的占73.14%,信仰伊斯兰教的占23.45%;男性占64%,女性占36%;20岁以下的青年占31.43%,21~35岁青年占68.57%;未婚占50.86%,已婚占49.14%;文盲占13.14%,小学占24%,初中占22.28%,高中占6.86%,中专占2.86%,大专占17.14%,大学本科占10.86%,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占2.86%;学生占22.86%,农牧民占23.43%,教师占5.14%,基层干部群众占5.71%,乡村医务工作者占6.28%,工人占8%,农民工占20%,宗教服务人员占2.29%,无业人员占6.29%;月收入在1000以内的占28%,月收入在1000~2000元者占31%,月收入在2000~3000元者占总受访者的31%,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占10%。样本分析显示:①甘南州是一个以藏、汉、回为主的多民族集聚地,其中少数民族全民信教,部分常居汉族也信仰藏传佛教或伊斯兰教。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党员是无神论者,不能信仰宗教,但实际调研发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这部分党员认为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可以并存的,故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党员干部也信仰藏传佛教或伊斯兰教,只是在平时的宗教活动中,参与度与一般信众不同。②被调查者的年龄集中在18~35岁,符合本课题确定的研究目的。③被调查者学历结构趋于多元化,但文盲和半文盲比例依然较高。④尽管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农牧村青年走出大山、走出草原,成为现代农牧民,甚至城市居民,但与内地相比,月收入普遍偏低。

二、甘南州农牧村青年的国家认同现状

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方面,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村青年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印象比较好,认同我国现行的各项制度、体制及政策,尤其是民族优惠政策和支农惠农政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为虽然我国目前存在着诸多影响社会发展、繁荣、和谐的因素,如两极分化、社会不良风气滋生、经济增长困难等,但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构建,社会矛盾就会趋于缓和,甚至化解,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通过调查发现,91.43%的农牧村青年知道并且十分赞成我国实行民族优惠政策,95%的农牧村青年认为民族优惠政策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中作用巨大,也使自己在教育、就业、权利表达等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机会,提升自我发展的空间,希望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广大的农牧村青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高了”、“老百姓的观念更新了”、“人们的生活丰富了”。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主要取决于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业税减免政策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减免等政策深受甘南州农牧村青年的欢迎。

72%的被调查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要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承载。甘南州地区实行双语使各少数民族同胞保留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增强民族自豪感,维持本民族的特点,同时也能了解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与共荣。在语言使用、沟通交流、社会适应与国家认同方面,87.5%的被调查者愿意学习汉语,并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够学好汉语。针对这一问题,课题组还进行了实地走访,回族青年M.J.H说:“愿意!我们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层次低,愿意通过学习汉语提高自己,上层(阿訇)也提倡。”东乡族青年N.X.F也说:“我们东乡族是一个小民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不学习汉语,门都出不了。”藏族女青年C.R.ZH.M:“要学汉话,不学方言,否则到外头无法交流,走出去别人也不把你重视。”藏族女青年Y.J.ZH.M:“如果不会汉话,连土门关都走不出去。”在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通婚方面,从族群身份认同、族群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3个方面进行了调研。调查发现,68.57%的被调查者认为民族文化可以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自己经常参加本族群的文化习俗活动;94.29%的被调查者愿意或非常愿意学习和传承本民族文化,而且经常花大量的时间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95%的被调查者对本民族及其取得的成就十分自豪,认为在一些重大事情中,如婚丧嫁娶,无论从形式或内容都应遵从本民族风俗;78.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会主动告诉对方民族身份,即使出差或旅游到内地大城市或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也不会有意地掩饰自己的民族身份;52%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可以接受其他民族成员作为配偶的。另外,近90%的人对本民族典型习俗的一些特征渐弱表示十分担忧,要求大力加强对民族风俗、习惯、传统、节日及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可见,农牧村青年有比较高的民族身份认同度,并以自己的民族自豪,也能以比较宽广的胸怀接纳其他民族。

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绝大多数农牧村青年认同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调查数据显示,95.43%的人对于祖国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强盛感到自豪或十分自豪;77.14%的人除了民族节日外,最愿意过的节日是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77.5%的人认为加强对民族风俗、习惯、传统、节日及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最有效的方式之一;67.5%的人认为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不可弃,应继续发扬光大;73.75%的人认为当中国球员(如姚明等)在海外有优异表现,自己感觉十分自豪,大长国人志气。由此可见,农牧村青年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对中华民族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国家象征符号感知程度,以“当您听到国歌或看到升国旗时”作为调研设问,28.75%的被调查者认为感到神圣而自豪,56.25%的被调查者只是表示有自豪感。在情感态度的表现形式上,神圣而自豪的情感表明了被调查者有着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这种认同意识支配着农牧村青年愿意为国家发展而努力。在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这一问题上,88.57%的农牧村青年坚决反对“台独”,明确捍卫祖国统一,只有5.71%的农牧村青年对“台独”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如在问及“如果台湾当局继续一意孤行,您认为应该”时,47.5%的人认为应和平统一,40%的人认为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在问及“如果两岸间发生战争,祖国需要您参战时,您怎么办?”时,80.57%的农牧村青年认为自己将义无反顾,甘洒热血;14.29%的农牧村青年认为自己可以提供精神支持,但不参加;只有5.14%的人认为这是国家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又如关于参军的态度的调查,58.86%的受访者志愿参军,保卫祖国,20%的人随大溜,18.29%的受访者认为如果祖国需要,将积极应征,只有2.85%的受访者选择逃避。综上两方面可以得出,甘南州农牧村青年拥护祖国统一、国家强盛、民族团结,反对“台独”以及其他分裂活动。在个人、族群、国家的关系上,97.8%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对国家未来发展充满希望和信心。83.75%的人认为未来10年内,国家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人民生活稳步提高。问及“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43.75%的人认为应前者服从后者,36.25%的人认为三者兼顾;“当国家利益与本民族利益、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53.75%的人认为应以国家利益为主,20%的人认为三者兼顾。57.5%的人认为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

三、对甘南州农牧村青年国家认同现状的原因分析

1.精神状态积极务实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村青年,一方面追求自强、自立、成才、创新与创业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讲求功利、实用、实惠。在对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上,明显地向个人利益、自我价值倾斜,强调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自我需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其主要表现在:追求家庭幸福和事业成功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把个人幸福成功与国家、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深刻地认识到个体与集体的密切关系,认为无论家庭的幸福还是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因而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由于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地处偏远山区的农牧村青年大都感受到来自生活、工作和学习等方面的压力。如问及“目前对自己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时,34.43%的人认为是工作负担过重,34.86%的人则认为是经济收入过低,6.29%的人认为是社会地位低,7.43%的人认为是精神文化生活贫乏,14.29%的人认为是缺乏继续学习的机会。

2.国家意识良性互动国家意识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民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了解了自己与国家存在的密切联系,并将自我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愿意挺身而出,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时个人的感情会受到伤害,才会对国家的发展自愿地负起责任。因此,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与对待关照程度影响着公民的国家意识构建。然而,个体对国家关照的感受直接源于其熟悉的社会环境能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给予的身份归属。甘南州长期受地理环境、地域经济、人口分布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文化整体发育滞后,史上这些少数民族老老少少的国家意识较为淡薄,更无法谈及高度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坚持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优惠政策,使得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比较好地实现了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甘南州也不例外。从这次调查的结果看,“91.43%的农牧村青年知道并且十分赞成我国实行民族优惠政策,95%的农牧村青年认为民族优惠政策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中作用巨大”。这说明广大的农牧村青年真切地感受到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及地区的巨大帮助和扶持,从而生发出国民自尊心和自豪感,有效地消解了族群间偏见和族群间冲突,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尤其是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的部署,积极推进甘南州的战略扶贫、政策扶贫、产业扶贫、智力扶贫、科技扶贫、就业扶贫,通过地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夯实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经济、文化、政治基础,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友爱、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于是享受到经济实惠的甘南州农牧民青年也逐渐地认识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并在内心深处听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号召,积极地支持党和政府的政策,国防意识也迅速提升,强烈反对民族分裂势力,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民族认同共同性与差异性并存在我国“民族认同”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华民族认同,即主权和政体意义上的民族认同,通常称作“国民认同”;二是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多元”而存在的56个兄弟民族的“族群认同”,即国内地方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费孝通,1989)。从整体看,甘南州农牧村青年更倾向于族群认同,同时对中华民族文化也能达成高度的认同,对祖国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强盛感到自豪,赞同应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但在诸多问题回答上,存在着民族、年龄、学历等方面的微观差异。如在学习汉语这一问题上,无论藏族农牧村青年还是回族农牧村青年都认为十分必要,不仅自己要学,还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也能学好用好,但藏族青年更多出于社会融入的需要而学,而回族青年则更多基于自我发展的需要而学。如问及“您是否重视其他民族的节日,如春节、圣诞节?”时,不分年龄、性别、民族,广大农牧村青年的积极性都不高,但藏族农牧村青年是因为认知缺乏,而回族农牧村青年则是因为信仰的不同。

4.社会融入比较困难走访了解到,城市对于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农牧村青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渴望进城,甚至到内地的大城市寻找发展机遇,但由于生活习惯、汉语水平、社会交往能力、城市生活的不确定等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疏离感,往往表现出担忧、焦虑、自我封闭。在夏河县访谈时也发现了这一情况:受访的村民、基层干部一致反映,由于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生产技术技能差、社会交往能力有限,实现异地转移就业十分困难。从地区看,他们大都选择当地的县、乡(镇)或其他藏区,如青海、四川、西藏藏族比较密集的地区或城市,因而绝大多数的藏族青年没有跳出藏族生活圈子。从转移就业的职业看,主要集中在运输、建筑等重体力行业,而这些技术对于农牧业发展意义不大。社会融入的困难使得广大的农牧村青年缺乏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的全面了解,因而无法从内心体会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裕,影响他们的国家认同的达成。

四、结束语

国家认同的形成依赖于公民身份的认同,而公民身份是与个人权利、社会制度以及国家治理等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由于实行民族优惠政策、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甘南州农牧村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生态文明建设均取得了较大发展,为农牧村青年国家认同的达成奠定了基础,但传统的贫困问题、宗教问题和部落意识三大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广大农牧村青年国家认同的基础还十分薄弱。一是甘南州农牧村青年政党认同低。调查显示,72.57%的农牧村青年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及党内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严重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形象以及人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念。二是甘南州经济单一,社会事业发展慢,广大的农牧民,特别是农业人口生活十分贫困,且返贫率高,严重影响农牧村青年的社会认同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据统计,2012年甘南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610元,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6.8%。三是宗教发达,社会影响深、转型慢。甘南州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社会,我国两大民族性宗教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比较发达,尤其是藏传佛教十分发达,全州有藏传佛教寺院120多处,平均3.7个村就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3]。拉卜楞镇就有寺庙5座,为拉卜楞寺、红教寺、尼姑寺、关帝庙、清真寺,僧侣及神职人员1998人。广大的信众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减弱其信仰。从历史和现实看,发达的宗教除了辐射当地群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意志力,甚至还主导和左右一定地域的社会生产生活、文化生活和人们思想道德观念。四是思想政治理论宣传不到位,远未掌握农牧村青年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和社会舆论的话语权。甘南藏族自治州不仅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区,也是国内外敌对分裂分子渗透、干扰的主要地区。近年来,在各级党政组织和村社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广大农牧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相互协作的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的理性化程度逐步提升,较好政治沟通有效地消除了民族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民族社会与外界的心理隔阂。但这一地区历史上遗留的不稳定因素多,现实中随着民族意识、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也增多。

作者:赵菁 廖健太 宋秉武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甘肃省新闻出版局 甘肃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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