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实证研究范文

摘要：信任机制作为冲突缓冲带是促进民族互嵌型社区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关键要素。文章以青海藏区三个民族社区的调查数据为例，着重分析社区邻里信任、政治信任与民族互嵌的关系，通过构建模型加以验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各民族的社区邻里信任是民族互嵌的活化剂；二是政治信任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互嵌的基石；三是社区邻里信任与政治信任是推动多民族参与公共事务的直接动力。在未来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更多关注点应放在基层社区邻里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建立与维护上，在此基础上多民族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提升将会大大促进真正的民族互嵌。

关键词：信任机制；社区邻里信任；政治信任；民族互嵌

中国是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如何促成这么多民族的相互理解、支持与关爱，上升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任重道远。“民族互嵌”研究就是对这一命题的积极回应。“信任作为秩序建构的一个中心元素必然为各种文化研究所关注”［1］。佩里•K•布兰登指出，善治和信任是相辅相成的，信任孕育了善治，反之亦然［2］。笔者在民族互嵌型社区研究基础上，尝试在信任视角下对青海藏区基层居民的民族互嵌进行研究，旨在为地方政府的民族区域治理提供思路。

一、文献回顾

“民族互嵌”这一提法始于2014年，并在2016年《国务院政府报告》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中均有提及。“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合成力量之一”。信任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21世纪成为多学科研究热点，诸多思想家如齐美尔、韦伯、涂尔干、滕尼斯到科尔曼、帕特南、福山等都对信任开展了探究，其思想包括信任的二分建构即以认知为基础的信任和以身份为基础的信任；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之理论预设等。国内学者先后对中国信任研究做了理论分析，提出信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在面对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时体现出的对自己依赖对象所维持的时空性特征［3］；对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的实证分析推翻了韦伯、福山对中国信任研究的片面论断［4］；随后开展了城市和农村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调查研究。在论及民族关系时，学者普遍认同信任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5］；当前民族信任模式由人际信任转向制度信任［6］；相互信任是不同民族或者种族和平相处的至善状况［7］等，但因为民族地区信任研究的政治敏感性，相关研究成果不多。现有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出发的民族互嵌研究较少，尤其是少有信任视角下的民族互嵌研究，本文田野点为青海藏区的相关研究，对整个藏区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和实际意义。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分析框架民族地区的信任关系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大问题，却囿于其政治敏感性而止步不前。基于各民族身份的先赋性与多样性文化的集聚性产生张力［8］，民族地区易催生族际冲突。在此背景下，信任机制作为冲突缓冲带，可嵌入人际交往中消解对立，是促进民族区域和谐共生的关键要素。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主要指向社区邻里信任和政治信任，并通过对社区邻里信任和政治信任的相关考察来分析多民族“互嵌”的影响因素。尽管学者对“民族互嵌”的概念辨析未达成一致，但对其“空间互嵌”和“精神互嵌”两个属性却无异议。相对而言，“精神互嵌”即彼此间的文化融通和心理接纳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民族互嵌型社区首先是多民族相互交错居住、互相共存；其次指向一种多文明、多元文化共同生存发展的居住格局，即经由长期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实现文化之间的多元共存与相互融通［9］。

（二）研究假设假设1检验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社区邻里信任。假设民族互嵌型社区居民不仅信任本民族的居民，而且也信任与自己具有密切交往的其他民族的居民。普特南认为，群体认同是人们判断社会距离的基础。即使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接触，具有共享认同的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距离较近，因此彼此之间的信任水平比较高；与之相对，具有不同社会认同的人之间的信任水平较低［10］。因此，相同的民族易形成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地区充斥着多种认同基石，不易建立整体性认同。由此，隐形的民族区隔无形架空社区归属感，社区邻里信任得以流失。近年来，这种“以身份为基础的信任”（identity－basedtrust）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同时提出“以认知为基础的信任”（cognitive－basedtrust）［11］。信任机制不仅局限于先赋关系，摒弃身份与血缘的标签，信任仍可以人为的、根据社会交往进行建构、存在和巩固。本文认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社区邻里信任不局限于本民族之中。假设2民族互嵌型社区居民对中央政府信任更多，对基层政府信任更少。在民族地区的治理进程中，政治信任是治理绩效的一大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政府及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体现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12］。很多学者观察到政府信任在各个层级政府之间的不均衡性。对此，学者达成共识，认为大陆民众普遍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较高，而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偏低，被称为“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观［13］。当前，这种政治信任的格局已在中国城市［14］、农村［15］被验证。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信任留下了研究空白。本研究认为青海藏区也会遵从这种信任范式。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分析

（一）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6年在青海藏区三个民族社区的问卷调查。其中，C社区和R社区是城镇社区，W村为农村社区。选择这三个社区的原因是，青海省海北州是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州，而C社区是该州民族团结示范社区。其居民1255户，3522人，其中有藏、蒙古等9个少数民族2021人。R社区为黄南州最大的社区之一，管辖以藏、汉、回、土和撒拉等3500户，8890人，辖区内企事业单位众多，人口密集，下岗、失业人员占据比例较大。W村是热贡文化艺术村（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是特色农村社区，约450户，1700人。这三个社区有各自特点又都为青海藏区的典型社区。课题组于2016年先后发放400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353份，有效问卷率为88．3％。调查采用系统抽样方式。调查对象包括未成年、成年、65岁以上老年的居民。C社区以汉、藏为主，R社区的藏族人口达81％，W村以藏、土为主，三个社区均混杂居住着其他民族居民。

（二）变量分析1．因变量模型一的因变量是居民的社区邻里信任。问卷设计中，要求被访者对“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小区居民？”进行判断，共有“很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很信任”5个选项，分别赋值1～5分。该变量为定距变量。模型二的因变量是居民的政治信任。问卷设计中，要求被访者对“对下列各级政府，您最信任的是？”进行判断，共有“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政府、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5个选项。该变量为定类变量。2．自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民族融合度、邻里互动度、基本人口特质。（1）民族融合度。民族融合度是各少数民族的融合程度。问卷设计中，要求被访者对“您认为社区里的各民族间关系如何”进行判断，共有“很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很好”5个选项，分别赋值1～5分。该变量为定距变量。（2）邻里互动度。邻里互动度是指居民社会网络的互动交往。问卷设计中，要求被访者对“您是否经常征询邻居的意见”进行判断，共有“从来不、比较少、一般、比较多、经常”5个选项，分别赋值1～5分。该变量为定距变量。（3）基本人口特质。基本人口特质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与户籍四个控制变量。

（三）研究分析本文运用Stata13统计分析软件，使用ologit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在处理过程中，采用了把各变量上有缺失值的个案直接删除的方法（表4）。根据前文所选变量建立了两个模型：模型一：民族互嵌地区的社区邻里信任社区邻里信任是本模型的因变量，邻里互动度、民族融合度以及人口特质是本模型的自变量。统计结果显示，社区邻里信任主要受邻里互动度与民族融合度的影响，并呈正相关关系（见表5），即邻里互动度越高，社区邻里信任度越高；民族融合度越高，社区邻里信任度越高。一般而言，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作为外在因素，对个体信任产生了很大影响。通过对青海藏区民族社区的检验，可以发现，社区邻里信任的建立中，邻里互动度、民族融合度起到了正面积极作用。这验证了假设一，民族互嵌型社区中各民族间的文化鸿沟不断缩减，社区邻里信任不仅只存在于本民族之间，更是随着邻里交往、民族融合的频繁，打破身份界限，各民族之间获得了彼此信任。课题组的相关访谈记录可以加以附证，“我们村子里多数是土族、藏族，我们土族早都差不多藏化了，我们也说藏话，能一起聊天。”（访谈记录F2016062201）“我们有时候能到邻居家里看看他们民族（回族）怎么过节的，他们过节，有时候也给我们送东西，让我们也跟着喜庆一下。”（访谈记录F2016021606）“我们跟邻居打交道做朋友，不看他的（民族）身份，只看他们的人（品）。”（访谈记录F2016082001）可以看出，社区邻里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互嵌。模型二：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政治信任本文所指政治信任为狭义含义，主要指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其中，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包括了对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政府以及街道办公处（乡镇政府）这四级基层政府的信任。根据描述性统计，不难发现三个民族社区居民信任中央政府多于地方政府。模型二中民族融合度是考察政治信任的重要自变量。

四、结论

第一，多民族的社区邻里信任是民族互嵌的活化剂。笔者认为党中央提出生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凝聚各族民众力量的重要场域是民族互嵌型社区。其最根本渠道之一是通过各民族社区共在与共存的场域中，通过渗透到一个个家庭和邻里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不断增强各民族的社区邻里信任，在民族社区居民间的信任之上培育出一系列的交往行为与邻里关系。而“民族互嵌”实质上是指多民族的跨文化交往和如何促成融洽的跨文化交往行为［16］。就“民族互嵌”建设而言，各民族居民除了生活在各自居住空间外，亦需主动走入互嵌空间，进行族际交往与民族交流，才能加深了解、增进感情，逐步产生民族间的邻里信任，使之转化为“民族互嵌”的活化剂。第二，政治信任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互嵌的基石。研究表明，青海藏讴民族互嵌型社区居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出“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图景，这为藏区基层政府执政提出了警示。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信任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互嵌”的基石。缘何出现这种政治信任图景及如何改善这种图景是藏区基层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已有学者对西藏“强基惠民”活动在强化西藏基层民众政治信任开展了研究，表明只有“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发展参与度和获得感。”［17］政府管理才可能逐步获得较高信任和广大支持。推此及彼，藏区基层政府应更多关注所辖不同民族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才可能从管理走向治理。第三，社区邻里信任与政治信任是推动多民族参与公共事务的直接动力。多民族“精神互嵌”是一种理想状态，落实在民族社区建设时需要多民族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只有多民族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才能促成社区归属感的提升。社区邻里信任基于社区邻里之间的互动与交往。同时也基于社区居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二者直接推动着多民族参与公共事务，进一步推动着“民族互嵌”可能性的提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

综上，本文尝试从信任视角对青海藏区的民族互嵌进行实证研究，是一种积极尝试与探索。笔者认为：藏区民族社区邻里之间有了信任，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交往交流与交融；民族社区居民对基层政府有了更高的信任水平，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藏区治理。现阶段，藏区居民对中央政府所持较高信任，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藏区居民生产生活水平提升和改善的情况下积淀而来的，但目前藏区居民生产生活水平仍有较大空间予以进一步提升与改善。这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影响着各民族间的“互嵌”。因此，在未来多民族国家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更多的关注点应放在藏区居民民生的方方面面及社区邻里信任和基层政府政治信任的建立与维护上。“民族互嵌”不仅仅需要多民族001西安财经学院学报个体“互嵌”意识的自觉，还需要政府在构建和培育“信任机制”方面的助力。只有从一个个家庭迈向社区、再由社区迈向社会的信任机制逐步构建并流行于整个社会，真正的“民族互嵌”才可能实现。

作者：王世靓1，2；伍嘉冀3 单位：1．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2．青海大学财经学院，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