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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化研究的三种类型及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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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摇文化问题是翻译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但由于视角不同,国内译学界长期以来对涉及翻译的文化研究存在认识上的混乱或误读。文章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翻译文化研究,即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别讨论了这三类翻译文化研究的区别和联系,并指出,前两类文化研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转向冶,第三类文化研究尚未发生“文化转向冶。据此,文章认为,当前的第三类翻译文化研究具有发生文化转向的趋势,因此应注意并加强此类翻译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研究,以期为国内翻译理论批评以及翻译理论史的重写开拓新的思路。“文化问题是继语言问题之后翻译研究中的又一重要方面。翻译研究史表明,普通翻译理论研究主要就是围绕语言或/和文化来开展的。冶[1]事实上,长期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中西翻译领域的常见话题,甚至一度成为译论研究中的热点。开启于20世纪70年代、并于90年代引入中国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冶更是把“文化冶这一概念推到了翻译研究的前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讨论“文化转向冶的文章和论著铺天盖地,颇有一种“言必谈‘文化转向爷冶的气势。在实施“文化走出去冶战略的当代中国,不但势头未减,并有愈加兴盛之势。然而,人们在谈论涉及翻译的文化研究时,由于对文化的界定、讨论的视角、指涉的范围等因素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一些混乱、误读甚至争论,因此有必要对其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分类和阐发工作,以期深化翻译文化研究的认识,拓展研究的视野,并对当前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之趋势进行预测和展望。

一、三种型的翻译文化研究及其关系

本文将翻译领域的文化研究大体上分为三类,即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yonTranslating)是翻译实践过程中对文本所涉及的文化因素的处理及其转换规律的研究。这里的“实践冶不完全是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概念,而是指翻译的具体操作实践。这里的“文化冶是相对于语言来讲的,即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因此,这种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属于一种内部研究,并带有规定性研究的性质。早期的语言学派译论除了语言转换层面的研究外,文化因素也是其考察对象,如奈达就非常重视不同文化语境在翻译实践中的影响和作用。新一代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哈蒂姆将翻译看作一种跨文化交际,并运用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化文本的翻译是典型的文化翻译,所谓的“厚翻译冶(ThickTranslation)是翻译文化文本通常采用的翻译方法。以“归化冶“异化冶为例,如果说仅从文化层面的翻译策略角度来讨论归化和异化,就属于一种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研究,如对杨译本和霍译本英译《红楼梦》中文化因素的归化和异化处理的讨论。国内出版的几本文化翻译学著作,如王秉钦的《文化翻译学》[2]、刘宓庆的《文化翻译导论》[3],虽然各自讨论的出发点或视角不同,但基本上是在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层面上讨论问题的。另外,从翻译批评视角对翻译实践中具体的文化因素翻译策略的讨论,也属此类研究。如果将翻译实践看作是一种应用活动的话,那么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可标记为“应用型的翻译文化研究冶。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yonTranslation)是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作为整体的翻译本身所进行的研究。这里的“活动冶不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意义上的活动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其受到需求、动机、目的、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换言之,翻译活动不只是满足译者个人的需求,而是满足社会的需求;译者的动机也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给定的。因此,这种文化研究更像是社会翻译研究,而不是文化翻译研究,后者与第一种类型的文化研究比较相近淤。“实践冶是“活动冶的基础,没有“实践冶就没有“活动冶,但与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相比,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三个特征。其一,这里的“翻译活动冶比“翻译实践冶的外延要广,主要指从原作者对原作文本的选择到译作的影响和传播等一系列翻译事实或事件,包括狭义的翻译的实际转换过程。其二,这里的“文化冶不是以语言作载体的文化,而是个宽泛的概念,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习俗、学术规范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如西方文化学派译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冶三要素、“翻译规范冶“翻译的政治冶“权力对翻译的操控冶等观点都属于这里的文化概念。其三,研究的对象不是文本中文化因素的转换策略或规律,而是翻译活动本身及其结果———译本,是对已经发生的翻译活动的描写或解释。文化只是此类研究的手段或途径。因此这是一种描写性兼解释性的外部研究。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进的西方翻译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指的就是这种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例如,如果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如后殖民主义)去讨论归化和异化,如韦努蒂的“异化冶观,就属于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如果将对翻译活动的研究看作是翻译理论建构的前提和基础的话,那么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可标记为“理论型的翻译文化研究冶于。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yonTranslationStudies)是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已有的翻译理论进行的研究。如果说前两类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翻译实践过程及其结果,那么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的对象就是对翻译理论本身的研究,属于元翻译研究。这类文化研究的研究思路与第二种基本相同,即从社会文化诸要素探索已有的翻译理论,分析它们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原因以及域外传播和接受的情况等,因此也是一种描写性兼解释性的外部研究。还是以“归化冶“异化冶为例,如果将其视为一种翻译理论,并且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讨其生成的背景,就属于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如刘艳丽、杨自俭[4]对“归化冶和“异化冶渊源的梳理,王宏志[5]对鲁迅“硬译冶论的研究就属于此类。如果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元翻译理论研究的话,那么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可标记为“元理论型的翻译文化研究冶。按照本文的理解,后两种文化研究,即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由于都是以即成的事实为研究对象,因此相当一部分构成一种“史冶的研究。具体来讲,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可以指向翻译史的研究,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可以构成翻译理论史的研究。另外,就这三类翻译文化研究是否在国内发生了文化转向而言,从当前的翻译研究现状可以大体判断,前两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转向,第三类尚未发生文化转向,但有发生文化转向的趋势。关于这三类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将在下一部分中展开讨论。

二、三类翻译文化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70年代开启于西方,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进中国译学界的“文化转向冶是近些年来国内翻译研究领域的时髦话题。就以上区分的翻译文化研究的三种类型而言,这种文化转向主要指涉第二类研究,即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然而,事实上,文化转向不只发生在第二类翻译文化研究中,第一类文化研究,即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转向,而第三类翻译文化研究尚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文化转向,但已有文化转向的趋势。为简化起见,本文分别将三类翻译文化研究的文化转向称为翻译实践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和元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下文分别展开讨论。

(一)翻译实践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实践研究的文化转向是针对传统翻译实践而言的。考察中国翻译史,会发现中国翻译实践研究的文化转向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五四时期,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次都是在中国社会巨大转型期发生的。五四之前,中国的传统译论是译本中心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古典哲学美学,对文化的关注较少。五四后,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包括日本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西文化比较形成热潮,激进主义压倒保守主义占据上风,排斥中国文化,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成为五四时期的主流。翻译自然成为学习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语言文字来改造中国文化、丰富中国语言表现法的重要途径。此时的西方翻译理论虽然还没有进入现代译论时期,但其以原文为中心的译论传统对中国译论从译文中心向原文中心转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样中国译论便从传统的重视译文的表达转向了同时关注原文和译文。随后,翻译界对直译与意译的讨论多了起来,当时作为翻译方法的直译和意译,不只涉及语言层面,也涉及到了文化层面。特别是在五四这个特殊时代,中国正处于社会文化的剧变之中,激进主义者主张通过直译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化,一改清末翻译界流行的意译风尚。众所周知,这方面,鲁迅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的“硬译冶理论,虽有矫枉过正之嫌,却也表现了当时人们急切想通过翻译改变中国语言文化现状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译论正是在这个时期拉开了序幕,标志就是译论的中心从译文向原文转移,即翻译理论开始更多地关注起双语的转换,这其中既有语言表达的翻译,又有文化的翻译,即鲁迅提出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冶[6]301翻译实践研究的文化研究的第二次文化转向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以来时断时续的中西文化大讨论使国人产生了一种“文化情结冶,进入新时期,文化问题一度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抛开80年代中期“文化热冶复杂的社会背景不谈,文化问题对一些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介入问题,文化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的兴起等。翻译实践中的文化问题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王佐良是这个时期提倡文化翻译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但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冶[7]他在80年代写的《翻译与文化繁荣》和《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开创了当代文化与翻译研究的先河[8]序言。郭建中编的《文化与翻译》[8]涉及的大多是翻译实践中的文化因素问题盂。显然,这是就翻译实践中的文化问题而言的。同一时期引进的西方早期语言学派译论更多涉及语言层面的转换,较少关注文化层面的操作问题,因此在整个80年代,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并没有形成翻译研究的主流,只是对语言学派的一个补充,如奈达对翻译中文化的的讨论。80年代翻译实践研究的文化转向虽并不明显,但也引发了人们日后对文化翻译的持续关注。

(二)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9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化学派译论界引进中国,导致中国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冶,其实就是本文所指的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是同时针对传统译论和语言学派译论的,研究对象从语言层面转向文本和文化层面,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从语言结构转向文本功能,从微观转向宏观,从规定转向描写和解释。各种现代文化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中,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需要说明的是,文化研究只是为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然而,并不能说已成的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都是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研究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此类研究在国内至少还不占主流,这在文化学派译论引进之前更是如此。不过,早些时候国内也有些研究在翻译史方面有意无意地运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如邹振环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9]从译作影响的角度展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翻译史概貌。另外,王克非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化史论》[10]也是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翻译史,从所收文章看,梁启超、蒋述卓、钱钟书等人早就从文化角度展开了翻译史的研究,只是没有提出明确的类似西方文化学派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翻译史研究,这是不无遗憾的事。从接受美学的“视野融合冶视角看,这些研究背景其实也为后来西方文化学派译论在中国的接受和应用做了“期待视野冶上的准备。但从整体来看,国内的翻译史著作从文化视角研究的还是不多,大多是在分期的基础上对翻译事实的梳理工作,或者至多是对翻译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简单介绍,总的来讲还是存在史识不足的问题。藏仲伦的《中国翻译史话》[11]、热扎克•买提尼牙孜的《西域翻译史》[12]、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3]、马祖毅的《中国翻译通史》[14]、黎难秋的《中国科学翻译史》[15]、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16]以及多部中国文学翻译史或翻译文学史,莫不如是。80年代初,中国引进了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开启了中国翻译理论现代化的大门,直到90年代初期,西方语言学派译论一直占据国内翻译研究的主流,随后便出现所谓的“沉寂期冶或“停滞期冶。随后,于70年代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学派译论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当时的香港作为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引进吸收西方现代翻译理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1995年张南峰在大陆发表《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17]一文,认为传统译论和语言学派译论都不能完成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任务,走向了死胡同,认为只有拓宽研究视野,学习西方文化学派译论,才能建立翻译学。这篇文章虽然有些激进,但为中国译论界走出“沉寂期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慧怡、王宏志等香港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贡献。2000年香港出版的陈德鸿、张南峰主编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18]对文化学派译论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大陆方面,谢天振是文化学派译论的先知先觉者。他早年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1991年到加拿大的访学为他后来从比较文学的视角从事翻译研究提供了宽阔的理论视野。虽然可能受前苏联文艺学派的影响,他90年代倡导过建立中国的文艺学派,但到论文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19]和专著《译介学》[20]的出版,标志着他的理论兴趣真正转向了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和西方的文化学派译论。他对“翻译文学冶归属的定位和翻译文学史的热衷都是这种学术兴趣转向的结果。2000年他主编的《翻译的理论构建与文化透视》[21]也是文化学派译论在中国较早的研究成果。随着西方文化学派译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影响,其中的一些理论,如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的政治、多元系统论、操控论等对中国翻译史实具有较强的描写力和解释力,这些研究为中国翻译史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运用其理论对中国翻译史实进行研究已渐成气候,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部分都可以归到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范围。

同时,“重写翻译史冶的呼声也开始出现并受到孔慧怡等学人的关注[22]。这些成果有文章,也有专著,文章居多,多围绕某一主题展开研究,所涉翻译史范围有大有小,研究较为深入。文章如王晓元的《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23]探讨了五四时期和50年代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包括翻译动机和原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取舍与删改。又如王友贵的《中国翻译的赞助问题》[24]考察了从东汉末佛经翻译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翻译活动中的赞助问题。专著方面,香港学者起步较早,1999年出版的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冶———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5]是一部从文化层面进行的翻译理论史与翻译史兼备的研究著作。香港另一位学者孔慧怡同年出版的《翻译•文学•文化》[25]也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些个案,如晚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伪译等翻译事件进行了脱离语言层面的分析。大陆方面,如胡翠娥的《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26]是运用描写学派的理论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晚清小说翻译活动进行的一项文化研究;李晶的《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后现代冶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27]参照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制约翻译活动的理论对当代中国从1966年到1976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翻译史进行了研究。杨全红的《翻译史另写》[28]则与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冶》相似,是一部从文化角度入手、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兼具的著作,不同的是,杨著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考证一手资料的方法澄清中国翻译史和传统译论的不足和盲点。对此方法,张佩瑶在《重读中国传统译论———目的与课题》[29]一文中曾做过评论。另外,费小平的《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30]、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31]等都是文化学派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著作,但理论讨论较多,翻译史的研究特征不明显。文化学派开创了翻译研究和翻译史研究的新视角,为重写翻译史提供了新的思路。从以上所述来看,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一,不管是文章还是著作,多属于断代史研究,还没有从文化视角进行整个翻译史的研究。其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混杂,两者应该加以区分,分开论述。其三,研究多集中在近现代翻译史,对古代翻译史和当代翻译史的研究不够。其四,研究多集中在文学翻译史,对非文学翻译史,特别是科技翻译史的研究阙如。其五,研究者的文化视角意识较强,但史的意识不强,许多学者并非都意识到这是一种翻译史的研究,这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的目的性。因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实质上就是从文化这一外部因素对已发生的翻译实践或翻译事件的描述或解释研究,涉及翻译的文本和过程两方面,应该属于翻译史研究的范围。总之,从文化角度进行翻译史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不可否认的是,国内有些学者对以文化学派译论为代表的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误读,主要是没能将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与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区分开来。如王宁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32]一文虽然整体上谈的是文化学派的观点,但又认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就是:“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翻译。冶[33]孙致礼在《文化与翻译》[34]一文中认为西方“文化学派冶就是翻译中如何对待文本中的文化因素问题,提出了以“文化传真冶为目的的文化翻译策略。包惠南的《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35]是一本专门讨论语言中的文化因素翻译的著作,但此书的前言中引用了孔慧怡的话:“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文化层面的探索;但我们对中国翻译传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未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冶这些显然是对文化学派译论的误读。

(三)元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元翻译理论研究是对以翻译理论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元翻译理论研究可以有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两种。共时的元翻译理论研究,是对翻译学学科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主要包括翻译学的建立与否问题、翻译学是否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问题、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翻译学的理论框架、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化问题等。应该说,中国元翻译理论研究的大多数属于这类研究,这是中国译论界学科意识增强、学科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所致。刘重德、杨自俭、刘宓庆、谭载喜、张南峰、张柏然、许钧、谢天振、穆雷、吕俊、王宏印、方梦之等人是这方面研究较为活跃的学者。这类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其较少从文化角度进行。历时的元翻译理论研究是一种指向翻译理论史的研究,中国翻译理论史属于翻译理论研究,是一种历时性研究。另外,对共时的翻译理论研究的研究就形成了一种元元翻译研究,即对元翻译研究的研究,也是一种历时的研究或翻译理论史的研究,如许钧、穆雷的《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36]一书就是对中国60年来翻译研究的历程进行的总结,范守义的《评翻译界五十年(1894—1948)的争论》[37]、王向远、陈言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38]等都是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来,国内从历时角度对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性文章逐渐增多,其中多为运用文献计量法或统计法进行的定量研究,从文化研究角度进行的定性研究尚不多见。尽管如此,国内元翻译理论研究还是出现了一些从社会文化视角梳理翻译理论的成果,如王宏志[5]、杨柳[39]、杨全红[28]等人的著作。另外,朱志瑜等对佛经翻译理论的研究、张佩瑶用“厚翻译冶的方法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翻译,都多少带有通过文化途径进行元翻译理论研究的性质。多元系统论引进中国翻译理论界后,运用它描述翻译史的研究占绝大多数,进行翻译理论史研究的极少。张南峰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积极引进者、运用者和理论修正者,《从边缘到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40]一文就是他运用多元系统论研究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篇力作,文章以多元系统论为框架,探讨了中国的学术传统、民族心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状况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未来提出了一些建议并进行了预测榆。杨晓荣的《略谈我国翻译研究中为什么没有流派》[41]从学术(治学方法)和非学术(思想观念)的因素分析了造成中国流派缺失的原因,涉及了文化学派研究的路子。张南峰在《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42]一文的附言中指出:“有趣的是,本文提及的几种宏观翻译理论虞,不单能指导翻译或翻译研究,而且有助于对翻译研究的研究。冶张佩瑶[43]倾向于用“翻译话语冶而不是“翻译理论冶,建立一个“翻译话语体系冶,其中“话语冶的含义部分地运用了福柯的权力话语之意,意在为探讨古今中外各种翻译话语生成、理论旅行、流行、失落等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提供一个解释的空间,也属于元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从文化研究视角进行的元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还没有形成一种较大规模的研究势头,因此我们说此类研究的文化转向在国内尚未发生。然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中国产生这样一种元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这是包括中国传统译论史在内的整个中国翻译理论史反思和建构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的元翻译理论研究也需要一种文化转向。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运用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进行,如意识形态对译论生成的影响、中国特色翻译学提出的学术和社会文化背景、前苏联文艺学派中卡什金提出的“现实主义译论冶等等;又如赞助人,包括各级基金项目(特别是国家级项目)、各种翻译学会议等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权力因素怎样对翻译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和操控作用?诗学方面,如西方文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等。

总之,文化视角的翻译理论研究也必将对翻译理论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三、结语学者孙艺风指出:“如今,文化翻译俨然又成为了一个热门概念,具有强烈的跨文化色彩,不同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都在使用。然而,过于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也引起了诸多混乱、迷茫及对翻译研究本体身份的担忧。冶[44]的确,“翻译文化研究冶是个多义的概念,这取决于如何看待“翻译冶和“文化冶这两个子概念。本文的“翻译冶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可以是翻译实践,也可以是翻译活动,还可以指翻译理论;同样,“文化冶可以指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也可以指社会文化。因此,讨论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需要首先弄清各自的所指是什么。本文划分了三类翻译文化研究,即翻译实践的文化研究、翻译活动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对于深入认识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对于正确区分作为过程的翻译实践的文化问题和作为事件和结果的翻译活动的文化问题具有一定的正本清源的认识作用。另外,文章还讨论了这三种翻译文化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认为,第一类文化研究和第二类文化研究均发生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但第一类的转向尚不充分,还需要在深度上加强研究;当前研究比较充分的是第二类文化研究;第三类翻译的文化研究尚未发生转向,但是有发生文化转向的趋势。本文认为,翻译理论研究也需要一种文化转向,这既可为书写中国翻译理论史提供新的思路,也可为中国翻译学的建设提供来自社会文化方面的理据和启示。

作者:张思永 单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延边大学学报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