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疗法的原理和实践范文

摘要：诗歌起源与巫术仪式相关，伊德的压抑升华理论里找到渊源。通过语言的音乐性和表意能力，诗歌阅读和诗歌创作立足于心灵的根本需求，对人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

关键词：诗歌；治疗；阅读；创作

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歌？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答案：诗可以言志、诗可以怡情，诗帮我们认识世界、教育世人，诗有关于游戏的需要、模仿的天性、表现的冲动，审美的追求等等。根据叶舒宪先生的文学治疗理论，诗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治病。叶先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在比较文化的大视野中探索了文学对个体生命的治疗功能及对社会群体的文化生态作用。他认为，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最初绝不是为了阅读欣赏而存在的，它的产生与旨在解决危机的仪式表演活动密不可分。文学创作作为人类符号活动，起源于巫术礼仪，其实是仪式行为的延伸，文学象征世界其实是仪式象征世界的置换。当原始社会逐渐进入文明，仪式表演便转化为戏剧艺术，仪式的叙述模拟便转化为神话程式，仪式歌辞便转化为诗赋，巫者特有的治疗功能也自然遗传给了后世的文学艺术家，他们承传了巫医的虚构致幻技术，对人类精神发挥着强有力的医疗作用。这些论点相对于传统的文学功能说（审美、教育、娱乐等）显得严肃而新奇，但其实文学治疗的观念古已有之。中国春秋时期的《诗•关雎》序中就云：“《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管仲曾道“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钟嵘认为诗可使人安于贫贱、消除苦闷，白居易也谈到诗可以“理情性”。明代学者张潮著有《书本草》，模仿药典将中国的典籍当做中药来分析其药性、疗效和副作用以及适用对象：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药性：俱性平，味甘，无毒.疗效：服之清心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醉面盎背，心宽体胖。

从上个世纪弗洛伊德的压抑--升华理论中，也能发现文学治疗功能说的渊源。虽然弗洛伊德侧重的是文学艺术家的患者身份，叶舒宪先生侧重的是他们的医者身份，但两者都基于人类有精神疾患的前提，有同样对文学医疗作用的认同。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社会里人被压抑的本能欲望需要通过文学艺术释放和升华，叶先生说文学创作作为是跟仪式行为一样的符号活动，能够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到过文学的心理健康作用：“文学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生存困境中发现一个出口，一条逃亡路线，一个医治创伤的途径。”作为最古老文学形式——诗歌，被称为“文学中的文学”，据叶舒宪先生的研究，是从祝咒和祈祷发展而来的，因此它无疑最具有语言的治疗力量。虽然诗歌已经不再像咒语和祷词那样，能借助人对超自然的信仰产生神秘的影响，但咒语形式的音乐性和内容的高度象征性得以保留，直接作用于人类深层心理和精神世界。凭着诗的想象，人得以进入到巨大的无意识领域，用隐喻的语言符号言说原本混沌的经验，而无意识那黑暗幽深的海洋，正是人类的病灶所在。这一点还得从弗洛伊德说起。根据他心理动力理论，潜意识是心理能量储存器，本能欲望在那里激流暗涌，像“一口沸腾的大锅”，永不停息地寻求满足。然而在文明社会中，本能总是处在被压抑的状态、不得释放，心理疾病便由此而生，因为如F.L.卢卡斯所作的比喻，人的情感能量犹如水库里的蓄水，一旦水位高出临界点就需要外泄，否则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诗歌提供了一个高级的合法宣泄途径。它不但通过语言手段导泄了多余的心理能量，而且还与破坏性的单纯发泄不同，使用隐喻象征的手段引人进入审美移情，从宣泄到升华的过程中获得释放和审美愉悦并得到精神上的提升，从而保证了心灵的健康。诗歌疗法的原理可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里得到启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可以引发观众的恐惧和怜悯，继而净化掉这两种有害的情感。王珂平先生在《悲剧净化说的渊源和反思》一文中如下分析了这个过程：先是凭借悲剧激起的怜悯与恐惧，顺势促发观众内在的情感宣泄，然后凭借这种情感宣泄，使人获得心理解脱或审美满足，最后通过悲剧所表现的崇高理想、伦理德性及其精神效应，使人获得道德净化或道德意义上的心灵净化。这样的作用机制也适合别的文学体裁，只不过实现手段不同，比如悲剧通过情节、人物和音乐的综合形式，而诗歌则是通过语言的声音和表意能力达到导泄和净化。而且诗歌也跟悲剧一样，所发挥的不仅仅是排毒的功能。首先，依王先生的说法，审美活动有双重特性：情感性，上承情感宣泄，提供审美的快感；精神性，下启道德净化，促进精神的升华。

其次，诗歌这种文学体裁，作用于内心的功效是多重的。对于作者来说，通过“说出来”的语言表达，能获取类似精神分析中谈话治疗的功用；对于读者来说，被人道出同样的心声，能获得共鸣的感受。在文本的虚构精神世界里，两者都收获了分享的快乐、都得到认同和支持。再次，无论是诗歌写作活动还是阅读活动，都能在将情感情绪行诸文字的过程中整理意识或潜意识的混乱经验，获得对自我的认识和把握。按作用方式不同，诗歌疗法主要分为阅读和创作两类。苏格拉底曾利用具有魔力的言语治疗痛苦中的灵魂，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七发》讲述了用文章为楚太子医好病的故事。罗曼•罗兰称泰戈尔的《古檀迦利》给了他抚慰和疗救，杜甫也曾以诗当药治疗疟疾和失眠，还有陆游用诗治疗头风的记载。这些都是阅读诗歌得到治疗的经典范例。阅读疗法又分吟唱、诵读、抄写、鉴赏等不同的形式，其中吟诵最有疗效。在吟诵过程中，诗的音乐性与文字的指意功能共同作用于身心，一起产生共振的效应。

从中国古代的“依字行腔”到当下时兴的经典诵读热潮，都是诗歌吟诵的实践。而创作疗法就更加普遍。如前所述，诗歌作为最接近心灵的语言形式，立足于人类的根本精神需求。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人都有成为诗人的潜质，而借弗洛伊德所说，那些天赋异禀的诗人是最为痛苦易感的人群，因此最能体察并呈现人性深处的欲望。诗歌或多或少都带有诗人主体性的痕迹，不论类别地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诗人表达的需要和释放的冲动。《诗歌诊疗：袖珍的诗歌药箱》的作者罗伯特•黑文•肖夫勒也谈到诗歌的自疗特征，认为那些真正能起到疗效的诗，其实在作者构思酝酿之时就已经开始它的“诊疗事业”了，它的第一个诊疗对象就是那位诗人。肖夫勒还谈到诗歌治疗的适用性问题。他为他的诗疗“药方”开具了“说明书”，提醒读者同样的诗对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作用，应该慎重应用。诗歌影响心灵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化合反应，不仅涉及诗的主题、风格、精神面貌和感染强度，也关系到读者的感受能力、文化程度、生活经历、心理境况等等。诗“药”也一样有它的药理和毒理，需要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否则就会产生跟预期相反的结果，不论阅读还是创作。当代美国“自白派”诗人的创作实践就是一个极端的例证：四位以诗歌对抗精神疾病的代表诗人中有三位都通过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不能确定创作跟自杀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他们的事件足以提醒我们其中的风险。如今诗歌疗法已经受到各国文学研究者、心理医生和文化学者的关注。在碎片化、快节奏、亚健康的当下社会，对于诗歌与健康的关系的新发现和深入研究，不仅是拯救人类精神危机的重要途径，也对“文学无用论”和“文学终结论”作出了有力的回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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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金梅 单位：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