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角度下的文学翻译质量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文学翻译质量的文章常见诸报端，如北大教授把孟子译成“门修斯”、清华译者将翻成“常凯申”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如，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得火热，唯独优秀文学翻译奖尴尬空缺，《北京青年报》不得不用“呈现颓势”评价当时的文学翻译状况。若干现象叠加在一起，一些媒体和读者便得出了悲观的结论：文学翻译质量每况愈下，译者水平一代不如一代。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一、文学翻译水平下滑的“非质量”原因

中肯地说，文学翻译质量尽管有待改进的空间的确很大，但若综合考量，并没有证据表明当前文学翻译水平有显著下滑的态势。给媒体和读者造成负面印象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质量”和“非质量”两类，“非质量”的原因表现如下。

1．文学译作数量大幅上升近年来文学翻译作品数量大幅上升，当今读者接触到的新译作数量和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概念。众所周知，引进版文学类图书一直都是图书消费市场上的活跃因子，2013年我国共引进图书近858万册，光文学艺术类就占了1/5以上。总量增加后，接触到劣质译作的概率也随之增加。逮住一批不尽如人意的例子，就殃及更多其实还可以的文本，有片面夸大之嫌。把关注焦点投射在劣质译作绝对数量之上的纵向比较，本身就不太合理，更何况这样的比较还时常夹杂另一问题：拿新作品的新译本和经过历史沉淀、再版修订多次的经典译本做比较，是否有失公允？

2．读者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普及之后，读者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外国文学爱好中不乏外语好手，因此，译作被纠错的概率直线上升——豆瓣上甚至活跃着一批专门“找茬”的民间翻译高手。当然，互联网也在其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今天发现的错误，明天就传遍大街小巷。有人说翻译是“徒劳的工作”，因为不管审核多少遍，修改多少回，总有讹误或欠缺，只是从前不易被发现，或者发现后也不具备大规模传播的渠道，而如今随着互联网的火速扩散，难逃读者的火眼金睛。不过，这对出版社而言倒不尽是坏事。完整的出版链条上有作者、译者、出版社、发行渠道、读者等几个核心环节，而出版质量的把关长期以来都过于仰仗上游的力量——作者和译者的职业道德操守、出版社的社会责任感、上级机关的质检抽查；而读者处于半缺位状态，抒发不同意见的方式至多就是拒绝购买。图书出版市场化运作后，读者的位置一下子拔高了，反馈的手段既迅速又直接。译者和出版社不再是高高在上、传道授业的角色，而必须经常与读者交流切磋，接受或反驳他们的批评和质疑。

3．读者需求明显变化与读者水平提高所对应的是，读者的需求已不同于以往。换作西洋文学刚传入中国的年代，读者甚至能接受不谙外文的林纾用“听留学生口述后改编改写”的方式进行翻译。这种对文化引进曾起到惊人推动作用的翻译方式放在今天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读者认可的——他们不能接受译者对原作的删节、篡改或二度创作，也不再满足于听一个自圆其说的好故事。几十年前倘若将aspoorasachurchmouse直译为“穷得像教堂的老鼠”而不是“一贫如洗”，肯定有人指责“翻译腔浓”“不接地气”“不考虑目标语国家的语言文化习惯”。而现在谁都不感违和了，因为语言和文化都在接纳新的血液，变得愈发宽容和活跃。翻译的归化、异化之争想必不会有定论，但译者功力的强弱时常体现在如何兼顾这南北两极：如果说以前的读者更需要译者以接地气的方式理顺故事、传达思想，那么现在的读者更倾向于译文不要丢失原语的文化意象。昨天还被骂为“不伦不类”，遭到质量投诉的译法，今天就已被普遍接受，没准不远的将来，谁都知道“下猫下狗”就是“瓢泼大雨”在英文中的表达，谁都适应带着些微翻译腔的英文长句而不需要译者切割成更符合国人口味的短句。从这个角度而言，译者翻译一本书如果什么文化意象也没有传递，什么佶屈聱牙、拗口艰涩的词汇都没有，每个可能造成理解障碍的地方都“本土化”处理，每个句子都停留在当下读者的“舒适辖域”内，反倒没有多大的意思了。当然把握火候是技术活，料下得过猛必然导致可读性下降。

4．个体阅读习惯差异大好与不好的判断难免有主观的成分在内。举个简单的例子，有读者抱怨三个字就能说清楚的“环颈雉”不该拖沓地译成“颈部有色环的雉鸡”。但其实原文采用的就是描述性的语言，而非物种学名，所以译文保留了表述上的特点，说来并不算讹误，但读者认为这属于表达不当。有些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作品故意避开或破坏传统的叙事模式，你越习惯什么，它就越不给你看什么，读者适应起来尚需时日，否则就很容易将语言颠三倒四和情节前后不搭全都怪罪到译者头上。意识流部分几页连成一片没有标点，引文和对话完全不用引号隔开造成费解……哪怕是这些最小的“逆大众传统阅读体验而行”的实验做法都有可能遭吐槽、被投诉。此外，文学翻译中常有译注，但有的读者坚持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阅读的连贯性，是译者“无中生有”。以上这些都属于比较极端的案例，无非是想说明：什么样的译文才算好？很多时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常常会受到个人好恶、个体阅读习惯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来网络上流行将外文的大白话译成文采斐然的古汉语，常博得叫好声一片——为数不少的读者把最唯美的语言界定为最优秀的翻译，认准了“雅”才是译者实力的体现，却不知道或不介意译者在追求“雅”的同时悄悄牺牲一部分的“信”和“达”。这并非一个好的趋势，如果把翻译行为比作射击，所谓的“胜过原文”“比原文更有文采”“译出了原文未有的意境”其实就是译过头，和译不到位一样，都应判作脱靶。造成翻译出版物“质量下滑”印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无法找到理由开脱的质量硬伤，而这些硬伤往往是翻译态度所致，甚至还没到谈论翻译水平的地步。比如懒得考据、望文生义，将Guatemala（危地马拉）译成“关特玛拉”，将巴黎塞纳河畔的watersprays（供游人消暑的喷水龙头）译成“浪花”，将ineconomicterms（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译为“按经济来衡量”；而将mayparadoxicallyprolongthelifeofsomebynarrowcastinginminoritytongues（某些小语种也可能得益于小范围定制播放服务而延长了寿命）译成“也会似是而非地以少数人的口口相传延长寿命”，基本可以判定译者自己既没看懂也没查证就下笔交差了。劣中之劣当属打着“编译”“译述”“节译”的幌子肆意篡改原文，或是用“中译中”的手段抄袭剽窃。责任编辑很难察觉后者，因为文章已经改头换面，唯独被侵权者才会发现斟酌许久、只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甚至是误译）竟会数度遭人撞车——2014年豆瓣上吵得沸沸扬扬的“庞某抄袭案”就是靠被侵权者自己发现的。举证难、判定难、惩罚难，让此类行为屡禁不止。回头看当年烜赫一时的“卡内基/卡耐基成功学”书籍，闹哄哄数百品种，多数都是利益驱动下靠“中译中”手法易容后的产物。

二、文学翻译出版现状和问题

从出版角度谈文学翻译质量，首先，绕不开的坎儿就是优秀翻译人才的匮乏。资深编辑、翻译家苏福忠曾一语道破：“如今，几乎没有人能以翻译文学作品为生。人们翻译这类作品只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而且基本上都是在业余时间从事翻译工作。”在有些国家，译文的稿酬甚至高于写作，因为写作可以自由发挥，翻译却是“戴着脚镣舞蹈”。中国大陆出版社文学翻译的普遍稿酬是50元—80元/千字，一本20万字左右的图书，翻译连同数轮修改润色往往要耗去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税后收入却难达万元。尽管低收入绝不该和低质量画等号，但不可否认的是，出版界目前的翻译稿酬养不起专业人才，请不动一流的译者。文学翻译成了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占用时间长，报酬低微，也不算作科研成果。外语功底扎实、出版经验丰富的高手有许多条比当“译书匠”更具性价比的出路，不愿在文学翻译上投入精力。

其次，较之译作的质量，译作结构失衡的问题或许更应该引起重视。引进书中，文学类图书占据绝对优势，工业技术和前沿学科资源的引进则相对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引进数量有限，质量诟病更多。编辑在物色高端科技著作的译者时常遇到这样的尴尬：不少人语言过关却不具备专业知识，不少人具备专业背景却缺乏语言功底，为数不多的复合型人才根本不屑于从事翻译工作。当然，出版社不太愿提及的是其自身也缺乏相应的审校力量，有些单位借口文责自负，索性放弃了对译文质量的审核与把关，催生了一批劣质译作；其余一些继续打“安全牌”，出版专业要求低一些、受众面广一些的文学类译作。此外，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略社会效益和出版责任也是劣质译作的助推力。傅雷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用了5年时间，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莫言的《生死疲劳》用了6年时间，萧乾和夫人文洁若合译《尤利西斯》尚且用了4年时间。这些例子略显极端，翻译时间长的很大原因是原作难度较高，但好的译文势必需要充足的时间字斟句酌，就算是一般难度的文学图书，再快也需要半年的翻译和出版时间。可有些出版社为了迅速占领市场，甚至能在某些名人去世后一两周内就推出其传记的译本。劣质译作不少出自缺乏翻译出版资质的单位，其中也包括一部分与民营公司或独立工作室“协作策划”“协作出版”的：有的为了抢占先机，多人分译却不统稿，一个专有名词多个译法，读者看了云里雾里，甚至无法将前后的人物关联起来；有的根本没有外语编辑，索性放水；有的将稿件外包给特约编辑后不再把关；有的直接采用港台未经校订的译本，甚至将他人的译本改头换面就重新出版。上述现象究其根源，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错位，而这些领域法规的缺失以及监管不到位，也是造成文学翻译质量问题老生常谈却无明显改观的一个因素。

无论是提高译者待遇、积累优秀译者资源，还是调整引进书的结构，或是实行专家呼吁已久的翻译质量问责制度，如果没有政策的扶持和法规的监管，一味依赖宣传和倡导提高译者职业道德和出版职业道德、依赖市场自身的调节，那么恐怕短期内很难突破现状。

作者：赵舒静 单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