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中父亲角色不在场现象的考察范文

摘要：本文以1991年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萧红全集》中的小说卷为文本资料，通过作品研读，对萧红小说中的父亲不在场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萧红小说中涉及家庭的有不少，形成了萧红小说中独特的“残缺的家庭模式”；通过分析萧红小说中的家庭模式，发现父亲这一形象在萧红的小说中是处于缺失地位的，他在文本中退居成为一个虚化的符号；最后，在这种缺失的背后是作者复杂情感的投射，在经历生活残酷后仍对世界保持温情。

关键词：萧红小说；父亲角色；家庭模式；在场缺失

萧红充满苦难的一生极其短暂，但她的作品却永远在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一角，在后世大放异彩，这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她独特的童年记忆和人生经历，使得研究者趋之若鹜。萧红是一位天才情感型的作家，研究她的作品很难不和她的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发生联系，但立足于文本，发现萧红作品的独特价值，是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身份的定位更是我们对于作为一位著名作家的萧红的认可和尊重，这是我们应该要自觉认识到的方向，在这方面，我们仍有很多的功夫可做。

一、萧红小说中的家庭模式

除去萧红根据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写的带有明显自传性质的小说，例如《呼兰河传》《后花园》等几篇小说，余下的基于生活加以提炼虚构的小说中，虽然萧红几乎没有正面写及以家庭为题材的小说，但是其中占半数以上涉及到家庭，如《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哑老人》等等，小说虽不以家庭为主题，但是通过仔细阅读这些小说底本，我们可以从各种细枝末节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家庭基本情况，经过梳理，发现作为小说人物背景之一的家庭情况在萧红的这些小说中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这一模式总结起来就是：残缺的家庭。《王阿嫂的死》是萧红早期的一片文章，王阿嫂的丈夫王大哥因为丧失了利用价值被地主张老爷子给烧死了的。不仅是王阿嫂的丈夫，文中还写道：“每个看热闹太婆想着自己男人被车轧死的事，年轻的妇人想着自己的男人吐血而死的事。”[1]8“残缺的家庭”是在受地主压迫中的底层人民中普遍存在的。地主对穷人的压迫就这样一代代延续着，但是人们却千百年来都没有醒悟，“妇人们的集团”在低语：“总是张老爷子，有多么慈心；什么事情，张老爷子都是帮忙的。”[1]6这实在是一个深深的无奈和讽刺。萧红后期在表现地主阶级的压迫的同时将侧重点转向了农民阶级的觉醒过程。《夜风》中李婆子的丈夫是三年前死了的，她和儿子长青相依为命。当“敌人”要来攻打张地主家时，地主给每个雇农发了一支枪保卫地主的家，雇农们于是就欢喜了，“地主多么好啊！张二叔叔多么仁慈啊！老早就把我们当做家人看待的，现在我们共同御敌吧！”[1]43可是当长青为了表现自己对地主的“衷心”而彻夜蹲守却被辞退后，当长青的母亲李婆子因为生病不能洗衣却连工钱和一颗药也得不到，这一小部分人终于开始觉醒了，终于，她们和军队一起打地主了。《红玻璃的故事》中的母亲和女儿的丈夫都去淘金谋生去了，两个女人独自操持着各自的家庭，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底层人民觉醒的转变在艺术上则较之前更为成熟和含蓄。以上三篇文章里的家庭无一不因为残酷的阶级压迫而支离破碎。萧红是带着自己自觉的写作热情进行艺术创作的，最早的一部萧红的小说选《跋涉》中收录的一篇文章：《看风筝》，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初次表现了萧红对于战争导致的家庭破碎的控诉：“他父亲充了血的心给他摔碎了！他是一个野兽，是一条狼，一条没有心肠的狼。”[1]26当人们还未觉醒时受到地主的压迫，但当人们觉醒后自觉地为着自己的阶级的胜利却也不得不离开温馨的家庭。萧红的《弃儿》是一篇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芹在迫于生活的磨难下将刚出生的孩子丢弃了，但是却怀着一种为大家而舍小家的悲壮感走向她的新生活。《北中国》《清晨的马路上》《离去》等表现了当时的青年人走向部队抗敌的豪迈背后造成的家庭的悲哀。与此相似的萧红的小说还有：《汾河的圆月》《旷野的呼唤》等。以上的这些小说中，地主阶级的压迫和战争的影响是小说里面设立的明显的背景，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和作者选择主题所需，还可以说是不自觉的，如果将这些时代背景淡化过后，我们可以再来看看萧红其他小说中所描写的家庭。萧红作品中的独特的家庭模式在《桥》这篇小说中获得了自觉的印证。黄良子是给主人家的孩子当奶娘，门前的断桥阻断了一对母子相连的心，可是黄良子的丈夫去哪了呢？文章开始的时候为了介绍黄良子的名字，说：“黄良子是她男人的名字，从她做了乳娘那天起，不知是谁把‘黄良’的末尾加上个‘子’字，就算她的名字。”[1]192黄良始终都没有正式出场过，在情节需要的时候只一笔带过，这样的情况在另一篇小说《叶子》中也存在。这里面很有女性主义的味道，对此笔者不在这里展开讨论。综上所述可见，萧红小说中只有母亲和孩子却缺失父亲的这样的残缺的家庭模式就成为一种自觉的建构。

二、父亲角色的缺失及符号化

萧红小说中的家庭模式至少是出自作者潜意识中的自觉建构，而这种家庭模式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萧红小说中的父系在场的缺失造成的。萧红的《离去》这一篇文章或许是限于篇幅，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小说人物黎文的父亲的信息，在其他小说中，父亲这一角色要么死去要么离去。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丈夫在文章开始前就已经死了；《夜风》中的长青五年前就死了父亲，也是在文本开始前就死了，关于他的信息只用“李婆子五年前死了丈夫”这半句给一笔带过；《莲花池》中小豆的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去世了。其他还有《汾河的圆月》《哑老人》中的父亲这一角色或因为各种原因或直接没有提及原因都在文本故事开始前死去了。而《红玻璃的故事》和《山下》中的父亲是迫于生计而离去了。除了以上这些小说中的父亲角色的不在场的方式，还有一些小说中的父亲角色是在故事现场的，但是这种对其“存在”的刻意忽视则更加揭示了其不在场的地位。《清晨的马路上》中父亲终于难得一见地说了一句话：“小林，下午你要休息，怕是嗓子太哑了，爸爸来替你。”[1]165从《桥》这篇文章当中我们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对父亲角色明明存在却始终忽视的那种刻意感，似乎除有必要的情况下才稍加提及外否则父亲这一角色是可有可无的。萧红在她的小说中创造了一个由没有父亲的家庭组成的世界，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并没有试图要建立起一种不需要男性家长的新型家庭模式，在这个世界里，父亲角色是存在的，只不过他远在文本之外，于是，父亲这一个具体的人物就只成为一个身份象征的名称，成为一个虚化的符号而已，所以我们才说萧红的小说世界构建的家庭模式是残缺的。在这个父亲在场缺失的世界里，母亲独自支撑着整片天空，因此母亲这一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双性同体的个性特征。也有研究者以《看风筝》、《旷野的呼唤》和《北中国》三篇文章为例说明萧红在小说中塑造了生动感人的父亲形象，并得出结论：萧红小说中绝大多数的父亲形象是温和而富有人情味的，这就与萧红自己的散文及大多数萧红传记中的父亲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萧红的内心深处,父亲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冷酷无情，一个爱子心切。[2]4暂且不说萧红的小说中仅只这几篇有父亲形象，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这几篇小说中，一个温和有爱的父亲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小说的主要目的所在，小说意在反映社会现状和战争的残酷；而且，以萧红自身的身世经历结合其童稚视角书写的特点来看，《看风筝》中的老人；《旷野的呼唤》里的陈公公；《北中国》里的耿大先生其实更像是祖父形象。结合《汾河的圆月》看，这篇小说里面的小玉所代表的身份和视角正是隐藏在上文《看风筝》等三篇文章中人物关系网络的根据，正如在《哑老人》中，老人和孙女这样的家庭组合关系。由此可见萧红始终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父亲形象，父亲角色在萧红的小说中是处于在场缺失地位的。男性和父亲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不能等同，在萧红的小说中是不缺乏男性角色的，但在萧红建立的小说世界中，父亲角色退出了书写范围，于是，千百年来始终被男性符号化的女性以一个母亲的角色成为书写的主角，而父亲这一大家长形象相反则变成了远在文本世界外的一种符号。但在《桥》这篇小说中有一句话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黄良子’这字眼好像号码一般，只要一触到她，她就紧跟着这字眼去了”，我们再细细探究下去，发现其他小说中也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妇女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有的只是某婆子某大妈的称呼，作者仍然沿用男性文本中将女性符号化的用意，可以说是萧红的女性主义对男权至上的“权威”的一种有力的反击和讽刺，同时也是悲哀的。

三、父亲角色缺失背后的温情

萧红充满苦难又短暂一生成就了她的不凡的文学之路，她在后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奇，我们对她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的波折当做逸闻津津乐道。关于萧红成年后，即被家族开除祖籍后的生活，可以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漂泊岁月寂寞路”[3]171，这应该是大家都一致认可的。但是对萧红的童年生活的考察得出的结论却不尽一致，最初的研究者们，如肖凤、骆宾基、葛浩文等，认为萧红有一个不幸的童年，父亲是专制的，典型的封建大家长形象；母亲冷漠，祖母也丝毫没有慈爱之心，不幸中的万幸是萧红还有一个温和慈祥的祖父，萧红自己说是祖父无私的爱让她“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外，还有温暖和爱”[1]1044，如此，萧红才没有对这个世界完全绝望，依然在这个孤独的世界上努力保持追求爱和幸福的能力，保持着一颗充满人间大爱的责任心，她是在与自己不可选择的命运做抗争，而不去计较最终是否会胜利，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自己生命的价值体现过程。也有一些研究者，如铁峰，在对萧红童年时期居住的地方的人事风貌进行详细的调研考察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萧红的父母和祖母并不是我们通过萧红的作品从而判定的那样的冷漠和无情，而通过阅读萧红的那些自传性质的作品，我们也会发现萧红童年时期是很调皮的，她会把家里攒下的鸡蛋带出去和小伙伴们偷偷地烤了来吃，会爬树，将家里的储物间当做藏宝地来探险，这种种说明萧红小时候也很调皮。以上关于萧红童年到底是幸还是不幸以及萧红亲人的真实面目的两种说法中，目前通常更加认同前一种说法。对萧红童年身世考察的真相的对立性，以及很多研究者通过研究发现的萧红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感情的复杂性，其实正反映出萧红对自己亲人的复杂的感情态度。追求真相的客观性对于我们研究萧红及其作品的确非常重要，以上研究者们的成果丰富了文学史的材料，不能否定其重要性和价值，而在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和研究中，这些历史事实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呢？笔者认为并不是，由于文学作品并不是纪实性的文字，它是极其主观的、曲折和隐晦的，所以还原事实可能对于我们研究萧红的成长经历和心理发展机制有重要作用，但如果用一些所谓的事实再反过头来解读和决定身为一个作家的萧红的作品的价值，笔者认为这样做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可能有本末倒置的危险。从萧红小说中所建立的家庭关系来看，家庭是有女性和儿童组成的，父系是属于缺失地位的，但上文中笔者认为其中有些父亲角色是以一个老人形象出现的，并认为其实这不是父亲形象而更像是以一个孩童的视角将祖父的形象替换成了父亲这一角色。

如果作者在文章当中完全忽略父亲这一角色，我们或许还不会察觉其中蕴含着的复杂的感情因素，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父亲是不可或缺的身份，在不得不需要提及父亲时，作者却是将其抛出文本世界之外，只出现在其他人物的话语中。作者这样做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笔者不是心理学家，但对此原因，也不妨做个简单的猜测。幼时祖父给予的爱，是那么温暖，使她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爱人的人和光明的前途，但幼时在父母和祖母身上所体会到的亲情的冷漠；儿时敏感的心所感知到的阶级之间的压迫，这些都让她那颗热情的心变得理智而冷静，即使很渴望也不请求，即使很感动也不声嘶力竭，即使那个世界和人们给予她的痛多于快乐，但作者并没有丧失爱的能力也没有放弃在这个世界寻找爱的希望，所以萧红的文章有淡淡的伤感却并不局限于个人情感的狭窄天地，背后有她对世界上正在遭受苦难的一切人的深深的同情，对人民和家国命运的忧虑。结语萧红的小说塑造了一个由女性为主、缺乏父亲角色的“残缺的家庭”组成的虚构世界，在这个“残缺的家庭”世界中，男性，主要是父亲角色，被弱化甚至退出文本，成为一个虚化的代号，女性，主要是母亲角色，成为当家做主的大家长，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双性同体的性格特征。男性的这种模糊的剪影式的存在状态，是萧红在其小说世界中的独特创造，简单来说，在萧红的小说中，从故事情节的内容及发展推动、矛盾的冲突对抗等因素上来看，“那个”女人的丈夫到底是怎们回事，是可以完全忽略掉的（虽然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中父亲角色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会发现萧红的小说中如果没有这个角色并不会对其故事的完整性造成损伤。），但作者却总是要“多余”地提醒一下这个人的存在，这就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好像要故意地提醒读者：这里有一个我刻意忽略掉的人物。笔者认为研究者们就这一点背后还可以挖掘出更多的内容来。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2]谢丽娟.父爱的缺失与寻找——透视萧红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及其心理[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4).

[3]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4]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

[5]王仙花.萧红:凝视荒凉[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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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作者：刘吉丹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