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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文化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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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文化含义的嬗变特别是上述后两种意义的形成,所有调和式的研究最终发现后两种定义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否定另一方的正当性。但这些尝试也产生了另一种研究成果———资产阶级的文化社会学。威廉斯认为,资产阶级文化社会学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有一定进步意义,它不仅把文化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研究,还深入到文化生产与习俗机构以及文化生产者与接受者等不同方面的研究上。但其也有明显的局限,即往往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成永恒现象,把本来具有明显阶级倾向的机构与对象当成中立的,因而不能彻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与文化的实质。威廉斯说:“资产阶级文化理论与激进经验主义文化理论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习俗机构具有社会中立性,于是,‘大众’概念代替了特定的阶级结构,并变得中性化;(作为资本主义广告业和资本主义政治中的运作策略的)‘操作’概念也代替了那些控制、选择、收编等过程的复杂交互作用以及那些与现实的社会情势和社会关系相呼应的、不同阶段上的社会意识,并变得中性化。”②在上述有关文化发展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也参与其中,但并未使这一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威廉斯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从对“文明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入手,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存在内在矛盾的社会根源,并试图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去解决这一矛盾。威廉斯认为,虽然这一批判方式比以前激进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批判更有意义,但它却以线性进步观的各种假设为基础,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同时马克思主义把文明发展史归并到物质发展史,并用物质发展史说明文明发展史。威廉斯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类社会发展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可问题在于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过分强调物质对文化的决定功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自身具有的内在结构和独特规律。由此,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就有了两项任务: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二是有力批驳资产阶级文化社会学。就前者而言,文化社会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理论,又要充分揭示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发展规律,在社会发展的总体性中把握文化的性质。威廉斯说:“进行具体研究时往往必须把这种因素或那种因素暂时孤立起来,但文化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却是把列举的或分离的种种因素复合为一。的确,文化社会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对这一复合体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作出分析。这种任务有别于那种只针对习俗机构、构形和传播关系的、已被化约了的社会学;同时作为社会学,它又不同于孤立的形式分析。”③对后者言,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习俗机构、新兴媒介、文化生产者与接受者等放在新型资本主义关系中去分析,并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阶级实质。他指出:“无论从历史的还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关于资本主义出版业、电影业以及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的广播电视业的研究,总是同更为宽泛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新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进而,许多习俗机构也需要放在现实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语境当中加以分析,因为这些习俗机构也同它们密切相关。”①

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问题的研究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文化并非是独立的,它的发展始终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二是文化绝不是由物质简单派生出的从属现象,它有自身独特的结构与发展规律,文化生产也是一种社会的、物质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产是一种不断制造和产出意义的过程(即文化生产是一种表意的实践活动)。要准确把握文化的社会学性质,必须抓住以下环节:

1.构形(formation)。在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满意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以及他的反映论思想。威廉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不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影响,更忽视了文化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文化生产还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生产中去,这种划分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已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时,这种划分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另外,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总是把文化看成是社会物质过程的一种反映,这实际上否定了艺术活动自身的特质。在威廉斯看来,艺术活动的产物———艺术品,既是物质性的,又是想象性的。当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论成果充实这一理论。在他看来,要准确说明文化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性质,在文化理论中引入“构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构形事实上就是文化的一种能动创造,这种创造不仅表现在文化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形式上。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来,“典型”具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形象象征”或“符号象征”,二是作为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类别的表征性的实例。第二种方式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经常被应用的,但第一种方式却鲜有提及,它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并加以发展的。威廉斯认为,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十分重要,它对理解文化特别是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起着关键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组织结构或塑造形式的过程,即“构形”。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以威廉斯对语言问题的分析作参照(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的分析,只有准确理解了语言的实质,才能准确理解文化的实质与发展。因为,文化总是要借语言的形式存在与发展。换一个角度看,文化也是众多符号之一,文化发展规律自然也要符合符号共性规律)。威廉斯认为,正是沃洛希诺夫的语言理论使语言问题的研究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沃洛希诺夫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关,又跟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形式有关;但是符号既不等同于客观对象及其所指示或表达的事物,又不完全取决于结构形式,而是结构形式与外部关系约定俗成的结果,是一种“接合表述”(articula-tion)。这种约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个人言语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威廉斯认为沃洛希诺夫语言理论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是把整个语言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那种总体的理论格局当中加以重新考虑的。这使他能够把‘活动’(洪堡之后的那种唯心主义强调之所长)看做是社会活动;又把‘系统’(新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之所长)看做是与这种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们袭用的观念那样,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离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这些不同的传统之所长;另一方面,他又逐个使它们显露出相关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来,“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要发现文化是如何在不断构成结构或模型中发展的。不过,对待这种文化构形,必须像沃洛希诺夫对待语言符号那样,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总体理论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这种文化构形对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影响,更要看到个人活动与社关系的变化对这种文化构形发展的影响。

2.霸权(hegemony)。只了解文化的构形方法,对文化社会学研究来说显然还不够,必须进一步了解文化存在的样态。对此,威廉斯采取了与一般把文化纳入意识形态研究不同的思路与方法。在他那里,文化研究是不包括意识形态问题的,甚至文化处于意识形态之外;意识形态是指相对正规的、被清晰表达出来的关于意义、价值与信仰的体系,而文化则相对而言是指不那么正规的、不完整的关于意义、价值等的思想意识;意识形态影响的范围比较狭窄,而文化影响的范围则相对广泛,它几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他认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财产、能力、地位的不平等,由此导致文化的差异与权力关系。对这种差异与权力关系最好的解释方式就是“霸权”。由于统治阶级掌握着社会财富,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因而他们的文化必然在社会中处于霸权地位。不过,霸权不等于强权。他说:“葛兰西对‘统治’(主导)和‘霸权’作出了某种区分。‘统治’体现为直接的政治方式,体现为紧急时期采用的直接或有效的高压强制手段。而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它却是一种由许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组成的复杂关联体。至于‘霸权’(根据不同的解释),则或是指这种关联体,或是指作为这种关联体必要成分的那些能动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①由于文化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全过程,并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想用一种精神力量统摄所有领域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威廉斯看来,霸权的影响力不完全在于强制人们接受,更在于通过自我确证让人们自觉接受,并以此付诸行动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过程。因此,霸权不是一种统一的总体力量,不是一种系统或结构,而是一种由种种彼此分离甚至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实践适当组合而构成的复合体。依赖这些从根本上体现特定经济现实活生生意志(从广义上讲,即政治意志)的意义、价值与实践,霸权就完成了组构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功能。由于现实生活是发展的,总会出现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因素,因而霸权也呈现为一种流动的过程。它随着新领域与新因素的出现不断发展自身,并在与对抗因素斗争中修正自身。所以,威廉斯感叹地说:“在复杂的社会中,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难的部分是试图在霸权的那种能动的、构成性的但也是发生着变化的过程中把握霸权本身。”②3.主导文化、残余文化与新兴文化。有霸权自然就有对抗与斗争。为了更好地说明霸权与对抗的关系,威廉斯提出主导、残余与新兴三个概念。威廉斯认为,在对文化霸权与对抗的关系分析中,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时代”概念,这个“时代”可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等来表征,与此相对应的分别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时代文化是对不同时代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整体的反映,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可以从总体上影响相应时代的文化特征。但由于时代文化过于抽象,若仅仅停留于此,就会失去对不同时代具体阶段文化特征特别是对文化发展具体过程的把握。要想具体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认真分析不同时期文化主导与残余、新兴的关系。所谓残余,就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却一直活跃在当前文化过程中的事物;它既是过去的某种因素,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残余在社会中存在,不仅因为它是作为传统的组成部分对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威廉斯认为文化发展是离不开传统的),更因为任何社会中总会存在一些用主导文化术语无法表达或确认的经验、意义和价值,它们往往会保留残余文化及相应术语。这就决定了残余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由于残余文化涉及的都是主导文化无法涉猎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取代了主导文化(至少在残余文化涉及的领域是如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主导文化存在对立关系。但主导文化对残余文化这一特点十分清楚,它总会设法渗透或收编残余文化。威廉斯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特别是当主导文化在某一特定时期存在明显缺陷时,残余文化的作用就会凸显。人们会因为主导文化没有很好解决,而残余文化却可以解释某种现象,进而对主导文化产生质疑,并由此对残余文化产生一定认同。尽管如此,威廉斯仍认为真正代表文化发展方向并对主导文化产生重大威胁的不可能是残余文化,而是新兴文化。威廉斯指出:“在任何一种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尤其是在这种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总是存在着某种适应于文化过程中那些要取代主导的或与主导对立的因素的社会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论述中,有对于这种基础中的一类所作的精彩的阐发:某一新兴阶级形成了,新阶级的意识觉醒了,并且就在这种形成和觉醒中,(通过现实的过程)新的文化构形因素(常常以不平衡的方式)兴起了。由此可见,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这种兴起在文化过程中显得格外突出。”①不过,在威廉斯看来,仅看到新兴文化的阶级基础还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新兴文化可能产生的社会领域。跟残余文化类似,新兴文化首先产生的领域往往是那些主导文化没有涉猎或无法确认的领域。在威廉斯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经验领域,越是渗透力强的主导文化,问题会越多,暴露的矛盾会越尖锐。这样反而刺激了新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当然,新兴文化的发展之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最终会发展壮大并代替主导文化,成为未来社会的新主导文化。威廉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同其他时代一样)里,新兴文化实践的客观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它同客观存在着的能动的残余文化实践一道,构成了未来的主导文化必要的复杂因素。”②

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他把文化活动当成一种表意的实践活动。这一点可以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总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尽管文化也有超前性,但它始终离不开社会整体的发展。把文化当成一种表意实践活动可以更好地从微观视角探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其次,他把文化看成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威廉斯一直反对用范畴化的方法研究文化,他认为范畴是抽象化与稳定性的东西,一旦用它们去研究文化就有可能使鲜活的文化僵化,最终使文化发展失去活力。他在论述新兴文化时发明了一个新词———“感觉结构”(structureoffeel-ing)。他说,新兴文化刚刚产生的时候是一种不能用当时范畴框定的经验性的东西,它是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或是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但随着感觉结构的出现,它会慢慢被体系化或形式化。而此时新的感觉结构又会慢慢形成。再次,他把文化既看成精神性的东西与知识的总汇,又当成生活方式,并力图从整体的视野对它们加以综合研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化的意义、存在发展方式,特别是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是十分有益的。不过,威廉斯文化社会学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以及反映论思想未能作全面把握。这些思想的确有导致机械化、庸俗化的危险,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文化等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过,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大、地位重要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是上层建筑,它归根到底仍然要受到生产方式的决定。其实这一点威廉斯自己也承认,只不过他未能对此作全面的思考。也许这与威廉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有关,他对意识形态概念三种指涉的说明中明显有把意识形态当成虚假意识的倾向。正因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虚假性东西,所以他不好把文化问题的研究与它联系起来,更不愿意把它与新兴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其实,当威廉斯在批评西方知识社会学家把文化抛弃在知识之外的错误时,他也犯了另一个错误———把知识抛弃在文化之外。虽然文化不完全等同于知识,文化还有意义成分,但无论哪种文化都必须承担知识的功能。比较而言,社会科学承担的知识功能更大更强一些,人文艺术承担的价值功能更大一些,但它们其实都是知识与价值的统一。文学和艺术都是在用典型化等方式反映世界。也许正是因为未能处理好文化的知识功能与价值功能的关系,威廉斯实际上未能解决上面提到的西方文化发展中关于精神过程与生活方式两种文化定义的矛盾困境。在《文化与社会》中,他还试图用“共同体”概念去解决这一矛盾关系③,而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他干脆对未来社会文化形式只字不提。其实,不从文化的知识功能入手,就不可能准确揭示生产方式、社会发展与未来文化形式的关系。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者:杨生平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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