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播的兴盛与嬗变范文

《文艺研究杂志》2015年第七期

广播是民国时期新兴的媒体形态。自1923年广播电台引入中国以来，广播事业迅速崛起，成为与传统报刊并驾齐驱的大众传播媒介，而娱乐也成为早期播音的重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营电台的迅猛发展，娱乐节目更成为风靡各大电台的主力节目形态。相较传统的演艺形态，播音娱乐节目在演出形式、观赏模式上都有显著差异。民国播音娱乐节目的发达意味着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与娱乐取向的出现。作为民国时期新兴的大众传播方式，广播的崛起及其所营造的大众狂欢究竟对传统娱乐行业造成了何种影响？播音娱乐又如何面对全新的社会浪潮？呈现出何种差异？对于上述问题，学界探讨明显不足。本文试图以广播对传统演艺形态的影响为例，探讨具体社会处境中媒介传播方式变更与相关行业变革间的内在关系。本文不准备对现代演艺形态的变迁作各行业内的具体考察，而只是希望从“传播模式”的角度，探讨传播方式的变革与近代演艺形态转型间的关联。另需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仅是对民国时期广播所引发的演艺形态嬗变的有限观察，只是呈现出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并不认为传播方式的变革对现代演艺形态的命运有决定性的作用。

一、现代娱乐播音的盛行

娱乐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娱乐形式经历了自我娱乐、人际娱乐、群体娱乐到大众娱乐的过程，也反映出人性总体上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到精神属性的拓展。民国广播电台的兴起与发展，为娱乐迈出传统娱乐形态、走向大众娱乐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平台。自广播播音伊始，娱乐就与广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娱乐节目也成为近代广播播音的重要内容。1923年1月，外商奥邦本所设广播电台仍在试验阶段时，音乐歌唱即是电台试播的主要节目。据《申报》报道，该台1月27日的试播节目为“八时大陆报今日之新闻、八点一刻本埠著名滑稽家海乃（Mr.MarkHanna）君布其特别之歌调、八点半为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之奏乐声、八点四十五分美国大学俱乐部之四人合奏声、九时为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中之喝采声”①。除报告《大陆报》的新闻外，该台所播几乎全是娱乐性的节目。作为民国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具有传播快、影响大、受众广等特点，娱乐播音作为新的娱乐形态受到市民的热烈追捧，收音机也成为民国家庭娱乐“流行”与“时髦”的象征性符号。娱乐播音的流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娱乐节目成为各电台播音最重要的节目类型。其二，收听娱乐播音成为市民较普遍的娱乐方式。只要对民国时期各广播电台的节目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公营电台还是私营电台，娱乐节目都是其最普遍、最不可或缺的节目类型。娱乐节目的泛滥甚至给人一种错觉，离开了娱乐节目，电台便不成其为电台。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的崛起与近代商业的繁荣，民营商业电台迅速兴起，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娱乐播音呈现出一派喧嚣。热衷广播事业的俞子夷曾对1934年4月5日上海28家广播电台播送的节目做过统计，惊讶地发现：“拿28家平均起来，非娱乐的（节目），每家平均不过1.3档罢了。娱乐的每家平均有7.75档。每日每家平均播送七八时的娱乐，娱乐的机会真多。”②俞子夷所说的“一档”约指三刻或一小时。如此看来，这些电台非娱乐类的节目，每天平均播出不到一个半小时，而娱乐类的节目则多达七、八个小时。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即便是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娱乐播音在其节目中也占据了很大比重。该台1934年9月24日至30日间的播音节目统计显示，节目类型主要有音乐、新闻、演讲、常识及其他几类，其中音乐类节目比重最高，占39.3%③。专以“灌输主义”为宗旨的中央广播电台，娱乐播音盛行如斯，其他商业电台娱乐播音之盛当不难想见。可见，娱乐节目的流行乃是民国广播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④。一般来说，播音节目的设置总是受到市场需求、听众审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节目的流行往往起因于社会极为旺盛的消费需求。伴随着收音设备在市民阶层中的逐步普及，在20世纪30年代，收听娱乐播音已成为市民热衷的娱乐方式。广播电台设置之初，因收音机价格不菲，家用收音机多是社会上层的“奢侈品”。然而，随着民国广播及收音装置的迅速普及，播音娱乐也日益大众化，不再只是社会精英和有产阶级独享的“奢侈生活”。署名“金全”的作者谈道：现代各种娱乐机关已化为有闲阶级的独占物，无线电是民众化的娱乐机关，可使全国民众，人人得在晚餐后团聚，欣赏第一流音乐家演奏，农村渔舍寂寞之人，或年老残疾颓废之身，均可收听，身心得为之舒适。⑤金全所论虽不无理想化的色彩，其时广播也并非人人皆可收听，但广播播音使得信息流通的时空范围有效扩大、收听人数与日俱增却是不争的事实。鲁迅在《知了世界》中就曾生动描述无线电的盛景：天热的时候，各家都把门窗大开，装着无线电收音器的人家，“便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然而，因为全是“咿咿唉唉，唱呀唱呀”的娱乐节目，没完没了，以至让人生厌“，耳根没有一刻清静”⑥。上海弄堂的这一幕并不鲜见，另一作者也有类似的观察：“一共全弄堂没有十家人家，天电竹杆却竖了十几根，大的六灯七灯也有，小的矿石收音机也有。一到晚上，耳朵内无论在东西各面总觉得丁冬的有弦子声。”⑦弄堂里“电杆林立”，收音机不时“与众同乐”，甚至到“没完没了”的状态，都反映出娱乐播音已经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新的娱乐方式：市民娱乐形态的转换

娱乐播音的流行一方面表明社会有着旺盛的娱乐需求，另一方面也指示了都市娱乐中新的娱乐形式与消费取向。虽然，广播播音的视听效果和现场感尚无法与亲临剧院相比，但广播娱乐节目的丰富性、便利性以及低成本却令传统娱乐消费望之莫及。昆曲票友吴淞亚得知申报馆有昆曲广播后，辗转购得一部收音机，收听节目后，按捺不住激动之情撰文写道：“使吾国最优美之音，假能媒之力传至数百英里之外，不劳舟车劳顿，友朋绍介而克亲罄，欬如在一室之内者。申报馆之功为不朽矣。”⑧吴淞亚的笔下已然将广播娱乐的优势展现无遗。娱乐播音能“传至数百英里之外”，听众再也不必“舟车劳顿”亲临现场，却又能获得“如在一室”的真切感受。娱乐播音提供了一种跨越时空的互动，显然也重构了市民娱乐中公、私空间的界限。因为广播节目的优势明显，以致很多收音机的拥有者往往不愿再大费周章地去拥挤的公共场所观赏传统娱乐表演。收音机犹如一个奇妙、充满魔幻色彩的“匣子”，将滑稽、歌唱、戏曲、相声、弹词、苏滩等各种娱乐节目汇集在一起。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市民只要旋开按钮，静候在家中便可以在舒适、惬意的状态下听到字正腔圆的表演。“告别剧场”看似是不经意的选择，却意味着传统消费空间的转移与新的消费空间的生成，娱乐的公、私空间界限被重新改写。在新的消费空间中“，家”所独具的温馨舒适为娱乐休闲提供了最佳场所。“家”中的休闲不但省却了奔波劳累之苦，也更容易达到彻底的放松，进而获得内心的愉悦与满足。民国时期的一位听众，就以悠然的笔调描绘了他在家中收听娱乐节目的惬意心态：优美之音乐，每于不知不觉之中，能陶怡性情，一曲甫终，胸襟□□，故每当晚饭之后，华灯初上之际，集家人于一室，徐开话匣，则南腔北调，欧歌古乐，惟吾所欲。一日劳碌至是尽释，其快乐为何如哉。且话片之中，除音乐与戏剧外，尚有演说、国语，及英文等均足为敎育之助，自修之需也。是以娱乐之中，除电影外，当推话匣为第一矣。⑨不难想见，“华灯初上”时，全家人齐聚一室收听广播的其乐融融，娱乐节目不仅让人“劳碌尽释”，全家欢聚更是充满温情。这种感觉之难忘，体验之深刻，以至有听众将播音娱乐视为围炉团坐时“无上之娱乐品”⑩。民国市民家庭中收音机往往都被摆放在显赫的位置，其他空间和娱乐活动都围绕着它组织起来，由此亦可见娱乐播音在家庭空间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娱乐播音不仅引发娱乐空间的重新分配，一定程度上也重新编排了市民的生活时间。一位初次接触无线电收音的听众如是说：我拿了几样小东西便连上了，竟然能听到美丽而悦耳的歌曲！我是被它迷住了，真也不想把听筒从耳上拿下来。可是一等到那讨厌的吃饭钟响了，我才不得已的把听筒放下，对着那矿石收音机呆呆的看了一下，走回家去，但我的耳膜，似乎还跟着那可爱的音乐共鸣呢！与这位无线电迷类似的痴醉者为数不少，电影女星陈玉梅购买收音机后，“大部分的时间，伴着收音机生活”，而另一位明星叶秋心“在家里用膳时，必定也要开收音机，否则就饭难下口”。这些娱乐节目的忠实听众，对收音节目的酷爱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娱乐播音也几乎改写了他们的生活作息，决定了他们组织日常活动的时间流程。娱乐播音的影响显然并不只局限于这些有收音机购买能力的市民，娱乐播音面向大众的特点也不失机会地为那些无力购买收音机的劳工大众制造出更多的娱乐机会。例如民国的商家就时常开着广播，以新鲜玩意儿吸引听众、招徕生意。一位“濂裔”的作者观察说：“无线电本为高尚娱乐品，沪上自开洛公司放送无线电后，装者颇多。一般商店乃利用此无线电之传递音乐，有即用之以作广告者。如大马路之某商号，大新街之某电料店等均将此无线电放音机装在门首。盖机中有时忽放音乐，有时忽唱戏曲，有时忽报市情。无日不吸引多数人之驻足而听，此亦善于利用广告者。”这些商家的精明之举自然吸引到不少的听众，在上海便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在稍为热闹的马路，“每一家装有无线电收音机的商店门口，总是围着许多人在那里聆听无线电的播音”。《申报》观察说“：滑稽在播音圈里很有相当魔力，尤其是沿马路的商店，他们最喜欢收听滑稽，同时可以吸引主顾上门。低级社会没有力量购置收音机的，总是成群结队地跑到商店门口去过瘾，这种情形我们在马路上时常可以看到。”商家利用娱乐播音来吸引主顾，不仅将马路转变成了新的娱乐空间，也为一般的民众提供了娱乐的可能。且不管商家是否真的借此谋得利润，一般的劳苦大众倒可能在其中“感受到乐趣，把他们的疲倦和烦恼都能忘去”。显然，娱乐播音为传统“马路娱乐”注入了新的内容，为普通阶层营造了新的娱乐环境，增添了他们的娱乐体验。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公园等公共场所大量装置收音机，以丰富市民生活，增加城市的娱乐氛围。在广州，政府决定在中央公园设置放音台，免费提供给市民收听广播，以致市民纷纷在播音时涌入中央公园。有媒体这样描绘其时的盛况“：等到八点钟，已经没有地方了，来的人还源源不断。”这种因广播而生成的“公共空间”无疑塑造出一种全新的娱乐形态和生活方式。技术的变革总是会引发社会生活的悄然变化。从消费模式上看，传统娱乐形式的消费者需要离开家庭涌向固定的娱乐场所，而娱乐播音的听众则只需要打开收音机，不再与表演者面对面就可以完成消费。消费者从“观众”变成了“听众”，从“现场”转变为“不在场”。无论是居家的家庭娱乐，还是马路、公园等公共空间中的娱乐广播，都在传统的娱乐方式之外开辟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娱乐形态。收听者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中进行收听，事实上都是一种新的生活选择。

三、传播技术的变革与演艺形态的分化

传播技术的变革对近代演艺行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娱乐播音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娱乐业的结构，影响了现代娱乐形态的嬗替。首先，娱乐播音节目的发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民的娱乐方式，娱乐空间的转换也分流了传统演艺界的观众，新的娱乐形式不可避免地对传统娱乐业造成了冲击。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前，传统休闲娱乐行业主要集中在茶馆、戏院等场所，观众则主要以这些地方附近的市民为主。不过，一方面茶馆、戏院人多混杂，部分社会精英不太喜欢前往喧嚣嘈杂的场所娱乐；另一方面在传统男女有别的观念影响下，部分妇女和儿童被排除在外，即使在开放女客之后，很多妇女和儿童也对在公众场合进行娱乐心存顾虑。广播出现之后，娱乐播音提供的“居家娱乐”的休闲方式使得人们不必再涌向人头攒动的公共场所，播音广播使得娱乐更为私密化、自由化。空间感的消逝使得“听戏”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看戏”，信息渠道的变化部分地改变了听众聚合的方式，进而分化了出入戏院、茶馆的人流。一位叫钱云的听众就坦白说“：影戏院加价到了八角半之后，尚未曾踏进过院门，好在家里有一具收音机，就这样坐坐听听，无意间还含着节约，岂不甚好。”钱氏的选择颇具代表性，揭示出在消费成本的顾虑下，不少传统影戏院的潜在观众转而成为娱乐播音的追捧者。

娱乐播音对传统娱乐表演的巨大冲击也可以在娱乐行业的对抗性举措中看出端倪。一些娱乐表演活动为保证演艺“票房”的收入，转而也对娱乐播音加以抵制。1931年上海工部局的一次会议就有委员提出抗议说：“近来所举行之音乐会已见满座，一经播音，结果将使音乐会收入减少，除非所收特准播音之费，足抵音乐会收入之损失。”正因为“播音”的关系，很多观众不再光临音乐会，而改以“广播”收听，这使得音乐会收入损失巨大，最终引发了收取“特准播音费”的提议。暂且不谈广播播音有无自由播音权，是否需要交纳“特准播音费”，这种抗议表明那些家里购置收音机的市民以听广播来代替其他娱乐在当时已成为较普遍的选择，娱乐播音对影、戏院的“生意”构成了直接的影响。在新的传播语境下，依靠固定空间演出的戏院、影院，如果不能提供更深刻的感观体验，显然不足与大众传播的洪流相抗衡，衰落之势几乎不可避免。娱乐播音对“言语”的依赖也使得传统演艺行业内部出现明显的分化。民国时期，广播播音的出现确使不少传统演艺活动都借助无线电赢得了更多的听众与爱好者。类如歌曲、相声、滑稽等娱乐节目多在电台走红，这从其时播音演艺团队的活跃程度上即可见一斑。上海是无线电最为发达的城市，随着娱乐播音的兴起，围绕各电台广泛组织有各式演艺团体（如歌唱团体、滑稽团体、相声团体等等）。在这些社团中，以歌唱团体尤为瞩目。一些专为播音而设的“歌唱社”，如“明月社”、“大同社”、“甜姐儿社”等，与商业电台交相辉映，成为沪上播音界的“新宠”。据统计，1936年到中央广播电台参与播音、制作文艺节目的社团就有几十个之多，如音乐歌唱团体有稚鸣社、怒吼社等25个社团；国乐弹词有律社等5个社团；话剧有海燕话剧社等7个社团。演艺团体的活跃程度犹如晴雨表，直接反映出相关节目类型的景气指数。然而，观察这些借助广播迅速发展的节目，不难发现它们大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偏重于“言语”的表达。娱乐播音的特点主要是依靠“声音”而传播，故而偏重于“言语”的节目自然大放光彩，偏重于空间、舞台、肢体的娱乐节目则多无缘“触电”。

广播播音对“言语”的倚重，甚而在民国时期还催生出新的艺术形态，其中尤以广播剧最具典型。广播电台初设之时，主要是新闻（语言）和音乐（曲艺）类节目为主，随着节目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开拓，出现“广播剧”这种广播业独创的戏剧形态。广播剧对言语的强调非常明显，民国的理论家甚而将广播剧视为“纯粹诉诸听觉的一种戏剧”。广播剧通过营造逼真的声响效果、拟态化的环境，在民国时期获得了极大成功。广播剧对“言语”特点的重视和拓展在第一部广播剧《恐怖的回忆》中就有生动的反映。该剧采用戏剧的形式，分为第一、二两场，不过表现各种声响极为逼真。“第二幕时，枪炮声，轰炸者，人声喧哗，惨呼悲号”。“若去年曾受此痛苦而今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者闻之，则其感触又何如也”。该剧“每半小时播送机关枪声、炮声等以醒听众，拟声极肖，可谓开播音界之首创，听众皆误为舶来品之留声机片，实质人为之也”。概言之，娱乐播音与传统的舞台表演确有很大的差别，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听众只能靠“听”觉来感受声浪，娱乐播音大大弱化了“舞台”的布景与运用，基本上全然依赖表演者的“言语”进行表达。播音的这种特性为一些擅长言语的说、唱类节目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类似相声、滑稽、弹词等“曲艺”类节目由于适合广播播音的要求发展迅速，在电台呈现出一派“繁荣”。但显然地，那些强调肢体艺术及舞台效果的艺术形式，如杂技、舞蹈等则一时较难通过纯粹的“声音”来表现，无法直接参与大众传播，这些“不合时宜”的演艺形态显得较为被动，有些甚至陷入危机。只需将民国时期各类场所化的演艺形态与各广播电台节目表中的娱乐形态略加对比，便不难发现有些演艺形态根本就没有机会走上电台。作为一种新的大众化传播工具，广播在丰富市民娱乐形态的同时，无疑在客观上也导致了民国时期各种艺术形式发展的不平衡。

四、娱乐播音：大众文化的表征

麦克卢汉曾把广播比喻为“共鸣箱”，他说广播以人与人直接打交道的私下亲切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然而它其实是一种具有魔力的、能扣动早已忘却的琴弦的、潜意识的共鸣箱。作为“共鸣箱”，广播在受众与社会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有力量将心灵和社会合而为一。广播与大众文化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广播既生产、传播大众文化，同时也深受大众文化影响，展现、反映大众文化的趋势与特征。就此而言，娱乐播音不仅是文化权力在播音平台相互角力竞争的结果，同时也直接体现大众文化的情绪与风向。近代以降，西方艺术蜂拥而入，民国时期各类西洋乐器、演唱以及流行音乐开始充斥大众娱乐空间。东西方文化的频繁接触与交流，也使得东西方艺术形态内在的竞争性关系日益紧张。以现代音乐最典型的歌曲为例，早在清末，渐兴的学堂乐歌已为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类歌曲绝大多数都采用了日本或西式的曲调，反映出鲜明的现代音乐特征。“五四”以后，主流文化心态对传统的“扬弃”与对西方精神价值的“追捧”，更是导致旧式曲艺戏剧越来越受到知识青年的排斥，而西方艺术中“平等”、“独立”、“自由”乃至“革命”的主题和内容则成为新的讴歌对象，这些特征在娱乐播音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反映。从表现上看，作为迎合西方价值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都市中亲西方的“上流”阶层普遍表达出对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和艺术歌曲、歌剧、交响乐等演艺形态的偏好，甚至对西方音乐艺术的欣赏成为身份与地位的标签和象征。与此同时，传统娱乐形态熏陶下的老一辈受众退出历史舞台后，受舆论界对传统“旧乐”抵制心理的影响，新一代的娱乐兴趣不再留恋于那些旧式的传统，旧式戏曲的光芒很快被新音乐和流行歌曲所取代，新型音乐创作迅速崛起，现代艺术歌曲与抒情歌曲越来越受到都市民众的喜爱。这一时期不少的音乐创作者都将自己的集子以“新”命名，从而将现代音乐推向了前台。与此同步，都市中流行的广播播音也为新音乐运动的狂飙突进完成了技术上的准备。广播新技术生产与接收的分离，使得时间与空间的有效性大为扩展。借助娱乐播音，面向“大众”传播的现代音乐正日益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部分。如果说晚清西方艺术形态的涌入导致了东西方艺术形态的紧张与疏离，那么20世纪20年代以来广播播音的盛行，则迅猛地推进了现代音乐的步伐，并促使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加速分化。

流行音乐的兴起堪称这一时期娱乐播音参与大众文化制作的典型。作为民国大众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广播在信息传播的同时，自然地参与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与制作。歌曲最能体现时代风貌与社会变迁，尤其是现代歌曲，其歌词内容、歌曲旋律、演唱技巧、伴奏配器等更是与时代背景、流行情趣等息息相关。现代流行歌曲的风靡与广播娱乐播音的发达几近同步，这充分展示了两者之间内在的紧密关系。黎锦晖创作的中国第一首现代流行歌曲《毛毛雨》诞生于1927年，此后经黎明晖演唱，通过收音机和留声机传遍大街小巷。民国时期，广播、电影与唱片等载体造就了大批歌星、影星，这些娱乐界的时尚明星几乎成了现代流行文化的引领者。有“金嗓子”美誉的周璇就成名于一家民营电台和《大晚报》举办的“播音歌星竞选”。周璇一生共演唱了两百余首歌曲，这些歌曲之所以得以广泛传播，很大程度都要归功于娱乐播音。周璇在这次比赛中一炮走红，最后以落后白虹不多的票数名列第二，获得“金嗓子”称号。随后，周璇开始在上海“友联”“、新新”“、青鸟”等电台播唱，受到听众热情追捧。周璇代表性的作品如《四季歌》、《天涯歌女》、《夜上海》、《何日君再来》等，通过广播和留声机，风靡了大半个世纪，影响了几代人。白先勇在《上海童年》中就曾回忆他童年时代上海的“周璇热”“：那时上海滩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花好月圆’，户户‘凤凰于飞’。”最令白先勇不能忘怀的是周璇那首《龙华的桃花》“：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流行歌曲在20世纪30年代的盛行，既与大众传播的平台、工具的推动有关，同时也是受众娱乐观念、大众文化自我选择的结果。在这种新式娱乐节目兴起的同时，传统曲艺戏剧地位的相对弱化则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音乐也由此进入了新音乐与传统音乐并行的“多元化社会音乐结构”的新时期。娱乐广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社会大众文化的直接表现，具体节目形态的流行与式微事实上直接反映了大众审美与社会心理的变迁过程。广播节目的设置受到大众文化的制约，反映文化市场的需求与方向。特别是商业电台，听众成为电台的生命线，在节目设置上更需要考虑迎合听众的口味。而广播电台的增多，娱乐节目的丰富，为听众发挥其选择自由提供了可能。听众一旦拥有了收音机，便可以接触到音乐、歌曲、戏曲、曲艺、话剧、广播剧等涵盖中外的丰富多彩的娱乐内容。这种的局面尽管看似欣欣向荣，但在“趋新趋西”文化心态影响下，各节目间的内在竞争却使“百花齐放”得“新胜旧汰”成为必然。广播节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民国流行文化的发展轨迹。如果以时间的顺序罗列出上海滩上广播电台节目设置的比例分布，或者各个时段最受听众欢迎的节目形态，当不难看到流行文化“变动”、“流行”的特征在电台中具体是如何体现的。1939年6月，上海妇女补习学校的一份针对学生娱乐兴趣的调查显示，面对“你最喜欢哪几种无线电播音？”这一问题，前五位的答案分别是音乐、歌唱、故事、话剧、滑稽。这几种娱乐形态中，音乐与歌唱无疑都是新式的娱乐节目。音乐、歌唱的独领风骚表明部分受众的娱乐兴趣已经发生了转移。不过也应看到，尽管新式学生对音乐、歌唱情有独钟，但仍有不少的观众迷恋那些“触电”的传统节目。俞子夷曾描述30年代中期娱乐播音的特征“，娱乐中弹词占第一，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可以说是大众最欢迎的了。歌唱、话剧等可算是后起之秀，平均每家也有一档”。《凤凰月刊》曾在上海举行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评选。结果，当时的弹词《小伙计》当选“最佳开篇”故事。这次评选总共收到3184人投票，其中1745人选《小伙计》。这些评选清楚地折射出民国沪上普通市民的娱乐与审美倾向。同时也指明，尽管歌唱、话剧等新的艺术形式渐趋流行，但地方性的、传统的娱乐和节目形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它们仍然受到许多人的欢迎。民国时期的受众群体、娱乐市场与消费形态都呈现出新旧并立、复杂多元的结构。

当然，娱乐播音对大众文化的生产根本源于商业利润的驱动，娱乐形态的流行与否受到社会文化、受众审美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之中当然还饱含着阿尔都塞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生产、社会秩序对大众文化的操控。从这一角度观察，娱乐播音的变化也是官方认同的“现代性”、社会舆论惯有的道德底线、时代语境赋予的民族话语以及听众自我选择等多重因素不断协商的结果。1933年5月29日，旅沪宁波同乡会就部分电台仍在播送“四明文戏”唱片一事致函各相关电台，申明立场：查无线电播音机播送各种新闻、商情、音乐等等，原为发展文化，便利商业，并辅助社会娱乐，立意至善。讵近有一二无线电播音台，为牟利起见，竟采用四明半客唱片，词语淫秽，不独有关风化，而且影响国誉，实与播音原则未尽吻合。值此风俗颓废之际，岂再容推波助澜，流害社会。为此专函警告。至希查照，迅予停止此种秽亵唱词之播送，庶于国誉风化两有裨益，当为贵电台所乐从焉。民国娱乐播音的迅速崛起致使广播播音规范并不成熟，特别是民营商业电台为争取听众，有意无意地增加了播音内容的“淫词秽语”，故而类似于禁止“四明文戏”的社会舆论，甚至禁播的行政举措时常可见。严独鹤就批评上海各电台所播送的娱乐节目多数是“靡靡之音”“，对于民众德性和社会风化很有妨碍”，因此强烈要求“加以纠正”。特别是在国难当头、国家正值生死存亡之秋，电台却依然不关国事，终日“陶醉于俚词艳曲”之中，让知识精英痛感民众的麻木。严氏的忧患不无道理，即使在“八•一三”事件后的上海，上海的广播电台仍然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我们细看节目，真是失望。再听播音把指针转到利利电台，就听到程李的毛家书，开篇叫作宫怨，是杨贵妃吃醋，倒不如嫁个风流郎，朝欢暮乐度时光”。“这国家生死存亡之秋，还唱这种歌儿，优游自得，真叫不知亡国恨了”。在救亡的时代语境下，流行与救亡被知识界制作成为一种话语悖论。一方面，抗日救亡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在电台中反复播放，唤起、激发民众的爱国热忱；另一方面，大量的娱乐播音节目则被纳入禁播的范围，这其中虽然确有“有伤风化”的作品，不过因为道德标准模糊不清，显然也有不少的作品遭到误伤。显然地，社会精英和地方政府都试图通过操控播音娱乐的内容进而对大众娱乐加以掌控，将其政治主张灌输在播出的节目之中，试图把“新的”“、积极的”“、进步的”要素灌输其中以“教化”听众。民国播音娱乐的主题倾向，无论是浪漫史、“淫荡”、“暴力”，还是爱国、现代、西化，显然都反映了外部社会转型和政治的演化。在民国的娱乐声浪中，受众的选择、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操控，商业与消费文化的表达互相交织，彼此裹挟，从而塑造出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形态。在看似杂乱无序的娱乐播音浪潮中，既有新的催生，也有旧的挣扎。尽管纠缠与冲突不断发生，不过就总的趋势来看，听众审美越来越表现出对“现代性”的迷恋、“流行”的追捧，现代大众文化明显呈现出“流行性”、“现代性”、“民族性”的趋向，传统的娱乐节目尽管还有较大的市场，但日趋边缘化的趋向却愈发明显，现代的演艺形态与娱乐形态正在不断被重塑与改写。

五、小结

本雅明论述说：新技术、新生产和消费方式，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所有变化，已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感性，并由此在世界上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随着整个存在方式对人类集体的改变，同样也改变了他们的感知方式。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广播播音对于传统农耕文明的中国社会而言就是这样一种新技术、新生产和新的消费方式。民国时期，娱乐播音成为各广播电台播音的重要内容。娱乐播音的盛行意味着一种新的娱乐生产、娱乐消费方式的生成。作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娱乐播音的发达一定程度改变了旧有娱乐生产、传播的方式，引发了近代娱乐形态的嬗替。相较传统的演艺形态，民国娱乐播音节目的演出形式有着显著差异。娱乐播音基本上全然依赖表演者的“言语”进行表达。播音的这种特性为一些擅长言语的说、唱节目提供了发展空间，类似相声、滑稽、弹词等“曲艺”类节目由于适合广播播音的要求得以迅速发展，而那些不适合播音的艺术表演形态则因失去了“流行”的机会处境维艰。尽管旧式的节目仍有相当的生命力，但音乐、歌曲、广播剧等新式节目的比重日益增加，旧有娱乐节目的式微已属必然。广播在民国时期的崛起及其对娱乐形态、大众文化的改写与重塑，无疑是近代大众传播语境下技术、娱乐与社会多元互动的一个缩影。

作者：龙伟 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