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意识的演变及其语境分析范文

摘要：台湾文学中的地方意识经历了从表现地方要素到表征民族文化，从象征反殖民、反西化批判到异化扭曲为“去中国化”的工具符码，从指涉台湾整体性到追求地方差异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台湾文化政策、社会语境的结构性变迁，二是世界文化思潮中地方理念的演变。对地方意识演变史的梳理及其语境分析拆解了“台独”派所谓纯粹绝对、本质化的台湾地方概念；证明台湾地方意识是不同力量基于各自文化立场诠释、建构出的产物。

关键词：台湾；地方意识；文化政策；地方思潮

1990年代以来，地方建设与地方论述已然是台湾社会的主流趋势。整体而言，台湾越来越强调地方意识，强调以鲜明的地方本位观察、思考台湾现实，突出以地方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文化态度上大力倡导在地关怀精神和地方认同意识。毋庸置疑，地方意识高涨是当代台湾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然而，在台湾动荡发展的历史视野下，地方意识的意涵与内在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完整理解台湾地方意识的内涵结构，需辨别地方作为行为主体、文化主体、空间主体、价值主体的不同层面，同时厘清“地方-乡土”、“地方-本土”、“地方-民间”的驳杂关系，理解地方概念中夹杂的矛盾性。由于台湾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其地方意识具有复层结构、多重语义、歧义对立的特殊性。文学、文化活动中呈现的地方意识首先表现为地方色彩，亦即在地方认知基础上，通过塑造、使用地方指涉符码，以此塑造带有台湾风情的场景、角色或故事，体现出对台湾地方特性的了解和熟悉。其次表现为对待地方的态度或情感、人对地方的心理感受，“爱土地”、“爱台湾”等口号的出现流露出台湾社会寻求积极健康的地方情感、吁求地方认同的集体心理，在此影响下，“属地”定义法成为台湾文学内建构自我认同时安全而主流化的诠释角度，亦即“认同土地变成是衡量身份属性的指标”①。再次，地方意识表现为人与地方互动关系的剖解和探析，受建构式地方观影响，90年代以后台湾地方意识不仅强调地方自我认同的作用，同时也强调人对地方的形塑作用，亦即无论是宏观层面上台湾社会关系、权力关系、资源分配抑或微观层面上的族群活动、情感认知、居住体验都会影响地方的面貌、形象乃至秩序地位。在此意义上，地方意识一方面是台湾社会的现实投射，另一方面又是对此现实结构的反动和批判，蕴育着颠覆既有地方位列、“生产”全新地方的可能。最后，地方意识表现为地方价值。台湾地方价值的深层意义在于其开放、融合、杂糅、多元的特质，其所隐含的边缘视角及异质性、抵牾性很容易开发出反对一体化、同质化、中心化、霸权化的批判精神和破坏能量。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文化结构中，地方议题往往与全球化反思、资本主义经济批判、阶级议题、父权体制、性别政治、原住民议题等反强权议题复调同构，是台湾知识分子运用地方价值思考台湾问题、介入台湾现实的实践表现。

一、地方意识在台湾文学活动中的历史演变

在台湾引入现代地理学知识和文化地理话语之前，文化实践中的地方意识主要表现为运用地理景物、气候物象等零碎的地方元素来表述地域特色。这在赴台文人采风问俗的诗作中比较常见。如明朝南居益作《视师中左》二诗，描写天启年间抗击荷兰人的澎湖之战，其中有“嵺阔闽天际，纵横岛屿微。长风吹浪立，片雨挟潮飞”的诗句来描写澎湖的岛屿风光，同时也对山地较多的自然面貌做了简单评析：“有山堪砥柱，无地足屯田”，指出先天地理条件在农业时代不利于垦拓、发展。清朝康熙年间高拱乾题咏“台湾八景”后，掀起了文人吟咏台湾地景风物的热潮；而本土人士王克捷的《台湾赋》写出了“气势宏的台湾地景，以及岛上丰富的物产和重要的地理地位②，同样引领了同类型作品的流行。但纵观此时的地方意识，其关注角度尚未突破风土风物的现象层面。台湾被割据之后，诗文活动中所运用的地方意象更多被赋予了文化隐喻的使命，文化场域中的地方意识从表面的地理独特性转向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有学者观察到割台后台湾文学中出现了与郑成功有关的大量咏史抒怀之作，其中许多涉及历史意涵的地景描写。③这些诗文作者叙述地方或空间建筑时，关注焦点不在地理属性层面的独特性，而是注重地景背后的历史意蕴与民族情怀，其地方意识以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为价值基底。至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日本和大陆的地方话语影响，相对集中地出现了以地方为角度观照台湾文学和文化的理论对话。黄石辉在《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中强调地方性是“乡土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涵，提倡脚踩台湾土地的台湾人要写台湾土地的状况及人在土地之上的实践活动。④黄石辉不仅强调乡土文学要描绘地方存在经验，即其所指的台湾天地、人事消息和经验状况，更特别重视表达工具即语言的地方特殊性。在承袭新文学启蒙理念的基础上，黄石辉认为乡土文学的阅读对象是台湾这一特定地方的民众，因而特别强调使用台湾话文。综合而言，黄石辉以（台湾）地方性为思考中心建构“乡土文学”的潜在逻辑是完整而清晰的。林克夫与黄石辉在台湾话文论争中站在对立阵营，但在重视台湾地方特殊性这一点上则与黄石辉殊途同归：“把台湾的现社会特殊的题材，如台湾固有的方言、习俗、习惯、民情、地理及生活状态、经济问题、阶级问题，而把大自然做背景，尤其是台湾特殊事情的意识沃罗基……把以上诸事情以中国白话文为主，台湾方言为从，运用美艺的文字表现人类心理之状态，而以普鲁礼答利亚的立论描写起来，那就是我的台湾乡土文学的认识了”。⑤在这段话里，林克夫提出要以台湾独有的“大自然做背景”，突出地理风土的自然特殊性，更强调在关注台湾社会的特殊题材时实现社会批判。

乡土文学及“台湾话文论争”双方的地方意识其实具有同质性：首先，他们强调地方关怀都是从思考台湾现实问题出发，在启蒙、救亡、革命、现代化、大众化等时代议题中，因偏重点有所不同而产生意见分歧，然而就本质来说，其地方意识是现实意识的具化。其次，双方的地方意识和本土意识都具有反殖民性质，客观上导向中华民族认同。如乡土文学倡导者重视在地文学传统和民间思想资源，他们整理民间文学的举动在日据时期异族殖民的背景下，具有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消减殖民化的文化效果；倡导台湾话文者，从启蒙的快捷性、有效性角度出发强调地方语言对普罗大众更为熟悉亲切，寻求台湾民众的智识开化，抵抗日本殖民者借封建桎梏、封建迷信进行“愚民”统治；反对台湾话文者强调台湾话的局限性有碍文化普及与文化交流，主张直接使用普通话，虽有一时碍难，长远来看却有利于台湾民众的教育与智化。乡土、台湾话、民间文学等地方意识的具体诉求，“其实都潜藏着一种跨越日本、‘去日本化’的意图。”⑥在反殖民抵抗、彰显民族性和在地关怀的维度上强化地方价值，这一精神传统延续到了1970年代。这一时期乡土文学将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左翼精神、反西化的民族价值立场与现实关怀精神在“乡土”这一论述框架下有机整合在一起，而落实其诉求的具体载体往往是地方。在反文化西化主义、反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地方视角隐含着民族立场与阶级意识的二重性。在陈映真《夜行货车》、王祯和《小林来台北》和黄春明《看海的日子》等作品中家乡故土往往偏远贫穷，与国际化、都市化的台北相比，这些地方往往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化外之地”，保存了淳朴善良、正直宽和的价值观念。在作品中，这些地方或者意味着捍卫民族自尊、拒绝西方霸权凌辱的救赎之地，或者提供了批判西化、崇洋媚外的批判位置，或者象征着获得尊严、温情的重生之所——在这个意义上，地方负有承载正面价值的文本使命。乡土文学内部分裂后，叶石涛、彭瑞金、李乔等通过化约、篡改将本土话语中反西化、回归民族传统的基本意涵翻转为“反中国”的民粹本质主义。而其后继者则通过后殖民等理论资源构建出“本土”与“外来”的对立框架。

在此框架中，台湾经由特殊移民史造就的开放性、包容性地方文化被人为地予以“去中国化”阉割，分离主义逻辑下地方文化“中国性”的内涵被遮蔽，海洋意识等地方文化则被膨胀化为“本土化”的僵化符码。经过种种话术操弄，最终形成了“地方-台北”“南部-北部”“台湾-中国”的二元对立链条，在“本土-外来”的排他性框架下，地方被规训为“反中国”的工具符码。陈映真所代表的乡土文学和异化乡土文学在地方意涵的民族性质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但乡土文学及其论争中流露出的地方观却有其相似之处，亦即二者都将地方视为对整体社会的表征或隐喻，其地方意识主要面向台湾全局的政治、经济问题，因而整体性诉求压倒了对地方差异性的关注。乡土文学的关注重心不在地方的分化，它们所描述的熟悉的台湾村镇景观更大程度指涉着台湾整体现实而非微观地方个性，这时期的地方指向是模糊而不确定的。陈映真等所代表的乡土文学一脉将社会批判集中于反帝反资反殖议题，借左翼理论获得统观现实的视野；而叶石涛等异化本土的乡土文学一脉则将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演化为国民党“外来”政权与台湾、外省族群与本省族群的对立，试图将外来政权压迫泛化为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其乡土和地方也升格为整个台湾，“70年代的‘乡土’，其实涵盖了整个‘台湾’，而未强调更微小的各地方的特色，而其后的‘乡土’更被简化为‘台湾’的同质性代名词”。⑦这种情形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发生明显逆转。此时，地方不再局限于整体性指涉，而更看重地方独特个性的建构及彼此差异的比较，亦即90年代后“地方不仅与全球化抗衡，其中颇见地方与其他地方之间区分竞争的态势。”⑧此时不仅文学书写中地方叙事的比重逐渐提高，地方形象逐渐趋向个性鲜明、异彩纷呈，隐然呈现方志文学的特征；在文学批评、出版传播和文化教育等相关领域也同步出现了凸显地方意识、建构地方性、追求地方美学的文化思潮，“如何从地方的差异来着手，包括历史和空间的，将是另一种丰富了台湾文学论述的可能”。⑨

二、地方意识在台发展的现实

语境地方并不是本质化的封闭空间，地方受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影响。在此意义上，地方既是地理学概念，同时又是社会文化产物，地方必然受到政经结构、现实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台湾地方意识及其文化表述的演变与台湾的语境变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地方意识的高涨在时间上更贴近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发展期则需回溯到更早的1970年代，与台湾当局一系列的政策转向有关。

（一）地方文化中心建设国民党当局迁台初期的各项政策更为强调同质性而忽略台湾特殊性，直至1970年代才开始重视台湾地方文化的开掘与建设。1978年启动“十二项建设”，其中特别列出了文化建设条目，规划建设县市文化中心⑩。在服务“文化复兴”的前提下，计划以地方、局部的文化建设推进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整体发展，地方不再是文化和政治上避之不及的禁忌。建立县市文化中心的政策对之后的台湾文化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引导了加强地方文化建设的浪潮。1978年正式启动筹备地方县市文化中心，截至1986年“十二项建设”终止，共计建成18个地方文化中心。起初地方文化中心主要是服务于“文建会”等文化机构，执行由上而下安置给“地方”的具体任务；之后地方文化中心的业务重点转向举办地方性活动和推动地方文化建设。1987年，“加强文化建设方案”提出“建立文化中心特色并充实其内容”，强调地方文化建设特色性；受此指导意见影响，各地创立地方文化馆，且在此过程中由各县市地方文化中心承担主导角色。地方文化中心、地方文化馆等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地方文化建设的硬件基础，使得地方文化的个性观念逐渐落实，并推动了建设地方文化的步伐。

（二）社区总体营造如果说设立地方文化中心表征着官方文化政策开始重视地方文化建设，“社区总体营造”则推动了地方在文化建设中的角色转变———所谓“社区总体营造”是强调以社区为基层单位，凝聚社区居民的在地认同、以自下而上方式建构“共同体”的社会建设运动。建设地方文化中心时期，地方机构属于执行上层文化政策的从属角色，而“随着‘社区总体营造’以及‘文艺季’的举办，则转变为‘由下而上’即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政府及居民自行思考如何营造自身的特色，进而增进地方民众的参与度，而达到对居住的地方产生认同感。”輥輯訛“社区总体营造”重视基层社区的自主能力、强化地方社区的文化个性与区域特色，对提高地方地位、突出地方区域意识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輥輰訛特别是1999年后，社区营造活动更倾向于开掘本地文化资源的特殊性，例如大力发展文化性、怀旧型的地方观光产业，无论是偏远地区的聚落文化营造还是原住民部落的特色产业，抑或都会地区内的老街保存都有不少典型的成功案例。可以说，“社区总体营造”着眼基层社区、以个体参与促成总体营造的基本思路改变了以往地方的附庸角色，更多发挥了地方机构与居民的主动性。社区意识的形成无疑在凝聚地方感的层面具有空前成效，推动地方意识在具体实践的层面得以落实。文学场域内的表现是，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同步化地参与了建构地方知识、凝聚地方认同的过程，具体文化活动表现为集中出版各县市地方文学史、编辑地域作家作品集以及相关地域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或学术批评论述。这些活动具有挖掘地方本土文化、构架本地知识系统、建构文化象征体系、召唤地方自豪感并导向地方认同的意义。

（三）“本土化”运动在探讨台湾社会“地方崛起”这一文化现象时，还有另外一重语境不可回避，即台湾“本土化”运动。解严乃至政党轮替之后，本土意识更为高涨，地方论述亦随之水涨船高：“戒严令解除之后，台湾本土文化与地方自主意识愈加兴盛……二○○○年政党轮替之后，‘本土化’、‘在地化’正式成为官方论述，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輥輱訛在此趋势下，“乡土”、“地方”甚至成了衡量“政治正确性”的风向标，对乡土和地方的情感态度、表述立场成为判断是否“爱台湾”的标准。陈昭瑛在其《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中提及虽然“本土化”于今为烈，但起源于日据时期。历史上的“本土化”运动是以中华民族属性对抗外来殖民的反日殖文化活动，“本土化”运动经历了“反日”、“反西化”、“反中国”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内，“本土”的意涵也有所变异。在日据时期“反日”、六七十年代的“反西化”阶段中，“本土化”的意涵指向民族性、阶级性和现实性。輥輲訛而在“反中国”阶段，则强调切割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以台湾文化对立于中华民族文化，将二者关系翻转为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在这一方面，游胜冠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他指出“本土论”的价值核心是双向结构，亦即对内强调“回归台湾”，对外则是排他，并将台湾外在、对立于中国：“就反官方及统派的中国文学论而言，反对的是中国对台湾文学发展的支配，及其背后中国强权的依附意识。”輥輳訛“本土化”始于以中华民族意识对抗外来殖民侵略和文化侵略，80年代后的“本土化”扭曲发展逐渐失却民族观照基础，并异化为“去中国”意识。这种异化同时也伤害了“本土化”原有的现实批判意涵：“乡土文学的社会关怀也受到本土论予以空洞化……本土转向则明确的以‘国族’的大叙述遮蔽了庶民的生活实情。台湾意识论之下所产生的文学，表面上虽仍然关心部分乡土文学的议题（如弱势阶级处境，环境污染，政治腐败等），但对上述问题之病源所做的解释，却由乡土文学念兹在兹的‘现代化的冲击’简化成‘中国文化的污染’，驯至现代化在‘国民党/中国’这个病源之外无法再成为独立的议题。”輥輴訛当“本土化”转向“去中国”思路时，为了自证其身、建构台湾本位文化的唯一合法性和正宗性，势必以排他手段寻求本土文化的纯粹性和本质性，这一逻辑无疑最终将导向地方文化的虚无。在此语境下，我们需要认识到，一方面地方意识的发展与“本土化”运动的兴起有一定关联，“本土化”运动推动了地方文化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辨析二者之间的交缠关系，格外需要警惕不能让地方性的自身意义被“本土化”的政治意涵所淹没或者阉割，更不能将台湾地方意识的诠释权拱手让给“台独”者，任其扭曲地方意涵以换取政治利益。

三、世界文化思潮对台湾地方意识的影响

对90年代以来高涨的地方意识，台湾地区一些研究者刻意将之等同于狭隘“本土化”，甚至以政治话语模式和“台独”意涵篡改地方意涵，将“地方化”、“在地化”畸形化，而忽略了地方意识的蓬勃发展乃是各种影响的综合作用。大力发展地方文化语境下，地方意识的发展既是两岸之间的共通现象，也是不同文化思潮在台湾回响与在地演变的结果。

（一）人文地理学实际上，以地方为中心的论述热潮是全球化态势下的一种世界思潮。纵观西方理论界，地方在20世纪最后25年成为人类民俗学、社会文化学、人文地理学乃至生态批评学多重学科反复提及的概念。在全球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世界同质化的感受越来越深。同一的现实焦虑引发了强调差异和个性的多元化诉求，在这种价值倾向下，关于地方、地方理论的建构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地理学家段义孚最早以人文主义概念理解地理空间，他特别强调需要从情感、经验的维度理解地方，强调地方对人类身份认同的意义。亦即，不应该将地方当作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理解地方应该考虑人类的感知价值和情感态度。“地方依恋”“地方感”等概念的提出“所体现的是人在情感上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深切的连结，是一种经过文化与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的人地关系”。輥輵訛如果说“地方依恋”所强调的是人对地方的心理感受，而“地方感”概念强调人和地方的互动关系：首先，地方依赖人而存在，人们在地方上的生活行为、情感认知、居住体验、社会关系以及对上述经验的认知共同“生产”了地方。而人的自我认知也无法脱离地方，地方是自我的有机组成部分。亦即，地方不仅作为人的改造对象存在，地方同时也影响了人类的认同建构。地方认同（placeidentity）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核心观念是认为人的认同结构中不仅包含生物学身份、社会身伤，同时还包含空间身份、地方身份，通过归属于某个地方定义自身的社会身份和角色位置。“这样的语境下，地方不再仅仅是人类活动发生的物理背景，而成为了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地方认同是个人认同的组成部分，是根据特定地方的独特要素、人地互动的本质而发展出来的”。輥輶訛人文地理学既强调人在心理上对于地方的经验认知和情感依附，又重视身份认同中“地方”的社会学意义。在台湾学界，以范铭如为代表的学者较多受到人文地理学影响，将地方、乡土视为有意义的空间，从“人-地”的双向关系建构台湾“文学地理学”。如范铭如结合空间理论与地方视角研究台湾文学，注意到“不同区域的历史地理发展对于再现的模式和意义的赋予有程度上的差异”輥輷訛，从地理空间与区域历史的特殊性诠释区域文学的个性，分析作家所处的地方位置影响了作家的地方情感和建构地方的叙事策略。强调互动关系的地方理念尤其明显地影响了更为年轻的研究者，大量以台湾地方县市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证明了这一点，如《屏东地区现代文学之研究》（徐震宇）、《澎湖文学发展之研究》（叶连鹏）、《观察1990年代后地方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以金门文学为观察对象》（林宏信）、《高雄市旗鼓地区之文学地景书写研究》（刘文放）和《当代台湾“大台中”书写———以中、彰、投四县市作家作品为探讨对象》（苏玉筑）等。这些批评者不仅剖析了地理学特质对文学的影响、地方文学范式与权力话语的相互关系，更高度评价文学创作向自然地理空间追加意义，通过文本编码将之转换为亲切、熟悉的“地方”的生产积极性，使地方与乡土不仅实指具体的地方、某个社会空间，“也推廓为提供归属感、认同感的有界地域”輦輮訛。

（二）后现代视野下的地方学论述人文地理学将地方视为非本质式存在，这一基本理念正与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核心精神相契合。后现代地方观更看重地方个体的差异性，并通过剖析地方被建构的社会方式，透视背后的权力影响。在反对一元世界观和中心迷思的后现代浪潮中，地方内蕴的多元性、边缘性被西方学者视为积极的批判能量予以高度开发，“地方性知识”理念就是在这一反思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后殖民与后现代话语”思潮，并被视为对抗全球化和整体性逻辑的思想武器。伴随台湾社会价值观趋于多元化，边缘化和非主流的文化形态日益受到重视，其中一个重要角度是从边缘性开掘地方价值，“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言，有与台北大都市文化中心相对的地方文学、文化的备受重视，甚至形成经久不衰的乡土文学热潮。”輦輯訛其它众多自我定位边缘的文化议题，如台湾原住民文学、女性文学、同性恋文学及生态自然书写等都在各自的阐释体系中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反中心”的话语价值，不约而同地将边缘议题与地方关怀重叠。在这些文学类型中描绘的地方形象一方面审视了前有地方观念的建构过程，探察地方形成过程中社会建构的“内部斗争”，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后现代地方观思想因子，试图建构新的地方观念。地方不仅是上述文学主题的地理背景，同时也是培育其边缘价值及批判活力的思想空间。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是陈黎与王浩威。先是陈黎从花莲边陲的地方位置出发，创作了诗集《岛屿边缘》。该诗集一方面正视花莲边缘化的客观现实，亦即地理空间上的边缘性催生了其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边缘性，亦即“岛屿边缘”是花莲在台北中心、资本主义中心视角下的现实困境。但另一方面，地理边缘化也给其带来了文化批判上的先天优势，“岛屿边缘”同时意味着远离中心的疏远位置、未被主流文化全盘收编的原生态能量、多样化的文化结构。在后现代解构权威和去中心化的价值观中，这些边缘质素在渲染同质化、一元化焦虑的语境下无疑等同于颠覆与批判、革命与创造的正面象征。如果说文学实践中的边缘书写还只是感性的个人抒发，1991年10月王浩威等人所创办的《岛屿边缘》杂志则显示出借助边缘批判现实、撬动文化陈规的理论化自觉和集体化趋势。王浩威认为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影响之下，即使边缘如花莲、台东地区，也正逐渐失去地方文化主体性，因而“思考着所在地地方文化的特殊价值、面临的危机和自己负担的建立地方文化‘主体性’的使命”輦輰訛，强调发挥地方质疑中心、解构中心的批判性价值。

（三）后殖民论述与地方理念如果说后现代地方观重在以差异反抗同质化、以流变拆解本质化、以多样性挑战一元化的话，后殖民主义理论则对如何看待地方之间的权力秩序贡献了自己的见解。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认为拥有话语优势的西方殖民国家想象了虚拟的东方形象，通过所掌握的文学、历史、学术著作等话语权为东方涂抹上落后愚昧、低下畸形的文化色彩。在此想象的过程中建构了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在此结构中西方占据道德高阶和文化领导地位，而东方文化则被贬斥至边缘地位。基本上，赛义德是在国家、种族层面反省“西方-东方”二者关系。但其后殖民理论也为“地方学”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并开拓出地方论述中另一思考路向：即关注地方之间的结构秩序，探察地方关系是否平等，反思不同位阶的地方文化如何产生并研究建构特定地方秩序背后的权力关系与话语运作。此外，后殖民理论研究也激发了人们的“本土自尊”，后殖民论述中“殖民”“被殖民”的双方和“外来的”“本土的”成为两组并列的二元对立话语：要么“坚守本土性以至保持无法更改的地方特色”，要么“‘超越’单纯的‘本土性’从而获得进入‘伟大的’帝国俱乐部的资格”。輦輱訛而在台湾文学场域中，将后殖民的文化秩序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地方认同”结合，挪用来建构“台湾主体性”是当下常见的操作策略。例如刘亮雅认为光复后的台湾文学存在于一种“殖民体制”中，而解严后的台湾文学属于后殖民文学，显然是将后殖民理论加以扭曲后作为其理论依据。在后现代与后殖民论争中，刘亮雅又以后者更“贴近本土经验”为理由，认定解构中心的后现代不如建构“民族”主体性的后殖民更符合台湾社会需要。在“台独”意识的激进叙述中，适用于国家层面的后殖民论述被用来阐释民族内部因阶级矛盾、省籍问题而产生的历史问题，并将此矛盾置换为“外来-殖民”与“本土-被殖民/反殖民”的两极矛盾。经过此番关系置换，本土意识和地域文化变成了“去中国”化的操作符码，成为民粹话语中炙手可热的术语工具。这些论述带有政治色彩的功利化，通过刻意误读“本土”的话语意涵、套用后殖民逻辑将台湾地方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对立起来，在论述场域中实际本土的“政治正确性”成为新的意识形态霸权，形构新的文化秩序并居于新秩序的中心位置。

（四）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影响上述理论向台湾输入思考地方的理论方法，而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则对文学书写本土以及诠释地方文化的意义提供了更具体的示范。陈正芳认为台湾对拉美文学的接受并不仅仅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思潮，而是对如何认识和反省台湾现实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当我们以为只有用现实传统来写自己的土地才具有本土意义时，却在魔幻现实主义的本土化中，读出书写传统的改变依旧可以塑造本土文化的自主性。”輦輲訛台湾作家不仅接受魔幻现实主义特殊的文学审美形式，更对其现实批判精神深有共鸣。探索本土传统、在混杂文化的地方形态中透视多族群共存的文化现实、暴露历史与政治的荒谬———拉美文学返观本土、文化回溯式的写作策略正好符合了台湾当代的社会情境。在李昂、骆以军、陈雪、甘耀明、王聪威等乡土、地方后乡土文学书写中，能明显看到拉美文学以魔幻技法呈现本土关怀的痕迹。当前台湾文化结构中的地方意识受到全球地方思潮的影响，但并非亦步亦趋地套用西方话语的结果，在社会观察、理论探讨或文学叙事中的地方理念几经演绎，最终呈现的是经过在地转化后的变异结果。在世界视野中，可以更为全面理解台湾地方意识的多元面向和复层意涵，更为清晰地辨析台湾地方意识中的外来思想资源以及这些思想因子在台湾情境的调适最终如何影响了台湾的地方意涵。结语台湾文学活动中地方意识的演变证明了并不存在先天性、本质化、封闭性的地方概念。一方面，台湾的地方理念是台湾社会中培植出的社会产物，是在历史发展、文化论争、理论变异、文学再塑的体系性结构中产生的。地方受权力关系与社会秩序影响，始终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台湾文学与文化论述中凸显的地方差异，既是自然地理差异的结果，也是空间结构、权力体制的运作结果。另一方面，台湾地方意识受人文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及魔幻现实主义等世界文化思潮影响，从中借鉴了重视、利用在地价值的思考方法和批判路径，并用之观察、思考台湾社会问题，对不同理论资源的取舍、转化乃至刻意误读反映出台湾地方话语内在的丰富与驳杂。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地方意识并不仅仅是上述影响因素的既定结果，当前台湾社会体制下，不同的文化力量和意识形态仍然在积极运用叙事生产重新诠释和定义地方。面向未来开放的地方意识增加了意涵的复杂性和辨析难度，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台湾地方意识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影响力，松动“本土化”意识形态霸权对地方资源的把持，彰扬地方多元性、融合性的正面价值，将是时代语境下台湾研究的新考验。

作者：刘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