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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下的晋商管理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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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晋商创造的商业奇迹叹为观止,其“行走天下,无中生有”的创业精神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理性管理思维,渗透着对人的超前理性思考,对效率与发展的科学价值论断,对分与合间的辩证理性思维。将晋商管理思想置于科学理性视域下研究,以史为鉴,仍不失为现代企业发展之精神引领。

关键词:科学理性;晋商;晋商管理;激励

在中国商业文明史上,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的先行者,近代商业管理制度的创新实践者以及近代金融业的奠基者,晋商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晋商在实践中积淀下的商业管理文化,代表着晋商对人的理性思考,对激励方法的独到见解以及对制度的敬畏和诉求。这些具有丰富内涵的管理伦理思想成为晋商屹立在中华商业文明之巅的重要标尺。

一、科学人性观:晋商管理伦理的价值导向

在商业管理中人是最为重要的资源,集管理主客体于一身的“人”成为管理中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明清时期的晋商在管理中践行着科学人性观的价值导向,促进了商业长足发展。人是高度社会化了的存在,历史上对人的社会性研究经历了传统的“被压迫、奴役”的人性到“理性、自然”的人性过程,但其对“人”“人性”问题的理解前提“始终是纯粹经验式的,始终是抛开整个人类史研究‘人’,始终是在脱离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探究人的本性”[1],直到马克思将“历史”“实践”作为具体人性观的解释原则,才完全避免了这种偏差,即人的存在和价值是在自我创造的社会历史生存中实现的,肯定了人的自由本性和积极能动性。明清晋商在商业管理活动中践行了这种科学人性观。商业管理的主客体都离不开人。商业是人所经营、运作的,必须重视人才,商业才能发展。这在客观上就必须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人的现实需要。纵观成功的商业发展,无疑都非常重视、爱惜人才,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在每个管理决策和管理行为的背后,都有一种人性或人性行为的假设”[2],最具代表性的有“经济人”和“道德人”假设。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人”假设忽视了人的积极能动性,“人”仅仅是被奴役、被压迫的机器,而“道德人”假设则指出,人在工作过程中希望实现自身价值,得到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加和谐和人性化的工作氛围,只有在此前提下,人的工作效率才会更高,对管理者及企业的忠诚度和满意度也就越高。在晋商那里“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道德人。对于晋商而言,“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人存则举,人亡则废”[3],晋商非常重视人在管理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人才选拔过程中重视德才兼备。晋商在选拔人才过程中秉持人尽其才、量才适用原则。晋商商号一般采取经理负责制,经理在商号经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晋商聘用经理慎之又慎,除多方举荐、面谈外,还会通过各种查证考核其德才,确信其德才兼备,才能出众,才会重金聘用,委以重任。选中经理掌柜,晋商财东会择良辰吉日,邀请当地名流,敲锣打鼓聘用,此等隆重的接待仪式,充分证明晋商用人、惜人的人文关怀。此外,晋商对伙计培训内容中就包含工作能力和道德修养,此两种德能最终也要经过考核,考核合格才能分配至各号任职。晋商对人的重视还集中体现在人事安排上。在晋商商号,一贯坚持的原则是因事设人而非因人设岗,以做到人尽其才。晋商财东在选择接班人中也把接班人的才德考虑在内,保证了晋商在商业发展中稳中前进。晋商管理中体现了对人才德的重视,是科学人性观的集中体现。

二、科学激励方式:晋商管理伦理的实践机制

经济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效率问题,而科学的激励方式通过激发人的需求动力、追求公平公正等途径提高企业效率。晋商采用股俸制激励方式,注重人的现实需求,成为当时最具创造性的激励机制。商业管理实践中真正的问题所在,并不是是否存在价值冲突,而是面对冲突应怎样进行合理的价值平衡。科学激励方式注重企业管理中人的现实需求,致力于公平效率,高度认可员工,追求付出与回报的正相关,以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晋商独创的股俸制即是这种激励方式的集中体现。股俸制即以银两或身份投资,银股一般是东家的资金投入,而身股则是东家允许表现优异的员工特别是掌柜以出力投股,“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4],并相应地分有红利。晋商伙计中不乏精明能干的商业人才,如何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在“学而优则商”观念支配下,让员工以主人翁的身份融入商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股俸制下,掌柜持有多少股由东家定,而伙计持有股份多少,都由掌柜根据伙计表现及贡献定,最大限度地实现内部激励。薪金激励和顶身股激励效果大不相同。在山西民间有“一厘生意自家人,两百辛金是外人”[5]的说法,足见股俸制激励的力度,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奖励,更主要的是提高了身份地位,是对工作能力的肯定,更是着眼于员工的长远发展,实现了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的相互融合。顶身股制度安排下,掌柜及伙计的权利与商号紧紧捆绑在一起,全员以主人翁的积极性投入到经商事业中去,给掌柜和伙计发挥自身价值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晋商在经营管理中专用“外人”,“外人”是指与自己没有亲属血缘关系的同乡,这是晋商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东伙制”采取的方式。晋商用“外人”掌管商号,一方面,避免因自家人掌管而引起的推诿扯皮、多头管理,甚至削弱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晋商所选择的掌管生意的“外人”也不是随便选的,除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品质高尚的同乡外,还需要超凡的商业智慧和经商头脑。被晋商聘用的“外人”即掌柜,为了避免管理中出现东家干预、不能正常发挥掌柜管理才能的情况出现,晋商创造性地把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给予掌柜绝对的管理权威,对掌柜的绝对放权,是为了经营的独立自主,东家不干预掌柜经营,掌柜才能完全依据市场需要和变化进行决策,降低管理成本。此种经营管理方式体现了晋商对人价值的肯定,保证了付出与回报的正相关。晋商能从小小的商号发展为辐射全国的商业“网络”,与晋商管理中牢牢把握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遵循商业发展规律和人员特点是分不开的。从现代管理学角度看,实行有效的管理需要健全的法律和行之有效的制度。但在明清时期,商业经济比较落后,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及“官本位”、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也限制了商业进一步发展,商业发展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制度和法律规范完全不可能。晋商早在明清时期的商业管理中就依商业特点对管理进行理性思考,运用科学激励方式,实现企业发展与个人成长同步,厘清效率与公平间关系,体现了其卓越的商业智慧。

三、科学制度约束:晋商管理伦理的现实保障

科学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现实条件下,实现有效沟通并充分考虑目标与责任、信用与担当、约束与激励等关系的管理制度体系。注重目标责任,要求企业立足社会从整体考量,避免急功近利;建立完善的信用机制是企业规避道德风险的主要途径;有效约束是企业制度中人的理性自觉与有序性的合一,激励唤起人的内在动力,增强企业凝聚力。纵观晋商独创的管理制度,其充分考虑到以上各环节的辩证关系,成为晋商管理伦理的现实保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晋商需要不断积累资金,高投入取得高收益,晋商遵从“天下晋商是一家”的地缘义理念,把各个行业的晋商都集聚在一起,实行股份制。股份制初衷在于扩大再生产以发展壮大商业规模,股份制采取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中间的信任关系如何构建,如何实现有序管理并注重目标信用的提升,都需要科学有效的制度约束。晋商中也不乏家族企业。在企业规模较小时,家族企业凝聚力强,效率高。当企业做大之时,出于家族治理考虑进行分家。许多原本强大的家族企业分家后资本分散,管理涣散,走向衰落。而晋商遵循分家不分号原则,分家后字号仍为共有,只可续增,不能变更、废止或削减,这里面蕴含了晋商管理中的博大胸襟,这种朴素的“分”与“合”的辩证法思想,体现了目标与过程、信任与担当的关系,晋商股份制及所遵循的制度伦理牢牢把握了此辩证关系,这种大智慧同时也体现了其对商业纯粹的爱。晋商发展到后期,资本雄厚,商号林立,如此庞大复杂的机构如何实行有效管理,晋商首创了联号制,类似于现代企业的集团公司,实行分级管理方式,由总号统辖分号,东家管理掌柜,掌柜统管伙计。最先实行联号制的是太谷曹家,曹家“资金曾发展到1000余万两,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设至莫斯科、西伯利亚及蒙古”[6],为了管理如此庞大的企业集团,曹家在太谷设立“三多堂”作为商业集团的最大权利决策机构,掌管重大的经营活动及人事变更。“三多堂”统辖三个总号,分别管理不同地区各商号。总号统一部署分号商业活动,各分号独立核算制,采取逐级上报形式请示,不能越级。分号自主经营,经营好坏,通过财务核算比对出来。分号经营好坏与号中伙计待遇息息相关,所以伙计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分号必须在上一级商号领导下互通信息,在物资采办、销售经营中互相支持。总号把能否互相支持作为考核分号的必要条件,如果因为牺牲临近分号利益而盈利,总号会给予相应惩罚。随着联号制的运用,晋商企业中各管理层级的任务、权力范围、管理幅度及管理层次更加明晰。为避免联号制度因信息不畅造成的损失,晋商又自创“钦差制”,对各分号进行管理监督。“钦差”由总号委托东家派遣,深入分号清查财务经营状况,对不履行职责的掌柜可代总号进行罢免,但“钦差”不直接干预商号的经营。“钦差”不定期派出,对于防止资金外流、管理失控等情况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晋商经营管理中的股份制、联号制及钦差制的出现,是晋商在商战中结合自身实际首创的经营管理制度,晋商能有“天下晋商是一家”胸怀,给予掌柜充分信任,此种格局体现出信与和的兼容并蓄的经商胸襟。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近代,晋商已能够利用激励和监督机制并进,刚柔相济,保障了晋商管理伦理的顺利实施,促进商业长远发展。

四、结语

明清时期的晋商管理伦理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对当今企业文化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晋商管理中始终把人放在首要位置,充分调动人的积极能动性,才德并重,实现了最原始的员工与企业共发展理念。而晋商激励惩戒措施中着眼于人的长远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积极性,实现利润与情感双赢。当前,任何技术类的核心竞争力都是可能被超越或复制的,只有人才的培养和挖掘,是企业不可替代的资源竞争力,现代企业发展更应关注员工需求,给予人文关怀,最大限度地帮助员工实现自我价值。就当下社会背景来看,每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群体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利益的评价标准具有多重性。如何平衡如此多的利益相关者,这直接与企业发展中所坚持和执行的道德与伦理原则密切相关,而如何保障其道德伦理原则的有效实施,唯有科学管理制度。晋商根据实际,首创股份制、联号“钦差制”,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激励与约束并存,这在相对保守的封建社会确实是伟大的创举。这种创新不仅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更体现了晋商的开阔胸襟和深谋远虑、高瞻远瞩。

参考文献:

[1]陈迎,胡海波.从“抽象人性观”到“具体人性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人性观革命[J].湖北社会科学,2018(3):12.

[2](美)麦格雷戈.企业的人性面[M].韩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3.

[3]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1:36.

[4]刘建生,张哲,吴丽娟.晋商翘楚[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118.

[5]平遥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平遥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425.

[6]张正明.明清晋商商业资料选编(下)[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810.独立作用与联动作用的双重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12):117-125.

[19]韩海彬,张莉.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5(8):11-21.

作者:王晋丽 薛勇民 单位:山西大学

探索科学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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