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德范畴的演进与史学批评范文

《天津社会科学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元以前关于史家操守的评论

唐代中期是史家评论发展的重要阶段，突出表现为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论。刘知幾在回答礼部尚书郑惟忠“文士多而史才少”的提问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⑥人们对“才”和“学”的理解没有多大分歧，但对“识”的看法却很不一致，即对史识中是否含有“史德”之义存在分歧，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刘知幾采用的是比喻说理的方式，比喻固然形象，但却难免疏阔。二是刘知幾讲到了“有学而无才”和“有才而无学”两种情况，但却没有讲“有学而无识”、“有才而无识”或“有识而无学”、“有识而无才”，这也对人们理解其原意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按照文意来看，刘知幾所说的“史识”即“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这里提到的“正直”已经是史家品德层面的问题了。另外，结合《史通》全书的思想分析，上述“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的意思正好与《直书》、《曲笔》相关联。而“直书”不仅关乎史法，更反映出史家的品德。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幾《直书》开篇就说：“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⑦显然，“史识”包含“眼光”、“胆识”和“品德”等多重意思，只是刘知幾还没有提出“史德”的概念。之后，柳宗元与韩愈两人在书信中就史官职守问题进行了讨论。韩愈抱怨史官命运多舛，“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①柳宗元则劝韩愈“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②。柳宗元所说的“中道”和“不忘其直”与李延寿、刘知幾之论可谓异曲同工。《与韩愈论史官书》通篇讨论史家德行问题，在“史德”的酝酿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北宋初年官修的《册府元龟》论史官人选，强调：“史氏之职，肇于上世，所以记人君之言动，载邦国之美恶，著为典式，垂之来裔，申褒贬之微旨，为惩劝之大法。故其司笔削之任，慎良直之选。历代审官，莫斯为重”③。即把“良直”作为评价史官的重要标尺，而“良直”属于品德的范畴。北宋中后期，曾巩论史时指出：“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④他提出的“畜道德”与“能文章”实即德与才，又把“畜道德”置于“能文章”之前，说明比较注重撰述者的品德问题。曾巩的“道德”说是继“素心”说之后关于史家品德认识的第二次升华。要言之，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家出于对信史的诉求，强调据实而书，进而对史官、史家职守有所评骘。他们多使用“正直”、“良直”等词语来形容史家的操守，说明他们看重的是史家的禀性、人格、胆略和作史态度。这些批评形成了对于史家品质的一种规劝，塑造了良史之道德形象，继而对史学活动有所引导。但是，这些评论的主要目的是评定、选择、培养优秀的史官，体现的还是比较朴素的、具体的道德标准，理论阐述比较薄弱。素心、史识、良直等概念频频出现，说明史家品行已成为史学批评的重要对象，并受到普遍重视。不过，这些概念与“史德”范畴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心术”说的提出及其流播

元代关于史家道德的批评理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揭傒斯提出的“心术”说，这是孕育“史德”范畴的重要环节。史学家揭傒斯曾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有着丰富的修史经验。他的好友欧阳玄记载了揭傒斯在修撰辽、金、宋三史时与丞相脱脱的一番对话：及置史局，（丞相）又问：修史之道何先？曰：收书、用人。又问：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论心术，心术者修史之本也。心术不正，其他长，不可用。⑤脱脱与揭傒斯探讨的主题是“修史之道”，而揭傒斯回答的要点是“心术”，认为这是修史之本。揭傒斯认为，如果史家心术不正的话，即便有其他方面（如才、学、识）的优长，也不可任用。明初官修《元史》时便将此论载入其本传之中：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由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辨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⑥将欧阳玄所撰墓志铭与《元史•揭傒斯传》相比对，可见二者所载揭傒斯修史的核心主张是一致的，然在具体内容上《元史》的记载更加详细。揭傒斯提出了史官的四个标准，即学问、文章、知史事、心术，四者之中最重要的不是学问而是心术。从揭傒斯的史学实践来看，他也始终是以“心术”来要求自己的，所谓“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归于至当”。揭傒斯不仅提出了“心术”的概念，以此作为评论史家的重要标准，而且指出史家“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公”与“至当”。揭傒斯的“心术”说是史家品德认识的第三次升华。

揭傒斯的上述见解在后世不乏知音。明永乐、成化年间著名学者叶盛在其《水东日记》中专门有一条札记《史官以心术为本》。叶盛总结前人所论修史之五难，即遗漏、避讳、拘泥、偏私、史才不足，但他认为修史仅注意这五点仍不够，他还指出：揭文安公尝论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而杨文贞公亦云：“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苟出于私意，无论厚薄，皆当获罪神明。”然则修史者，又必有揭、杨之心之才而后可。①“揭文安公”即揭傒斯，“杨文贞公”是明代前期政坛有名的杨士奇。叶盛的这条札记主要受揭傒斯的影响，指出了揭傒斯“心术”说的理论价值，并且提炼出“史官以心术为本”的命题。《水东日记》在明弘治至清康熙年间流传甚广，史家首重“心术”的观点也随之不胫而走。与叶盛同时代的邱浚在讨论史官制度时，也服膺“心术”说：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公是公非，纪善恶以志鉴戒，自非得人如刘知幾所谓“兼才、学、识三者之长”，曾巩所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足以称是任也。虽然，此犹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②邱浚充分肯定了史职的重要性，认为史职的特点在于掌万世之事，是公议、是非之所在。史职之重要既如此，故非寻常人可胜任。邱浚勾勒了从刘知幾到曾巩再到揭傒斯这一史家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并指出，刘知幾的才、学、识和曾巩的明、道、智、文对于史官来说都不是最根本的，只有“心术”纯正才是良史之根本。“心术”说在晚明学者中也颇受欢迎。陈仁锡在《无梦园集》、冯从吾在《元儒考略》、黄凤翔在《田亭草》、黄道周在《博物典汇》中都引述揭傒斯的话，并奉为圭臬。良史重“心术”已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成为晚明史学批评的重要话语。

在明代“心术”说的发展历程中，还有一位史学家是不能不提的，他就是胡应麟。他提出的“公心”也是“心术”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应麟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③胡应麟所说的“二善”即“公心”与“直笔”。胡应麟认为，才、学、识加上“公心”和“直笔”这五个方面才是完整的史家批评理论。他特别看重“二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了。事实上，秦汉以降，三长兼备者并不多见。刘知幾早已在《史通》中设《直书》，怎么能说“二善靡闻”呢？但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胡应麟毕竟提出了“公心”，对“史德”范畴的演进有所推动。清代前期，“心术”说仍被反复援引，并不断被运用到史学批评实践中。如著有《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和《平寇志》的彭孙贻说“心术”之论“真千古名言，二十一史如范蔚宗、魏收、沈约皆心术不正，读者不可不知”④。夏之蓉也以“心术”评论前代史家，他说：顺帝时修三史。揭傒斯曰：“有文学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文学知史事而心术不正，不可与。”此语得作史之要。盖心术之邪正其本也。好恶一乖，则是非都谬。彼魏收、崔浩之徒何尝不有文学、知史事哉？⑤从史学编纂的实践来看，彭孙贻称“心术”说为“千古名言”，夏之蓉评价“心术”说“得作史之要”均是有感而发，用“邪正”、“好恶”来解说“心术”，也抓住了要领。元明至清前期，史学批评家在史家修养问题的认识上较其前辈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们对史家道德品行的评论更加深刻，“心术”较之“良直”更加抽象，并被置于史家批评诸要素的核心位置，具有学理意义。他们自觉地将“心术”与刘知幾、曾巩等人的学说作比较，显示出理论化的倾向。这一阶段史学批评家既从大量的史学实践中抽绎出“心术”、“公心”，又以此评价史家，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心术”的修饰词是正与邪、公与私，与之对应的是是与非。这就在凸显史学主体修养的同时，映射出史学的特质。“心术”说强调以一颗端正之心、至公之心书写历史、评价历史。否则，心术败坏的史家及其撰述将受到严厉批驳。从史学批评的传统及流变来看，早期史学家关于史家操守、品行的评论，为“史德”的孕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元明时期盛行的“心术”说则为“史德”范畴的诞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给养。

三、“史德”的正式命名与理论建构

乾隆五十六年（1791），章学诚撰成《史德》。章学诚对这篇文章非常自负，说：“近撰《史德》诸篇，所见较前有进，与《原道》、《原学》诸篇，足相表里。”但章学诚又深感知音难觅，对好友史余村说：“足下观之可耳，勿示于人也。夫子曰：‘知德者鲜’。”①然而，自从人们开始关注实斋史学，“史德”也就一直为史学家所称道。章学诚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正式将史学批评史上关于史家职守、品质、道德的长期讨论凝练为一个固定的范畴“史德”，并系统论述了“史德”的内涵，加深人们对这个范畴的理论认识。章学诚关于“史德”范畴的理论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史德”的基本内涵与理论核心。“史才三长”之中史识最难得，章学诚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这就把渐趋固定的“史才三长”论在外延上作了延伸，为“史德”的提出作了学术史的铺垫。那么，“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②。这并不是说章学诚倒退回揭傒斯那里，而是把元明时期的“心术”论提升至“史德”层面了。章学诚指出，如果人们周知一位史家品行不端，那么他的著作危害还不是最严重的。值得警惕的是，史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③。“君子之心”已经是很高的“心术”境界，元明史家所追求的“心术”公正大概不出这个范围，但章学诚的“史德”却高于一般的“心术”。因为有“君子之心”即是有道德的人，但“君子之心”未必能“粹”，所以有“君子之心”不等于有“史德”。章学诚所讲的“史德”并不是“史家道德”的简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格修为、伦理道德，而是在史学活动中处理“天人关系”的自觉程度和能力。他明确主张：“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④章学诚的“史德”论中较抽象的当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也是“史德”论的核心。章学诚讲“史德”不拘泥于曲直、正邪，而是上升到了天人关系的高度来认识，即“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至此，“史德”范畴被章学诚赋予了历史哲学的色彩。第二，史学的三要素事、文、义与“史德”范畴中的天、人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心术”问题看上去并不复杂，只要有公正之心、不惧强权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章学诚指出，史学活动中天人相参是十分微妙的，单凭主观愿望并不能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又作何理解呢？史学的基础是记事，而记事的载体是文字，史学最终是要表达史义的，所以史学是事、文、义的统一，但在历史撰述中，史家会不自觉地受所记载史事的影响。章学诚指出：“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这样有“情”有“气”的历史叙事固然打动了读者，但史家已违背了“史德”，因为“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⑤。章学诚认为，史家以史文记载史事是天、人交织的过程，而“史德”却是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所以，“史德”的醇与驳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这一矛盾关系。第三，如何修养“史德”。既然天人相杂是因为气与情的失调，那么涵养“史德”也自然要从气、情入手。对此章学诚指出：“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①章学诚所论“因事生感”导致史家之气和情悄然随之变化，确实是历史编纂中常见的现象。章学诚提出的“气平”和“情正”是他修养“史德”的重要法门，也是他的独创，对于传统史学批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四，“史德”与“名教”的关系。章学诚论“史德”可谓自肆，纵横捭阖。然而，他的“史德”观并非毫无羁绊。《文史通义•史德》篇载：“《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由此可知，章学诚的“史德”未能摆脱传统的“名教”束缚。这种局限是整个古代史学批评的通病，自东晋史家袁宏提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的观点②，并以“名教”评论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开始，中经刘知幾以“名教”论直书，至章学诚以“名教”论“史德”，“名教”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③。在传统史家批评理论的发展历程中，章学诚无疑是一位集大成者。他将“直书”、“心术”抽象为“史德”，凭借他出色的阐释，“史德”正式进入史学批评范畴之列。“史德”是关于史家品质修养认识最富有思辨性、最成功的一次理论升华。在“史德”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勰、刘知幾、揭傒斯、胡应麟等人的影子，但“史德”非但没有被掩盖在前贤的理论光环之中，反而脱颖而出。这说明章学诚“史德”观的理论高度确实超出了前贤。此前，史家评论的主要内容基本没有超出才、学、识的范围，“直书”、“心术”也未能获得与才、学、识等范畴相同的地位。“史德”的提出使才、学、识、德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史家批评理论体系。有意思的是，史家四长之中最晚问世的“史德”反而备受近代以来史学家的关注。梁启超说：“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④梁启超这样变更次序是经过思虑的，他更看重“史德”，故而将“史德”置于史家四长之首。“史德”问世以来的两百多年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业已成为史学家砥砺自我的精神支撑。若从“书法不隐”算起，到直书、心术的流播，再到“史德”的提出，堪称一段漫长的历程。“史德”不仅强化了史家在史学活动中的主体意识，也成为书写信史，抵制曲笔的有力武器。“史德”的孕育和诞生是史家不断自我反省、提高群体素养的结晶。伴随着“史德”的演进，史学批评也不断地走向了深入。

作者：刘开军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