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范文

《史学集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冷战国际史研究是国内外学界一个方兴未艾的新的学术领域。所谓“冷战国际史”，按照沈志华先生的概括，其基本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③其中，挪威籍学者文安立(OddArneWestad)近年来在史学界声名鹊起，被誉为二十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文安立1960年生于挪威，本科就读于奥斯陆大学，1990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迈克尔•H.亨特。1991年至1998年期间，他返回母校奥斯陆大学任教，同时担任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部主任。1998年，他移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该校国际史教授，同时兼任学院新设立的外交和战略研究中心(LSEIDEAS)的联合主任，此外，他还担任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核心期刊《冷战史》(ColdWarHistory)杂志的主编。2015年夏，文安立执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文安立治学勤奋，著述颇丰，在冷战国际史和当代国际事务，特别是与中国和东亚相关的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迄今为止，文安立共出版专著或与他人合作编辑著作15部。2005年出版的著作《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荣获2006年美国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奖”，并被翻译成14国文字出版。2010年，他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莱弗勒教授(Mel-vynP.Leffler)共同主编了三卷本《剑桥冷战史》。2012年，文安立出版了《躁动的帝国:175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荣获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2013年伯纳德•施瓦茨优秀图书奖(BookA-wardBernardSchwartz)。作为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文安立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即将全球视野引入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之中。

首先，文安立的研究拓展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时空维度，凸显了冷战史的全球化历史叙事功能。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的冷战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无形的禁锢，即冷战史研究的时段被认定为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空间则集中于美苏和东西方集团这一中心地带。文安立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将冷战史的研究从中心转向边缘地区，并将之放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文安立的研究最初集中在中国，后又拓展到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等多个冷战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拓展冷战国际史空间维度的同时，他还将冷战史研究的时间维度延伸，从第三世界的视角来思考冷战，提出“在第三世界看来，冷战并非一个始自1945年或是1917年———而是1878年或者1415年———的连续性进程的一部分:1878年，柏林会议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瓜分了非洲;而在1415年，葡萄牙人征服了其第一块非洲殖民地。”

可以说，文安立的研究是以真正的全球化视野，对处于冷战同一时间段里的多维政治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在强调冷战的全球维度的同时，文安立还试图探寻全球冷战的历史动因。在其代表之作《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行劲与当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文安立对第三世界和全球冷战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传统的关于冷战的看法，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军事力量和战略控制上的较量，其主要战场在欧洲。本书作者则认为，冷战最重要的方面既不是军事的，也不是战略的，而且也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它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推动了冷战向第三世界的扩展，从而产生了一个冷战全球化的进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美苏长期干涉第三世界呢?文安立认为，不分析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干涉行动的意识形态根源以及第三世界政治变革如何促进超级大国的介入，就无法理解两个超级大国的决策。③文安立将美国和苏联分别视为“自由”的帝国和“正义”的帝国，指出深深根植于美国和苏联自身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促使它们干涉第三世界。因此，学者们认为，强调两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竞争构成了文安立冷战史研究的突出特征。④也有部分学者对这一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意见。在2007年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线外交与国际史专栏圆桌书评会的书评中，几位学者认为文安立的研究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考察冷战的核心要义确实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研究的新趋势，但是，文安立忽略了安全、地缘政治等因素对美苏外交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经济动因和国内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⑤学界虽有不同意见，但文安立的研究将意识形态因素引入冷战国际史研究，拓宽了冷战史研究对象与材料来源，革新了人们对于冷战的理解，凸显了全球视野下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变化。

其次，文安立的研究强调采用多国、多语言档案和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文安立本人精通多国语言，长期以来他的学术研究一直以来以使用第一手材料见长，他不仅充分利用多国、多语言档案，同时还旁征博引，研究中注重多边历史档案的相互印证，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史料集、博士论文及其他二手资料都是他多边考证的资料来源。他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就综合运用了英、俄、中三国档案材料，而在《全球冷战》一书中则综合运用了八国档案材料，文安立高超的语言能力和多国史料的梳理能力为他赢得了学界的称赞。⑥文安立的研究，除历史文献丰富之外，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研究方法上打破传统外交史研究的禁锢，采用了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学、文化史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长期以来，学术界将冷战史研究的主题限定在美苏和东西方权力冲突，不仅忽略了处于边缘地区的广阔的政治地理空间，而且也造成了人们观察冷战的单一视角，正如美国外交史学家入江昭所批评的“国际事务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放在冷战的框架中，被理解为是增强了或是削弱了这场对峙中某一方的势力。它限定我们用地缘政治的框架看待所有事件，遮蔽了这一时期其他全球性进程对冷战的影响”。

①文安立认为，冷战并不仅仅意味着两大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和第三世界是可能理解冷战的三种新范式。②在他看来，新冷战史在研究上是多国档案的，在分析上是多极而非两极的;在一些最成功的范例中，它还具有理解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思维模式的能力，因此还是多元文化主义的。③学术观念的更新，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新研究方法的介入。因此，在文安立的著作中，众多处于冷战从属和边缘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得到重视，文化、社会、技术等要素都被纳入了研究的范畴。再次，关注现实，在冷战历史与当代世界之间探寻联系，寻求后冷战时代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文安立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当代性是历史学的基本属性之一，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文安立站在当代的时间节点上进行冷战国际史研究时，他并没有因循既定范式展开历史叙述，而是通过追寻历史从而探寻现实问题的历史症结。文安立的冷战史研究重点在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并一直延伸至21世纪初的当代世界。在文安立看来，这一时期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国际热点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指出“9•11”事件后美国所采取的干涉主义并不是一种反常，而是冷战时期政策以一种更为极端方式的延续，美国从冷战中得到的历史教训就是:单边主义军事干涉对谁都没有好处。

对文安立而言，冷战国际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历史研究课题，而且体现了他对身处其中的全球化时代的道德关怀。文安立对现实的关怀同样体现在《躁动的帝国》一书中，虽然这部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著作已经远远超出了冷战史研究的范畴。在这部著作中，文安立以其一贯所长的多国档案和多元视角对1750年直至当代的中国对外关系史进行了全景考察。文安立指出:“过去影响现在。今天的中国被其现代蜕变及内外压力造成的转变所影响。因此历史是了解今天中国的外交关系的最根本的基础。”⑤文安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着重历史的现实性，是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历史命题的生动诠释。

综上所述，文安立的学术研究承袭了冷战国际史研究强调多国档案和国际合作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启了全球视野下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态势，即在全球时空维度内研究冷战史，侧重中心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引入多学科和多问题领域研究视角，探求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文安立以非西方的第三世界视角来考察全球冷战的努力尝试为我们探寻当代和20世纪乃至更久远时代人类历史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孙丽萍 单位：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