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的开放性范文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2014年第三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高速增长的西德经济“奇迹时代”结束了，经济衰退了、柏林墙树立起来了，西欧各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传统、反权威、反资本主义的青年学生运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德国文化界也开始反思旧有的僵化的方法和体制，政治化倾向也逐渐取代了非政治化的、中立化的学术态度，冲击着德国文学研究的格局，首当其冲的就是曾经统治德国批评界20多年的“文体批评派”理论。于是，那种把文学限制在艺术本文上，切断文学与历史、社会的联系的观点，日益地衰落、解体了。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尧斯才提出了“范式革命”的理念，意在说明自己的理论是对于当前文化领域危机的反拨。当然，所谓“范式革命”的说法，也直接取自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其次，接受美学的开放性，还因为它的理论建构未能成为一个自足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早在1963年，尧斯和伊泽尔等人曾组成“诗学与阐释学”的跨学科研究小组，1966年，成立不久的康斯坦茨大学把尧斯和伊泽尔等教授请来，才促成了尧斯、伊泽尔等人极具互补性而又一以贯之的难得的协作研究。但是，这两位创始人的理论渊源和研究倾向，毕竟是各异其趣的。对此，霍拉勃这样写道:我们并不能混淆他们之间的基本区别。尽管二者都把注意力从作者和本文转移到本文—读者的关系上，但重视文学理论的重建，他们各自采取的途径却大相径庭。小说学者姚斯从文学史探讨走向接受理论，伊瑟尔是一个英国文学学者，他是从解释新批评和叙事理论起步的。姚斯首先依靠解释学，受汉斯—乔治•加达默的影响尤为深远。而对伊瑟尔影响最大的则是现象学，由此来看，最为重要的当是罗曼•茵格尔顿的著作……如果我们说姚斯研究的是宏观接受，那么，伊瑟尔研究的则是微观接受。②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如果说接受的关键在于“视野融合”，那么，尧斯和伊泽尔分别以自己的独特视野介入到接受的研究中，既共同专注于读者—作品—作者之间“对话与交流”的整体关系中意义的生成这一核心课题，又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验，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是金元浦先生对接受美学在诞生时引起的轰动效应的描述。接受美学不但向着过去的历史传统敞开，同时也向未来的接受者敞开。

一方面，尧斯等人的“后学”们，如汉斯•乌尔里奇•冈布莱希特、卡尔海因兹•斯梯尔、拉尔夫•葛雷明格、冈特•瓦尔德曼等人，各自对文学接收与交流的理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推进了理论的发展。这一点是与尧斯等人发起的各种教育、传播活动分不开的。他在《我的祸福史: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范例变化》中回忆道:“康斯坦茨学派的许多纲领性文件和发表出版的许多论著都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大批的学生、博士研究生和士瓦本州以外的其他大学的学者们如潮水般地向康斯坦茨大学涌来，这一事实就证明了康斯坦茨学派这些文献和著述的巨大影响。”③另一方面，接受美学更多地面临着“批判的”研究者，他们既受到了接受理论的启发，又尖锐地指出了接受理论的不足。其中既包括了东德、苏联的众多学者，还包括了欧美等国的各个流派。比如，东德学者曼弗雷德•瑙曼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消费的视野出发，对生产与消费、接受与流通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也对尧斯、伊泽尔等人的接受范型和“历史主观化”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雅克•德里达、罗兰•巴特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更是与尧斯等人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流和论辩。在霍拉勃看来，“在接受理论家们将其阐释中心由本文移向读者的时候，后结构主义则通过将读者本文化取消了任何中心”①。而以美国为活动中心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更能体现出接受美学的首倡者与此理论的接受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的特征。尧斯、伊泽尔等人因其学术背景的关系，都直接参与了英美批评界的读者反应学派的活动中，至于斯坦利•费史、乔纳森•卡勒、保罗•德曼等人与伊泽尔等人极有渊源，又常年激辩不休，更促进了尧斯、伊泽尔等人对自身理论的调整和更新。

总的说来，接受美学远远没有成为“铁板一块”，它在与接受者的对话与交流中不断深化问题，又不断调整自身，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接受美学并不专属于尧斯和伊泽尔两人，每一个接受美学的研究者和接受者都以其自身的期待视野与接受理论的视阈发生了融合。他们共同构成了接受美学的生命历程。在今天，接受美学依然被人们接受着、探研着，这正可以被看作接受美学生命的延续。最后，从哲学层面上讲，接受美学的理论内核也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接受美学完全是西方话语环境中一个动态的存在。但是，接受美学之所以能够以一个整体化的理论体系，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汇成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极具生命力的流派，其原因就在于这貌似松散的体系背后，有一个幽深的理论依据，即由现象学和解释学所代表的反概念思维的思维倾向。王岳川先生在《文艺美学方法论》中说:“只有对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作出分析，才能正确把握接受美学的本质和特征。”②是的，只有把握了接受美学的哲学依据，我们才能真正地体会接受美学的内涵。在现代西方的哲学体系中，“现象”是一个本体化的范畴。现象作为存在的显现，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与物自体(本体)是对立的。人们的感知局限于现象，却不能由之而实现对终极存在的体验。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现象”也处于比较初级的地位。直到埃德蒙•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00—1901)问世，现代现象学获得“洗礼”，现象才成为“本体之象”。胡塞尔采取“本质直观”的观相法，力求在现象的把握中“寻求绝对真理”，实际上也就是探寻本真的存在。在此，胡塞尔指出:现象即本质;现象是通过直观得到的。可见，现象学是一次终极意义上的反思，是针对概念思维认识论的一次认真的反思，同时，也是认识的主体性的张扬。在胡塞尔的理论体系中，“意向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它是意识的基本结构，意味着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总是有关某对象的意识;而对象也只能是意向性对象，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客体。这就说明，在“接受”的意识活动中，接受的主体和客体是互相敞开，互为依据的;这种对认识主体的张扬和对现象的本体化确立必然引向了“对话与交流”的理论，这些理念直接影响了波兰学者罗曼•英加登，又间接地泽被了尧斯和伊泽尔等人。在英加登的早期理论中，《文学的艺术作品》(1930)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1937)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两部著作。他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把文学作品看成“纯粹意向性的对象”，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这种纯粹意向性的对象是一个“图式性”的存在，其中存在着大量的“未定点”，有待读者去填补，于是，在阅读活动中，作品得到了“具体化”。这样，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敞开性的存在，它对于所有接受者来说，都是开放的。

如果说现象学是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源头的话，哲学解释学则是另外一个“接受之源”。在概念思维范式的影响下，西方传统的文艺理论认为，“意义”客观地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它作为一种对象化、概念化的认识对象，是可以通过概念化的审美判断“确定化”地认识的。但是，随着西方哲学意识中主体性的张扬，作品中的意义不再被看作可以概念化地切割取舍的封闭的“本意”，因为“意义”体现了作品的一种敞开，而人对意义的理解应该看作理解者的一种存在方式。这种认识的产生，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率先看到了理解的主体和客体在情境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带来“误解”，但是，作品和理解者又具有内在心灵的互通性，理解者是完全有可能通过创造性的直觉实现“客观”的理解的。而被称作“解释学之父”的威廉•狄尔泰则更进一步，他看到了理解的“体验”之特性，并认为理解的过程就是个体生命体验得以延续和扩展的过程，通过理解和阐释，整个“精神世界成为具有相关性与互通性的统一体，使个体之人成为人类，使生命获得超越而臻达永恒”①。这个理念发展到海德格尔那里，理解几乎完全摆脱了概念化认识论的桎梏，而被看作本体论意义上“此在”的存在方式本身。这样说来，以往的解释学中极力避免的“主观性”反倒成为了理解的前提，阐释的必要条件就是理解者的“先有”、“先见”、“先识”。这种意识的“先结构”就是理解者个人的存在在阐释过程之中的敞开。那么，因为理解者的主观性而造成的“阐释的循环”就成为了一种合理的存在:“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②在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达到了又一个高峰。他的《真理与方法》明确地指出了艺术中的真理与科学方法论的对立，因为传统认识论中把真理或者说本真存在看成以命题形式出现的判断与对象的符合，则“社会—历史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③那么，在理解中，真理是如何获得的呢?伽达默尔创造性地接受了海德格尔的观点:“真理就是存在的敞亮，即展露自己本身并随之解释其他内在者的澄明过程，质言之，真理就是去蔽，就是对人身意义的本真阐明。”④

伽达默尔进一步强调，“偏见”构成了解释者的特殊视野，它与本文的视野形成了历史的差距，在理解过程中，两种视野形成了“视野融合”，这无疑是一种直观的体验，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在此意义上说，文学的意义就处在不断地被理解、被生成的传统之中，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历史”。这种视野融合的阐释理论也必然会引向“对话”的理论———尧斯和伊泽尔的接受研究，是从来都没有越出这个“对话—交流”的阐释模式的。总之，现象学和解释学在节奏化的理论递升过程中张扬了主体性，尤其克服了概念化思维方式牵引下的对象化、外在化、封闭化的哲学认知，最终通过“现象学追问”和“解释学逻辑”，把艺术研究引向了人们对“本真存在”的探讨和追问之链;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大哲学流派的影响下，20世纪的众多流派之间隐隐地存在着一个开放性的“公分母”，即“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置于……他们研究兴趣的核心。”⑤这些都成为了接受美学的理论前提。对此，尧斯深有感触:“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我的研究是不可想象的。”⑥正是这种在主体性得到提升前提下，以视野的交融为阐释模式的对话与交流，赋予了接受美学以开放性的根本属性。接受美学的开放性特征，对接受美学“中国化”研究来说，有着重要导向意义，它有助于为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一种新的范型，改变以往那种过于强调静态、封闭化研究的范式，实现一种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动态还原。

作者：窦可阳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