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的历史意蕴范文

摘要：正确判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基础性问题。基于国情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是形成历史方位新判断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党和国家新政策的政治方向，是谋划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源泉，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主要矛盾；新判断；新时代

正确判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基础性问题。战争与革命年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和民族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转化为人民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经验，既要防止向阶级斗争复归，也要与时俱进。八大将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后来在实践中出现了反复；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了正确判断，其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报告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又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是形成历史方位新判断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党和国家新政策的政治方向，是谋划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源泉，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一、形成历史方位新判断的理论基础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抓重点、抓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报告宣告：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正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理论基础。

（一）依据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949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处在的不同的历史方位，各有其不同的任务和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同样具有阶段性，从十三大到，中共历次党代会用恰当的差异化文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搭配，表达出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和要求。报告的标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标题既继续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又重点突出“新时代”这个新概念。这是报告的一个重要亮点，也是党中央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报告没有把这个新阶段当作一般的阶段，而是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宣告这是一个“新时代”，其理论基石正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长期将社会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则变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界定，既体现历史传承，更突出与时俱进。从近距离观察，新的界定深刻把握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一方面，人民需求的层次大为提高，由原来的主要是对温饱的需求，提升为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也到了较高水平，主要问题已不再是整体“落后”，而是发展还不够平衡、不够充分。从更宽广、更长远的视角观察，新的界定洞察了中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正如报告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0所以，报告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特别是共和国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二）基于主要矛盾的历史传承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于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既包括反映时代变化的新因素，也包括反映历史继承的稳定因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前的界定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新界定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两个界定都是需求与供给的矛盾，都是人民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传承性和稳定性，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也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会，始终贯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从十三大到，七次党代会报告的标题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虽然人民需求与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但人民需求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新时代我们要着力解决的基本问题，它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正如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12在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强调了两个“没有变”，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牢牢地坚持住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将“变化”与“不变”结合起来，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又丰富和拓展了这一理论；既及时敏锐地看到我国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又客观清醒地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从而能够克服急于求成和消极保守两种倾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遵循科学规律，顺利向前推进。

二、指明党和国家新政策的政治方向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矛盾是时代前行的动力。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要求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从指导思想、理念思路、政策举措、体制机制、政治保证等各方面都要适应这种新变化和新要求。正确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精准确定中心任务和重大战略，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推进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成为我们党实行工作中心转移的基础，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础，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乎所有方针政策的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对主要矛盾作出的新界定，也必将产生重大的政策影响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制定方针、路线和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新矛盾要求树立新目标

开启新征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确立新目标提供了政治依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之上，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新的憧憬。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新时代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已经做出新的具体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实际确立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目标。这个新目标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深化和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相比，党的报告在奋斗目标的内涵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个新目标的内涵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29这个战略目标，既包括新一届中央任内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包括更为长远的奋斗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党的到二十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交汇期。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贯通起来，科学规划了未来30多年的发展蓝图。从现在到2020年，是攻坚克难的3年，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奋斗1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第二个百年目标中的现代化国家调整为现代化强国，虽是一字之差，却发生了质的变化，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强国复兴的雄心抱负。

（二）新矛盾要求制定新方略采取新举措

主要矛盾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其他矛盾都为主要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矛盾即问题，现阶段我国在发展中仍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对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决定了我们党所制定的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新方略。结合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协调推进“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实践，党的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这一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基本方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本规范和遵循，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新方略包括十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根本上说都是围绕解决新的主要矛盾而部署。要求我们以更高的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解决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要全面贯彻党的基本方略，在现阶段亟须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领域不平衡，经济领域发展这只腿比较长，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发展这只腿比较短；二是区域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城乡不平衡，不少地方城乡差别还在进一步扩大；四是群体和阶层不平衡，基尼系数偏高，贫富不均的问题日益突出。明确指出，要解决上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采取以下政策措施：“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1］27－28，使我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得起历史检验，使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谋划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源泉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基于新时代的新矛盾，明确要求树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民、惠民的方略和举措，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主要矛盾新判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谋划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源泉。

（一）新矛盾决定了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焦点。要解决好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报告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1］44－45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报告，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和精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显示出双重特性，在落后中有大发展，在大发展中仍有落后。一方面，快速的生产力发展满足了人民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不够平衡不够充分的发展还不能满足人民更高水平的生活需要。例如：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高、人均量排名低；各阶级阶层的收入差距大，基尼系数长期高出国际警戒线；高端的、有效的、人民需要的供给不足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解决教育不够公平、就业不够充分、医疗不够完善、社保不够健全、生态保护存在不足等民生问题十分迫切；人民群众已经从过去的盼温饱转向盼环保、求生存转向求生态。凡此种种，正是新矛盾形成的现实依据，也是新矛盾规定的政策方向。它决定了我国社会发展必然从解决社会生产落后的问题转化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思想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从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从确立目标、聚焦问题到寻找方法，都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理念。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项政策和具体行动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去创造历史伟业；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新矛盾要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主要矛盾

新判断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于党和国家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更加全面分析和把握多方面、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的人民需要，与时俱进地研究分析人民群众需要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各项需求，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人民从需要“物质文化”到“美好生活”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阶段的提高。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经济与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落后的社会生产”已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不仅解决温饱问题，而且总体上实现小康，并将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在此基础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凸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其内涵极为丰富。一是要满足“硬需求”的升级换代。物质文化是人民群众的“硬需求”，“新矛盾”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硬需求”消失了，而是要求升级换代，要求物质文化和公共服务从“有”到“优”、从“更多”到“更好”。二是要满足新的多样化的“软需求”。“软需求”是建立在“硬需求”的基础上，并高于“硬需求”的生活内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包含许多“软需求”的新元素，如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追求，希望生活过得有体面、有尊严，具有更充分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这些“软需求”，不仅是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而且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需要。这就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必须有大担当、大智慧、大作为，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生活需要。综上所述，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理性的判断，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是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基础，为党和国家新政策指明了政治方向，也是谋划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源泉。

作者：童小彪 单位：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