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强贺氏藏书刻书探究范文

《山东图书馆学刊杂志》2015年第二期

1贺氏藏书来源、特点及其经济后盾

1．1藏书来源贺氏除继承一批祖上遗留之书外，藏书来源主要有购买、抄写、受赠和交换。

1．1．1继承祖遗贺氏既为科举世家，藏书自然不逊。贺涛门生赵衡称其藏书“名甲畿南”，徐世昌曾赞:“贺生世世守缥缃，口吞云梦富书史”。贺云举致仕归时囊橐萧瑟，惟携图书数万卷。贺涛曾云:“吾曾王父购书七万余卷，其后岁有所增，今几百年，书固无恙”。祖上所传之书在贺锡璜、贺锡珊异爨时并未析分，但已有流失:“精本书、名家手批金石录等数种皆为族人持去，遂遗失”。后锡珊次子湘商与锡璜次子沅:“愿借钱千串而将广业堂之书籍尽归寿真堂”。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这批书经葆真检点，由北代装运至故城郑家口，共十余箧。

1．1．2购买所得除了这批祖上遗留之书，贺氏一门祖孙几代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购书。在《收愚斋日记》中，有关购书的记录俯拾皆是: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二十日，购湖北局竹连纸《五经四书》;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三日，贺涛为书院购书六种，又自购局板子书百种。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月之内购书四次:一日，购陆放翁《渭南全集》;十九日，购《六书原始》《广东新语》《纪文达公遗集》《黄氏医书》;二十四日，购《畿辅诗传》《唐诗品汇》;二十九日，购《周易折中》。直到日记末仍有两笔购书记录: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购胡应麟《少室山房丛谈》;二十三日，聚珍堂、文璘堂封书，往观之，亦得数种。

1．1．3抄写所得除了购书，贺氏父子还抄书、临书。先是贺涛抄: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始抄《仪礼》，《大射仪》为首;三月三日，《大射仪》终;次日抄《聘礼》，十九日终;次抄《丧服》，四月五日终。贺涛得目疾后由葆真抄:光绪十八年正月元日，抄《尔雅•释文》;五月十五日，抄《海山仙馆丛书》;六月二十五日，《尔雅》抄迄;二十六日，以白摺录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八月十四日，抄《古文辞》;十二月二十八日，抄《尔雅》毕;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抄《唐代丛书》及《小石山房丛书》目录。抄书于葆真已成为一种习惯，遇到感兴趣的就抄。如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葆真抄《通鉴》人名。此书为伴其兄葆初读书的张聘三在读《资治通鉴》及《续通鉴》时所摘录的人名录，葆真因“喜其便于检查”而从故城带到冀州录存。再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十七日，葆真读姑父宗树楠所著《庚子国闻录存》，“录副以存，并附以所闻”。葆真尤喜抄书目: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十五日，抄怡墨堂求售之朱九丹书目;民国六年正月十日，将端氏出售书目录副。葆真还抄录过不少家谱。因自觉记忆力差，“各戚家互婚媾尤不能遍举”［3］第131册:434，故葆真每至戚家，辄索其谱而摘记之，为“小族谱”以备忘。至宣统二年八月，已抄就交河苏氏、深泽王氏、任邱李氏、枣强步氏、饶阳常氏等族谱。贺氏父子对于有桐城派名家如姚鼐、方望溪、吴汝纶等评点的书都不遗余力地亲临或嘱人代临。葆真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记分年记录了其父所临及嘱人代临之书书目［3］第131册:98－100，蔚为大观。

1．1．4受赠所得亲友赠书也是贺氏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如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时在书院刊刻课艺的刻工刘老辛赠《且亭诗》，并允赠《洨滨集》;民国八年(1919)五月二十八日，王晋卿赠《新疆访古录》《学记笺》。受赠人早年以贺涛为主，后以葆真为主。葆真常年居徐世昌幕府，为徐访书、购书、刻书，交际面广、社会活动能力也颇强，接受的赠书自然不少。仅民国十九年，接受赠书就达11次之多。赠书中亦有佳本。陈贻孙曾赠贺涛明南监本《两汉书》，此书“本大印精，古雅可爱”［3］第131册:18，贺涛视若珍宝，将其由故城带到冀州，先题书目于书皮，次日又嘱得意门生赵衡于书头题写书名，两月后才自题书名于书皮，宝爱之情可见。民国七年，纪清桪为在总统府谋差，先以名人手札数十页赠葆真，继又赠以蝴蝶装宋本《玉海》一册，葆真以过于贵重而不敢接受，“暂留一观，将以校家所藏本”［3］第133册:254。

1．1．5交换所得葆真还通过交换的方式得到一些书籍。如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葆真访常稷笙，以《古诗抄》易其所刊《古文四象》。

1．2藏书目及藏书特点贺氏曾几次编录书目。早在光绪十九年，葆真即录家藏书目;民国六年十一月二日，葆真与长子迪新检点书籍，将藏书室、客厅、家祠三处所存书籍略作整理，嘱迪新草为书目。民国七年春，贺氏以匪警仓皇避地津门，书籍留郑家口;次年六月底返回，七月检点旧藏碑帖，命翊新、培新写目。据郑伟章先生言，北大有《武强贺氏寿真堂藏书目》一册，抄本，贺培新撰藏，书题下注“丁巳(1917)孟冬抄于京都前青厂寄序”，著录约七百余种，有元本《五子》、明本《大观本草》及抄本等。据贺氏后人言，贺培新曾将自撰的《潭西书屋书目》送到北平图书馆［9］。检国家图书馆网站，却未见此目。虽未见贺氏藏书目，但从日记及相关资料不难归纳出贺氏藏书的几个特点:

1．2．1重实用，不片面追求版本，为读书人之藏书贺氏购书多为自读，非为收藏，日记所载购书记录中所购之书皆为通行本，宣统二年更有为祖父购小说数种的记录。早年日记对贺氏所读之书记录尤详。葆真兄弟所读多为经史;父贺涛除经史外还大量阅读时务报及译著，译著中有不少小说，如《福尔摩斯》《马丁休脱侦察案》等，失明后改由葆真和书院学生为其读书读报。其家女性亦读书:光绪二十年有葆真为母说《坐花志果》《金钟传》《红楼梦》的记载;光绪二十九年有葆真之妻与嫂读《孟子》，父贺涛为之讲解的记载。从所读之书可窥见其藏书之一斑。当然，由于其家世代藏书，元、明刻本也是有的，约“数十种”［10］。元刻本有《唐音》《朱子大全》，明刻本有《元文类》《郢史》《唐文粹》《陶渊明集》《周礼》《大学衍义》《尹和靖文集》《百川学海》等。

1．2．2桐城派文献及桐城派名家批点本是其特色收藏葆真日记中出现了64位北方桐城派作家，占《桐城文学渊源考》著录北方桐城派作家131人的近一半。这些人多为吴汝纶弟子或再传弟子，与贺涛多有师门关系。且贺涛本人执掌书院讲坛多年，及门弟子亦不少。与葆真交往频繁的有吴闿生、宗树楠、赵衡、王树楠等人，这些人大多有著作传世，贺氏藏书中不乏他们的著作，如王树楠曾将所著《新疆访古录》《学记笺》赠予葆真。而以吴闿生为代表的一些桐城派作家，著作多由葆真主持刊刻，这些书其家当亦有保存。葆真父子还曾临写过很多桐城派名家评点本。贺涛失明前临写了二十余种，后葆真亦有所临，可见其家桐城派名家评点本收藏颇丰。

1．2．3印谱、碑帖收藏丰富葆真对碑帖有着浓厚的兴趣，日记中常有去某处拓碑或请人代拓的记载。葆良子培新师从齐白石，对纂刻颇有研究，收藏的印谱尤其丰富。20世纪80年代北京图书馆所出的《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中所收齐白石的印谱大多来自贺氏的捐赠。

1．3宏富藏书背后的坚强经济后盾贺氏自七世贺云举起所任官阶最高为知县，大多为七品以下的训导等职，但家资却颇为丰裕:贺云举时有田十五、六顷，至九世贺锡璜时析产得六分之一约二顷;另有三里口、尹里两处田产，尹里有田数顷，三里口田产租与佃户耕作，从每年收获粮食400石左右来推测，田亩数亦不在少数;宣统二年又在尹里购墓地百余亩。其家还拥有际兴号、福隆号、福兴号、福昌号、三益兴、余庆长、三余永、阜康等帐号。葆真本人先后创办了大树、大业、大泉、大农等实业公司，并较早涉足股票领域。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其家不仅有能力源源不断地增益藏书，更有能力妥善保管书籍。清末民初，直隶地区各种运动风起云涌，多种势力盘踞交错，社会动荡不安。民国七年，郑家口贺宅被劫，除损失衣物、牲口外，葆良及其他33人亦被掳，贺氏因此举家仓皇避乱天津，书籍未及携带。次年六月返里，书籍无恙，不能不说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关。

2贺氏刻书及特色

贺氏刊刻的第一部书《苏沈良方》，从《后知不足斋丛书》中辑出，为贺锡璜在故城学署时刊行。葆真亲手主持刊刻的第一部书为其父《贺先生文集》。民国元年贺涛去世后，葆真即有拟刊先君文集之意，因托诸友分录副稿，录讫亲校数次，再交吴闿生审定。初因“恐费时日，不得好刻手”而欲付石印，经姑父宗树楠劝说乃定刊版之计。后又商与徐世昌，并向徐坊了解京师刻字铺情况，反复比较刻字铺所刊样本及价格后乃与订议。雷梦水先生曾评贺葆真:“其刻《松坡集》，每字一笔一画，无不斟酌尽善，尝见其手校底本，涂抹殆遍，其他如《李长吉诗集评注》《韩翰林集评注》尤称善本”。葆真因其父曾学于吴汝纶，遂于吴评点诸书搜刻殆尽:《李长吉诗集》《韩翰林集》《古诗抄》等。贺氏刻书集中在民国九年以后，而葆真民国九年后日记仅存民国十九年，故有关其刻书的大量具体情形不得其详，但滴水藏海，从其刊刻《贺先生文集》的情形可见一斑。现仅就目见所及，将武强贺氏所刻之书及刊刻年代略作归纳。由上表可以看出:贺氏刻书除最先所刻《苏沈良方》外，其余多为桐城派作家著作或桐城派名家评点本。日记中有一数字可以对贺氏所刻所印书籍总量作一具体说明: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葆良女又新出嫁，葆真以所刻所印各书赠之，“凡二十四抬”。贺氏所刻书数量虽不能与同时期的天津徐氏相媲美，但民国间天津徐氏刻本有不少都是由贺葆真具体负责督刻的。葆真长期为徐世昌经理购书、刻书事宜，徐对之颇为倚信，有议购之书向其询价，有拟刻之书与之相商，由其推荐刻字铺，而葆真也十分尽心尽责。刊刻《畿辅先哲传》时，国务院高级顾问王树楠曾举一木匠分刻，所刻字体殊不精良，葆真因命毁版另刻，并以龙云斋所刻样本示之，王树楠认为葆真有意为难，故不交样本而促其发刊赀，葆真以未见样本拒不发赀，因此得罪王树楠，使其于徐世昌前颇说葆真长短。由于葆真实心任事，并未因此失信于徐。后徐世昌所刻多种书，如《晚晴簃诗汇》《明清八家文抄》《诗志》《古余芗阁诗集》《异斋集》等也多由葆真具体操办。四存学会出版部的经营管理也由葆真负责。

3藏书归宿及现状

1926年，贺氏举家迁居北平。1931年，在北平西北积水潭建藏书室，有古书十万卷，各种文物古玩五千二百余种，书版五十六箱［9］。1949年3月25日，北平解放当日，葆良次子培新响应政府号召，将家藏图书、文物无偿捐献，计图书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册、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北平军管会为此刊发了嘉奖令。所赠图书藏北平图书馆，钤有“一九四九年武强贺孔才捐赠北平图书馆之图书”长方朱楷文木记。所赠文物藏历史博物馆。2005年6月10日，经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介绍，武强贺氏后人贺倜及家人前往中国国家图书馆“寻根”，参观了家族所捐部分图书及保存在该馆的《武强贺氏家谱稿》。贺氏藏书历经二百年沧桑巨变而纸墨犹香，贺氏哲嗣怎能不抚今追昔、感慨系之!

作者：钟姝娟 单位：安徽省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