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现代汉语及其特点范文

摘要：现代汉语是发展的，形成了变化明显的现代汉语史。关于“早期现代汉语”这一概念，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刁晏斌从现代汉语史的角度进行了界定，认为当指现代汉语史的第一阶段，即“五四”时期至1949年。现代汉语史视角下的“早期现代汉语”是现代汉语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其语言特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纷纭复杂、文白夹杂、欧化色彩浓重、方言掺杂其中、有发展变化。

关键词：现代汉语史；早期现代汉语；文言文；旧白话文；新白话文

一、引言

语言是发展演变的。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结构保持着共变的关系”，“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同时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1](P3-4)。从“五四”运动以来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重大变革，这些变化无疑都会投射在语言的发展变化中。正是在社会和语言共变的大背景下，刁晏斌在1992年首先提出“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研究”这一构想[2]，并在此基础上于2000年正式提出“现代汉语史”这一命题[3]，由此开始了现代汉语史的学科建设。现代汉语史的提出和建立，推动了现代汉语共时研究的纵深发展，对整个汉语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4]。正是因为有了现代汉语史理论的指导，人们开始尝试“共时中的历时研究”，并把目光放到了早期现代汉语阶段。

二、“早期现代汉语”的界定及研究意义

“早期现代汉语”在学界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人们一般用它来指称早期阶段的现代汉语，但却没有特别明确的时间界限。汪维辉（2012）在《研究早期现代汉语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资料———介绍朴在渊、金雅瑛编〈汉语会话书〉》一文中，提到的多种资料是产生于1910—1930年，所指的早期现代汉语大致也就是这一阶段。汪维辉（2014）在《〈汉语·华语抄略〉札记》一文中又提到了“早期现代汉语”这一概念，“两种新发现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汉语》和《华语抄略》，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份研究早期现代汉语和东北方言的可贵资料”。近代汉语的下限一般被定为清代前半期[5](P3)，或者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清初（最晚《红楼梦》形成以前）[6](P216)，或者18世纪中期[7](P6)，这些观点归结起来就是明末清初。通常来说，18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被看成是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过渡期，因此，汪文所说的前一个“早期现代汉语”大致对应现代汉语的早期阶段，后一个当为近代汉语的晚期和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期。现代汉语的上限始于“五四”时期，这已经成为学界大多数人的观点。针对学界极少数不同看法，刁晏斌补充：“现代汉语的形成应以书面语为标准”，现代汉语的划分“是求异而不是求同”[8](P6，P9)，而且“现代汉语的最终确立时间，外来形式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和指标”[9]。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何九盈认为“现代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化的过程”[10](P44)，徐时仪认为“从本质上看，五四时期的白话已是一种新语言系统”，“古代白话和五四时期后的现代白话虽然都是白话，但就思想体系而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两套语言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刁晏斌重新定义了“早期现代汉语”。他将现代汉语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第二阶段：1949年到1966年“”开始；第三阶段：10年“”（1966—1976）；第四阶段：改革开放至今（1978年至今），并且认为“如果分期不必过于苛细的话，二三两个阶段也可以合而为一，视为同一阶段中的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阶段是早/初期现代汉语阶段[3]。刁晏斌在讨论“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的联系时，进一步明确现代汉语史三个阶段的观点，再次强调“早期现代汉语”是指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的第一阶段，为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11]。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刁晏斌关于“早期现代汉语”的界定是合适的，所指明确，界限清楚。“早期现代汉语”，不同的领域和学者也会使用“国语”一词指称。何九盈说“现代标准汉语，从前叫‘官话’、‘国语’，现在叫普通话”[12](P34)，徐时仪认为“五四”时期的“新语言系统，又称为‘国语’，后又成为现在的现代汉语”[12](P381)，《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国语”的释义是“本国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在我国是汉语普通话的旧称”。

“普通话”正式指称汉民族共同语是在1955年，这一名称被法律确定之后，“国语”一词便被废止，但在台湾“国语”的名称并未改变。着眼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语言研究，早期现代汉语与国语在时间上大部分交叠，在表达不严密的情况下，二者混用，可以理解，但从现代汉语的发展角度来看，还是使用“早期现代汉语”这一概念为好。早期现代汉语相对于整个现代汉语史来说，体现为现代汉语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现代汉语是动态发展的，早期现代汉语阶段有不少语法现象不同于现代汉语后面两个阶段。可是，目前的语言研究一般还是把近百年的现代汉语当作一个共时平面，并且把目光主要放在后面两个阶段上，结果一是研究不全面，二是得出的结论缺乏普遍适用性。以介词“对于”为例。人们一般认为“表示人与人的关系，只能用‘对’”[13](P182)，但早期现代汉语中使用“对于”的用例却很常见，如“这是我对于你们底希望”（许地山《落花生》），“故他家的人对于我特别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丰子凯《忆儿时》），“但我对于她还是不大信任，邮票固然可以在门前买，可是待发的信还是不肯直接交给她”（冯至《罗迦诺的乡村》）等。再如副词“比较”，一般认为“表示具有一定的程度。不用于否定式”[13](P75)，“‘比较’后边一般不能用否定副词，如一般不说‘这个电影比较不好’‘今天比较不热’”[14](P225)，但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比较”修饰否定表达的现象却很常见，如“有两个是上海某艺术大学的学生，一个比较不漂亮点的是刚从北平来的学生”（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一来，她可以比较不陌生”（钱钟书《围城》）。诸如此类的现象还很多，因此加强早期现代汉语的研究实在必要，而且势在必行。综合来看，早期现代汉语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它可以帮助人们相对全面地了解早期现代汉语的面貌，从而建立一个客观、完整、发展的现代汉语史。其次，它可以促进现代汉语的本体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其它阶段提供借鉴和参照，并从不同角度修正现代汉语研究的某些结论。再次，它还可以为海峡两岸的语言对比研究提供有力支持。刁晏斌指出“两岸语言的共时差异，其实是早期‘国语’分化的结果，是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历时发展变化的结果和体现，两岸民族共同语书面语之间的共时差异，体现为两岸语言与早期‘国语’之间的距离”[15]。最后，早期现代汉语研究对母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以及全球华语教学都具有重要价值。

三、早期现代汉语的特点

早期现代汉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内涵丰富，特点突出。刁晏斌曾对早期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进行总结，认为“至少有以下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纷纭复杂，同义形式多，‘超常’用例多，有发展变化”。[16](P320-323)综合考察早期现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同时结合词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将早期现代汉语的特点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纷纭复杂“纷纭复杂”是相对于文言文、旧白话文而言的，也是相对于现代汉语后面两个阶段而言的。先说词汇方面。词汇是语言的风向标。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旧思想、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都存在种种冲突，政治斗争、革命抗战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主题，因此既有表现传统守旧的惯常词汇，如“大户、老爷、姨太太、佃户、典妻”等；也有表现新式开放的新生词汇，如“董事、股票、影院、统购、八路军”等；还有大量的外来词，来自英语的外来词有“坦克、摩登、维他命、幽默、沙发”等，来自法语的外来词有“公社、布尔乔亚、纳粹、法西斯”等，来自苏联的外来词有“杜马、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卢布”等，来自日语的外来词有“左翼、特务、情报、干部、重工业”等。可以这样说，早期现代汉语时期，旧词仍在，新词迭出，旧词裹挟着新词，常用词夹杂着外来词，共同汇入语言的洪流。再看语法方面。以实词为例。有不少名词可以用做状语，如“诚意的/地告诉”“勇气的/地说”“友谊的/地解释”等，不少名词可以受副词修饰，如“最贵族”“比较劣势”“很表情”等；动词的重叠形式在个案上也远比今天复杂，除了常见的“AA”式、“ABAB”式以外，还有“AB———AB”式，如“打算——打算”，有“AO（宾语）———A”式，如“哄他一哄”，有“A———AB”式，如“探———探险”，还有“A（了）——AO（宾语）”式，如“亲（了）———亲我的额头”等，而且还有现代汉语后面两个阶段不大使用的个案重叠形式，如“捧场捧场、鬼混鬼混、借住借住”等；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也更丰富，有“AABB”式的，如“严严肃肃”“亲亲切切”“伶伶俐俐”，有“ABB”式的，如“重沉沉”“阴愁愁”“暖旭旭”，有“AA”式的，如“痛痛”“恳恳”“润润”，可以重叠使用的形容词，数量也远远超过现代汉语后面两个阶段。句子层面的纷纭复杂更是突出。在句子成分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联合主语、联合宾语、联合状语、联合定语、联合述语共带一个宾语的现象。例如：（1）日间的疲劳，和这晚餐和温存的老人底态度，对于这吃过人间辛苦的人，有如一杯清醇的醍醐。（李霁野《三幅遗容》）（2）《巨人世家》卷三有赞美肚子的一章，尊为人类的真主宰、各种学问和职业的创始和提倡者。（钱钟书《吃饭》）（3）她却静静地，静静地，若有所感似的，和着沙沙的叶声，暗暗地流下泪来。（韦素园《春雨》）（4）我们希望那种醉人的、刺人的、提拔人的、抚摸人的作品。（田汉《灵光》）（5）他们一方面翻译着，谈论着，称颂着雷马克，别方面写着战争小说，刚刚和雷马克绝对相反的战争小说。（瞿秋白《青年的九月》）以上各句都出现了不同成分的联合形式，尤其是联合状语和联合定语的运用，相对于文言文和旧白话形式，句子的复杂程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在这一阶段，还有不少按今天的语法规则无法分析的句子。例如：（6）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辛酸，的挣扎。（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7）我们发见自身的错误而批评之便是一种觉悟的底初步。（《少年中国》May.15，1921，V.2，Num.11《詹姆士底宗教哲学》（方东美））例（6）中“的善良，的辛酸，的挣扎”的并列形式，例（7）中“的底”连用形式，目前已经很难见到。这些“超常”表达，如果按今天的眼光，可能都要归入病句之列，但尊重语言事实，历史地看待这些语法现象，是我们应该秉持的正确态度。

（二）文白夹杂早期现代汉语中有不少来自文言文的句法形式。刁晏斌指出这一时期存在不少“古句”和“准古句”，“所谓古句和‘准古句’是指一句话中全部或部分地采用了古白话甚至于文言的句子形式，由此而形成的句子”[16](P209)。例如：（8）此外尚有更重要者，则为道德之讲究。（苏青《论红颜薄命》）（9）东波云“因病得闲殊不恶”，我亦生平善病者，故知能闲真是大工夫，大学问。（冰心《闲情》）早期现代汉语中，还出现了不少文言句式和白话句式嫁接的句子。例如：（10）凡是丫头肖虎的，头发黄的，鼻梁碰伤的，眼睛太小的，牙齿歪斜的，价钱总得杀它一下。（秦牧《私刑·人市·血的赏玩》）（11）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为人民服务》）（12）状元公许仕林也者，何尝是白蛇与许仙的儿子呢，不过是我们愚民百姓派去的代表而已。（聂甘弩《蛇与塔》）（13）禄也者，拆穿了说就是吃的东西。（夏丏尊《谈吃》）例（10）（11）中“丫头肖虎的”“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用的是文言句法定语后置形式，与“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汉语·律历志》）、“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论语·子路》）的文言表达一致。例（12）（13）中主语“状元公许仕林”和“禄”后面都带上了文言文常用的提顿语气词“也者”。对比来看，早期现代汉语中真正意义上的文言句式不是很多，大多是经过梁启超“新民体”影响后的文言形式，带有太多的异质成分。陈平原说“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的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把大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化，现代白话文才超越了语言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现。”[17](P1－2)半文半白、文白夹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早期现代汉语承袭了旧白话文的大量词语和句法形式。严家炎指出传统白话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便”（相当于“就”）和“道”（相当于“说”），在早期现代汉语中“这类词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并列举了鲁迅的《孔乙己》，全文只有三千字，“便”字出现了25次，比间或使用的“就”和“就是”要多得多，“道”和“说道”出现了13次，比单纯用“说”字也要略多一些[18]。请看：（14）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15）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此外，文白夹杂的形式还体现为旧白话文句法形式的间杂使用。例如：（16）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朱自清《背影》）（17）无奈贫乏逼我，……，结果我的作品，就一天劣似一天。（冰心《文学家的造就》）例（16）中的程度副词“很”修饰“是”的组合表达，是旧白话文中的常见形式[19]，例（17）中的“一天劣似一天”的递进差比形式，也是来自旧白话文语法[20]。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我们看到不少文白有效融合、雅俗共赏的美文，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郁达夫、梁实秋等人的优秀作品，但也存在着大量文白融合得不好、文白错杂、违和感突出的作品。可以这样说，文言文和旧白话文对早期现代汉语的影响、干扰和渗透比现代汉语其它阶段都更为突出、明显。

（三）欧化色彩浓重吸收外来形式是现代汉语形成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外来词大量涌入，激活了汉语中某些旧有词缀的使用，如“-者”“-家”等，并直接影响了一批新生类词缀的产生和发展，如“-主义”“-化”“-性”“-式”等。专就语法形式而言，主要体现为借鉴和吸收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语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欧化现象。早期现代汉语的欧化现象非常突出，因此才有学者认为现代汉语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才有了20世纪50年代语言规范化运动影响下的某些去欧化现象[21]。关于早期现代汉语欧化现象的总结，最早见于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对欧化语法现象也作了大量介绍。谢耀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欧化现象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总结，既有词法，也有句法，共涉及二十多个方面[22]。下面依谢耀基所列条目，仅从句法角度作简单的举例说明。首先，看词的组合方面的欧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性结构共同支配一个对象，例如：（18）对于知识分子，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论政策》）动词前连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助动词，例如：（19）她是来享受，她不能，不肯，也不愿，看别人的苦处。（老舍《骆驼祥子》）人称代词、专有名词前面加上修饰成分，例如：（20）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其次，看句子方面的欧化。主语往往可省而不省，也就是说主语变得必需。例如：（21）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巴金《做大哥的人》）关联词语的使用由“随便”变得“需要”。例如：（22）因此他虽在少年工人的群中，因为年纪知识，得到相当敬礼，然而背后却也受他们不少的嘲笑。（王统照《刀柄》）最后，看句式运用方面的欧化现象。“被”字句的普通使用，已不限于不愿意或不愉快的事。例如：（23）上得楼来，做了母亲的世瑛，乍看见我似乎有点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悦和兴奋盖过了。（冰心《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是”的使用变化如英语“be”般普遍和必需。例如：（24）雨虽暂时不下，地上是稀湿。（俞平伯《重过西园码头》）以上列举的欧化现象都是在英语影响下通过翻译和模仿而产生的新兴语法形式。早期现代汉语时期还存在不少“汉语中罕用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作用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23](P1)。以处所补语句为例。张赪认为“元明时期，‘在L’一般不能位于‘V+O’后，只有动词宾语是带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宾语时才有少量的‘V+O+在L’句，‘在L’后置的句子里如果动词要带宾语一般是用介词‘把/将’将宾语提到动词前，在元明时期的标准语里这一规律非常严格’”[24]。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我们看到了很多“V+O+在L”句，其中“O”常常没有数量修饰语，如“护士放我在他的背上”（冰心《分》），“当下家树拿了帽子在手上，在楼廊下来往徘徊着”（张恨水《啼笑因缘》），“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张爱玲《更衣记》）等。这种处所补语句的大量出现与英语处所介词结构“on/in/at+locale”置于句尾的句子结构的翻译和模仿有很大关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外来词和大量欧化语法现象，使早期现代汉语带上了浓重的欧化色彩，因而“洋味”十足。在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有些欧化语法形式已经沉淀为汉语的语法底层，而那些因“硬译”“生译”等方式产生的“不中不西”“食洋不化”的欧化现象则随着语言的发展而销声匿迹。

（四）方言掺杂其中张中行说“文言大致是超方言的；白话不然，虽然大多用所谓官话，却常常不能离开方言”[25](P227)。汉语方言众多，因此追求“言文一致”必然会打上方言的烙印，方言表达成分掺杂其中实属难免。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时期，新白话文创作者们同时有意提倡方言俗语的使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主张的八事之一就是“不避俗字俗语”，并进一步认为“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早期现代汉语中不少新白话文作品都带着一定的方言色彩，这主要体现为对方言词汇的吸收，语法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多。汉语众多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语音和词汇，语法区别不大，落实在书面上，则主要体现为词汇，语法总体来说很少。虽然方言语法对书面语影响较少，但有些表达形式的方言性还是非常明显的。以老舍的作品为例，北京口语中常见的句式随处可见。例如：（25）他们走得要很稳，脖子上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负重而保险不损坏东西。人们管这一行的人叫作“窝脖儿的”。（《四世同堂》）（26）好人？城全教人家给打下来了，好人又值几个铜板一个？（《四世同堂》）（27）我没叫他给我买票呀！我给他钱，他不要！（《二马》）例（25）中的“管……叫作……”，例（26）中的“教……给……”，例（27）中的“叫……给”都是北京口语中常用的句式。老舍的作品带有浓浓的京味，既有词汇的原因，也有语法的原因。再以“动词+代词宾语+否定补语”为例。这一语法形式产生于旧白话文，并延续使用到早期现代汉语中，但这一形式在另一方面也体现着某种方言性，吴语、湘语和西南官话中现在还在一定范围内保留这种用法。也就是说，早期现代汉语中“动词+代词宾语+否定补语”的使用，既体现着与旧白话文语法的一脉相承，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方言语法对新白话文的影响和渗透。在这一时期的语料中，我们发现吴语作家作品中出现这一形式的用例相对更多一些。例如：（28）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鲁迅《药》）（29）偶呀，平仄呀，押韵呀，拘束得非常之严，所以便是奉天承运的真龙也挣扎他不过。（周作人《山中杂信》）（30）我再三拦阻她不住，郑妈自去溪边洗尿布去了，一会儿便捧上一大碗青菜炒年糕来。（苏青《拣奶妈》）（31）方家没有房子，害你们新婚夫妇拆散，他们对你不住，现在算找到两间房，有什么大不了得！（钱钟书《围城》）可以这样说，方言词汇和语法的掺杂和吸收，是造成早期现代汉语纷纭复杂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五）有发展变化刁晏斌在总结早期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时，特意指出“有发展变化”这一点，认为“现代汉语由最初形成到粗具规模、初步稳定，其间必然要经过调整完善，以至于‘吐故纳新’，总之，必然要经过一个变革的时期，而这也就是初期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了”①[22](P323-324)。“五四”新文化运动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的人们对如何进行白话文创作并不清楚，由“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必然会经历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的过程。笔者在上文提到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白夹杂”，这是针对总体情况而言的。具体来讲，20年代借鉴文言语法和旧白话文语法的现象普遍，“古句”和“准古句”很多，文白夹杂现象比比皆是，但是随着新白话文创作的不断成熟，文言语法成分不断降低，文白相对更能有效融合。以结构助词“之”的使用为例，笔者抽查了《全集》第1卷和第4卷的部分作品。

四、结语

早期现代汉语处于汉语新旧转变的重要时期，以当时的口语为基础，既有延续下来的文言成分和文言格式，又有宋元明清传承下来的旧白话词汇和句法形式，还有大量外来词和欧化形式，可谓文白交杂，异质相间，古今中外多种语言要素共存于同一平面，因而形成了绝对动态演变、相对静态聚集，多源而一统的现代汉语。纷纭复杂、文白夹杂、欧化色彩浓重、方言掺杂其中、有发展变化，这五个方面的特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突出、更典型，因此可以看成是早期现代汉语的五个突出特点。早期现代汉语异质庞杂，特点多样，这也是一般的语法研究者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特点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还需进一步梳理和研究。

作者：崔新颖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