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地理视角下的历史大事件范文

摘要：现实世界以整体存在着。若以学科界线来分割，将会导致如盲人摸象一般的认知困境。因此偶尔跨过学科的界线，在教学中尝试学科交叉与融合，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学科理解。历史事件的发生虽然有其本身的历史逻辑，但是背后都有着广阔而深刻的地理背景，从地理学科视角切入，可以完善人们对历史事件认知的拼图，接近历史事件的原貌。从地理位置、区域认知、尺度转换、时空邻近度、气候演变和人地关系等地理视角，对古希腊文明的出现、作物的扩散、宗教的传播、清朝统驭的秘诀和楼兰古国的消亡等事件进行考察，获得了新的历史认知。

关键词：地理视角；历史认知；学科交叉

长期以来，受苏联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中学各学科之间界限分明，教学往往“井水不犯河水”。但现实世界的存在是浑然一体的，需要综合各学科的视角才能完成对世界认知的完整拼图。若以学科界线来分割现实世界，则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而且在经历高度分化之后，一些学科的发展近年来出现了彼此渗透、相互综合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科交叉与融合在教学中的尝试，是对课程实践路径和方式的优化与完善。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利用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将相关学科内容交叉与融合，是将其他学科知识运用到某一学科的教学中。历史与地理学科天然联系多，在教学中具有学科交叉的先天优势。地理课程致力于帮助学生养成从地理学视角认识世界的意识与能力，历史事件理应成为地理观察的对象之一。而在历史课程中，“时空观念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容之一，对正确认识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历史史实，建构历史联系，进而进行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1］史地学科教师在教学中主动尝试，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认知视野，而且可以加深相应的学科理解，而这也顺应地理学科和历史学科课程实践的要求。本文以地理视角来考察一些历史大事件，尝试着为历史与地理学科教师提供学科交叉与融合提供思路与思考。地理视角强调的是从地理学科角度切入，运用地理知识、原理、思想和方法等来探寻、认识、理解现实世界。以此切入，可以帮助学生完善对历史事件认知的拼图，使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全面、更立体。

一、异军突起的希腊文明

历史上，人类曾经在世界不同地区发展出灿若星河的古代文明，比如北非的古埃及文明、西亚的古巴比伦文明、南亚的古印度文明、东亚中国文明以及美洲的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等等。它们或先后出现，或同时存在于世。在这当中，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发育较早，但也先后消失，它们的基因由附近后起的古希腊文明所承续。古希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在承接、吸收其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开启了以现代科技、民主政治和西方主流艺术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历史呈现了实然，却没有给出“应然”。为什么是希腊？面对这个问题，通过史地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从地理学科角度来考察，或许可以发现历史发展“偶然”中的“必然”。

（一）地理位置视角有着“地理学第一概念”之称的地理位置，指的是地理事物在空间上的分布，用来界定地理事物间各种时间空间关系。它包括“地理考察的对象在哪里、它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的重要意义、位置的发展变化等。”［2］地理位置能够综合反映事物生成、发展的环境条件，是地球上一切自然现象形成的基础。区域位置不同，填充其间的内容及其组织就不同，区域各自的地理特征也就不同。对地理位置的认知一般从绝对位置（经纬度位置）和相对位置（以海陆位置为主）两方面展开，有时也需要从多尺度、多视角和多时段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入。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意义上，古希腊都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希腊。古希腊的范围比今天要大，由小亚细亚最西部和巴尔干半岛等组成，其中巴尔干半岛又包括现今的希腊、克里特岛和其他爱琴海诸岛。就经纬度位置来说，古希腊位于中纬度，这就决定了其亚热带的气候特征；就相对位置来说，古希腊位于地中海的东北沿岸，它的东边曾经出现过巴比伦为代表的西亚文明，而南边是以古埃及为代表的北非文明。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地中海风平浪静，这为航运及基于其上的商贸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密切了古希腊与西亚、北非地区的交往。

（二）区域认知视角区域认知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地球表层划分为不同尺度、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区域来加以认识。区域认知的视角要求能够从空间的视角，运用地图等认知工具与适当的认知方式分析区位条件，概括地理事物和现象的特征、结构与功能，比较区域差异，能够运用动态的观点进行区域分析与评价。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古希腊文明，可以发现，碎片化的格局造就了希腊特有的城邦文化。由众多岛屿和半岛组成的古希腊，不会像中国古代那样容易出现大一统的政治体，但却为多达数百个城邦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地理条件。单个城邦人数有限，有利于公民直接参与政治，西方民主政治的雏形遂孕育于此。地中海及其独特气候孕育了工商文明。古希腊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区，夏季高温干旱，再加上山石多，土地贫瘠，不适合粮食作物的生长。为生存计，需要从其他地区输入粮食，地中海恰好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这样以交换为目的的商业就应运发展起来。在与其他地区陌生人发展商贸的过程中，促进了契约精神的生成和商品生产的精细化，由此孕育了古希腊的平等观念和审美习惯。这些都为后来的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

二、作物的扩散与宗教的传播

人类历史就是人类在地球表面的迁移扩散史。其间，伴随着农作物和宗教等的传播，在地表上形成了一条条隐形的“巨流”。如今我们身边常见的那些农作物，很多是历史上先后进入中国的。早在商朝年间，原产西亚的小麦和大麦就沿着中亚、新疆、河西走廊一线进入如今甘肃、山西一带。两汉前后，原产中亚的葡萄、石榴、核桃、西瓜、胡椒、菠菜等农作物相继传入中原地区。唐宋之间，原产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中国，并逐步在南方普及。从中亚进入中国的农作物在境内扩散的路径大致与佛教境内传播路线一致。所有宗教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漫长的传播之路，并最终绘制了这个星球上最壮观、最重要的人文地图，同时深刻地塑造着地球上的安全格局，这启发美国学者亨廷顿写出了皇皇巨著——《文明的冲突》。从地理视角触摸这些“巨流”，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农作物和宗教传播的路线。

（一）人口空间移动视角人类在地表的空间分布与移动构成了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地表出现开始，人类就在地表不停迁移，不断地改变着人口的分布状况。人口在空间的移动带动了农作物的扩散和宗教的传播。例如，在司马迁所说的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葡萄和苜蓿随着往来两地的旅人到达长安。美洲作物玉米、红薯也是由欧洲人带到东南亚的殖民地，然后再由我国东南沿海“下南洋”的移民带回中国。土豆（马铃薯）最早就是由荷兰殖民者引进台湾，所以也叫荷兰豆，然后再由移民台湾的大陆居民带到大陆。人口空间移动对宗教传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作为文化现象，人群从一地迁往另一地后，会将他们的宗教信仰带到新迁入的地区。宗教史上，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欧洲殖民者随后大量涌了进来，也使得原主要分布于欧洲的基督教将版图扩大到了美洲。

（二）地理时空邻近度视角人类的空间移动，总是率先发生在时间或空间上相近的区域间。为此，以地理时空临近度视角切入可以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这些“巨流”发生发展的背景。在此视角之下，小麦向东扩散的过程中，首先由西亚传往邻近的中亚，接着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经由河西走廊进入甘肃，然后传入中原地区，以后更进一步取代了原先的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中原地区那时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考古揭示，小麦传入中国至少有两个途径，即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草原通道的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欧亚草原诸青铜文化——中国北方文化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绿洲通道的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地区。无论哪条路线，都体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时空邻近度的观察视角。佛教在历史上的传播同样也是首先影响、覆盖邻近地区。自起源之后，佛教首先从北印度向南、西和东三个方面传播，并因传播路线之别而形成了所谓“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两大流派。其北传的过程大致如下：先由发源地向西北方向传入中亚，然后由中亚传至我国新疆地区，然后经由河西走廊向东进入中原地区，再由中国大陆进入朝鲜半岛，最后到达日本诸岛。时空邻近度的视角也可以揭示帝国扩张的过程，比如清朝由东北起家，向南方和西部地区不断地扩大着王朝的版图。

三、清朝统驭天下的秘诀

与中国历朝相比，清朝始终保持着辽阔的疆域，并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版图。面对如此辽阔的疆域，人口处于绝对少数的统治者是如何实现有效控制的？传统史学一般认为，清兵入关，然后儒化，因此获得汉族读书人的价值观认同，随后慢慢接受了统治，天下遂逐渐稳固。但是近年来，“新清史”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历史图景，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地理学科或许可以提供独特的帮助。

（一）空间尺度视角在地理学科中，空间尺度转换被视为地理学研究的“第一方法”。空间尺度对应的是地理考察范围的大小。尺度转换是利用某一尺度所获得信息来推测其他尺度上的现象，既可以向上尺度转换，也可以向下尺度转换，前者称之为尺度扩展，后者称之为尺度收缩。“研究问题时要考虑大小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同尺度之间进行视角转换，运用‘变焦’的方法观察分析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形成和演变……从而使我们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认识更客观、更全面。”［3］传统清史，表面上涵盖了中国全域，但其考察重心无疑落在汉人生活的东部地区，西部广大区域由于地图投影的原因被人为地缩小并边缘化。这就好比哈哈镜一样，歪曲了历史的真像。如若将考察的尺度扩大到整个亚洲，则重心落在中亚地区，原先的中原地区则不过处于“内陆亚洲”的边缘地带。在此视野下可以发现，清朝疆域是由“内陆亚洲”和“东亚沿海”两部分组成的，其中内陆亚洲在文化属性上又分为满、蒙、藏的萨满—喇嘛教文化和西北干旱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它们都不同于东亚汉人的儒家文化。正是在这样大的空间尺度下，统治者看到了疆域内存在的巨大差异，并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统驭策略：在汉人区域主动接收儒家的价值观，自觉延续明朝的众多制度；在蒙藏地区（即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通过喇嘛教和世俗的满蒙联姻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安排实现有效控制。这其实也遵循着地理学“因地制宜”的重要思想。

（二）因地制宜视角因地制宜的前提是地域差异，是因为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以及历史发展基础。历史上我国地方行政管辖往往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西汉初年，鉴于秦在败亡之际却没有诸侯相助的教训，汉庭除沿袭秦的郡县制之外，同时又实行了封建制——分封部分同姓或异姓诸侯王，以拱卫中央。武帝时，今新疆等地并入汉朝疆域，随后因地制宜地设置了与内地“郡县制”和“分封制”都不同的西域“都护府”，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北魏由崛起于东北的鲜卑族建立，在魏文帝全面汉化之前，统治集团在中原及大部分地区沿袭“郡县制”，而在鲜卑族内部及东北地区实行奴隶制度，形成所谓的“胡风汉俗”景象。唐朝时，中央政府对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用羁縻政策，即承认当地土著贵族的势力并封以王侯，纳入朝廷管理，这些羁縻州与内地行政区域的管辖方式不同。公元10世纪，契丹崛起于北方。辽太宗雄才大略，面对如此广阔的国土，尤其是掠夺的中原“幽云十六州”，采取了因地制宜的行政统辖策略。《辽史》记载：“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明朝时，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以“流官”为代表的文官制度臻于成熟。尽管这样，西南民族地区却仍由“土司”世袭管理，中央政府对其管辖力弱于内地。而早在入关前，在东北地区扩张的过程中，就对汉人聚居区域采取了与满蒙民族生活区域不同的统治策略。这种行政上的因地制宜并非一成不变，在历史发展中也会因时制宜。比如对于蒙、藏之间的今新疆地区，清朝统治者初期保留某种程度上的自治，辅以军事手段控制；但在左宗棠收复伊犁之后，就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直接管辖了，也即所谓“改土归流”。西北地区的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消失

在大漠中的“楼兰”今天，我国西北地区给世人的印象是：干旱、荒凉，沙漠、戈壁广布……可是历史上这片土地也曾经森林广布、水草丰美、牛羊遍地。古今如此巨大的反差使人震撼，也令今人难以置信。历史文献为我们呈现了西北地区曾经的面貌。魏晋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赞美黄土高原北部的陕北靖边白城子“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并在此筑统万城，建立大夏国。又“根据《汉书•地理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书考证，黄土高原西部的甘肃陇东、陇西、兰州和宁夏一带也曾密布森林。”［4］也正因此，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广泛分布着包括古楼兰在内的众多国度，单就两汉前后文献明确记载的就多达三十六个。这些岛状分布的绿洲经驼队连缀成亚欧大陆上古老的商路。后来却先后湮没在漫漫黄沙之中，汇成一片沉默的“死亡之海”，让一度畅通的丝路成为畏途，留下一处处荒废已久、无比苍凉的故城、遗址，在亘古岁月中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热闹与辉煌。它们都去哪儿了呢？一些学者认为人们之间的冲突、征战以至于屠城是沧桑巨变的祸首。但那些若有若无的史料、若明若暗的史迹描绘的终究是一幅模糊的画卷，很难让现代人信服。但是如果从地理学科视角看去，这幅历史画卷却变得清晰起来。

（一）气候演变视角全球气候变暖近几年一直是国际政治的热点话题，控制“温室效应”的共识也从庙堂走向民间，使得“低碳生活”成为更多人的自觉选择。可是，这也给公众造成了一种认知上的误区，仿佛人类是气候变化的元凶。事实远非如此。研究发现，地质时期以来地球表面的气候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表现为冷暖干湿交替，而人类的出现是很晚才发生的事情。可见，气候的演变首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长期来看，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它会影响到作物的分布，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并最终影响到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存状态。历史文献从侧面佐证了我国气候曾经的变化。《诗经》中有“若作和羹，尔唯盐梅”的诗句，就揭示了梅子与盐在商周时期是我国北方人民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可是作为亚热带水果的梅子，现今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北方基本绝迹。另外，大象在我国古今的分布状况也可以佐证气候曾经的演变。“安阳殷墟发现有水牛和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甲骨文记载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产的，河南原称豫州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5］而如今，野生大象只分布在我国大陆最南端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可见，相比于商代，我国北方气温总体下降了。与此同时，自南宋以来，我国西北又出现了变干的趋势，并在明末清初时达到极致。这应该是我国西北地区环境变化的重要背景。变干后的西北地区因缺水环境承载力大幅下降，使得生物的生存变得愈加艰难。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西北历史演变的地理大背景。

（二）人地关系视角人地关系的视角既要考虑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也应注意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协调的人地关系要求人类的活动必须与自然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与结构，必须同资源规模与结构大体上相吻合。比如，在干旱地区，水资源高度紧缺，人类生存与生产需要的水资源就不能超出地区水资源的持续供给能力。近代以来，西北地区气候变干的同时，绿洲的人口规模也越来越大，人地关系的脆弱平衡很快被打破。人类活动对于西北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尤其是在近现代人口激增的压力下进行的盲目、掠夺性的开发。造成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以引水灌溉为基础的人工绿洲的扩大“常常以流域下游天然绿洲大面积荒漠化为代价”。［4］人地平衡随之彻底走向崩溃，其结果就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因而，近年来这些地区以人口搬离为标志的“异地扶贫”就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比如，宁夏有名的“西海固”地区，许多地方的环境承载力已经低到人类无法在其中生存，只有搬迁到条件较好的地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他们的生存问题。这样，在气候自然演变和人地关系失衡的叠加作用之下，我国西北那些绿洲上的古国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以地理学视角考察历史，是历史和地理在各自教学过程中学科交叉和融合的有益尝试，既丰富了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也拓宽了历史学科考察、理解的视角。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对课程实践路径和方式的优化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维林.历史课程目标中“时空观念”的理解维度［J］.教学与管理，2017（9）.

［2］张萌萌，蔚东英.认识“地理位置”——基于多尺度、多视角和多时段的方法［J］.地理教育，2014（11）.

［3］宋波.空间尺度思想对中学地理教学的启示［J］.地理教学，2016（16）.

［4］吴晓军.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J］.甘肃社会科学，1999（4）.

［5］田苹，李绍云，李耀宁，等.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分析［J］.环境保护循环经济，2009（3）.

作者：丁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