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IMA模型对失地人口的研究范文

《人口学刊杂志》2014年第四期

一、失地人口的估算

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始终都没有与失地人口直接相关的统计数据，曾有学者使用如下方法进行估计：设基期的耕地面积为S0，人口数为R0；报告期的耕地面积为St，人口数为Rt；若不存在失地人口，则报告期的人均耕地面积理论上应为S0Rt，然后计算出耕地面积的减少量为St-S0，故失地人口数的计算公式为这一方法的假设前提是耕地面积在减少，即失地人口的失地原因是耕地被征收，且耕地没有得到补充而造成的，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该方法并不适用于估计吉林省的失地人口，因为吉林省地处东北平原，土地资源丰富，而且经济发达程度不高，所以耕地面积是不断增加的，甚至某些年度的增加幅度超过了当年农业人口的增加幅度，从而导致报告期的耕地面积要高于基期的耕地面积，用上述方法计算出的失地人口数为负数，这是不合逻辑的。因此，寻找适合于吉林省特点的估计方法是很重要的。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采用一种新方法来估计失地人口数，思路是从导致失地的原因入手寻找变量。吉林农民的土地主要是用于耕作，由于耕地被征收，而征收的目的是要进行建设，那么，就应当寻找能够反映这一情况的数据。经过反复考虑，最终确定公式为：有学者指出，对于失地人口的计算不应局限于耕地，还应当考虑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使用状况。［3］但根据吉林省的具体情况，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范围要小于耕地的征收范围，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收入并没有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不会导致农民生活条件发生十分明显的变化，而且在进行数据统计时，集体建设用地的情况是包含在耕地使用情况中的，因此，本文采用耕地作为计算指标。分子选用“基建占地”没有选用“年内耕地减少量”进行计算的原因是，耕地的减少不完全是征收导致的，还有退耕还林还草、耕地改为园地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所导致的耕地的减少量也是很可观的，不能忽略，故不能用“年内耕地减少量”进行估计。没有选用“当年耕地变化量”的原因是，由于吉林省每年新开荒的耕地较多，会抵消耕地由于被征收而导致的减少量，甚至会使“当年耕地变化量”为正值，即耕地不减反增；同时，进行开荒的农民往往不是失地农民，因此，这就忽略了被征收耕地农民的情况，无法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分母之所以采用总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而不是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是考虑到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变为非农业人口，如果使用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进行计算，会忽略这部分人口的情况，故采用总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进行计算。根据上述公式，由表1数据计算得出表2。

二、失地人口的ARIMA模型

（一）ARIMA模型识别与检验为了对计算后得出的失地人口数进行更加量化的研究，采用ARIMA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以得到较为理想的结论。ARIMA模型使用三种形式对时间序列进行建模分析，即自回归项（AR）、单积项（I）以及移动平均项（MA）。自回归项：如果某一时间序列yt是其前期值和随机项的线性函数，可表示为：如此，即构建了一个ARIMA（p，d，q）模型。对失地人口（SDRK）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失地人口在1983~1986年、1991~1993年以及2003年前后都发生了较大程度上的波动，因此选取失地人口的一阶差分进行下一步研究。为了识别ARMA模型，同时也为了确定p、q的值，利用自相关系数（AC）以及偏自相关系数（PAC）对SDRK序列进行考察。在自相关-偏自相关分析图中，D（SDRK）的自相关系数、偏自相关系数都呈现明显的震荡式衰减，但特殊之处在于，自相关系数、偏自相关系数的峰值都不在一阶出现，都在三阶出现。在此情况下，依常规判断，应当构建一个含有C、AR（3）、MA（3）的ARMA模型。由于AR（3）项显著性不佳，不能满足10%的置信水平，需要舍弃；但数据显示AR项对模型具有相当的解释能力，为了保存这一能力，经过对AR（1）、AR（2）的考察，最终选定AR（1）项。此模型的R2虽然较小，但已是多种模型中最大的，且F统计量及其对应的p值都很理想，满足1%的置信度的要求。经查表，D.W.统计量介于du和4-du之间，说明该模型的残差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对残差的单位根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而根据残差序列的自相关-偏自相关分析图，残差序列可近似认为是一个白噪声序列，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外，该模型的特征根的倒数都落在了单位圆内，保证了该模型的平稳性。因此，该模型是比较可靠的。利用该模型对1978~2012年的失地人口进行了估计，将估计结果与表2中的数据制成折线统计图，如图1所示。

（二）分析与预测观察数据可以发现，失地人口在1986~1991年大幅减少，说明这一阶段的基础建设占地大量减少，这应该是受到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投资环境不佳，投资渠道不畅的影响所导致的。而随着1992年邓小平的南行讲话，各地纷纷扩大改革开放的程度，积极引进外资，加强基础建设，失地人口在1992年猛增。此后直到2003年，失地人口虽然有小幅波动，但都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而2003年发生的“非典”使得国民的注意力由经济建设转向疫情防控，基础建设速度放缓，失地人口也大量减少，这种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4年，此后开始逐渐恢复，于2006年回到“非典”前的水平。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再次影响了吉林省的经济状况，随着投资的大量减少，基础建设也迅速缩水，失地人口开始了再一次的下降并在2010年达到谷底。而2010年之后，由于中央政府以及吉林省政府采取的多种举措，如扩大政府购买规模，兴建一大批基础项目等，提高了市场信心，促进了经济的企稳回升，失地人口再次增加。若使用模型对失地人口进行拟合，其不等系数为0.1394，而不等系数越接近于零，则说明模型的拟合越好，预测的准确度越高，故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程度，可用于预测。利用模型进行预测，预计失地人口数在2013年为42737人，在2014年将达到33095人。这一结果说明2014年的失地人口规模将不及2013年的庞大，意味着2014年的基础建设规模将比2013年有所减少，经济增长速度也将放缓。理论的预测结论说明新一届政府目前所采取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做法是可行的、切合实际的。此外，模型还具有明显的滞后性。AR（1）项的p值为0.0961，满足10%的置信度要求，而其值为-0.3188则说明模型具有一阶自回归的特征，即某一年的失地人口数与前一年的情况密切相关，具体而言，若前一年的失地人口变动1个单位，则本年度的失地人口将反向变动0.3188个单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若某一年的失地人口较多，则说明该年度所征收的基建占地较多，即投资规模较大，而这些基础建设往往不会在一年内就完工，这就会导致下一年不再需要像该年那么多的土地了。此外，当某一年的征地较多时，由于资金有限等原因，对失地人口的人均补偿经常较差，对他们的安抚、宣传工作也因人数过多而变得较为简单，这些都难以令被征地的农民满意，而这些人会将自己所接受的补偿、安顿等情况告诉其他未被征地的农民，降低了他们的被征地意愿，使得次年的征地工作难度加大，征地成本增加，实际征地面积就减少了。MA（3）项的p值为0.0000，具有高度的可置信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上述分析的合理性：正是因为某一年的失地人口数既受前一年的影响，同时还会影响下一年的情况，所以才会出现三阶移动平均现象。

三、政策建议

首先，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构建完善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体系。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及体制改革对失地人口有很大影响，如经济不景气、2003年“非典”以及金融危机，都使得失地人口大幅度地减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对调整失地人口数也有着重大作用，如1992年的南行讲话、金融危机时政府的扩大投资都使得失地人口增加。2013年11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失地人口的变化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次，失地农民问题实际暴露的是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集体土地不能入市交易，必须征为国有土地才能转让。而征地补偿费每亩仅几万元，征为国有土地后出让每亩却高达几百万元。现行征地低补偿制度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政策的延续，农民转出土地财产权利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实现。在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农民希望更多地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吉林省应当坚决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集体建设用地允许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二是完善被征地农民多元化保障机制；三是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4］再有，近期应当逐步建立征地公示听证制度。对征地的用途、安置补偿的方式、标准等内容进行公示和听证，保障农民参与征地标准的评估，补偿标准的制定，充分保障失地农民的话语权和知情权。按照土地市场化，增加征地补偿内容，除补偿土地价值、人口安置、青苗损失及地面附着物外,同时确保征地补偿费足额及时分配到失地农民手中。规范征地补偿资金兑付程序，实行政府对征用土地的统一补偿和管理。另外，要尊重农民的基本利益。根据模型的滞后性特征，某一年的失地人口与一年前的失地人口情况密切相关，与两年前的情况也有较大的相关程度。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农民被征地之后会将自己所接受的补偿、安顿情况告诉其他未被征地的农民，那些未被征地的农民就会根据这种信息做出决策，调整自己的被征地意愿，并根据自身状况在与政府的谈判中使用一定的谈判技巧，增加有利于自身的筹码。因此，政府在征地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前给出的征地政策对日后征地的影响，不能仅仅考虑眼前的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同时，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应该讲究技巧与方法，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之上谋求征地成本的最小化，不但要关注失地人口被征收土地的价值，更应该关注这些人在征地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如果只为了降低当前的征地成本而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会增加未来的征地难度，反而使征地成本提高了。最后，探索多元化的征地补偿方式。当前的征地补偿方式经常是单一的货币补偿，这种方式有消耗时间短、协商成本低、接受程度高等优点，目前被政府普遍采用。但是由于此方法是一次性给被征地农民大量的货币，而农民自身的理财意识差，一些人得到补偿后没有合理有效的规划，在进入城市后，由于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很多人还没有什么准备就快要坐山吃空了；有理财想法的农民，也常常由于理财知识有限而难以实现。因此，建立适合农业发展要求的征地补偿方式是有必要的。目前，可以考虑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积极开展灵活多样化的筹资方式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其资金来源可以包括政府的社会保障基金、部分土地补偿安置费用以及土地征用的部分增值收益。政府部门可以充分利用该项基金，保证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也可以采用分期补偿、入股补偿的方式。分期补偿需要政府与商业银行合作，为失地人口建立配套的资金账户，政府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交给银行后，由银行代为打理这笔资金，银行每个月以类似工资的方式发给农民一定数目的资金供其使用。入股补偿适用于商业用途征地以及有投资倾向的农民。在这种方式下，农民获得较少的货币性补偿款，但其以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获得新建立企业的一定股权，此时的失地农民变成了股东，企业要定期向农民支付相应的股息红利等。此外，政府还可以鼓励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失地农民实际需要的金融工具，满足他们的理财需求。

作者：孙少岩逯家英王化波单位：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