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对妇女生育差异的影响范文

《人口学刊杂志》2014年第四期

一、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开展的生态脆弱、陆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我们从中筛选出15~49岁的朝鲜族育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为1196人。本研究通过比较农村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城市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和迁出的朝鲜族育龄妇女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水平上的差异来考察人口迁移对朝鲜族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按照户籍性质对迁出的朝鲜族人口进行分类，分为农村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和城市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在描述统计层面上分析农村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城市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和不同类型迁出的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差异。为了进一步检验人口流动迁移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本文分别以调查前五年是否生育、调查时是否已生育和调查时是否已生育二胎为因变量，朝鲜族育龄妇女类型为自变量，使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研究迁移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在调查中可以得知育龄妇女是否生育，以及生育几个孩子；育龄妇女类型则根据户籍性质分为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和城市迁出育龄妇女四个类型；另外还有年龄、文化程度、前有子女数、迁移时间和婚姻状况等相关变量。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1.调查样本特征文中研究对象为15~49岁的朝鲜族育龄妇女，分为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和城市迁出育龄妇女四个类型。经过对研究数据的初步分析，我们发现农村选择迁出的人口比例明显大于城市，农村迁出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是25.49岁，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是24.9岁，而城市迁出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是29.65岁，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是26.65岁，可见迁移对于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有一定的影响，选择迁出的人口比未迁出人口的初育年龄晚。在全部被调查的未迁出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育龄妇女的年龄大多集中在15~20岁，由于我国法定女性的结婚年龄是20岁，所以15~20岁的女性，虽已处于生育年龄，但是很少有生育的。农村未迁出妇女未生育的比例为36.54%，城市未迁出妇女未生育的比例为40.71%；农村迁出的育龄妇女中未生育妇女的比例为55.86%，城市迁出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妇女比例为57.73%。迁出的育龄妇女未生育的比例远远大于未迁出的育龄妇女，这说明迁移对生育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已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为49.04%，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中已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为47.79%，农村迁出的育龄妇女中已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为38.14%，城市迁出育龄妇女中已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为37.91%。未迁出育龄妇女中已生育一个孩子的妇女的比例比迁出育龄妇女高出10个百分点，足以见得迁移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很大。被调查的所有朝鲜族育龄妇女中，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中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为14.42%，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中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为11.5%，而农村迁出的育龄妇女中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为6.04%，城市迁出育龄妇女中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仅为4.36%。可以看出和未迁出的育龄妇女相比，迁出的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更低。

2.分年龄、育龄妇女类型生育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加，选择生育的育龄妇女越来越多，选择生育的育龄妇女的比例基本上呈现农村未迁出＞城市未迁出＞农村迁出＞城市迁出的趋势。也就是说，育龄妇女的年龄越大，在这个年龄段拥有孩子的育龄妇女的比例越大。代表农村未迁出的育龄妇女的曲线位于最上方，而且从20岁开始有所上升，说明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普遍生育年龄较早，在每个年龄段拥有孩子的育龄妇女的比例都是最高的，直到39岁以后开始有所下降，40岁以后基本与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曲线重合。代表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的曲线位于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曲线的下方，高于农村迁出和城市迁出育龄妇女曲线，但是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曲线从23岁左右开始有所上升，说明城市未迁出妇女的生育年龄较晚，农村迁出育龄妇女的曲线也是从23岁左右开始上扬，但此后在同年龄段中，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比例始终高于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可以看出，在30~35岁之间，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的曲线始终呈上升趋势，但是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0~35岁这个阶段是人类精力最旺盛、工作能力和工作欲望最强的阶段，农村选择迁出的育龄妇女普遍会选择在这个阶段外出打工赚钱，她们中有的人在20多岁的时候选择迁出，直到30多岁尚未结婚，有的是选择结婚以后迁出打工，还有的是将孩子留在本地，自己选择外出打工，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部分人的生育行为都受到迁移行为的影响，迁移导致农村迁出的育龄妇女在30~35岁这个年龄段中，选择生育的比例远远小于未迁出的育龄妇女。到40岁以后，虽然农村迁出育龄妇女的曲线还是略低，但是未迁出育龄妇女曲线越来越接近。城市迁出人口甚至到近30岁生育曲线才开始有所上升，在30~35岁年龄段的曲线基本与农村迁出妇女曲线一致，与农村迁出育龄妇女不同的是，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在35~40岁这个阶段生育情况曲线大幅度上升，受到农村传统观念的影响，到35岁还没有生育的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在35~40岁通常都会选择生育，而城市迁出育龄妇女本来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就比较小，再加上长期在大城市或者韩国打工，受到大城市和韩国先进观念的影响，很多女性也许选择不生育，也有一些是在40岁以后生育。在40~49岁这个年龄段，四条曲线基本重合，说明40岁以上的育龄妇女观念还是比较传统，基本都拥有儿女。但是和同期的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相比，选择迁出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远低于未迁出的育龄妇女。从此次调查数据中还可以看出，在每个年龄段中，选择迁出的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明显低于未迁出的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见表2）。从总体来看，朝鲜族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非常少，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允许朝鲜族生育二胎的情况下，朝鲜族45~49岁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只有1个左右，最高的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186，而最低的城市迁出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仅为0.999。在此次调查中，城市迁出育龄妇女中，20~24岁年龄组根本没有选择生育的育龄妇女，主要是由于城市中的女性接受的教育水平较高，20~24岁期间的女性大部分都还在外地读书或者刚刚毕业，并没有回到家乡工作。而生活在农村的女性接受教育水平低于城市女性，一部分农村女性在20~24岁期间会选择结婚和生育，而后再外出打工。随着年龄段的增加，平均生育子女数也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城市迁出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始终是最少的，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始终最多，这说明迁移流动对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是有影响的。从图1和表2中都可以看出，迁移流动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和生育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单纯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无法判断育龄妇女的这些生育行为和生育选择差异是完全由迁移流动行为造成的，由于迁移和非迁移人口还存在着很多社会经济特征差异，只有控制了这些经济社会特征，才能对迁移的净影响进行考察。

三、模型与结果

基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使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法检验迁移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将因变量设定为“调查前是否生育”，是二分类变量，自变量为朝鲜族育龄妇女类型，分别是：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城市迁出育龄妇女。年龄为15~49岁，由于我国婚姻法规定女性结婚年龄最低为20岁，20岁以前的女性虽已是育龄妇女，但是不符合国家的结婚生育政策，不能生育孩子，所以将年龄分为29岁及以下、30~39岁、40~49岁三组；由于年龄是连续变量，年龄越大，拥有孩子的可能性越大，鉴于年龄这种非线性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年龄的平方；文化程度则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迁出时间则分为长期迁出育龄妇女和短期迁出育龄妇女，长期迁出育龄妇女是指离开户籍地超过五年的育龄妇女，短期迁出育龄妇女是指离开户籍地少于五年的育龄妇女；婚姻状况则是分为已婚和未婚。结果如表3所示。在“调查前是否生育”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我们建立了六个模型，逐一加入年龄、文化程度、迁出时间和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检验迁移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模型的判定系数R2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不断增大，说明模型的优度在不断地提高，因此模型的解释能力也越来越强。模型1中只加入了育龄妇女类型，R2只有0.036，但是除了城市迁出育龄妇女这一项的结果不显著，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和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一方面也许与调查样本存在一定的关系，由于城市选择迁出的育龄妇女较少，所以此次调查中城市迁出育龄妇女的样本总量较小。另一方面，城市育龄妇女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们在国内可以拥有较好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她们的迁移大部分发生在国内，所以对是否生育的影响并不大。而农村育龄妇女则普遍是依靠先天的语言文化优势去韩国打工，长期夫妻分离，加上在国外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农村迁移的育龄妇女普遍生育孩子比较晚，而且在国外受到韩国生育观念的影响，生育意愿也比较低，因此城市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而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村迁出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比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低58%，比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也略低。模型2中加入年龄作为控制变量，R2提高到0.486，这一模型可以解释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差异的48.6%，已经是比较高的比例了，年龄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十分显著，30~39岁和40~49岁年龄段的育龄妇女选择生育的几率是29岁以下育龄妇女的6倍多，说明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较晚，但是一般30岁以后会选择生育，而且农村迁出育龄妇女选择生育的几率依然远低于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模型3中加入年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R2提高到0.535，而且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和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又降低了，说明年龄对妇女生育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模型4和模型5中加入了文化程度和迁出时间作为控制变量，R2提高的很少，说明这两个变量对生育行为差异的解释作用很小。文化程度对于是否生育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朝鲜族人口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而无论处于哪一个层次教育水平的朝鲜族妇女，最终都会选择结婚和生育。短期迁出的育龄妇女选择生育的几率高于长期迁出的育龄妇女。模型6是完全模型，加入婚姻状况后，R2为0.672，说明这一模型可以解释生育行为差异的67.2%，不同类型的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差异表现为农村迁出育龄妇女选择生育的几率最低，其次是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城市迁出育龄妇女的结果不显著，因此无法判断，最高的是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由这个模型可以看出，年龄和婚姻状况这两个控制变量都大幅度地改善了模型的拟合优度，说明年龄和婚姻状况是影响妇女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接下来以“调查前是否已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为因变量，自变量依然是朝鲜族育龄妇女类型，由于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育龄妇女都是已婚妇女，所以在“调查前是否已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没有加入婚姻状况这个控制变量，逐一加入年龄、文化程度和迁出时间等控制变量，建立了五个模型，检验迁移对朝鲜族育龄妇女是否选择生育二胎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在模型1中，只加入了育龄妇女类型，R2为0.036，城市迁出育龄妇女这一项的结果依然不显著，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的显著度也不高，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村迁出育龄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风险比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风险低92%，比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也低近10个百分点，这说明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农村选择迁出的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几率远低于未选择迁出的育龄妇女，甚至比城市未选择迁出的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几率还要低，说明迁移对育龄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选择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模型仅可以解释生育二胎行为差异的3.6%，解释能力比较弱，并不能通过这个结果判定迁移对育龄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选择有绝对影响。模型2中加入年龄作为控制变量，R2提高到0.170，育龄妇女类型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与模型1所得结果基本一致，年龄对育龄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生育行为影响显著，30~39岁年龄段和40~49岁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几率比29岁以下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几率都高出2倍多，40~49岁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几率稍高于30~39岁年龄段育龄妇女，这说明育龄妇女基本在30~39岁这个年龄段之间就会选择是否生育二胎，到了40岁选择基本完成，没有选择生育二胎的育龄妇女在40岁之后也很少会选择再生育二胎。模型3中加入年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R2提高到0.197，进一步说明年龄对育龄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生育行为影响显著，但是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却开始不再显著，而且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影响的显著度也降低了。模型4中加入了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R2提高的很少，模型5中加入了迁出时间作为控制变量，R2完全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变量对生育行为差异的解释作用很小甚至没有，两个变量对于是否生育的影响都不显著。模型5是完全模型，在完全模型中，R2仅为0.205，说明这一模型可以解释生育行为差异的能力很低，而且在完全模型中，育龄妇女类型对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生育行为的影响也不完全显著，这说明在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以后，只有年龄对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生育行为影响显著，人口流动迁移对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生育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这种情况虽与我们的假设有些不符合，但是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朝鲜族是一个迁移民族，在延边地区，大部分的朝鲜族人口都会凭着先天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去发达地区或者韩国打工，基本上每个朝鲜族家族都有至少一个人在发达地区或者韩国工作，受到发达地区和韩国的生育观念的影响，对于有迁出人口的朝鲜族家庭来说，虽然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朝鲜族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是他们一般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对于没有选择迁出的朝鲜族家庭来说，受到迁出的朝鲜族人口生育观念的影响，有很多生活在本地的朝鲜族也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首先，朝鲜族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他们希望能够培养出优秀的、高素质的下一代，考虑到培养一个孩子所需要的成本，大多数朝鲜族妇女都选择不生育第二个孩子。另外，朝鲜族人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比较高，多生育一个孩子会大幅度地降低朝鲜族家庭的生活质量，为了保证一定质量的生活，很多朝鲜族家庭都选择不生育第二个孩子。对于城市来讲，无论是选择迁出的朝鲜族育龄妇女，还是没有选择迁出的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都不强烈。所以城市迁出和未迁出的育龄妇女对于朝鲜族育龄妇女选择生育二胎的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生活在农村未迁出的朝鲜族家庭的传统生育观念还是比较强烈，所以农村迁出的育龄妇女对朝鲜族育龄妇女选择生育二胎的行为的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农村迁出的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几率比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少了80%左右。除了迁出妇女受到发达地区和韩国生育观念的影响以外，另一方面，农村的朝鲜族育龄妇女大部分都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随着韩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很多服务行业对女性劳动者的需求量比较大，朝鲜族女性在韩国比男性更容易就业，在韩国打工的收入远高于在国内的收入，所以大多数农村朝鲜族育龄妇女都会选择外出打工赚钱，长期与在国内的丈夫两地分居，也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行为。

四、结论

根据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城市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农村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和城市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上的差异，考察人口迁移对朝鲜族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在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以后，我们发现，在是否选择生育的生育行为分析中，城市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而城市未迁出和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村迁出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远低于农村未迁出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比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也略低。年龄和婚姻状况是影响妇女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在是否选择生育二胎的生育行为的分析中，城市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是否选择生育二胎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是否选择生育二胎的影响的显著度也不高，在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以后，城市未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是否选择生育二胎的影响的显著度消失。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比较显著，但在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以后，农村迁出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的显著度降低。

作者：杨雪张竞月单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