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聚落景观研究动态及其进展范文

1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聚落研究

我国古人对西南民族聚落早有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黔苗图说»«云南志»等记录了西南民族风俗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从近代开始，我国西南民族聚落研究的发展历史可分为4个阶段，即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早期民族、人类学研究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系统性民族研究阶段，以及2000年左右至今的跨学科研究阶段。Cnki􀆰net搜索的相关论文数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以后研究阶段的变化。

1.1早期民族、人类学研究阶段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近代早期民族聚落研究主要来自考古学及人类学专业，并以调查记录为主。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者、侵略者及探险家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展开一系列调查记录并成文成书，如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和荣赫鹏的«英国侵略西藏史»等。20世纪初，我国学者从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两方面开始了早期的民族学研究，此时期的民族聚落研究以文献考证结合调查记录为主要研究模式。梁启超论述了历史民族关系问题和中国民族的系统分类，强调各民族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觉[3－4]。抗日战争爆发后，众多学者聚集于西南，西南民族学、民族史等方面研究有了重要的发展，如林耀华的«凉山夷家»、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江应樑的«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等为西南民族聚落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期，营造学社迁往西南开展建筑学的研究，刘敦桢的«西南古建筑调查»和刘致平的«四川住宅建筑»揭示出我国地域建筑文化研究发展的新趋势[5－6]。

1.2“民族识别”工作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政策建立工作，对西南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如«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等[5]。此期的民族、历史及经济学者，如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吴文藻、杨成志、马长寿等对西南民族地区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民族研究逐渐摆脱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思想[3]。1􀆰3系统性民族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南民族调查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环境的逐渐恢复，民族研究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7]，民族聚落研究逐渐走向分学科系统研究阶段，如藏学、彝学、苗学、纳西学等[8]。1􀆰4跨学科研究阶段2000年左右，随着中国越来越多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遗产研究逐渐深入，民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在民族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开始受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民族研究也从早期的人类学研究转变到地理、规划、生态、体育、音乐等多学科多领域及交叉学科研究。在此期间，民族聚落景观研究综合多学科视野，从聚落层面、区域层面展开对聚落人居环境、文化生态、文化景观等综合研究[8]。

2研究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

目前，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聚落研究主要围绕景观生态、文化生态和文化景观3个主题，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理论体系出发，以生态、历史、文化、经济等层面讨论民族传统聚落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2.1景观生态研究针对西南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景观空间研究。景观空间研究主要利用GIS、RS为主的空间信息技术为支撑，从聚落的分布格局、空间机理、形态特征以及时空演变等入手，研究聚落景观的基因信息图谱、传统村落景观管理模式、聚落景观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农村居民点空间变化，以及景观格局分析等[14－16]。这些分析多考虑比较容易量化的社会经济资源等客观因素，而较难兼顾文化等难以量化的主观因素，缺乏整体观。

2.2文化生态研究西南地区民族丰富多样，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在历史上，民族文化经迁徙、通商、征战等互相学习交融，文化产生、变迁、发展，丰富多样。随着19世纪以来西方外来文化及现代化的不断冲击，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发展传承受到挑战，学者们多专注传统聚落文化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此地区以民族学、人类学考察为主，多为文化模式及文化变迁研究。布依族的社会变迁的原因归为技术进步、异质文化的传播、文化的自调适及城镇化[17]。文化变迁本身不具备价值度量，变迁可以是正向或者负向的，而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一直追求现代化的目标[17]。旅游发展造成的负向文化变迁，冲击少数民族聚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导向、同化民俗风情及民族文化被商品化等[18－20]，此类研究多缺乏量化分析，以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为主。

2.3文化景观研究景观一词源于德语，意为“被塑造的土地”，表现自然对土地的塑造，德国地理学家奥托􀅰施吕特(OttoSchlüter)将景观分为“原始景观”和“文化景观”，提出景观形态学和景观研究是地理学的主题。世界教科文组织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自然和人的联合作品”，强调自然与人对土地的共同塑造，打开了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视野[21]。针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景观研究主要集中在演进及驱动力、遗产保护以及设计策略等方面，将“时间－空间”“物质－非物质”以整体思想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探究少数民族聚落文化景观演进的背后逻辑[22－24]，为未来的规划设计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3研究展望

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聚落的研究吸引了国内外大量学者参与，从近代开始，从地理、历史、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等多学科展开，各学科对聚落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进入跨学科研究阶段之后，学科之间互相吸收融合，在聚落景观方面，研究从传统民居建筑、园林研究出发，吸收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扩大研究尺度、广度及深度。

3.1中国西南不同地貌类型区民族聚落研究由于中国西南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存在山区民族聚落普遍贫困、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经济落后、人口增长较快、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从而导致山区民族聚落的差异。因此，研究中国西南山区民族聚落的差异，揭示其不同的人—地耦合关系规律，寻求山区民族聚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和优化发展模式，对于促进民族聚落发展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3.2中国西南民族聚落多学科综合性研究西南地区多高山峡谷地形地貌，少数民族聚居文化背景具有地域的特殊性，民族聚落景观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资源—生态诸要素的复杂系统。因此，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历史聚落近现代演进变化、演进模式、动力机制，以及开展自然科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以及系统工程学等交叉学科相融合的集成研究等，建立中国西南民族聚落景观保护体系，能为民族聚落景观保护、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3.3中国西南地区新民族聚落的构建研究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规划的实施，中国西南地区水电和矿产资源开发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生态脆弱区移民、工程建设移民、移民安置新聚落构建等的人地关系协调过程尤为重要。因此，研究构建新的西南地区民族聚落，构建生产、生活、居住、交通、防灾减灾等聚落功能，以及民族聚落景观分布格局、生态过程(功能)和尺度及其3者关系，将为新的人地关系的协调、产业的重塑、生态旅游的引导、新居民社区的组织重构，以及民族聚落景观的可持续性等提供理论依据。

3.4经济发展对民族聚落景观保护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耕地(耕作规模)关系的变化，将给民族聚落的空间形态、分布格局等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应根据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聚落的自然环境、发展水平、空间特征等，研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过程对中国西南民族聚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其动力机制，预测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聚落的演变趋势，筛选区域民族聚落的发展模式，并提出民族聚落景观保护对策。这样不但可以丰富和完善民族聚落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而且可以为西南地区民族聚落景观的保护规划和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3.5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脱贫策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聚落多位于山区，地势艰险、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从建国以来一直是我国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同时，民族聚落具有特色聚落建筑景观、农业景观、自然景观以及丰富特色农业产品等特点。因此，在开展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在加大基础建设的同时，旅游扶贫成为日益热门的选择ꎻ但是，旅游业的激进发展必将在不同程度破坏现有聚落景观，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开展民族聚落的保护预警系统研究、旅游开发行为的评价反馈机制及环境影响预测等研究，为我国西南民族聚落景观保护、未来可持续发展、旅游精准扶贫策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刘杉1张凯莉1周政旭2周曦1单位：1北京林业大学，2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