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对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范文

《清明》2018年第3期

随着内战结束，美国社会步入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和移动促成了东西部报刊业的迅速崛起，新闻工作室大量雇用记者，为有文学抱负的青年提供了一份工作，他们在街头捕捉新闻，报纸成为他们表达心声的媒介。19世纪90年代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两种新闻体系共存。后者契合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提出的新新闻主义(1)，在效果上修改并复活了深受欢迎的小说形式。为了扩大发行量，吸引各类读者，报纸开始以连载的形式刊出聚焦美国本土主题的小说。与此同时，文学家受到现实主义思潮和实用主义大众哲学的影响，追求真相、尊重经验，投身现实世界，用双眼观察并记录身边普通人的生活。记者和作家的身份日益模糊。在上述文化语境下，对于以克莱恩、德莱塞、海明威等为代表的记者—小说家而言，记者经历丰富的见闻，新闻工作室编辑们不绝于耳对时效性和趣味性的强调，报社墙壁上“尊重事实”的标语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并在接受了大量的文字训练后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记者经验不仅塑造其语言风格方面，在将社会题材转化成文学题材的过程中，记者习惯也变得非常有用。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大量借鉴新闻素材，把新闻叙事放置在更大的语境中，挖掘人类感受，将时代主题写进现代美国小说，帮助美国人用新的眼光审视事实，承担起作家的社会责任，实现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如此，新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融合造就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性。

一、大众传媒的普及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

19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报业是由政党机构和广告商所控制，读者群为商业精英，发行方式主要为订阅，因此发行量较低。为了吸引读者，报纸开始在内容上改革，国际政治新闻依然占据版面，但国内新闻和地方新闻显然成为更主要的报道内容。“更精确地说，报纸的读者不再局限于一小群商业精英，而更多的部分是在描绘都市的崛起和丰富多彩的中产阶层活动。”(2)新闻逐渐成为报纸的重心，日常生活在报纸的发展中得以体认。报纸的首要任务就成了寻找新闻、搜集新闻甚至制造新闻。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很多报纸开始花钱雇记者，这在业界引起了一定震动。一份报纸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获取新闻和呈现新闻的技巧。新闻史学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Schudson）认为在这场报纸革命中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战胜了观点，科技论和识字率的提高都不能解释这场革命，而平等主义时代背景下中产阶级的兴起，民主化进程下的市场经济似乎更具有说服力。在该历史语境下，市场文化不断地向美国人的社会意识进行渗透，在该过程中产生了民主的文化。“便士报不仅代表，而且创造了‘民主市场社会文化’，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中，才能产生相信事实的客观性的信念”。(3)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报人之一詹姆斯•贝内特（JamesBennet）认为，报纸作为大众思潮的塑造者具有独一无二的发展空间，他认为报纸与书籍、剧院和教堂一样，在某一时期进入全盛时期。“在人类思想与文明的伟大运动中，报纸将独领风骚。与全纽约大大小小的教堂相比，一份报纸能将更多的灵魂从地狱中解救出来送进天堂。”(4)

随着报纸发行量的激增，报纸对记者的需求不断扩大，报社不再简单地雇记者，而是雇了一批另类的作家。老一代的记者给人的印象是愤世嫉俗，没怎么念书，经常酗酒，还对自己的无知引以为荣。而19世纪90年代，进入报社的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其中很多人都把新闻报道当成是通向文学世界的垫脚石”。(5)记者广受赞誉，其薪水稳步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雅士取代浪子加入记者行列，新闻的报道质量有所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地位也得以上升，“市面甚至出现了行业指南，教导您如何步入记者队伍”(6)，新闻报道成了一个稳定的职业。大量记者走上街头，进入事发现场，并在相似的工作中形成了共同的理念。当时的报纸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既要保证报道的真实性，也要兼顾娱乐性和趣味性。记者们坚信，自己的工作就是既要报道事实，又要使事实鲜活生动。19世纪末，记者的求真态度契合了方兴未艾的文学现实主义。虽然很多作者在谈及那个时代对事实的重视时都面露厌恶，但他们又都声称自己绝对忠实于事实。记者和作家的理想一致，就是要成为用双眼观察社会，亲身体验社会的现实主义者。世纪之交，由于报纸杂志市场的惊人增长，文字像雪崩一样铺天盖地，大多数读者不再认为写作是艺术天才和灵感的产物。写作是人人可学的技能，这一观点被当时出版的大量写作手册所强化。关注技巧胜过关注艺术意味着本希望依靠才华的作家“不得不经常调整自己以适应不断提高要求的出版商和迷恋小说的大众，后者在人数上一点不少”。(7)一些艺术家对大众读者驱动了文学创作的观点感到越来越不自在。

传统文学体制与商业出版间的纠葛由来已久。詹姆斯曾经明确设立了艺术现实主义和批量生产的报纸现实主义之间的界限。他承认现实主义小说是对生活的直接印象，但是“该直接印象不可能在出现于报纸版面时仍旧保持艺术性”。(8)而且，将现实转化成现实主义的过程需要比普通记者所能够驾驭得了的更高的技巧，原因是，“为最简单的表面‘着色’……是一项最好留给伟大的心灵来完成的非常复杂的工作，一件艺术品的最深层的品质永远取决于创作者心灵的深度”。与此相悖，报纸上“满眼横飞粗鄙不堪的画像，令人心烦意乱的大标题、突兀的黑体字……像一头咆哮着的千面魔鬼，仿佛一个力大无穷的疯子杀气腾腾地冲脱出来，在感觉和听觉的世界里一路横冲直撞”。(9)詹姆斯等人与新一代记者—小说家对新闻业持有的不同态度例证了美国大众文化的崛起。便士报的出现重新定义了新闻的概念，在读者众多的报纸上为都市生活留出了大量的空间，“人情味”报道盛行。成长于战后的一代文学青年没有上一代人对高低文化的固有观念。19世纪末，现实主义思潮席卷美国，有才华的美国作家开始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再现生活。报社记者们撰写的“人情味”稿件赢得了大批读者的青睐，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现实主义小说这种新的文学类别相似。如此，新闻和小说迈入了相同的领域。

二、新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融合

19世纪晚期，“读者和作者仿佛坚信事实是可以被复制并打包起来用可管理的形式加以表现，这些形式可以是小说、报纸，也可以是拍摄的图片”。(10)实际上，“当事实和真实性成为社会动机与文学动机的结合点时，这两个词本身就披上了神秘的色彩”。(11)“真实性包含了人类生活中最易令人动容的因素，近乎每一种表达形式中都可以表现：新闻、摄影、视觉艺术、想象性写作，等等。广告向消费者保证其产品是“真家伙”，正如想象性作家们宣称其虚构作品是基于事实和现实的。与此相似，摄影师们认为他们的技术本身就是真实的东西。借用19世纪美国诗人兼评论家基尔德（RichardGilder）的话，“真实的东西已经成为19世纪的心理状态,影响着诗人、小说家、记者、散文家、历史学家；宗教人士、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戏剧家、演员、画家和雕塑家”。(12)在该语境下，“真实的”理想弥漫开来，“真实的东西”对虚构小说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与“想象”比起来，人们普遍更加欣赏“真实”。上述现象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养分。现实主义作为出现在19世纪后期的创作手法，是以记录经得起检验的“真实人生”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文学力求创作出如镜子般映照每日生活的故事，同样地，新闻行业也在追求表现真实。想象性和新闻性写作成长于共同的文化环境，在写作各自的故事时互为参照。现实主义者的信条不是“美即是真”而是“真即是美”。对于事实和真实性的追求在美国文学中的体现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模仿性写作在一心痴迷于科学真实的文化内部更能找到共鸣。现实主义者坚信如果他们足够细心地观察，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他们就能够甄别“真实的东西”并进行重塑，然后发表在虚构类的出版物上。更理想化一点，这种努力甚至会激发他们一心想要促成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在现实主义美学概念下，小说家成了“将生活素材转化成小说的独立的观察者”，(13)他们仿佛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将整个世界放置在显微镜下进行研究。小说作者的笔记本化身为实验室，他们本人则成了揭露社会事实的科学家，而且他们做得比任何前人都更大胆、更明确、更现实。用亨利•詹姆斯的话来说，一旦被揭露并被赋予虚构的形式，这些事实会“牢牢抓住人间景象的色彩、轮廓、表情、外观和实质”。(14)

美国19世纪后期现实主义成长伴随着激烈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在前所未有的城市人口大爆炸中达到顶峰。在1870年至1920年间，一千一百万美国人离开农场和村庄来到城市，与此同时，还有一千一百万移民在美国的城市安家落户。美国正在经历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巨变使很多人生活动荡、心理恐慌，现实主义文学成为知识分子处理躁动不安的途径。小说家觉得有冲动去解释，或者至少尽可能精确地记录正在发生的变化。豪威尔斯呼吁要客观精确地描写当时的人和事，在其影响下，现实主义者精巧地制作出一系列文学作品，目的是要“在我们亲身经历的共同的政治和社会进步中熟悉彼此”，(15)在19世纪接近尾声时，这一目标使得现实描写成为设法了解并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方法。现实主义者将他们的写作看作是民主实践，并宣称通过这样的活动他们可以摆脱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生成的支离破碎感。时任《哈泼斯》（Harper’s）主编的豪威尔斯大力倡导故事要歌颂真实的人生，文学的语言不能矫揉造作，而这些都无须诉诸艺术。哈姆林•加兰（HamlinGarland）响应豪威尔斯的号召，“用令人鼓舞的人道主义信仰讽刺、唤醒和点燃人生的戏剧”。(16)对于上述作家来说，城市正在经历的社会繁荣与运动提供了文化现实主义的舞台，提供了“在真实的洪流中表演诗歌、传奇和悲剧的力量”。(17)然而，也正是这股“真实的洪流”让现实主义陷入争论。当时的很多批评家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学应该只处理理想的、永恒的、提升心灵的主题。与此相反，在“现实主义虚构的世界里却充斥着凡夫俗子，那些我们在真实生活中尽量避免与之接触的货色”，(18)一位批评家在1885年评论道。震怒的知识分子们指责豪威尔斯对在道德、社会等级和性上言辞激烈的作品有偏好，利用主编职务之便宣扬那些看起来破坏人们对于“上帝、人和社会的基本的永恒的信仰”。也许因为不愿意也没办法解决现实主义小说提出的重要的改革问题，现实主义批评家们将矛头指向美德一说，呼吁文学要在大批涌入的移民和工人阶级中弘扬高尚的社会道德与个人情操。对于这些批评者来说，文学只有保持艺术性并避免与越发支离破碎的社会发生密切关联时才是文学的。恰恰与此背道而驰，现实主义只是对躁动不安的世界的模仿，谈不上具有任何想象力，更谈不上是“真实的东西”。

到19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作家和那些离经叛道的后生，特别是克莱恩以及之后的德莱塞等自然主义作家，亦是记者—小说家们，他们开始公然反抗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比以往更强调用“可触碰的生活现实来取代感伤主义和高雅斯文传统所表现的诗化的理想”。(19)1893年，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Darrow）声称“整个世界已经厌倦了说教与布道，如今它渴望事实。它已经对天使和仙女感到厌烦，它要的是血肉之躯”。(20)行业出版物《记者》（Journalist）直言“理想主义的简单与纯净几乎不存在，因为对于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兴致正在死去”。(21)许多现实主义者反对把文学牢牢地限制在精细艺术的框架内，他们认为精细艺术带有女性的、脆弱的味道，文学现实主义和新闻报道都是男人的战斗，保证现实主义者绝不是艺术家，在怀疑和蔑视艺术和任何具有艺术色彩的事物的文化当中保持自己的中立。而宣称小说创作为“非艺术的技术”让现实主义作家陷入了与新闻世界的冲突。强调记录生活，强调创造本身就是事实的作品，这就意味着现实主义作家生产的虚构作品无法与报社记者创作的新闻故事加以区别。当报纸、杂志编辑和报业辛迪加把小说作家看作是生产市场商品的工人时，在理论上，为了生计而写作的人（记者）与至少仍徘徊于浪漫的想象中的人（小说家）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越来越像虚构小说的新闻故事和越来越像新闻故事的虚构小说最终动摇了主流文化对于新闻和小说的态度。在现实主义思潮下，经典作家的记者经历不仅可以解释相关作家在主题、风格、叙事策略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文学的民族特色。

三、现实主义思潮中的记者—小说家

与欧洲文学相比，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出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菲利普•拉夫（PhilipRahv）的话则为“美国写作的经验崇拜”，或者如文学批评家F.O.麦西森（F.O.Matthiessen）所说的“从零开始的美国需求”。(22)“记者们无论自视科学家还是艺术家，都深信作为记者就必须要现实。他们对于文学和报道的理想，就是强调事实。”(23)新闻报道使他们成为精确的观察家，正如豪威尔斯的作品“重视对人类进行客观的观察、分析和分类一样”(24)，转行从事小说写作的记者，走的都是豪威尔斯这条路子。如现实主义者推崇观察力一样，“观察”一词在他们心目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的作品大都是现实主义风格，无论在新闻报道还是小说中，他们都将感情色彩和现实细节糅合在一起。尊重事实的态度也成就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风格。新闻报道教会他们避免花言巧语、凭空幻想，坚持眼见为实。爱默生曾经说过，“要直面现实，不要对其他任何人的见解进行二手的处理”，(25)正是当记者期间，他们第一次理解了这句话的重要性，进而在整个写作生涯中一直尊重事实、面对事实，并形成了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感受力。“经验”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美国的伟大作家中以记者为起点开始写作生涯的诗人、剧作家或是小说家的名字不计其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转型期，在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克莱恩、德莱塞和海明威等记者—小说家的新闻从业经历对其想象力的激发和文学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社会各个层面发生剧烈变化的语境下，记者工作在帮助上述作家考察社会问题，关注人类生存状态，探讨人性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早期在报社的供职经历让记者—小说家们有机会接触广阔天地，丰富的阅历形成了他们后来伟大作品的创作核心。克莱恩发表在《纽约报》（NewYorkPress）上的著名报道《暴风雪中的人》（“TheMenintheStorm”）是在他亲身体验了下等人无家可归的生活后，将想象力加注在观察得来的素材上撰写而成。克莱恩写道：“一个作家距离生活越近，他就越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我的大多数散文写作一直都朝那个被误解和滥用的词‘现实主义’靠近。”克莱恩说他已经开发出一条自认为很不错的艺术原则，那就是“对素材的诚实的处理。点燃艺术生命的绝非是其他艺术家的某部作品，而是亲见亲历的事实”。(26)在整个写作生涯中，克莱恩始终坚持为报纸撰写稿件，沉浸在与大量发行的报纸密切相关的文字文化中。19世纪末的新新闻主义造就了克莱恩的新闻/小说文本，正如波士顿学院的文学教授罗伯森评论的那样，“在文类(Genre)上模糊，却拥有真实的身份（truthstatus）”。(27)作为记者，克莱恩为了完成报道任务在城市的街道上东奔西走，见识了都市里形形色色的社会现实。在他成为作家后，这些花花世界的林林总总就成了文学素材的源泉。自然、生活、真实性是克莱恩的追求，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诚实地表达他个人对现实的印象，即提供现实以及他个人对现实的感受。他在城市报道和战地报道中将自己的日常经验升华为艺术魅力。

批评家们经常谈到美国作家即兴创作的倾向，指的是他们不擅长也不愿意模仿，正如麦西森所说的一再地“从零开始”。刘易斯（R.W.B.Lewis）曾评论道：“美国作家们甚至已经忘记了还有什么是值得记忆的，他们发现自己早已远离了前辈们，与同辈们也相距甚远。”(28)19世纪以来，这样的态度经常使欧洲人民困惑不解，因为他们的艺术家们一直毫不费力地坚守着清晰可辨的传统，而美国的作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文学前辈和文化传统，不断努力地从现实生活的原材料中汲取艺术的养分。福克纳一度认为，“报纸和价格低廉的杂志在塑造美国文化上的作用超过了科学家和学者的发明，甚至超过了公共教育。学校教育年轻人读书和写字，但报纸杂志给大多数人提供了阅读材料”。(29)19世纪90年代，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两种新闻体系共存，后者更接近“纯信息”，或是一系列未加修饰的纯粹的事实。报纸理论上就是“公正、客观、冷静、严谨”的化身，(30)作为新闻标准，这一理念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与此相反，当时的新闻业巨头普利策提倡的煽情主义主张讲故事，认为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消遣。因此，《太阳报》（TheSun）、《世界报》（TheWorld）、《周刊报》（TheJournal）等报纸在叙述新闻时非常关注人物、情节、对话、戏剧节奏和其他的文学要素，19世纪的读者真心喜欢这样“讲故事”的方式，即便是新闻故事有时被虚构得有些过头。新闻与美国小说之间的关系紧密，戏剧化表现定义了19世纪后期的新闻，新闻“故事”则是被营销和贩卖的产品。报纸的生意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依靠记者的叙事技巧及其加工信息的能力。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行业上，一种自然的、流动的关系在文学与新闻间形成了。同时，编辑和记者不约而同地自觉强化文本环境相互渗透的观念，因此，报刊的各个版面间都包含着特殊的文学气息。文学批评家中许多人对报纸的潜能赞赏有加。惠特曼曾宣称报纸是“展示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31)作为便士报的热心读者，霍桑也自封为“一切好的和糟的”文字的消费者。(32)豪威尔斯称“城市新闻业为现实的学校，在波士顿新闻渴望具有文学性，而在纽约文学不得不使尽全力让自己不像新闻”。(33)尽管报纸的读者群不断扩大并得到批评界的认可，尽管“现实派”（SchoolofReality）如此生动地讲述了美国的进步并塑造了整个国家的阅读体验，但在现代学术环境里由于受到严格的学科界限所限，文学学者对报纸的忽视几乎达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认为报纸不过日常生活的记录，转瞬即逝。与此相似，新闻史学家提到追求轰动效应和戏剧化的新闻时也很懊恼，把那个时代定义为过分实验的阶段，更推崇现代报纸沉着冷静的倒置金字塔风格。

到了20世纪，新闻与文学的关系变得越发不同。在19世纪的最后三年中，美国人口的成倍增长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报纸提供了空前的市场。到世纪交替的时候，日报的数量已经变成19世纪60年代的六倍，数千名想要成为小说家的青年开始为报社工作，希望可以像克莱恩和其他记者艺术家一样走向成功，其中很多人如愿以偿了。德莱塞和海明威就是其中的典型。此时的新闻界演奏着轻快、活泼、闪光而大胆的进行曲，记者的形象高大起来。对于德莱塞，新闻界像一块磁铁具有魔力，这位芝加哥少年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不知怎么的，报纸通过亲密接触世界上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成为对所有人来说最迅捷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因此，我梦想着我可以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34)为了表达对克莱恩的敬意，德莱塞的《穷人的奇特生计》（“CuriousShiftsofthePoor”）以克莱恩的《暴风雪中的人》为模板，甚至“剽窃”了其中一小段。在《美国的悲剧》中，德莱塞大量借鉴新闻素材，选取真实的案例为创作蓝本模糊报道和小说的界限，使用拼图、互文等手段成为对美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卓越影响的文学大师。董衡巽先生在评论德莱塞时引用了索尔•贝娄的话，称其为“一位文笔拙劣的大作家”。称其“文笔拙劣”，主要指“他的创作摆脱不了记者的习惯，特写作家的习惯。而新闻体语言和文学语言相比，自然少了一点弹性，少了一点美感”(35)。当然，董衡巽认为贝娄说的这句话主要强调的是“大作家”。在他看来，美国作家在捕捉题材方面，很少能有人与德莱塞相提并论。在把社会题材转化成文学题材的过程中，他的记者习惯常常变得非常有用。他用这种方式，捕捉到了用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事物。在自传中，德莱塞经常重复讲是新闻报道使他看到现实世界的贫穷和罪恶。在作品中，他对工业化进程中那股非道德的内在能量进行了戏剧性的描述，为美国文学和新闻缺失的部分点了一盏灯，他试图帮助美国人用新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现实，承担起作家的社会责任，实现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在成功迎合了读者的“低俗”口味时，在写作中体认并增强自身的社会敏感度与艺术感受力，模糊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与德莱塞一样，海明威也欣赏克莱恩，并把他列入他自己的美国作家名单中。像克莱恩一样，海明威写与众不同的文学新闻。像德莱塞一样，他致力于从报纸中选取小说主题。他的记者经历对他最深的影响就是帮助他形成了独特的散文风格。海明威比德莱塞晚25年进入新闻业。在那期间，报纸的风格发生了变化，从维多利亚时期的华丽腔调转变成20世纪简单明快的散文风格。

“海明威是从新闻记者走进文艺殿堂的。”(36)他起初为日报和周刊写报道，只是挣几个钱维持在巴黎的生活开支，与此同时，他在练习写小说。1917年，海明威在堪萨斯星报完成第一篇报道后，编辑交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写短句。第一段要短。语言要生动”。海明威的风格早在他的第一部作品《在我们的时代》（InOurTimes）出版时已经非常鲜明，虽然评论家们也发现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作品中的痕迹，但报纸经历确实塑造了他的风格。海明威的研究者查尔斯•芬顿（CharlesFenton）认为，在长达40年的记者—小说家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四大洲，如果他早期的新闻训练帮助他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TheSunAlsoRises）和《永别了，武器》（AFarewelltoArms）的话，那么他接下来的新闻生涯也当然会影响他之后的小说。如果海明威没有报道西班牙内战的话，《丧钟为谁而鸣》（ForWhomtheBellTolls）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也许根本不会存在。他认为海明威在报道过程中，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扩大了视野，磨炼了思想，用镜头般的精准度记录了生活的真实面貌和瞬间意象，形成了“海明威风格”，对美国的文学产生深远影响。而与此相反，海明威作为小说作家的这些年也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影响他新闻写作的风格。威廉•怀特选择了海明威的77篇报道编辑了《海明威的副业：四十年新闻报道和文章选集》（By-LineErnestHemingway:SelectedArticlesandDispatchesofFourDecades），约占海明威所写的新闻作品三分之一。怀特在该作品的前言中指出，“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看，海明威写的新闻是一流的。他的技巧是小说的技巧，不是纯事实的报道。他突破了何时何地何人的新闻套式。有时，他在小说里则采用了新闻资料”。(37)海明威的新闻专集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好评。海明威的新闻报道和小故事内容丰富多彩，文字简洁生动，很多作品被称为海明威的上乘之作，是其文学艺术风格组成的重要部分。

结语

可以说，美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大众传媒的普及带入一批数量庞大的记者走入报界；而以记者身份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将新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新闻与文学双轨并行，造就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性，新闻因素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风格演变的重要因由。20世纪50年代，因不满足于陈述事实而出现的想象性记者再一次挑战了美国人关于文类的概念，跨越了文学与新闻之间的界限。此时，二者间的界限具有前所未有的模糊性，成熟的美国新闻事业和急剧变化的社会背景的相互酝酿之下，“新新闻主义”名正言顺地勃兴起来。此时，新新闻主义被明确定义为用文学创作的手法进行新闻报道。这种新闻写作方法将作家的想象力与记者采集信息的技巧融合起来，其特点是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新新闻主义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38)文学思潮的嬗变在历史语境中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再一次实现了事实与虚构，新闻与文学间的融合。

作者：孙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