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女性时间的异质性范文

［摘要］在克里斯蒂娃的女性时间哲学中，时间是女性生命中代表意指机制的象征空间，它涉及生命主体的经验和两性的异质性特征，是隐匿于符号文本中展现诗意审美实践的总机制。克里斯蒂娃强调一种纵横于历史时间的女性异质性，并以此为基础，糅合时间形态、意指空间、女性主体、母性功能等，阐释了与线性时间观相伴生的另一种时间形态。在她眼中，三代女性主义核心特征即体现于对线性时间概念的三种态度:第一代女性主义者将女性特质作为一种否定性力量并入线性时间，第二代试图以差异性彻底颠覆线性时间中的统治根基，而新一代女性主义者采取的姿态并非是对象征秩序的全盘破坏，而是在异质的时间模态中突出对符征态的重新分配。

［关键词］异质性；女性时间；克里斯蒂娃；第三种态度

在当代法国女性主义三个理论世代变革的历史湍流中，异质性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呈现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以时间模态作为切入口，通过第三波女性主义和前两期的关联，作者试图在对比分析中深入以下问题:女性主义运动与时间性问题有何密切关系?以克里斯蒂娃为主要代表的新女性主义之第三种态度的时间观与前两者究竟如何区别?从异质性反思三次女性主义运动，克里斯蒂娃的女性哲学如何展现为一种独特的时间概念，以及为女性“反抗的未来”提供怎样的解读?

一诗学谱系中的时间奠基

作为第三代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克里斯蒂娃首先致力于创建有别于前两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新理论体系，其思考的焦点集中在剖析女性个体生命的异质性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克里斯蒂娃从深入研究表征生命运动的符号结构入手，先是以罗兰•巴特的符号论作为集中的研究对象，同时又全面探索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关于女性意识特殊性的研究成果，从而打开了深入到女性生命内在结构的重要突破口，即女性生命中时间结构的内在特殊性。克里斯蒂娃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构成意指实践的两个元素———“符号态”和“象征态”①。她的符号论在早期重点探索前语言结构本能欲望的表现形态及意指系统的特征，并把这样的研究深入到培育孩童的母亲之生命内部结构及心理状态。符号态成为了与音乐、诗歌、节奏和缺乏系统结构之意义的相关领域，并与“女性”紧密相连，代表了前镜像阶段婴儿的未分化状态。在进入镜像阶段后，孩子学会区分自我和他人，即进入被克里斯蒂娃称为“象征态”的共享文化意义领域。1974年《诗性语言的革命》(LaRévolutionDuLangagePoétique:L'avant－GardeàLaFinDuXixeSiècle，LautréamontEtMallarmé，1974。中译名称从英文简译本)一书即在此种认识指导下将符号文本引向外部空间的理论突破。该书是克里斯蒂娃以前语言结构楔入主体欲望，在返回母亲身体的建构中描述其诗学时间的奠基之作。尽管她对时间的明确讨论主要集中在《女性的时间》(LeTempsdesfemmes，1979)《可感的时间———普鲁斯特与文学经验》(LeTempssensible:Proustetl'expériencelittéraire，1996)《反抗的未来》(L'avenird'unerévolte，1998)与《时间的冲动》(Pulsionsdutemps，2013)等作品中，但《诗性语言的革命》一书更为明确地论述了蕴含在诗性时间中的“异质性”概念:“一方面，异质性与第一次符号再现所遗漏的驱力的再现相符合。异质的元素是一种肉体的、生理的和可指称的刺激(excitation)……另一方面，异质性是客观的、物质的和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它也不能任由主体处置或被不同的象征结构所控制。”①她以意指过程中的异质性，即一种包括主体及置身于主体自身之外的多元意指机制，论证象征态结构的消解和重组，并以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式分析符号成义过程中欲望与规约的各种样态。1979年，通过进一步将文学阐释、精神分析法、异质性思想及女性主义批评学相贯通，她在《科学研讨文献纪要》发表了《女性的时间》一文。该文虽篇幅不长，但意义重大，是克里斯蒂娃反思女性运动实质及研究女性时间哲学的典范之作。

二异质性与线性的时间

传统的线性时间观相信，每个时间点是相继存在的。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提出了关于线性时间的思想:经验时间无限可分。他深刻地指出:“一有延展，便分出了过去和将来;时间是没有丝毫的长度。”②线性时间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历史时间，它能往前伸展自身并彰显事情发展的始末，体现分离且流动的时光的进展与延续。立足于过去与现在的互动关系问题，克里斯蒂娃从社会历史进程及具体的现实出发，分析了线性时间对研究国家历史发展所起到的归纳作用:线性时间只有根植于给定文明的逻辑及民族的本体价值认同才具有深层的意义。依据马克思的观点，克里斯蒂娃主张“经济同质”“历史传统”及“语言整体”③为国家的三大支柱性构成，体现着国家价值体系或国家理念的核心。在当代，经济同质致使经济全球化及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历史传统和语言整体的交织铸造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量，克里斯蒂娃将后两者的复合影响称为“象征分母(symbolicdenominator)”。历史传统及语言整体以象征分母的外显形式，映射出具有交叉文化、宗教记忆或相似社会模式的社会整体。这里的象征分母强调的是统一于同一时间与空间的非物质产品的生产问题，如文化、宗教、繁衍、种族生存等，如此构成的社会整体既代表了单个国家自身的特性，也反映了社会整体中的其他国家可能在将来某个时间中重复出现的同样特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④如果以几何数轴的横坐标代表线性时间，纵坐标代表象征分母，那么描绘的曲线则反映了相似社会群体象征公分母的运动之共振及相关社会问题的记忆轨迹。在给定的社会历史模式中，如此的线性时间模态以父姓的本位历史逻辑冲击着女性的异质性。克里斯蒂娃对时间解读的创新性正在于，她根据线性的时间及与之相对的女性位置对现代欧洲三次女性主义运动加以分析，要言之，三代女性主义之核心特征即体现为其对于线性时间概念所采取的三种态度。第一代女性主义(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抨击父权文化的同时拒绝承认性别差异，否认女性特质与母亲功能。他们将“女性”这一存在嵌入异己的象征秩序中，视其为以男性权利为标准的“共谋者”，栖居于占统治地位的父系象征秩序中，试图曲线地兑现政治、经济、社会、职业认可等诉求。因为拒绝承认不同女性个体之间存在经济状况、身体结构和心理特征的形而上差异，第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又被标签化为“普遍妇女(universalwomen)”。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尚未能从女性身体、心理和能力等方面开展大量而细致的研究，而只停留于对女性进行外在的社会现象方面的描述和调查，如女性在政治上被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工作上被剥夺同工同酬的合理权益，在教育上被限制进入高等学校与高等研究机构工作的权利，等等。虽然看到了女性相异于男性的现实，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女性特质过于一般化，故未能跳出传统男女相异的理论框架，仅仅局限于揭露女性在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以及家庭生活中受压抑和被歧视的现实状况，因而未能深入女性本身内在的心理特质，更没有注意到女性生命所隐含的强大创造力。

三异质性与永恒的时间

两性交锋的另一个层面的时间是“永恒的时间”，作为可逆的周期性的辩证循环时间，它是对线性时间的一种颠覆。不少当代的法国哲学家对“永恒的时间”观念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神话的人类学研究指出，历史以及作为历史本体基础的时间具有连续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特征;而德勒兹也指出，“时间的存在形式就是‘线条’‘圆圈’及‘螺旋’，‘螺旋’是‘线条’和‘圆圈’的综合和超越，时间的三重存在形式和结构体现了一个连续的过程”①。藉此，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代女性主义者对第一代女性主义那种为了拥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价值而栖身于与理性主义精神同一化的线性时间展开质疑。196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五月风暴”和紧随其后的性解放浪潮推动了女性主义新思想的萌发，特别是对于个性张扬的推崇，促使其意识到类个体的特殊性所应获得的不可归化的权利。女性主义者开始集中分析具有审美深度或特殊心理经验的女性。他们强调个体存在的绝对差异性，并转而深入探讨女性的身份、差异与认同等问题。因此，第二代女性主义者又被称为“差异性的女性主义(differencefeminism)”。这一代女性主义者主张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认可女性不可减损的个体特质及其女性身份;女性身份不再是无差异的、标准化的或统一的，而是流动的、非认同式的和复数的;而这种与线性时间相对立的永恒时间观，表达了一种对女性的生理、心理以及特有表象特质的关注。在永恒的时间观文化中，超国家社会群体的历史事件或某些事件的历史性特征会周期性上演。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娃强调要以女性主体作为具体尺度来衡量永恒的时间，使永恒的时间转化为女性的时间。“女性主体性似乎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尺度，它本质上维持着文明史所共知的多种时间模态之中的重复(repetition)与永恒(eternity)。”②一方面，女性的生理期、妊娠期、哺乳期等生物节律的重复出现，形象地体现了自然节律的四季往复与相生相契，日月万物和谐共生，由此展现了大自然生态系统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神话传说的重新探索也赋予女性时间浓厚的神秘经验色彩。例如赫希俄德神话中为了避免“儿童与母亲分离”而舍其父的克雷洛斯，基督教义中圣母身体的永眠与升天等，表明在神秘经验中女性对自身在交换式生产关系中非主体地位重复确认。女性的时间隶属于日复一日的非物质生产范围，这种时间类型关注的并非继发性发展的历史变化趋势(过去－现在－将来)，而是超出历史及文化变迁限制的过去与将来之间具有象征意蕴的空间。因此，永恒时间的逻辑向度为共时性(synchronization)及空间性(spatiality)的，而非历时性(diachronism)或历史性(historicality)的。

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中，第一代女性主义运动以两性平等为口号，女性作为一个异于男性群体的“类存在”，迫使自己放弃女性特质，以争取整个女性群体与男性享有同权。第二代女性主义通过对女性身份的特殊分析，展现出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性别，更在于女性本身就具有难以被归类的个体性，这充分体现了女性生命中富有内在创造性和变动性的时间本体论结构。由此可见，第一代女性主义者将女性特质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并入线性时间，第二代则试图以差异性颠覆线性时间中的统治根基。因此，第一代和第二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异质力量象征着否定性、革命性与颠覆性。相较而言，两代女性主义都指向同样意义上的异质力量，即皆是为了争取男女两性平等而延伸出来的对男女两性差异的否定或者强调。不过，在这一点上第二代女性主义比第一代的姿态更为激进。克里斯蒂娃认为，第二代女性主义，尤其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将女性处境特殊化为一种普遍经验，认为女性独特的生命存在及其权利结构可以超越特定的历史定位或男权的组织体系。这种“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试图颠覆现存的社会模态，将反社会、反权力的第二性嵌入异己的符号象征态，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逆向性别歧视形式的新中心主义。她们不过是将“反社会”作为遭遇内在快感的避难所，如此形成的“女性社会”或“女性乌托邦”亦同样面临着“如何避免权利集中化”“如何将异质的女性分离出来”等问题。考察法国女性主义运动的轨迹可以看出，从第一代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依附到第二代女性主义对西方二元论思想的简单接受，在经历了这两个发展阶段之后，第三代女性主义才有可能进一步集中对女性生命与创作时间的特殊分析，进而摆脱与男性文化纠缠不清的历史，并以女性自主独立的姿态重新研究、谱写和决定女性自己的历史。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开始解构第二代女性主义内涵的二元性，并试图从根本上挑战西方两性绝然对立的二元思想，利用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和身体哲学等方式，在突破狭隘的性别主义立场中转向生命主体多元异质性的研究维度。

四异质性与第三种态度

在女性时间的研究中，克里斯蒂娃将欧洲妇女问题作为象征公分母，并利用两种时间类型明确标识了女性主义运动相互联系的三大发展阶段及彼此分裂的两种话语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话语在国家价值中获取一席之地，第二种是以象征分母取代国家价值。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第三代女性主义运动应运而生。但第三世代女性主义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对前两个世代运动权益的继承和发展，她们遇到了置于主客体差异关系链上的社会契约和象征符号的革新要求，第三代女性主义的后现代转向常常被称为新女性主义的“第三种态度”。其一，在时间问题上，她们既非全盘接受亦非全部拒绝线性的历史时间，而是突出以不可减损为特征的女性异质性，并将其楔入历史时间的复杂流变。这样一来，时间成为“线性的时间”和“永恒的时间”的辩证综合。时间的过去和现在都被归属为一种“开创性的未来”。这第三时段是时间的凝缩与综合，体现了一种“总时间”。它隐含着或者说凝缩着一切时间，以便在差异性的生产中摧毁线性的时间结构，在保障时间的现实化创造的同时又批判时间的线性结构观，重新发现从潜在到现实的演变过程。正是由于时间的这种第三综合，才为一切新的创造开辟了道路，也使尼采式的“永恒回归”成为可能。其二，对两性之间差异性的认同是实现“第二性”全面解放不可回避的过程，因而，尽管传统上被视为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黑格尔式男女两性差异几乎被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极端地排斥两性的身心差异;相反，第三种态度强调的是对两性之间他性身份的必要认同，以便在差异性生产中进一步确认女性不可剥夺的存在和创造权力。其三，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女性主义开始从政治上颠覆资本主义，转向从主体与权力、语义生成的场域上颠覆私有制社会的象征契约关系。社会契约的修正展现了象征空间中主体的差异性，语言与语义、主体与象征的伦理契约则反映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中的主体特征。可以说，女性身份的双重性表现在，她既是普遍女性的类，也是彰显异质性的生命个体。以异质的语言为突破口，克里斯蒂娃的新女性主义之第三种态度所反映的时间观，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异质性与时间的意指空间克里斯蒂娃认为，第三代女性主义的第三种态度已经成为可能的现实。“我对‘代(generation)’一词的用法，与其说是一种时序(chronology)，还不如说是一个意指空间(signifyingspace)，一个包括肉体的、欲望的心理空间。”①她关注的重点并非三大世代女性主义运动中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而是将“另一代”生动地比喻为“另一个空间”，即心理时间维度下的意指空间，“本能抛弃的回归已是动力的与姿态的，它将生物的、物质的抛弃投射到某种形成意指空间或在时间空间中的抛弃之上”②。这里的意指空间，不仅是简单的立体几何三维空间，更包括时间空间、种族空间、母爱空间、子宫空间及意指的象征空间。换句话来说，它包括一切在生命中延伸的创造性场域，是一种无限发展的潜在结构。克里斯蒂娃通过重新界说“意指机制”进一步阐发了驱力理论，并将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发展为意义生成系统的两大基本元素，即“符号态”与“象征态”。符号态代表意义生成之前毫无秩序的、散漫的、分裂的混沌空间，它既抵制象征性秩序的暗示，也抵制象征主体的存在。象征态是受规定性力量约束的象征空间，它指向主体性的生成和一定的社会关系。象征态总是包含着符号态的，因此象征态又常常被称为符号象征态或符征态。按照拉康关于“主体是一种永远分裂化的趋势”的观点，“母亲是一个连续的分离，是一种肉体的分裂，其结果就是语言，并且始终如此”③。但是，一旦主体脱离母体，以父姓进入象征秩序，便迈入了代表语言逻辑中心的符征态。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进一步确认作为异质的主体身份，并逐步明晰自我与客体的关系。符号态象征着囊括一切且矛盾地运动着的模糊场域，异质性是符号态的意义前提与内在本质。生命主体总是持续地进行着一种身份的确认，换一种方式来说，符号态在空间中产生搏动并在其后确定相对的静态位置，即认同式的设定(thetic)，“而在异质性的位置所蔓延的，是对女性身体或母亲身体的认同式幻想”④。这种认同是指对“同一化”的设定，前符号态的母亲身体为异质主体的形成提供可能，它渗透着以父亲职能为代表的象征态发生作用的力量，受到历史、宗教、艺术、文化、政治、经济等多元力量的限制:前符号态总是以一种异质的、否定性的辩证形式运动，体现了永恒的时间中生殖模式与母性空间中的象征结构特征，进而动摇了菲勒斯中心主义及社会象征秩序之根基。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女性首先需明确自身在这象征牺牲的历史传统和约定俗成的语言逻辑中的相对位置，性别对抗与女性解放必须附着于对异质身份确认的基础之上。相对而言，第一代女性主义否定女性特质，力图取代男性成为符征态社会契约的主力，“线性的时间是与符号象征态的成立一起产生的时间，同时又是使符号象征态成立、并支配它的时间”①。第二代女性主义则乌托邦似地追求完全不具有任何符象态的社会契机，把反权力与反社会作为自我同一性的追求。但以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性主义不再只追求无差异的性别平等。在她眼里，象征秩序指代意义的秩序和社会的范畴，这与拉康意义上的“象征”概念相似但不尽相同。拉康使用象征界来指代父系象征秩序，但在克里斯蒂娃那里，这个范畴不仅包括象征的秩序，也包括象征秩序内的符号态元素和象征态元素。符号态可以指代男性的特征，象征态也不再是父系秩序的代名词。女性可以以平等的姿态进入象征空间，并且保留自身的异质性。由此，女性遭遇的是象征秩序中主体身份的认同，为了呈现女性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敞开线性时间潜藏的权力关系，需要借助文本实践所释放出的有关意指的深层机制。

(二)异质性与时间的文本实践在论证女性时间的形式和社会建构的性别关系时，克里斯蒂娃特别强调了“审美实践(aestheticpractice)”的重要性:“……我们常称为‘审美实践’的作用，毫无疑问只是对道德这一永恒问题的现代回答。”②克里斯蒂娃特别关注时间的实践模式，并依此形成了一种颠覆传统时间的伦理批评话语实践。通过文本符号，女性时间建构出身份意识的审美实践性，它并非是在社会历史时间模态中被定义的单一或连续的客体，而是与女性身份相连的生命主体实践。从广义上来说，审美实践被视为诗意的文本实践，线性的时间与永恒的时间根据其实践模式可分别被称为“历史实践”和“文本实践”。这里的“文本”不仅存在于文学艺术范畴，而且穿插于社会文化形态及人类言语活动或意义生产活动等领域。“文本是使直接瞄准信息的交际话语与前在或此在的各种陈述文字发生关系，并重新分配语言顺序的连贯语言实体。可以说，文本是一种生产力。”③文本以符号存在的形式或主体实践等形式被拓展，成为一个打破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线性关系的动态知识生产场。克里斯蒂娃以语言心理系统和社会实践系统这两大元素为基点，探讨符号态与符征态在流动的文本空间中瓦解、更新和再生成的过程。此外，她在索绪尔、巴赫金、本维尼斯特等结构主义学者符号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把文本分为“现象文本(phenotext)”和“生成文本(genotext)”两种类型。现象文本指文本表层以图画、文字、书本、语言交流、自然或社会现象等表现出来的现象系统，生成文本则表现为语言深层潜在驱力及意指生成的过程;两者分别对应于符号态和符征态。在流变中，其一，从历时的基点出发，现象文本先于生成文本，从共时的基点着眼，生成文本包含现象文本的因素。生成文本中本能冲动的释放依赖于现象文本的可感知符号，具体以语法、句法和结构等方式呈现出来;而生成文本与现象文本两者内含的异质性因素相互排斥，激发文本转化为具有语言、语义生成和主体实践相互作用的共鸣体。其二，现象文本是一种结构，它包含了语言中特别是在诗性语言中的表象因素。而生成文本是一个过程，它的形成源于身体和生物的连续性，反映了生物规律、社会生产模式及社会历史发展规则。因此，生成文本总是以一种朝向它生成的方式，持续地消解现象文本的表象结构。其三，从时间数轴的方式来看，现象文本和生成文本的相辅相成，如同水平轴和垂直轴的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以主体所具有的各种欲望为中心的互文空间。通过生成文本对现象文本的不断置换，现象文本被撕裂或切断，继续生成新的现象文本;其中包含着层层叠叠的异质内容并形成新的互文关系。互文系统因而成为了意义多层化和符码效应多重扩展的意指理论分析体系。克里斯蒂娃特别强调了在语言文本中定位女性主体的必要性，通过符码文本的认同效应扩大女性在线性时空的文本环境。从前俄狄浦斯到俄狄浦斯阶段，在文本语境中，时间主体不再停留于对远古父亲时间的本源回归，而是在流变中辨识文化身份的位置和认同点。主体文本身份的流变性再现了意识在无意识中的不断觉醒。

(三)异质性与时间的生命主体经验在时间的问题上，克里斯蒂娃反对黑格尔传统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主要是遵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理论基础，把时间概念等同于“绝对的现在”的永恒形式，因而抹杀了不同时间主体的情感特征和他异因素。克里斯蒂娃曾说过，“线性时间在已知所有文明的逻辑价值与本位价值中都是固有的，它清晰地呈现出断裂、期待和烦的特质”①。在这里，海德格尔的“烦的特质”揭示了时间在将来－过去－现在的整体结构中的情感特征。对于时间而言，尽管我们只能存活在时间的某个片段当中，或者只是经验到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场域其中之一，但通过线性时间情感化，以思与情感的道路回到事物自身，才能在心理生活的经验类比中分析三种时间样态的共存。克里斯蒂娃对时间心理意识的分析，关注的是在自我感知中，期待对象的时间特征(即意识)所呈现与所接收的当下的和延续的时间。其时间观特别之处就在于，她试图在“将来过去时”之循环互动的时间状态中，在时间的颠倒、返回和断裂中，寻找身份的救赎，并重复确认女性特别是天才女性的“自我之异”。

在普鲁斯特文学中，诗学时间的救赎主要体现在对逝去时光中情感的无限追忆。正如克里斯蒂娃在其著作《可感的时间———普鲁斯特与文学经验》中将潜在于语言和文本之间的可感时间分为八个时间段，以此表达《追忆似水年华》中充盈着的各种感觉的独特时间体验，即“我们的时间里就会充满了气味、触觉、所听与所见;我们的所有感觉都被唤醒”②。普鲁斯特在文学写作中恢复了生命主体的时间体验，主体在时间的共存中以开放的视觉，将欲望、需求、欢喜、戚然等自我感受，通过气味、韵律、节奏、旋律等音乐般流动的前语言形式呈现出来。尽管普鲁斯特试图以记忆的冒险淡化主体的情感因素，但时间的前往和颠倒反过来印证和排列自身。主体的生命经验是在不同时间段中的某种交融与和解，自我和他者的共存与抗衡都在流动的情感化时间中，在非理性的混沌状态中获得。较于普鲁斯特而言，克里斯蒂娃意义上的主体通过重建父亲时间来感知正在生成的开创性未来。对父亲时间的永恒回归，本质上是女性群体被同一化的过程，诗学时间具备异质的韵律，其反对目标正是语言的规定性及同一化程式，成为逃离以父亲身份为确证的线形时间危机的一种救赎。主体通过语言、符号、欲望与规约等视觉，在回返本源瞬间，以抵达未来时间的形式在前语言的空间结构中反观自身，因而在未来的改变之中思量作为远古的父性法则，以便进一步强化母亲的身份谱系及时间的诗学意蕴。由此，时间呈现为无意识与意识、理性与非理性、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交织，以及意义与非意义混杂、主体与客体并存的多元异质。正如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时间并不是一条奔往未来的线，而是周期性的，来回往复的”③。人类在时间的来回往复中，在未经“贱斥”的“原初时间”与历经操作的“秩序时间”之间，在原始压抑的边界中，在遗忘和回忆中流浪。然而，正是在来回往复的时间中，以“卑贱的母亲”为起点，或以对生命的“贱斥”，文明实现其片段式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正象征着文化的开端与人类的新生。克里斯蒂娃赞成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Winnicott)的说法，精神分析的时间应被称为“新生的时间”。由于新生，生命得以延续与更新。新生属于女性的一种固有能力，一种在将来与过去的展望和回溯中永恒回归自我的能力，一种在内心的边界重新适应和再生的能力。“新生”或“重生”体现了克里斯蒂娃所强调的“绽放的时间观”，即便在恐怖的权力困境中依然如花蕾般独立绽放，不断重获新生。正如克里斯蒂娃笔下的阿伦特(HannahArendt)、克莱因(MelanieKlein)和柯莱特(Sidonie-GabrielleColette)三位女性，这种“女性天才”正是克氏“绽放的时间观”的体现。

对于女性而言，生命的新生不仅指肉体的生命，也意味着精神生命的新生。克里斯蒂娃提出，新一代女性主义者正在经历一场精神的“反抗”:“意义和冲动相互回溯，从而揭示出记忆、让主体的生命重新开始。”①在这里，反抗被理解为一种精神的新生，它属于生命的一种特权，与尊严同义。通过反抗导向生命主体的新生和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更新，它不是对象征秩序的全盘扼杀，而是以平行社会瓦解献祭社会的核心，在异质的时间模态中实现对象征的转型。“在消耗中重现对意指的爆发，最终占据这种体验中主体的整个格局，然后再颠覆这一格局。”②在这里，新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以一种母性的话语模式颠覆父系象征格局的限制，女性主体被传统定义为线性历史之外的群体，她们能够以一种新的社会格局作为契约的基础聚集在一起，以生命主体不可减损的异质性纳入社会契约的实践空间，同时排斥各种意指符号的同质化设定，从寻求每个异质主体的解放推及全人类的解放，并为多元和谐的性别政治和人类社会文明作出贡献，这是克里斯蒂娃所持的第三种态度的鲜明特色。也正因为如此，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更表现了一种崇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人文主义精神。结语线性的时间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负载主观投射的目的论传统时间观，永恒的时间则更关注现存所有事物的过去与未来的交汇。以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第三代女性主义，为女性的时间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和思想理念。女性的时间指向前语言空间中未被社会规训的意指过程及未被意识形态污染的前符号系统，它关涉生命主体的感性经验和两性的异质性特征，时间成为隐匿于符号文本中展现诗意审美实践的总机制，充满着发自生命内在本质的创造活力;并且，时间的过去和现在被凝缩与综合，最终归属为一种开创性的未来，因而，生命主体能够通过自我异质身份的重复性生成，为一切新的创造开辟道路。从第一、二代到第三代，新女性主义的第三种态度彰显着性别平等的话语范式、批评领域和思想理念的转变，女性主义的平等模式由对传统线性时间的一味求同转向从心理生活的文本时间维度微观考察女性主体特殊的生命形式，批判的领域由社会政治领域指向意指衍生的语言层面、文化领域及心理价值的认同，解放的理念由两性平等推及到每个异质生命主体的身心解放。新女性主义在并不平坦的漫漫解放之途中探寻，在求同与彰异的历史辗转中不断前进。

作者：范海敏；高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