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墨笔花鸟画盛行的成因范文

摘要：元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是个特殊的王朝，蒙古铁骑灭掉南宋，统一了中华大地。汉族人在失去进身之阶后纷纷选择归隐。归隐的文人画家成了艺术创作的主要力量。在元代画坛无论山水还是花鸟都掀起了一股改革转变之风。一切艺术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对元代绘画也是必然的，元代绘画的变革正是遵循这一艺术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元代；墨笔花鸟画；成因

一、社会的变革

公元13世纪，元朝统治者灭掉南宋，统一了中国。然而，元朝的统治基础，完全是建立在野蛮的武力征服上。中原和江南的广大地区，在铁蹄的蹂躏之下，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化的政策，由蒙古人和色目人压迫、奴役汉族人民，并采取极其严厉、苛刻的手段制止汉族人民的反抗。这一切，都对元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的统治者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是藐视的、遗弃的。蒙古贵族实行界线森严的等级统治，分全国人民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汉人则处于受歧视的地位，被压在社会底层。明代叶子奇在《草木子•杂俎篇》中讲道：“元朝天下，大官皆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可见，在元朝，汉人作为官员普遍没有实权。毋庸置疑，国家的沦丧对儒生、士人的冲击是巨大的。首先是精神上的打击，文人们选择不问世事，寄情山水，以诗文书画聊度岁月。生活环境的激烈变化，是旧的文化生活，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剧烈的动摇。

二、赵孟頫文人思想的影响

元代的赵孟頫提出的“作画贵有古意”与“以书入画”思想观念深入人心，直接影响了整个元代画坛，为同时期的元代墨笔花鸟画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赵孟頫“师古”思想赵孟頫（1254-1322年），宋末元初画家。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是宋宗室的后裔，入元后受到忽必烈中庸，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南宋被元朝所灭，他主张跨过南宋，回复到北宋、五代、唐、晋，其“作画贵有古意”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元代及元以后的画风。大德五年（1301），赵孟頫在自己的画作上题识曰：“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古意”和复古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并不是完全相同。远溯唐、五代和北宋的“古”，而排抑南宋以来的“今”，他们“复古”的实际目的，是以借“古”开“新”风，摆脱旧式风俗的熏陶，走出一条“古意”的道路。提倡笔墨化繁为简，并强调以书法作画的笔趣来完成个性的表达，以他权威性的号召力，影响了绘画的进程和方向。2、“以书入画”的思想书法与绘画两者之间的联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的话题。南齐的谢赫提出“六法论”里，提出的“骨法用笔”，已经间接的提到了书法与绘画两者之间的关系。元代赵孟頫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强调以书法的用笔运用在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程度增强。重视书法用笔，强调笔墨技艺的独立审美价值，以元人作画立足笔墨情趣，并力求书法理意与绘画理法的结合提高到空前的高度。赵孟頫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卷》上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飞白”是一种书体，书法写至后端时因笔上墨水较少而产生的一种书写状态。“籀”是书法中的大篆，“八法”即书法，古人有“永字八法”之称，即论书法中各种笔画的写法，所以用“八法”替代了“书法”。元代绘画的题材，尤其强调以“书法”的笔意入画，“写”的概念，深入人心，书法和绘画，元代画家把二者高度重视相同之处，实际上是扩大了水墨花鸟画笔墨的表现性，使其在随心地作画中发挥偶然性。当然，客观上使元代水墨花鸟的画法简单率真，同时也推动了此时文人画的笔墨风格。

三、元代绘画材质的进步

纵观中国画的发展史，中国画按照技法分类可以分为工笔、写意等，不同的绘画技法需要的工具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媒介呈现出来的笔墨效果也是不同的。元代文人画的进步与发展，使元代绘画材料，工具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文人画家笔墨意趣的发挥提供了物质的保证。致使墨笔花鸟画与文人画逐渐活跃成为元代画坛的主流。元代画家开始选择用宣纸作画，这种宣纸与我们现在所用的宣纸有所不同。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张中的《芙蓉鸳鸯图》能看出，这种纸的表面较为粗糙，略微吸水，却又不像生宣那样强的渗透性，也不像熟宣那么细腻。经过层层渲染后，纸的表面容易起毛，而且稍稍吸墨，因此笔与笔的结合并不会留下痕迹，颜色也容易显得脏而且旧。“据对上海博物馆藏元代六十二件绘画作品统计，其中纸本四十二件。而‘元四家’作品二十三件中，有纸本二十二件。”可以看出，纸作为绘画的材质，被广泛使用，纸代替绢成为绘画的主要底子材料，从而开启了纸地时代的到来。从现存的较有代表性的元代墨笔花鸟画作分析，王渊的《竹石集禽图》《山桃锦鸡图》，张中的《芙蓉鸳鸯图》，边鲁的《起居平安图》，陈琳的《溪凫图》等大量纸本绘画，均是以皮纸为底。可见，纸张的广泛使用，在元代已经十分普及了。

四、元代“四君子”题材的风行

在元代，外族的入侵，国土的沦丧，使知识分子们把亡国之痛和失仕之痛寄托在绘画上，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心中的苦闷。对于元代画家来说，现实人生是残酷的，表现在元代画家的作品中，很少有像宋代那样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和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而是以表现隐逸之情、寄托高雅之趣的作品为多。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录有元代画家178人，擅长或者兼能梅兰竹菊者，几乎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二，可以想见当时“四君子”画风盛行的状况。此外，就是不画梅兰竹的画家，不用水墨仍尚丹青的作品，也在水墨花鸟画新潮的影响下逐渐简淡。这样额说明，在宋代花鸟画中只属于支流的文人花鸟画在元代时已上升为主流画风了。水墨梅兰竹菊的盛行，也有利于中国画笔墨功能的发展，也不要求严格的造型能力，对墨笔花鸟画的影响是巨大的。“四君子”题材入画，丰富了美术题材，扩大了审美领域。元代画梅兰竹菊，把表达作者的主观情趣提到空前的高度。“四君子”题材可以不必太拘泥于形似，以笔墨之灵，开拓胸怀，随所寓而发之，悠然会心，俱成天趣，不必殚精毕智以求形似，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不可抵挡的浪潮，并直接支配和影响了明清两代文人画的错综发展。

作者：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