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的生态想象构建范文

[摘要]加拿大文学中自然和荒野有着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加拿大的民族/国家身份构建也和自然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荒野想象既包含了个体的经历，又是文化记忆和身份的隐喻。荒野文学体现了加拿大从殖民时期到后殖民主义时期转变过程中的超民族想象，而荒野动物想象更是构建加拿大文化象征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荒野文学一方面呼应了世界文学范围内的生态和环境伦理思想、动物伦理的兴起，另一方面在文化寓言的深层内涵上折射出加拿大人的地方、民族、国家和社会想象，可谓世界文学舞台上的一枝奇葩。

[关键词]加拿大文学；荒野文学；生态批评

自然或荒野往往被认为是人迹罕至、意识形态缺席的客观空间。然而，新兴的空间哲学、文化地理学认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自然密不可分，荒野常被当作一个国家的标志。哲学家哈维（DavidHarvey）指出：“民族身份往往是建立在某些环境特征之上的……如果没有某种环境意象或身份的支撑，民族主义将是一种不可能的体系。”①事实上，“自然”这个词就是人类话语的产物。自然是语言中的一个能指（signifier），总是被各种话语体系或意识形态利用，被赋予种种价值或属性。自然并非孤立的，而是文化的产物，永远处在社会、政治、经济、历史、话语的构建过程中。齐泽克（SlavojZizek）认为，自然就是意识形态，“自然是不存在的”②。自然和荒野是“展示……民族／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的象征舞台，是地域的乌托邦，是荒野共和国”③。本文从自然的文化符号学视角出发，论述加拿大文学中的荒野想象及其在民族／国家身份构建过程中发挥的象征作用，探讨“加拿大想象”和民族精神的文学表征。

一、荒野精神的民族文化和哲学

基础自然对国家身份认同具有精神象征意义。例如，美国荒野精神是美国精神的隐喻，荒野在美国历史奠基之初就发挥了塑造性作用。在西进运动中，美国边界不断向西部荒野扩张，荒野作为伊甸园和乌托邦理想的象征，铸就了美国的民族梦，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特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在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Sig-nificanceoftheFrontierinAmericanHistory”）一文中指出：理解美国文化的“关键在于伟大的西部和边疆———蛮荒和文明的交界”④。荒野精神成为美利坚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写照，上升为美国的主流文化价值取向，象征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反映出强烈的实用主义世界观。正如美国文学对荒野的精神塑造一样，荒野也成为加拿大文学象征中的重要元素，对其民族／国家身份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弗莱（NorthropFrye）指出：加拿大文学“最具特色的成就就是对绝对恐惧的描绘……它直接来源于人们在面对加拿大广袤而人烟稀少的土地时所感受的那种恐怖的孤独感”①。荒野的妩媚、狂暴、秀丽、雄奇，无不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如果说美国的荒野精神代表了国家扩张过程中的政治和文化理念的话，那么加拿大的荒野精神则代表了对人与自然共处的生态敬畏和精神认同，而非征服意图。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荒野想象的国家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是随着加拿大文学体系的建构和成熟，逐渐与国家想象合二为一的文化象征符号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从加拿大文学史的宏观视角来看，荒野的形象和意义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荒野作为加拿大的文学形象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成型的，而其内涵和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也一直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早期的加拿大文学中，文学的主题主要是围绕殖民地开拓而展开的，记叙英国殖民者与加拿大荒野和丛林的初次接触与对峙。此时的文学书写中，荒野对人类的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代表荒蛮和文明的边缘。在苏珊娜•穆迪（SusannaMoodie）的《丛林艰苦岁月》（RoughingItintheBush）中，作者把安大略北部的无人丛林描绘成险象丛生的边远地区，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对母国英格兰的眷恋和怀念，荒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凶险、野蛮的代名词。正如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在《存活：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AThematicGuidetoCana-dianLiterature）中所分析的那样，加拿大文学中的鲜明主题就是：“在荒野中存活———荒野冷漠无情，甚至充满邪恶，因而是不具备道德意识的。由此可见，早期文学想象中的荒野还没有上升为一种国家文化象征符号，只是作为人类社会的陪衬，凸显加拿大人坚韧不拔的品质。”然而到了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前后，加拿大人爱国情绪高涨，支配殖民地居民的边塞思维逐渐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对土地有了认同，从此展开了对荒野的文化文学想象与符号构建。此时的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对荒野的讴歌，产生了诸如浪普曼（ArchibaldLampman）、司各特（D.C.Scott）、克劳福德（IsabellaValancyCrawford）等浪漫派诗人，他们以优美的诗行讴歌荒野，把荒野转变成沉思和灵感的源泉。格德斯密（OliverGoldsmith）在他的《新兴的农庄》（TheRisingVillage）中热情讴歌人们的昂扬斗志和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首诗实际上和他的同名祖父、英国诗人格德斯密的《废弃的农庄》（TheDesertedVillage）形成鲜明的反差，荒野开始被赋予活力和生机。20世纪20—40年代之间的荒野小说［如格罗夫（F.P.Grove）的《沼泽地的定居者》（Set-tlersoftheMarsh）、奥斯坦索（MarthaOstenso）的《野鹅》（WildGeese）等］则刻意塑造出人类与荒野斗争的英雄气概和精神，荒野往往成为映射加拿大人性格的象征。20世纪60—70年代之间，加拿大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荒野的文化象征雏形逐渐成型，成为加拿大区别于美国的一种文化象征和精神符号。在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Surfacing）中，无名女主人公在深入北部荒野的途中见证了原始土地逐渐被美国商业和工业侵蚀的景象。小说中的北部荒野成为加拿大人的精神象征，并巧妙地结合了阿特伍德在《存活》中所提出的受害者形象。此时在文化界和思想界展开了一场深刻的荒野建构工程。加拿大人开始借用荒野的狂暴、原始、纯洁、寒冷来凸显民族性格与特征，以示与美国西部精神的文化区别。

二、荒野精神的文学想象

在加拿大文学中，一方面，荒野气候恶劣、险象环生，极端的天气给生存带来威胁；另一方面，荒野散发出一种神秘的诱惑力，催生了魔幻现实主义、神秘主义、自然主义、生态主义作品，成为塑造民族文化符号的源泉。阿特伍德在《异象》（StrangeThings:TheMalevolentNorthinCanadianLiterature）中分析了荒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例如，富兰克林探险故事①成为许多加拿大小说的主题［如鲁迪•韦伯（RudyWiebe）的小说《发现陌生人》（ADiscoveryofStrangers）］，故事被一遍遍重述，使寒冷的北极圈变成一种既散发出死亡气息又充满神秘魅力的地理和文化象征。她指出：“对美国人来说……富兰克林这个词意味着本杰明，或者是一台炉灶，但对加拿大人来说，它意味着一场灾难。加拿大人对灾难情有独钟，尤其是对冰霜雪暴情有独钟。”②荒野和严寒象征着生命的荒芜，生存因而成为加拿大人的首要需求，而在文学上则表现为对大自然的一种绝对敬畏，凸现出荒野的崇高美。加拿大作家“总是确保他们的主角要么死去，要么遭受失败的挫折”，因为失败“是唯一能支持主角宇宙观的事物”③。对荒野存活主题的描写比比皆是。例如格罗夫的小说《穿过草原的小径》（OverPrairieTrails）描写了一幅自然主义的生存画面。一场暴风雪过去之后，艾比决定去寻找失踪的拉德克里夫，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在雪堆里找到了他的尸体。拉德克里夫蜷缩在雪洞中，表情安详，仿佛坠入梦乡。显然，他在突来的暴雪面前自知生还无望，因而坦然选择在雪洞中死去；而妻子在得知丈夫的死讯之后也反应平平，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在辛克莱•罗斯（SinclairRoss）的《门上的漆》（“APaintedDoor”）中，性格倔强的约翰一心扑在农活上而无心陪伴寂寞的妻子。在一个暴雪夜，妻子和邻居斯蒂芬偷情，外出返回的约翰目睹了一切，却选择默默地离开，冻死在雪地中。此刻的雪成为主人公内心的外在化表现，深刻揭示了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微妙的依存关系。可见，荒野和自然成为作品的主人公，是加拿大人集体思维的表征，它一方面影响并塑造了加拿大人的性格，另一方面又成为加拿大民族想象的文化构建产物。这种荒野想象投射出加拿大人的集体意识、记忆和历史，“被一代代相传下去并加以改造，一代代的故事讲述者重新用不同的视角讲述，在每一次讲述中都会发现不同的意义……并赋予它新的象征性”④。20世纪80年代以来，荒野的象征化进一步升华，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地理和气候描写，被赋予新的属性，即加拿大人性格的生态性，这种生态性格总是和地理空间紧密相关，体现出一种生态的地方认同。例如，加拿大人“总是把自己想象或构建成一种‘加拿大即北方’的形象（Canada-as-North）”⑤。

加拿大北部具有文化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象征意义，成为民族精神的符号。批评界对加拿大北方的文化象征意义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层出不穷，如巴里•洛佩兹（BarryLopez）的《北极之梦：北方风景的梦幻与欲望》（ArcticDreams:ImaginationandDesireinanNorthernLandscape，1986）、约翰•莫斯（JohnMoss）的《沉默的回声：北极叙事选》（EchoingSilence:EssaysonArcticNarrative，1997）、勒內•胡兰（RenéHulan）的《北方经历与加拿大文化的神话》（NorthernExperienceandtheMythsofCanadianCulture，2002）、舍利尔•格雷斯（SherillE.Grace）的《加拿大和北方的观念》（CanadaandtheIdeaofNorth，2002）等。由此可见，荒野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文化产物”①。荒野甚至超越了伦理学、社会学的价值意义，成为一种审美价值观和精神建构，在文学上则往往表现为一种空间的生态伦理。在米切尔（W.O.Mitchell）的小说《杰克和小孩》（JakeandtheKid）中，古德弗莱太太感叹道：大自然就“是一种心灵的净化与涤荡———就像希腊悲剧中的净化（catharsis）一样”②。这种精神的荡涤发挥了美学意义上的壮丽和升华（sublimation）作用，超越了人们的文化归属，凸显出人类主体对自然生态的崇敬和深度的大地认同。在亨利•克莱里尔（HenryKreisel）的短篇小说《摔坏的地球仪》（”TheBrokenGlobe”）中，尼克的父亲一辈子在萨斯喀彻温的草原上生活，他固执地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永远围绕着静止的地球旋转。上小学的尼克用地球仪向父亲讲解地理常识，却被愤怒的父亲斥为异端邪说，并把地球仪摔毁。小说中开阔平坦、一望无际的荒野成为人们的心态和世界观的投射。对祖父来说，加拿大荒野是独特的、绝对的，不像英国和法国“到处可以看到被赋予人性意识的自然景观”③。即便20多年后，父亲仍然不能原谅已经成为大学地球物理教授的儿子的“错误”。故事结尾，父亲指着空阔的大草原说道：“看……大地是平坦的，而且静止不动。”④又如，在肯•米切尔（KenMitchell）的《电力大革命》（“TheGreatElectricalRevolution”）中，叙事者的祖父从都柏林移民到加拿大，当他看到连绵不绝的荒野时紧张不安，神经几乎崩溃。祖父“远涉重洋，从五千多英里远的地方来到这片开阔的土地上，却最终发现自己得了空间恐惧症”⑤。荒野的辽阔和人类社区的隔绝形成鲜明反差，祖父割断了政府架起来的电话线，选择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空间之中。“横躺的土地和直立的人”是加拿大西部文学中的一个鲜明主题。在史蒂芬•斯科比（StephenSco-bie）的《条纹马赛克》（“StreakMosaic”）中，画家女主人公来到了加拿大西海岸，却不能适应城市里狭小的空间，眼前的山峰阻挡了她的视线，影响了她的想象力。她希望“能够推倒所有的墙壁，让空气一涌而进”⑥，就连她的油画也非常简单抽象，只能在画布的最底端看到一条水平的直线。的确，荒野想象对精神状况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作品俯拾皆是，例如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arineParrTraill）的《加拿大的丛林》（TheBackwoodsofCanada）、米切尔的《谁曾看见风》（WhoHasSeentheWind）、约翰•霍华德（JohnHoward）的《泰•约翰》（TayJohn）和辛克莱•洛斯（SinclairRoss）的《关于我和我的房子》（AsforMeandMyHouse）等等，这些作品都成为反映加拿大民族性格的一面镜子。

三、荒野的动物想象

关于荒野的生态性，一个极其重要的体现就是动物想象。动物想象是一个和荒野意识密切相关的承载了民族想象和文学符号学建构使命的元素。弗莱在1976年指出，荒野对加拿大人定义“我是谁”和“这是哪里”具有重要作用。人类和动物一样，是荒野中生存的物种。阿特伍德在题为“那个国家的动物”（“TheAnimalsinthatCountry”）的一首诗中把“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的动物进行了对照。“那个国家”或是美国，或是英国，这里的动物“都长着人的脸……它们的眼睛像车灯一样闪亮/又消失”①，它们被作为人类的构建物纳入社会价值体系。相反，在“这个国家”，即加拿大，动物却“长得谁也不象”②。大自然在诗中就是一片纯粹的荒野，这里缺乏秩序，散发出恐怖的荒野气息。实际上，用荒野动物传达文化意义是加拿大文学想象的一个独特传统。萨摩比-慕雷（R.Sum-merby-Murray）指出，在后联邦时期，“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构建同样来自对自然世界的想象或魔幻般的描绘，尤其是对荒野动物的拟人化想象，通过这种手段构建出一个神秘的荒野世界”③。他认为，“荒野生存和对加拿大自然的不可预测性的想象塑造了加拿大的民族身份”，自然不仅给人们提供能量和资源，而且是一种“复杂的生活经历，不能得到完全理性的解释”④。加拿大荒野动物文学在表现手法上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方法是对加拿大独有或常见动物拟人化处理，借动物映射民族性格，反映人类社会的品质，因此这些作品往往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动物寓言。例如，加拿大动物叙事中常常借用海狸⑤映射加拿大人的“海狸社会”，因为海狸是一个辛勤劳作而秩序井然的动物，它就是“殖民社区构建者的完美形象”，这种表征是“帝国权力对殖民社会和土著民族施加影响的媒介”⑥，通过它构建出勤劳、有序的民族性格。在阿里斯泰尔•麦克劳德（AlistairMacLeod）的《岛》（Island）中，动物具有鲜明的加拿大苏格兰后裔民族性格。他笔下的苏格兰边境犬忠诚、重感情、防御性强，和小说中浓郁的部族亲情形成强烈陪衬。在《来年春天》（“SecondSpring”）中，卡普兰的加拿大苏格兰人对牲畜的品种非常挑剔，决不让“霍尔斯坦牛和艾尔夏牛杂交，因为这会让其品种特色被搞乱”⑦。在《林间空地》（“Clearances”）中，叙事者的苏格兰犬成为守护加拿大小岛土地的忠实卫士，跟美国人的美洲嚣犬形成对峙。因此，麦克劳德的动物形象完美阐释了文学想象与民族身份书写之间的联姻关系。第二种方法是借用加拿大荒野意象和动物神话，在抽象意义上构建加拿大的本土文化象征。荒野文学中最常见的一种动物是加拿大丛林狼。希拉•沃特森（SheilaWatson）的小说《双钩》（TheDou-bleHook）讲述了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加里布地区的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故事。小说充满了神秘、魔幻和怪诞的描写，丛林狼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的形象，控制着山村里所有居民的思想和行为。沃特森不仅将丛林狼设置成一个幽灵般的隐身主角，还利用了印第安土著部落传说中诡计多端的丛林狼和创世者的双重角色，小说被誉为加拿大的《荒原》。同样，在肯•米切尔的小说《多尼•克尤提的英雄冒险》（TheHeroicAdventuresofDonnyCoyote）中，克尤提（即丛林狼的读音，英文为Coyote）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样，踏上了追求梦想的旅途。在跨越边境追求美国梦失败之后，克尤提回到加拿大，重返加拿大的现实社会。

小说利用现实与梦想的反差，借用美国梦的失败凸显了克尤提的加拿大身份。此外，阿特伍德在《异象》中还讨论了荒野怪兽温迪戈①和灰林鸮②的神话传说。她认为，这些荒野怪兽形象反映了加拿大人孤独和与世隔绝的心理，进而成为加拿大文学和民族神话构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加拿大民族想象中的家庭、两性关系、社区和民族身份等重要概念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第三种方法是模糊人性与荒野性（wilderness）／动物性（animality）的界限，将荒野性／动物性投射于人性身上，构建人与自然的混合体或人兽同体形象，使加拿大民族身份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此类著作有托马斯•金（ThomasKing）的《绿草流水》（GreenGrass,RunningWater）和汤姆森•海威（TomsonHighway）的《毛女王的吻》（TheKissoftheFurQueen）等。在这些作品中，丛林狼常常在人类与动物身份之间游离，并拒绝脱离自己的野性。《毛女王的吻》把世界看作一个共同社区而不是等级社会秩序，构建出一个特殊的精神世界，其中的一切相互联系，所有人的故事相互渗透，时间也是循环的，现在和过去相互交叉。小说中不仅人兽的界限被模糊化，而且不同物种的动物能够相互沟通。又如恩吉尔（MarianEngel）的《熊》（Bear）讲述了女主人公与一只熊朝夕共处的故事，女主人公对熊的恋情超越了人类情感的范畴。她似乎忘记了人性，完全回归了野性，她的“身体、头发、牙齿和指甲到处散发出熊的气味”③。她感到自由，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④。在阿特伍德的《浮现》中，无名女主人公踏上深入荒野的旅途，最终成为荒野的一员，开始像青蛙一样吃土、排便，她忘记了人类的语言，甚至变成一棵树，最终和自然融为一体。在这些作品中，人类和野兽有着一种不可言说的相似和联系，加拿大性与野性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象征联系，成为加拿大民族／国家形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加拿大荒野/动物文学传统中，一个不能不提的名字就是查尔斯•罗伯茨（C.G.D.Roberts）。罗伯茨的动物小说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于一身，是加拿大动物文学的典范。在小说《古老森林的心脏》（TheHeartoftheAncientWood）中，弥漫着孤独、荒野的气氛，人类和动物的遥远亲情被唤醒。小女孩米兰达对神秘的森林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在母亲的记忆中，她是一个“怪异的婴儿，更象一个仙子或者野生动物，而不是人类”⑤。克鲁芙和米兰达的“亲情”取消了人与野兽之间的界限，如果说克鲁芙是一只具有人类灵魂的熊，那么米兰达就是一个具有野兽灵魂的人。罗伯茨笔下的人和动物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和象征意味。米兰达是加拿大移民者的后代，出生在加拿大的荒野，因此在小说中她就是荒野的化身，她和自然荒野以及荒野动物的亲情联系代表了加拿大新生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莫里森在《加拿大人不是美国人》（CanadiansareNotAmericans:MythsandLiteraryTraditions）一书中比较了加拿大文学和美国文学传统中对荒野的态度。她指出，美国文学中展现了西部推进运动中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加拿大文学中则充满对文明进程中“自然世界所承受的痛苦的不安感和负罪感”①。因此，对于自然来说，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富有同情和认同。的确，动物文学被称颂为“19世纪末兴起的一个……崭新的、独具加拿大特色的文学体裁”②，并被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家作为构建加拿大想象的表达方式。

从历史角度看，荒野和动物文学的兴起恰逢加拿大联邦建立，呼应了加拿大这个新生国家的身份构建的需求。波尔克（JamesPolk）是第一个将动物小说和加拿大民族身份危机相联系的学者。他认为，罗伯茨小说中被猎杀的动物就是加拿大人作为“受害者”的化身。在潜意识中，加拿大的身份构建总是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英国的政治影响以及美国的文化威胁和经济吞并，加拿大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促使文学和文化界开始努力寻找身份构建的标志。文化界对加拿大身份的不懈追求，总是和“藏匿在灌木丛中的那个青面獠牙的美国”有着无法摆脱的关系。美国被想象成一个捕猎者，因此，加拿大作家“对迫害症和存活保持如此高的兴趣，也就不足为怪了”③。例如，在行销全球的西顿（ThompsonSeton）动物故事中，动物首先是英雄形象，它们“具有悲剧的气质”，这些故事反映了“我们的集体自我形象……展现了我们所说的被动的角色模型”④。作为文化反美主义的斗士，阿特伍德认为，荒野故事是对加拿大人“受害者”地位的文化解释和反映：“英国的动物故事写的是社会关系，美国的动物故事写的是人类对动物的捕杀，而加拿大的动物故事写的则是被捕杀的动物，是从动物皮毛之下的躯体内部的亲身感受。”⑤正如她在小说《浮现》中所描绘的一样，加拿大荒野受到来自美国工业化的侵略和污染。小说中借用女性／男性、自我／他者、加拿大／美国、自然／文明的二元对立讲述了无名女主人公的“受害”经历，这使小说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和国家政治寓言，通过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诉说了加拿大的身份追求故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荒野文学进一步把生态思想和超民族主义相联系，体现了多元文化主义框架下的民族想象。马特尔（YannMartel）的小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ofPi）就是一部关于荒野和动物的叙事。小说结合了成长小说和殖民／后殖民小说的特征，描述了少年主人公在同自然（大海）、野兽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在身体、精神和情感上走向成熟的故事。派接受了自然的洗礼，学会了和孟加拉虎理查•帕克的共存，最后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完成了进入加拿大文化空间的旅程。派的移民过程和海上存活经历相互交织，是构建加拿大民族性的一次精神洗礼和文化仪式。小说象征性地把背景设置在无国界的太平洋上，还突出描写了派的多元宗教信仰，这暗示了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社会的多民族和超民族主义特征，展示了民族身份想象的居间性（in-betweenness）。当民族的壁垒不再鲜明，与动物性的认同则成为人类社会不可否认的共同根基。派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时刻喊着“我爱神”“我爱你，理查•帕克”和“我爱加拿大”①，完美地响应了派的身份构建过程，使他个人的移民和返回自然的旅程成为一次跨民族的精神旅程，并最终实现生态的身份构建。加拿大荒野文学近年来开始“回归自然”，对人类主体和动物主体的关系进行反思，号召人们“和动物主体的认同”②。

生态视野下的加拿大人类社区和动物社区之间相互交融和重合，动物关怀和动物伦理成为加拿大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克罗奇（RobertKroetsch）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乌鸦的话》（WhattheCrowSaid）中，作者描写了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加拿大西部草原。在这里，动物、自然和人相互转换。小说中薇拉和一群蜜蜂交配而怀孕，她的身体被描写成和世界一样古老的处女的身体，“没有任何凡夫俗子能够满足她”③，但她却在蜜蜂的诱惑下产生。薇拉显然就是加拿大荒野和身份的象征。在早期动物文学中，动物主要体现动物作为人（animal-as-human）的形象，故事主角是动物，他们具有人类行为特征和社会组织结构，这映射了弗莱所说的加拿大移民社会的“前哨心理”和荒野生存意识。当代加拿大荒野和动物文学主要表现的却是人作为动物（human-as-animal）或者人成为动物（becoming-animal）的形象。例如，阿特伍德的生态小说《疯狂亚当三部曲》（TheMaddAddamTrilo-gy）、约翰•霍华德的《泰•约翰》等。迪恩认为，这些故事中所体现的人兽相互认可和认同的思想构建了“一个意识形态网络”④。人与动物的这种矛盾和并存，正是对加拿大现实和历史的写照，是加拿大身份想象的重要层面。综上所述，自然、荒野和动物意象在加拿大文学中具有深刻的文化蕴意。荒野文学的产生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表达了加拿大人和大自然作斗争的存活经历和与自然共存的生态思想，也反映了加拿大人的殖民建国历程以及多民族和超民族社会构成。因此，荒野文学包含了自然、生态思想和加拿大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想象构建，荒野文学的繁荣在表层上似乎呼应了世界文学范围内的生态和环境伦理思想的兴起，而在文化寓言的深层内涵上则折射了加拿大人的地方、民族、国家和社会想象，可谓世界文学舞台上的一枝奇葩。

作者：丁林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