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人物的变迁和女性主义的演变范文

《南方人物周刊》2002年第8期

摘要：莫里森作为一个典型黑人女性代表，始终保持对女性视角和她们生存世界的关注。莫里森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黑人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丰满的女性构成了黑色家园的人生百态。莫里森的创作虽然一直秉承女性主义的立场与视角，但是随着一个个不断变换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出现，作家的思想也随之演变，其女性主义思考更趋于成熟与冷静。

关键词：莫里森；黑人女性；女性主义

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TonyMorrison）“以其富有洞察力和诗情画意般的小说把美国现实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活了”为由获得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小说植根于黑人的历史，关注现实生活、黑人女性和她们的生存世界，展现了一幕幕黑人女性成长的悲剧和自我救赎之路。

一、深受父权制所害的女性

作为女性作家，莫里森深刻批判了父权制对黑人女性的压迫与束缚，其早期作品描绘了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下的痛苦挣扎，揭露了双重歧视给黑人女性带来的精神伤害。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塑造了一个既让人怜惜，又让人心碎的黑人小女孩形象。主人公佩科拉是个贫穷、丑陋的小女孩，她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只是他人的厌恶和鄙视，甚至连她自己的母亲都很厌弃她。面对冷酷的生活，佩科拉孤单无助，除了逃避现实，她就只能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能赐她一双蓝色的眼睛，她天真地以为，有了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她会获得人们的喜爱，她的美丽也会让父母终止他们无休无止的争吵。然而，就在她幻想自己拥有了一双梦寐以求的蓝眼睛之后，却受到了亲生父亲的凌辱，生下的婴儿夭折了，自己也疯癫了。佩科拉的悲剧虽然是白人主流价值观对黑人灵魂的戕害和扭曲，但同时也是父权制的产物。在父权制文化语境下，男主女从、男优女劣的思想使得女性一直处于被蔑视、被支配的地位。佩科拉便是牺牲在父权制下的典型代表，但不是唯一一个受到父权制伤害的女性。父权传统对女性有着苛刻的界定：女性的存在依附于父亲与丈夫，命运不受自我意志运行。在莫里森的第二部作品《秀拉》中，社区人眼中的好女人应该是“像内尔那样温柔体贴，一心相夫教子，视自己为丈夫的附庸”。内尔任劳任怨、相夫教子，是个严格遵循传统道德标准的贤妻良母，但是丈夫还是背叛了她。这使得内尔没有了依附，不再是社区所标榜的好女人了。与之相反，秀拉是典型的“恶女”，她与朋友的丈夫有染；肆意与男人鬼混；对长辈不尊不孝。秀拉的形象就是想要冲破父权社会制度的新形象。因此在父权制社会背景下，丈夫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女性身份的符号，符号一旦失去，内尔就会沦为传统所不容的异己分子，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内尔与秀拉有着本质的不同。秀拉敢于打破传统，勇于追求自我，通过自己的方式对男权社会进行了直接有力的颠覆。

二、反抗传统的女性

《宠儿》可被称为莫里森的巅峰之作。在《宠儿》中，莫里森用很长的篇幅诉说了底层黑人女奴的苦难生活。南北战争后，奴隶制已经废除，但黑人女奴的苦难创伤并没有因为奴隶制的废除而抚平。黑人女性身处社会最底层，白人的迫害，同族男性的虐待让她们无法看到生活的希望，她们除了死亡没有任何自主权力。弑婴行为成为了黑人女性假想的摆脱女奴命运的唯一方式，极端地诉说着她们对现实的惧怕和无能为力：塞丝的母亲只留下了和黑人所生的女儿塞丝，而把多次被白人水手轮奸后所生的孩子扔掉；塞丝逃亡之后，为了终结后代终身为奴的命运，决然地为他们选择死亡。莫里森真实地还原了黑人女性悲惨的生活状态，她们以极端的方式抗争着现实：她们爱孩子，却不得不杀死孩子；她们拥有母爱，却不得不泯灭母爱；她们剥夺了自己身为母亲的权力，却终结了孩子重蹈黑奴的命运；对她们来说，生存即是永无止境的苦难，死亡却代表了新生和希望。莫里森以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关于母爱的故事预示着极端生活状态下黑人女性反抗和独立的可能。

三、姐妹情谊中自助自爱的女性

在非裔美国文学创作中，倡导姐妹情谊是黑人女性主义作品的一大重要特点，莫里森亦视其为自己作品的核心主题以及黑人女性身份重建的重要途径。身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族，黑人女性长期遭受着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为了生存，她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她们纾解彼此的抑郁和焦虑，分享各自的梦想和希望，在姐妹般的友情和“爱情”中抚慰彼此的情感创伤；为了独立，她们彼此理解，相互支撑，在这种姐妹同盟中寻求生存，争取种族、性别和精神的独立。在《秀拉》中，莫里森第一次以姐妹情谊为描写焦点，深入地探讨了这一主题。女主人公秀拉与内尔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秀拉跟祖母和妈妈一起生活，镇上的人们对她的祖母和妈妈的印象不是很好，认为她们非常古怪，因为她们的家里住着三个养子和一些长期的寄宿者；内尔的家庭则非常不同，她的家庭对社会习俗深信不疑，看似呆板却很稳定。尽管有着这些差异，秀拉和内尔却十分亲近。秀拉与内尔的姐妹情谊见证着内尔的自我重建，在跟随母亲去新奥尔良旅程中，内尔逐渐意识到身为女人的脆弱和现实的复杂，从被动地接受到主动地思考，内尔跨出了自我重建的第一步，她不顾传言和母亲的反对与秀拉成为好友。内尔比秀拉坚强，也更具稳定性，秀拉的独立性格也在同内尔的姐妹情谊中得到发展

。然而《秀拉》中秀拉与内尔的姐妹情谊并非一帆风顺，她们的友情历经波折，最终却变得更加坚强，为两位黑人女性情谊的重建和独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持。成年之后的内尔和秀拉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内尔归于传统，相夫教子，秀拉却特立独行，饱受争议，不同的生活方式也造成了两人之间的隔阂。内尔回归了社区，选择结婚并且以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定居下来。秀拉却选择了一钟异同寻常的生活方式，独来独往、执着地追求自我，对于社会习俗全然不顾。游历十年之后，秀拉返回小镇，回到了内尔身边，因为她正是秀拉心底的安慰，精神的支撑，也是秀拉历经漂泊回到小镇的最重要原因。然而，由于她与白人的交媾，秀拉成为邪恶的化身，为小镇居民所耻。极具讽刺的是，社会把秀拉标榜为恶魔，但她的出现为小镇人们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巨大动力。秀拉鄙视依附男人、虽生犹死的生活，鼓励内尔摆脱一成不变的死寂一般的生活方式。在秀拉离世之前，她们重新达成了和解，但是秀拉一死，小镇上的和谐马上烟消云散。此时的内尔终于挣脱了传统道德的束缚，意识到自己与秀拉分别得太久：“我们曾经是在一起的姑娘啊。”内尔的自省和感叹预示了她自我重建的新的可能。秀拉为内尔死寂的生活注入了自由的空气，而内尔也成为了秀拉在艰难的自我探寻中的稳定后盾。姐妹情谊是黑人女性压迫中寻求生存和独立的基石，姐妹同盟中的自助自爱也让她们看到了变化和发展的希望。

莫里森的创作无处不表现着她的女性主义思想。随着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变换，作家女性主义思想的演化过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即从黑人女性遭受的父权制的压迫，到展现黑人女性对性别不公正和父权社会的极端反抗，再到建构两性和谐社会的大同理想，这一演化过程体现了莫里森对黑人女性问题的思考由激进逐渐趋于冷静、深入和成熟。彻底颠覆男女二元对立，组合女性“乌托邦”对于黑人女性来说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建构独立、自强的自我，并积极地融入社会当中，用爱推进两性和谐的社会才是唯一的切实可行的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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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7.

[4]莫瑞森托.最蓝的眼睛[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5]莫瑞森托.秀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作者：宋宝梅1；刘晨聪1；余涛2；于洋1 单位：1.东北农业大学,2.哈尔滨石油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