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统村落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范文

摘要：当今社会，一方面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传统村落的加速解构和转型。当前，传统村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激发内生动力，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千村一面”地收门票、搞旅游。文章以新光村为个案，详述了自建国至今村落的三次转型，指出重建村落共同体，唤回村民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自信，是推动传统村落健康转型与发展的一种可行路径。

关键词：传统村落；村落转型；村落共同体；自主性

一、引言

从1982年到2017年年底，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2.1亿人增加到8.1亿人，城镇化率从20.9%提升到58.5%。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构成一体两面变化的是传统村落的加速解构和转型。许多凝聚着华夏优秀文化的传统村落在现代化洪流下面临着衰败甚至消失的困境。“传统村落向何处走、怎么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重视的比较早，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就开始从村落环境、文化空间、旅游开发等多个角度对古村落开展研究（谢凝高，1987；刘沛林，1997；陈志华，1999；等）。2012年，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决定将习惯称谓的“古村落”改称为“传统村落”。学者们将传统村落定义为那些村落历史面貌比较完好、具有独特民俗民风，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依然有村民居住生活的活态的村落（冯骥才、2013；何连弟、2015；等）。针对传统村落的开发和保护，各地初步探索了一些模式，出现了诸葛村等一批耳熟能详的“名村”。但学界对此褒贬不一，楼庆西（2013）比较认可周庄的保护模式，赵旭东（2014）反对将古村落围起来收门票的保护方式。冯骥才（2014）认为传统村落保护必须与村民生活改善、村落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需要政府、社会与村民等多元主体的文化自觉。总之，已有研究仍停留在对传统村落的呼吁抢救和保护策略上，亟待进一步深入，且需要传统村落中村民为主体的视角而不是以“他者”为主体的视角。基于此，本文以新光村为个案展开探讨。

二、新光村转型与发展历程

新光村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原名朱宅新屋，为茜溪富商朱可宾所建，总面积20000多平方米，距今已有近三百年历史。建村始祖灵岩公朱可宾，是北宋婺州通判朱照北的第廿三世后人，是清朝的传奇婺商。他在富阳杭州等地经商，回到浦江，于1738年从杭州请来高人为其设计规划住房，建立新宅灵岩庄园，1740年携家眷迁入，民间称廿五都朱宅新屋。最初的新光村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它是朱可宾为自己和后代所建的一个共同生产生活的大庄园，经过若干代的发展，逐渐形成村落的规模。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亲密的，因为本就是共同祖先，又加上聚居在一起共同生产生活，休戚与共，拥有共同的文化，分享共同的情感，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高度信任。

（一）建国后新光村的第一次转型建国初期，新光村顺应全国形势，在1953~1955年以互助小组的形式进行农业生产。1955年后发展为初级社，1956年发展为高级社，1958年虞宅成立，新光村成为生产大队，其中再分小队，村民以记工分的形式获取自己的劳动报酬。在这个时期，村民以农业生产作为基本的生活来源。宗族解体，宗祠被封，成为组织村民生产生活、精神文化等的新组织体。国家政权建设达到顶峰，村落成了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剩余的“国家共同体”，而非传统的自我积累、自我建设的“村落共同体”。村落共同体解构的同时，治理方式也发生了转型。原本作为权力中心的宗族族长的作用因行政权力的渗透而消弭于无形。村落主导权到了以村党支部书记为主要代表的基层干部手中。

（二）改革开放后新光村的第二次转型1985年，新光村所在的虞宅乡成功引进水晶加工产业，之后水晶产业不断发展并最终成为浦江县的一大支柱产业（浦江水晶的销售量大约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产量和销量都十分庞大），也帮助当地老百姓实现了脱贫致富。这一时期，新光村实现了由农业村向水晶加工专业村的转型，这次转型改变了新光村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带动了村落经济的发展。2010年以前，新光村有316家水晶加工坊，几乎家家户户从事这个行业。但大量的水晶加工坊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水晶打磨机日夜轰鸣，噪音污染严重；废水直排河道，污水横流；外来务工人员蜂拥而至，素质参差不齐，管理困难；垃圾遍地。此外，人造水晶其实是一种高铅玻璃，铅离子和皮肤接触多了就会部分渗入人的身体，从事水晶加工的人有非常高的患病风险。大部分村民都搬离了村庄，陆续在浦江县城甚至其他省市买房，仅剩一些老年人和小部分仍然在村里开加工坊的村民。村里居住的人中85%以上是租村民房屋开办水晶加工坊的外来人员。当大部分村民都不在村里居住生活的时候，他们对村落的当下和未来也不再关心，唯一关心的是租金能不能再涨点儿，钱能不能多赚一点儿，村落共同体面临着彻底终结的可能。自2010年始，面对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虞宅乡政府开始实行水晶整治，力求恢复“绿水青山”。由于水晶产业门槛低，销路好，大部分村民都是靠水晶产业发家致富，因此在最初，水晶整治较为艰难。2013年，浦江县借力浙江省“五水共治”政策，关停了全县2万多家水晶小作坊，新光村绝大部分水晶加工坊也关闭了。为改善村落环境，村里每天组织4名党员干部，义务当起环卫工，不定时巡查。关停水晶作坊的同一年，新光村被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当地政府出资对诒榖堂、廿九间里、双井房、桂芳轩等古建筑群进行修复，并拆除了一些不协调的新式房，实施了道路改造、环境整治等一系列工程，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新光村水晶产业从兴起到关停整治，也起到了一种警示作用，即只求以工代农、发展经济而忽略人文、生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势必会加速村落衰败。

（三）新光村的第三次转型2015年10月，新光村部分古建筑已修缮完毕，但村里依然没有人气。在虞宅乡政府领导的牵头下，组建了由乡政府、村集体和企业三方入股的灵岩古庄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创了廿九间里创客基地。创客基地是由新光村提供场地，前三年免收租金，政府出资修缮基础设施，由创客联盟的青年创业者们开办店铺的模式。创客基地对入驻店铺的经营理念和商品都有一定的考察标准，为的是店铺与整个传统村落的韵味风貌相协调。最具特色的是它的经营模式：店铺主人几乎都不在店里，店内商品明码标价，游客们可以自由地在店里挑选喜欢的商品，然后扫描旁边的二维码自行电子支付。这样的经营模式少了一些拘谨，多了一些闲适自在和相互信任，对于游客来说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传统村落+创客基地+旅游，再一次激发了村落活力。因独具特色，创客基地吸引了大批游客，2016年开业以来平均每天客流量达5000多人，周末甚至有1万多人，节假日则更为火爆。此外，创客基地还开办了周六乡村音乐节，承办了几场小型音乐会，许多独立歌手在这里演出，2017年仅音乐会门票销售就达到了50000张。人流量的剧增，也为村民提供了增收新途径。村里在廿九间里北侧开设了美食广场，村民卖一些酒酿圆子、臭豆腐、小馄饨、烤串之类的自制传统小吃，还卖土鸡蛋、火饼、粉丝、番薯等土特产，生意火爆。焕发新生机的村落还吸引了不少在外工作的本村青年返乡创业。创客基地的成功在于它的创新性，它有意区别于一般传统村落那随处可见的批发商品和浓厚的商业气息，追求的是文化氛围、艺术感和新颖性。因此，它在开办的头两年也就是2016、2017年非常火爆，但自2018年以来，客流量下降的趋势已十分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廿九间里各色店铺起初以创意吸引游客，创意的魅力在于它不断的更新和再生，但这种必要的革新，创业者们并没有做到。二是村民在村落发展中的作用未被充分重视。创客基地在成立与发展之初，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领导亲自莅临、体验美食，广加宣传，带动人气。但有了初步成效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而应该由村委和村民们思考该如何维持人气，如何借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拓展产业等。当然，村民力量未能充分发挥和动员，与人口外流不无关系。新光村民尤其是年轻人大量外流，与留守村中的老人相比，他们有着更高的眼界和更丰富的想法。但他们多数已在城市扎根，一年中只有极少数时间回到村中与老人团聚，因此对村落发展也谈不上什么贡献。这是传统村落转型和发展中，村民力量未充分发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重建村落共同体，推动村落转型与发展

千百年来，传统村落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情况下依旧生生不息的原因在于其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体现在村落记忆与共同体意识、生活协同与主体自律、财富输入与村庄平衡等方面。李远行等将这种自主性村落称为“自洽性村庄”。自洽意味着这个村落的内部是和谐且有活力的，在应对外部及内部危机时，能够运用自身资源进行调节，是一种张弛有度的弹性机制。如今，很多传统村落丧失了这种自主性，村民大量外流，共同体瓦解，内源发展动力匮乏。重建村落自主性需要村民主体意识和村落共同体的重建。村落共同体的核心在人，要将分散的村民凝聚起来成为一个情感相依的共同体，需要共同的文化和精神诉求。因此构建文化共同体是村落共同体重建的关键路径，以文化认同重新凝聚分散的村民，让村民怀着对家园的热忱和期许重新团结在一起，共同参与家园建设。首先，村民力量是村落发展的能量源和稳定器。村落集体意识的恢复应当以村民的“回归”为前提，须重视乡贤的力量。乡贤不一定回到村落工作或生活，但涉及村庄发展等事务时，应咨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请他们“在场”。他们作为从村落走出去的精英力量，以其知识和经验为村落发展出谋划策的同时，还能以他们的声望妥善地引导、团结村民，让村落建设变得更加有序。此外，出于同乡间的信任，村民也能够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和乡贤充分沟通交流，这样会使村落决策更体现普通村民的意见、更接地气。其次，唤回村民身份和文化认同是共同体重建的根本。村民重拾对自己身份及村落价值的认可和自信，是共同体重建的根本，也是村落转型与发展最重要的内部动力。当然，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最后，以政府为外部支撑，文化认同为内部动力，推动村落走向内源性发展。在村落转型初期，政府的扶持和引导规划很有必要，是一大助力；一旦村落发展步入正轨，政府便应将主导权还给村民，培养村民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认同，逐步走向内源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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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海霞 王雪凝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