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海外传播范文

摘要: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全方位地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我们所要考察和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所建构的这个国家形象是给什么人看的?毫无疑问，我们的任务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即向世人讲述中国的故事。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媒体的主导下，世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多有误解，因此用世人所能读懂的语言来建构中国的国家形象就势在必行。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由来已久的东方主义的影响，再加之西方主流媒体的炒作和任意建构，便形成了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错误的甚至扭曲的形象。但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盛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这种不正确的形象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掌握自己的话语向世人讲好中国的故事，通过我们的讲述使得包括西方人在内的世人能正确地理解中国和中国人。要实现这一切都离不开翻译的中介，但这里所说的翻译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更是一种跨文化的再现和重构。

关键词:翻译;国家形象;建构;重构;传播

1．引言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经常会问道:既然越来越多地人都可以用英语来交流，以英语为专业方向的学生和学者还有何作为?另外，在当今的高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的形势下，人工智能已经开始逐步取代传统的翻译之功能了，翻译还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即使如此，对英语的要求非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更高，对翻译的要求也是如此，它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工具”之单一的功能，正在承担着愈益繁重的任务，这其中之一就是向世人讲好中国的故事。更为确切地说，就是要用世人所能听懂和读懂的语言来讲好中国的故事。既然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是英语，那么用英语来讲述中国的故事就是一种文化的翻译和再现。这样看来，翻译将在国家形象的建构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但翻译本身的内涵也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它必须走出语言中心主义的死胡同，进入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语境之中。

2．国家形象建构的多重途径

确实，在当今这个信息传播飞速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的时空观念大大地压缩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我们仿佛就生活在一个硕大无垠的“地球村”里。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并未消解，只是变得有些模糊了。来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依然保持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也注意自己的国家形象。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全方位地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就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了。因为这显然是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正如柳斌杰先生所言，这是“一篇大文章”①，需要多个学科的协同研究才能有所创新。在这方面，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们始终站在最前列。但是，既然翻译也是一种重要的国际传播媒介，对翻译的重视就不会减弱。当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我们所要考察和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也即我们所建构的这个国家形象是给什么人看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形象应该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比如，在封建时代，中国的形象是一个封闭的皇权专制国家;而到了近代以来，我们的国家形象又呈现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大国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虽然贫穷，但却在努力奋斗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努力成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有着较大影响和发言权的大国;而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则成为一个对全球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并且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大国。但这只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而国际社会对我们是怎样的看法呢?也即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世人眼里究竟如何?这就需要我们去了解并主动地建构。因此我的理解是，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即向世人讲述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国家形象始终是西方主流媒体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王宁、张璐、曹斐2017:1)。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媒体的主导之下，世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多有误解甚至曲解，因此用世人所能读懂的语言来建构中国的国家形象或讲述中国的故事就势在必行②。在这方面，翻译将起到愈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既然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那么我就得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来讲述。众所周知，在当今时代英语早已成为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和学术交流的工作语言，因此用英语讲述中国的故事将起到世界性的影响和良好的效果。此外，我们也应该了解既往别人已经建构出的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国在世界主流媒体和一般人眼中所展现出的形象。这样我们就可以据此进行重新建构并传播这一形象。既然要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来向世人讲述中国的故事，因此这就涉及了翻译的问题。由此可见，仍然拘泥于雅各布森50多年前提出的“语言中心主义”的翻译定义显然是远远不够的(Jakobson1992)。因此我在此着重使用当代翻译的另一种形式:图像的翻译和语言文字的建构。毫无疑问，建构和传播一个国家的形象，所用的再现及传播媒介主要是语言以及各种包含象征意味的图像。前者需经翻译成世界通用的语言才能为人读懂，而后者则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意义，若用语言文字将其表达出来实际上就是一种“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transla-tion)。我们现在来看看下面不同的国家的图像性象征:中国的熊猫形象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友好、爱好和平和诉诸平静和安宁;俄罗斯的形象常常被描绘为北极熊，这是一种集可爱、美丽、力量、温柔、凶猛、智慧于一身的最强悍的陆上食肉动物。俄罗斯的北极熊形象则意味着这个国家表面可爱温柔，实质非常凶猛和富有智慧，令人难以对付;美国的形象常常以鹰来表示，这种动物有着种种不同的象征，它既是力量、勇气、自由和不朽的象征，同时它也代表战争。古罗马的军旗就是鹰旗，鹰是他们的象征，而且鹰也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的传令鸟，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这当然是一般人能够识别出的象征性形象，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图像，然后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实际上就是雅各布森所描述的那种“符际翻译”，虽然在雅各布森这位“语言中心主义”的翻译理论家那里，这是一种“变异”(transmutation)(Jakobson1992:145)，但他依然为它在翻译的殿堂里保留了一席之地。而现在，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这种“符际翻译”已经变得越来越普及和重要了。除了上述用图像表达的国家形象建构外，还有一些人为建构出来的形象，主要是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通过翻译和再现而建构出来的形象。由于西方的媒体长期以来占有世界传媒的主导性地位，因而西方媒体建构出的国家形象就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西方媒体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形象的描绘和建构就是如此。他们之所以建构出关于中国的种种形象，其根源就在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形成的“东方主义”的观念。因此在下面一部分，我基于以往的研究，对“东方主义”或“东方学”作进一步的批判性反思(王宁1995:54-62;王宁1996:71-76;Wang1997:57-67)。

3．西方的“东方学”和“汉学”批判

提到西方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我们马上会想起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建构和批判。我们说，赛义德所建构的东方主义除了本身带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外，还有着另一层涵义，也即对作为一个存在于西方高等院校多年的学科———东方学或东方研究领域(OrientalStudies，或non-WesternStudies)作了一些批判性的分析。我们单单从上面提及的几个英文术语的使用就不难看出隐匿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优越论:尽管东方文化有着远较各种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但东方各民族仍被笼统地描绘为作为一个与西方世界对立的“东方”，或者说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他者”。而东方各民族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被统称为“东方文化”(Orientalculture)，研究东方问题的学科也就成了一门只能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学科领域。这显然是带有明显偏见的。但是这些偏见却长期主导着西方媒体对东方的歪曲性描述和建构。众所周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一书主要是为西方人写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专为处于西方世界话语中心的美国人而写的，因而这一“美国的”立场便有着十分明显的霸权特征。但是东方主义或东方学作为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一种颠覆和解构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它至少向我们启示，随着东方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日益强大，西方世界对之的研究也应当逐步受到重视，具体体现在学术界就以西方高校对东方语言文化的研究的日益发展和学科化为特征。即使在当前的欧美学术界，由于经费的短缺和生源的不足，有些学校的人文学科教席被取消，而另一方面，有些专事东方研究的教席则规定必须由东方血统的学者来担任，有的学校为了标榜自己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宽阔胸襟，甚至另增加一些新的东方研究职位，并且专门聘用来自东方国家的学者任教。这无疑为西方的东方研究领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可以说，东方学在欧美学界正处于一个更新换代的转折时期，一大批有着东方血统、并在西方受过系统教育和训练的新一代学者已经或将不断登上讲坛，并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给传统的东方学增添了新的活力。例如，欧美的汉学或中国研究就有着一大批中国血统的学者，他们的加盟对传统的汉学进行了改造和重建。使得专注古典而轻视当代的传统的汉学研究得到转向。现在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西方的东方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早在18世纪它就已经作为隶属于区域研究(areastudies)的一个学科出现在当时世界学术的中心———欧洲。建立东方学的目的旨在从西方人特有的视角来看待东方，运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问题。而更为狭窄一些的“汉学”(sinology，或sinologicalstudies)学科的建立则旨在从西方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与我们中国学者所从事的国学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对东方世界(包括古老的中国)的兴趣仍致使一批又一批的欧洲学者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东方诸国，或从事经济贸易或进行文化教育活动，在东方的国土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为东西方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同时，由于西方人习来已久的观察事物的视角和迥异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致使他们对东方的理解和描绘仍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某些片面的看法或偏见，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便形成了关于东方和东方人的形象。有着这些形象经过建构者的翻译或用英语再现于主流媒体中，因而逐渐成为西方人了解东方的依据。正是由此出发，东方学从一开始就作为西方学术界的“他者”和点缀物的形象而出现。即使是赛义德本人也不例外，他一方面承认东方主义主宰了生产东方文化的人们，致使他们很难超越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这一事实，即并非只有东方人自己才能讨论东方文化，有些问题需要从他者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到某些洞见，因此讨论东方问题并非东方人的专利。赛义德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美籍中国汉学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的巨大影响得到了证实。该书虽然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排除其意识形态上的偏颇观点外，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析是十分到位的。

夏著首先在海外出版，然后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学者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些老问题以及重写文学史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启示。因此我们不可否认，由于东方研究这门学科的客观存在，致使东方语言的普及和东方文化的流传一直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着，东方研究专家的层出不穷更是使得这个领域的学科化和机构化逐步成型。它不但本身自成体系，而且还渗透到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如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对这些学科领域内的超越西方中心模式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仅在欧洲汉学界就出现了一批兼通东西方文化并且尤其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国际著名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普及以及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可以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离不开他们的帮助。此外，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着扎实的西方文化理论功底和很强的理论阐释能力，因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实为中国国内的研究者参考和借鉴。例如，前面所提及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海峡两岸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就是一例。我们可以不同意夏志清的偏激观点，但却无法否认他的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虽然他没有翻译一部完整的中国长篇文学作品，但是他的著述仍可算作一种文化翻译，也即他的视角和所阅读的文学作品都是用中文写作的，而他的分析和批评性文字却是英文，所起到的客观影响大大超过了翻译几十部作品的作用。但是像前面提及的这些西方汉学家那样对东方有着深厚的感情的学者并不在多数，更多的东方文化研究者并非出自对东方文化的热爱而毕生从事东方文化研究的，而是将其当作一个谋生的职业和工作，他们对东方文化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既将其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又不那么投入，只是在东方文化的国度以外树起一面大旗，自我标榜为“东方学研究者”。这部分学者的研究特色是厚古薄今，致力于历史问题的分析，很少触及现实问题或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者有意地回避或远离现实问题，专心致志地在故纸堆里从事纯学术研究。他们往往可以做到在某一点上钻研得很深，并能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但在其他方面却一无所知。当然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者中也不难见到。应该承认，这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依然客观地帮助了东方文化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尽管其中难免存在误解甚至曲解的成分。还有一些学者或出于对东方的天然蔑视甚至意识形态上的仇视，为了迎合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向东方国家的政治渗透和搜集情报的需要而致力于东方学研究。这些人实际上是披着学者外衣的新的文化殖民主义者，一旦某个东方国家遇到政治风波或其它类似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就会乘虚而入，脱掉学者的外衣，充当起新殖民主义的御用文人，向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进行煽动或挑唆，促使他们起而反对自己的国家。目前在西方主流媒体不断试图唱衰中国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包括一些所谓的“汉学家”，对他们我们应当保持警惕，并且随时准备揭露他们的真面目。

4．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历史的演变

由于受到“东方主义”和旧的欧洲中心主义等偏见的主导和制约，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一直有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或印象，这些概念或印象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描述者那里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对这些种种不同的形象作些分析，自然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在长期的研究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并对之作过一些分析批判(王宁1998:98-118)，现再次简略地作一些归纳和分析。在我看来，在东方主义的主宰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或中国人的形象可以大致归纳为下面几大类。

1)中国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国家，虽然它有着古老的文明，但这种文明早就衰落了，近代中国的先进东西几乎都是从欧洲引进的，等等。持这种观点的西方人有时甚至不顾历史事实，把明明属于中国人的发明或发现据为己有。明明是中国人早于欧洲人先发明了印刷术，但在那些顽固的欧洲中心主义者那里，印刷术却被说成是一位名叫谷登堡(Gutenberg)的德国人发明的，而且这位谷登堡竟被奉为“天才的印刷术发明家”。对此，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仔细考证和分析，严正地予以了驳斥(艾田浦1992:14)。今天，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进一步认识，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大概会越来越少了，而蓄意颠倒历史的人也不敢任意信口雌黄了。

2)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它曾在历史上有过自己的鼎盛时期，它的存在于古代世界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持这种看法者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中国并不了解，但却出于艺术家的想象，对中国进行了种种美好的甚至理想化的构想，结果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往往要甚于现实中的中国。一个较近一些的例子就是由印度籍国际指挥大师祖宾•梅塔(ZubinMehta)指挥、中国导演张艺谋执导的歌剧《图兰朵》。这部由著名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Puccini，1858—1924)根据意大利剧作家高齐的原作改编的歌剧于1997年5—6月间在佛罗伦萨歌剧院演出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可以说简直是那位从未到过中国的作者做梦也想不到的。另一类则是在出于对中国的了解之后对中国作出相对客观真实的描述，这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利马窦对中国的描写，这位在中国居住了27年之久的历史学和宗教学家在《中国文化史》中不仅强调了当时中国的强大和稳定，同时也揭露了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的东西，对于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之形象作出了很大贡献。

3)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有着最悠久历史和最光辉灿烂的遗产的文化，中国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处于危机之时，将担负起21世纪统一全人类文化的重任。持这种看法者大都是一些有着中国血统同时又在海外执教的“新儒家”学者。他们提出了一个“文化中国”的口号，这显然对于在全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就指出，“儒家所提倡的社会和谐化，似乎是对泛滥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一种合理矫正”(杜维明1997:6)。因此在他们看来，惟有儒家的思想才能把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解脱出来。杜维明还进一步总结道，“儒家对西方的反应决不能削弱东亚文化的根基。倒是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的儒家学者中进行地区间的交流或许可以导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的真正的学术交流。”(Tu1993:159)事实证明，这股源自海外的“新儒学”思潮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儒学研究了。另一方面，新儒学的这些思想观点经过与后现代的多元共生的观点的对话和交锋，与当今中国政府所提倡的建立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治国理念也有着某种契合。可以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所展示的“儒学”中国的景观将为儒学的普及和研究推波助澜。

4)中国是一个沉睡的狮子，它一旦苏醒，将使整个地球发抖，因此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这个从拿破伦时代起就有的关于中国的神话至今仍留存在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的无意识中，他们承认中国的强大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某种无知或误解而担心中国这个历史上的“东亚病夫”一旦崛起变得强大起来，就有可能威胁世界的和平，因此他们在种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向不明真相的西方人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试图从另一方面为某些人的制约中国的政策提供论据。可惜的是，这种“中国威胁”论的险恶用心竟被相当多的中国人当做了值得骄傲的资本。

5)中国也如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有着种种令人神往的东西，这些东西始终萦绕着想探索它的奥秘的人们;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有着本质上的各种劣根性和丑陋的东西。由于这种形式的中国形象时常出现在西方作家的想象性作品中，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就有着不可调和的两重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由张艺谋、陈凯歌执导的以描写旧中国风貌为题材的中国电影能够迅速在西方产生轰动效应并且频频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部分原因。

6)中国人最勤劳、节俭，具有东方人的许多美德。这一形象可以说不仅在西方人的著述和艺术作品中得到不同形式的描绘，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一特征是由在海外定居或留学的中国人自己塑造的。因而就连最带有种族主义意识的西方人在竭力反对中国移民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移民在现代西方文明建设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不少主持公道的美国人甚至认为，以中国和印度为主体的亚洲移民对美国近几十年的高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他们的贡献，美国的科技是不可处于现在这种领先地位的。应该承认，上述种种现象主要产生于一些西方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习惯看法，有些通过翻译已经诉诸学术性或想象性文字，而有些则留存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且不时地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通过言谈或举止中表现出来，往往真实的成分和虚构的成分混为一体，难以区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仅仅具有参考价值，但却不能作为我们据此进行理论分析的主要论据。因为上述所提到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实际上始终处于一种发展演变的状态。今天，当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济飞速发展时，一些西方人往往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当代中国做了过高的不切合实际的估计，因而又建构了某种新的关于中国的形象。

5．当代西方媒体和学者眼中的中国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崛起，尤其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崛起，国际学界和大众传媒近年来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就这一现象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和报道。他们同时也建构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神话”(Chinesemyth)和“中国幻想”(Chinesefantasy)，彷佛中国果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或新崛起的又一个超级大国。但是中国真正的形象又是如何呢?毫无疑问，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只是美国在其原有的水平所取得的新的进展不那么明显罢了。而中国则不然，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被人认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Perry2014:5)，而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这一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西方学者和西方的一些主流媒体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崛起的中国。有些人，如社会学家道格•加斯利(DougGuthrie)，在将中国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同时，也提请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人民是如何将自己的国家从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改变为当今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最大经济体之一的，他认为这不能不说是展现“全球化的力量的一个故事”(storyoftheforcesofglobalization)(Guthrie2012:3)。加斯利在自己的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中国的上海、北京、成都和重庆这些大都市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之后，建构出的中国的形象显然是正面的(Guthrie2012:2)。尽管加斯利所建构的中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反映了那些发展迅猛的一线大都市的现状，而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城市化的进程只是近20、30年里才开始的，而且即使如此，中国本身在过去的20多年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因此加斯利在书中也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将变得更加民主吗?中国政府将更为严肃地对待保护人权和创造透明的法制体系吗?中国的“暴发性增长”(explosivegrowth)将如何影响东亚以及范围更大的全球经济?应该承认，加斯利的描述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因为这些言辞大都基于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以及他长期以来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中国的仔细观察。在分析了上述这些问题后，他仍然相信，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将“在中国出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形式并没有得到西方政客和时事评论员的充分理解”(Guthrie2012:19)。应该承认，加斯利所建构的当代中国的形象代表了相当一批对中国友好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因此他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也是比较中肯的，至少反映了相当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期待。

另一些人，如在香港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胡德(DanielVukovich)则对中国的变化十分赞赏，因而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那么为什么是中国呢?我们首先假想这些对立的观点和认识论挑战，例如东方主义，因为这些看法一直统治了中西关系三百年之久……因此，同样，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这绝对是经济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关系。中国的崛起，它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全世界的制造商，新的亚洲霸主，世界历史的消费市场，美元的最后买主，第二大经济体，如此等等(Vukovich2012:142)。胡德试图提醒西方读者注意，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上的飞速增长，西方大众媒体长期以来形成的老的东方主义观念将发生变化，一种将中国视为新的“超级大国”的新的东方主义幻象将逐步形成。但是，胡德在批判老的东方主义的同时又建构了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新的东方主义。因此坦率地说，持上述这些看法的西方学者在承认中国的快速增长和繁荣的同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依然存在着巨大的贫富等级差距、城乡差距和沿海与内陆的差距，因此中国总体上说来仍然可算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却在逐步“去第三世界化”，朝着真正的小康社会和发达国家的方向迈进。还有一些人一方面承认，虽然中国作为实行改革之前“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却在21世纪初成为“迅速崛起的经济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指出，中国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严峻的“挑战”:(Perry2014:5)虽然主要的城市有着闪闪发光的新的基础设施以及随之而建立的城市设施，实际上赶上或超过了那些发达的工业国家，但是广大农村和内陆地区依然处于贫困的状态。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富有靠着房地产交易和炒作来运作，而这却被数百万移民劳工的贫困状态所抵消(Perry2014:5-6)。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裴宜理(ElizabethJ．Perry)的上述看法，但是她的看法至少反映了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所发现的中国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完全可以对我们起到某种警醒的作用。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经济上的巨大增长，任何西方人斗的不得不承认，他们关于中国的不同印象和看法都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得出的，主要是出于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方面的考虑。此外，这些看法也至少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今的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一头正在苏醒的狮子，它的崛起是不可抗拒的，它将在总体上有助于改变当今世界的格局，使之朝着多极的方向发展。这些看法都为我们从另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国家形象的重构奠定了基础。我们完全可以从上述描述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的，准确地把握这种历史的演变对于我们制定自己的对策不无裨益。而对于翻译研究者而言，我们又能有何作为呢?我在结束本文之前仅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我始终认为，我们过去对翻译的界定过于狭窄了，仅将其视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忽视了它的文化再现之功能，这显然有碍于我们推进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同时也贬低了我们这些从事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学者的作用。实际上，从学科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和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一样，所从事的是人文学术的教学和研究，只不过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外国的语言文学。但即使如此，我们的中国立场和视角以及观察事物和考虑问题的角度却明显地有别于那些外国人。因此我们用外语著述实际上也是一种翻译，只是已经大大超越了那种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一种文化的再现与建构，特别是在向世人讲述中国的故事时就更是如此。因此对于翻译研究者而言，我们不仅要研究传统的以语言作为表达媒介的翻译，更要关注作为国家形象建构之载体的跨文化的翻译和阐释。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来讲好中国的故事。

作者：王宁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