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早期会馆的建筑功能和布局范文

《明清论丛》2016年第1期

摘要：明清早期会馆主要指最先在北京出现的士绅会馆。明清早期会馆功能渊源于儒家祠堂、讲会书院、官房馆驿三大建筑类型，分别继承了其祭祀、教育和馆宿的三大建筑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殡葬和经济功能一起整合进来，形成具备集会（祭祀、教育、娱乐）和馆宿两大建筑功能的新的建筑类型。从建筑功能到建筑布局，明清早期会馆的布局来源主要有改扩建和新建两大类。改扩建的会馆其原有建筑来源有二，一为拓祠为馆，二为舍宅为馆。明清早期新建会馆为主要为单列式小型会馆。

关键词：会馆；明清早期会馆；建筑功能；建筑布局；建筑类型

引言

会馆是明清至民国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建筑类型，在建筑学科，对于会馆的木构建造、建筑装饰、建筑空间、会馆中的戏台、会馆的城市选址、会馆的地域性等问题学界已多有研究。但从建筑类型学研究角度，对于会馆形成的建筑类型历史渊源和会馆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区别于其它建筑类型的自身特有的建筑形制、建筑功能、建筑基本布局是哪些学界还尚未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对相关古代历史文献的梳理，从建筑类型学的研究角度切入，结合具体的明清早期的会馆案例进行分析，从会馆的建筑类型渊源到基本功能的抽取，最后概括总结明清早期会馆的建筑功能和典型建筑布局。本文力图从纷乱的会馆历史建筑文化现象中厘清会馆建筑类型从渊源到功能定型清晰脉络。

1明清早期会馆的建筑类型渊源

明清至民国的会馆建筑历史发展，可以分为4个时期，渊源期——定型期——发展期——嬗变消亡期。最早的渊源期从宋代至明中期，起于宋海滨四先生会馆，定型标志为明永乐年间俞谟在北京前门外建芜湖会馆[1、2]，随后明中期至明末，会馆建设在北京成为一个小高潮，在大量的兴造过程中，会馆建筑型类型从定型走向成熟，进入发展期在全国扩张，并且依据不同的人群和地域条件，发展出不同类型的会馆建筑，演化一直延续到民国。故此，明清早期会馆最早出现在北京地区，其主导和面对人群为士绅公举，为士绅会馆[3]，具备强烈的官方文化和北京地区地域文化特点。在渊源期，会馆建筑类型渊源于三大建筑类型，分别为儒家祠祀、讲会书院、官房馆驿，对应会馆定型中的祭祀、教育、馆宿三大建筑功能。

1.1渊源建筑类型

1.1.1儒家祠堂

“会馆”名称的出现最初指代的是儒家祭祀祠堂，文献记载最早名为会馆的为宋海滨四先生会馆。清道光年间所著《乌石山志》中记载，“宋明道初，沈邈……得释迦院东北隅地作台，曰：‘峻青’，……景定末（宋理宗时期），建海滨四先生会馆于此。”[1]此会馆属于民间私人儒家祭祀。民间私祭先贤名臣，许多因未入国家祀典，清之前受到国家法律严格限制，故不能称为“祠庙”，只能用“会馆”所代替。会馆中儒家祭祀建筑的渊源，体现在祭祀人群、祭祀对象、祭祀仪式、祭祀场所的形制布局方式都是儒家方式。祭祀人群为儒家士绅公车，祭祀对象为儒家先贤名人，祭祀礼仪为儒家祭礼，祭祀场所为儒家祠祀的三间堂和一间堂布局，其基本格局参照朱子家礼中所定的祠堂制度。朱子祠堂制度为，“祠堂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绕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1）、[4]。可见基本格局为亭-门-堂-寝制度。会馆在定型发展中，其祭祀部分主要截取了“堂”部分的建筑功能和形制。如果说朱子祠堂制度是儒家祠堂制度的纸上理想模式，那么北京宋文丞相祠则是儒家祠堂理想模式具体的实现,而且对于会馆建筑的关键影响在于，宋文丞相祠是从祠堂到会馆祭祀过渡的现存实例。一方面，明中的宋文丞相祠对明末的江西吉安会馆启到了范本作用，江西吉安会馆在祭祀制度、祭祀方式和祭祀场所上都仿照宋文丞相祠进行，也对江西其它地区会馆起到了同样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明代宋文丞相祠本身开始具有祠堂和会馆的祭祀双重属性，具体体现在早期称为“怀忠会馆”，后称宋文丞相祠，祭祀人群从顺天府官员到籍贯特征明显的江右士大夫同乡集聚。从“会馆”到“祠”，其分界点是基于祭祀是否进入了国家正祀系统。“馆”在于私祭，“祠”在于公祭。吉安会馆是晚明太常芹生彭公捐宅为会馆，作为到京官员公车的流寓，并不祭祀。明清变革之际，内城的宋文丞相祠遭重大损毁，动乱之际士绅私下祭祀活动却依然延续，吉安仕绅祭祀文丞相地点从内城转移到外城的吉安会馆，前堂祭祀文天祥，后堂祭祀明末在此处殉国的李邦华[5]。吉安会馆改名为“吉安二忠祠”。吉安二忠祠从建成开始，一直为民间私祭,但私祭基本是仿照宋文丞相祠的明代儒家官祭祭礼，祭祀场所在后堂中祭祀。至清代，江西吉安府在北京会馆有三座，分别是新馆、老馆和二忠祠，建筑时间上最早的是建于晚明的二忠祠，祭祀活动只在二忠祠进行，其余两馆负责接待住宿。可见会馆定型化之后，虽然主要建筑功能已经综合化，但其核心的祭祀功能仍为渊源于儒家祭祀。

1.1.2讲会书院

“讲会”原则由宋学家所创立，至明，许多地区仍延续此传统。讲会书院早期也叫“会馆”。此处“会馆”的“会”字特指“讲会”、“会讲”之意。最著名的是明正德年间王学大儒罗洪先的青原会馆、万历年间姚学大儒邹元标的九邑会馆。早期讲会会馆与一般书院讲学相比，学术性更强。明中后期的两次废毁书院运动[6]，全国书院建设进入凋敝期，讲会会馆消失。步入清代之后，书院重修或新建进入新一波高潮，但会馆和书院互指的现象基本消失。但在一些移民地区，也有将某某书院指代为会馆的遗风，体现移民对于教育的重视，成为外省乡人在异乡的组织机构。讲会书院中的教育功能过渡为会馆之中的教育功能。会馆中的教育层面覆盖高级讲学、直接服务于科举考试和地方启蒙教育。至民国，大量会馆改建为学堂，也是重显其教育功能的体现。亦此可见，书院为会馆的早期建筑类型渊源之一。

1.1.3官房馆驿

中国古代官房制度即官家提供用房的制度。中国古代的官房制度基本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为皇家宫殿、皇家设施；第二类为居住办公型，如给长期驻扎某地的官员使用，包括官署官邸和兵营，还有一类即为身兼公差短期入住的馆驿。第三类为仓储金银所等[7]。其中官房馆驿对于后期会馆的馆宿部分影响深远，是其渊源。馆驿一般设于交通干道旁。主要为国家行使管理道路交通和路人的重要作用，接待面向公差，如传送公文、官员赴任住宿、运送民夫兵丁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大学衍义补•邮传之置》中云：“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凡宾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7]。比较容易和“馆驿”产生对比的是“旅邸”。同为接待住宿、递送转接建筑功能的建筑，中国古代的“馆驿”属于官方系统，而“旅邸”则为民间系统，接待对象有严格区分，并且有层级之分。明代迁都北京后，北京官员入住官方馆驿的福利制度取消，为解决大量候选和述职官员短期在京住宿问题，在乡缘地缘的观念影响下，会馆逐渐成为官方馆驿的必要补充，进而成为进京官员的主要选择。会馆和官房馆驿的联系渊源，可以体现在会馆出现同时期的明人认为会馆即是汉代郡国之遗意。“汉时郡国守相置邸长安，唐有进奏院，宋有朝集院，国朝无之，惟私立会馆。”[8]会馆和官房馆驿后来逐渐脱离，但延续了官房馆驿的观念和组织机构配置，其接待对象仍大量为朝廷官员，但性质已属民间。所谓公私分明，食于官者，“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曰书吏，……曰长班，有二类：曰科分，曰会馆，亦子孙相袭。自各部裁书吏，银行代金库，南漕绝迹，科举既停，此辈皆失所，惟会馆之长班犹在。”3）官房馆驿中的住宿功能直接过渡到会馆中的住宿功能。

2明清早期会馆的建筑功能

2.1来自建筑渊源的基本功能

儒家祠堂、讲会书院和官房馆驿分别抽取了祭祀、教育和馆宿三大建筑功能。通过功能到功能的过渡转换，会馆的基本建筑功能确定，建筑功能再体现在具体的会馆建筑布局上，最后通过改建或建造实体落地，明清早期会馆作为一个新的建筑类型，最终成型。故此，会馆的建筑功能包括集会和馆宿部分两大类。集会功能又可分为祭祀和厅事两部分，一直以来也是学界研究会馆的关注重点。

2.2增加的功能

2.2.1殡葬

中国古代社会“入土为安”、“归葬故里”、“生者全其生，死者全其死”等丧葬观念严重，但古代交通不便，客死他乡的人士较多。会馆在建立之初，就会设置寄厝以及义园，体现乡谊之情。道光十五年《鄞县会馆碑文》中载：“盖闻掩埋为仁政之先，禋祀乃礼典所重。矧夫首善之区，求名利者，莫不云集。其间寿夭不一，通塞攸殊，往有死亡旅次，而灵榇莫能归者，是以建置义园，盖为无力者计。又有濡滞未归，亦需暂为停厝，以避燥湿而蔽风雨，故于义园中添设房舍，为将归者少息之所。”寄厝及义园也是馆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寄厝和义园的重视程度主要体现在两部分人群的会馆中。一为离北京较远的南方会馆，二为地位低下的传统行业会馆。殡葬同时拥有祭祀功能，义园墓祭也是会馆的重要祭祀活动。义园祭祀在后期的变迁中常常作为空地被新的建筑所填满，其和会馆的深刻关联在历史的演进中变得隐晦模糊。作为会馆核心功能的义园，以往学界往往将其放入附产一项，一来是因为源于民国时期北京所登记的档案馆史料表格上的定例，二来是没有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视野下予以考察。

2.2.2经济

会馆为了发挥组织机构的作用，需要资金维持。其资金来源主要为房租、官员捐赠，以及会馆的附产（产业）收入，如田亩、沿街户铺等。经济功能在建筑上的体现即为附产，附产对于支持维护会馆运作有重大作用，但和会馆本身更多是经济衍生联系，故此并非会馆建筑本身的核心功能。

2.3会馆建筑功能定型

来自建筑类型渊源的功能和所增的功能，最后共同成为明清早期会馆的基本建筑功能。清中后期会馆建筑功能发展，都是以此为基本而变化发展的，如随着清中后期赏戏活动成为社会大众娱乐主流，会馆娱乐功能上升，建筑布局中亦对应出现戏台。又如清代统治阶层来自少数民族，祭祀中混祀特征明显，在会馆的祭祀功能中也逐渐从单纯的儒家祭祀转至儒道佛三家混合的祭祀，以及多神圣偶像群祀，建筑基本布局亦转向佛道寺观形制。

3明清早期会馆的建筑布局

3.1改扩建会馆的建筑布局

明清早期会馆主要集聚在北京，实体房屋主要为旧房的改扩建。而完全新建的会馆，在时间节点上为清中后期，在空间区域分布上，主要为西南移民地区。改扩建的会馆其原有建筑来源有二。一为拓祠为馆，二为舍宅为馆。

3.1.1拓祠为馆的拓展性布局

以祠为中心进行扩建，体现了会馆建筑功能中祭祀为其源发和核心功能。在后期的会馆建筑功能演化中，其它建筑功能或强或弱，但是祭祀功能却一直相对重大不变。以祠为中心的改扩建布局方式主要为拓展性的。具体有二，一为空间贴临，二为空间隔离，内在关联。贴临的方式即为其它建筑功能的用房在其周边逐渐加建，形成会馆建筑群，此为常规方式。如《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中云：“吾越之有会馆，最初曰嵇山，仅醵祭为社耳。拓而为绍郡乡祠，乃始可以馆士。”但由于明清北京人多地少或由于房屋产权更替等历史原因[9]，无法直接扩建，就在其它地方另择新地建新馆，只在机构组织上属于会馆，而在空间布局上并不一定强求贴临。

3.1.2舍宅为馆的适应性布局

明清早期北京大量会馆都皆为舍宅为馆，如北京最早的芜湖会馆，著名的全楚会馆，“俞谟，在京师前门外，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归里时付同邑京官晋俭等为芜湖会馆。”4）“今京师全楚会馆，故江陵张相第也，其壮丽不减。”[10]舍宅为馆作为会馆的主要来源，贯穿于会馆发展的全过程。由于舍宅人士主要为北京士绅官宦，故此在早期选址中，往往和北京的中下级别官员的住宅混合杂处。其建筑布局基本形式为北京四合院民居上的改扩建。针对会馆建筑的内在建筑功能需要进行的改扩建，有两个出发点。一为以馆士的建筑功能为主体，尽可能增加住宿单间的数量，扩大住宿区。其改造方式为充分利用倒座、东西厢房和耳房，院落面积缩减厉害，且改造的时为增加馆宿面积会改变朝向，将民居中南北向为主，转以东西向。会馆虽舍馆于民居，却和周边的建筑民居在建筑肌理和建筑平面尺度上体现出不同特征。二为仍然注重祭祀，就算面积紧张局促也会辟区设置祭祀。舍宅为馆的改建建筑布局，代表性案例为北京宜昌会馆。“北京宜昌会馆也称宜昌郡馆，民国后改称宜昌七邑馆。建于清朝末年，位于北京珠市口西大街247号。（虎坊桥大街）”[11]在清代此街区属于宣武坊，为会馆和民居杂合之处。“骡马市大街即南大街有直隶、三晋、中州诸会馆。迤东有桥，曰虎坊桥，明虎房遗址也。……有福州、湖广、宜昌、三原、襄陵、曲沃、杭州诸会馆。”[12、13]房屋在2000年拆除。该建筑原为北京四合院住宅，后来改建成会馆。正是因为该会馆和民居杂处的特点，所以可以通过建筑平面布局的对比，分析出明清早期会馆建筑舍宅为馆的布局特点。宜昌会馆舍宅为馆的改建布局，通过和东边相对典型的一进四合院，以及参照西边的非典型的三进二院落的四合院的平面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以馆宿功能为主。前小后大，即公共区较小，而后部的住宿区教大。增加单间数量，减少单间面积。馆宿区为四合院的二进院落，整体幽静。第二，临街入口部分考虑会馆沿街的对外公共性。从其加大进深，对外开门，内部设置楼梯的建筑布局来看，结合其地址，其建筑功能可能为临街商业店铺，为会馆的经济功能的体现。在其后加建了会馆新的入口大门，第一进院落面积因此被侵占。第三，布局中未见祭祀区域。根据朱子祠堂制度推敲，猜测在厅堂的东壁设立神龛。可见，以北京四合院为原建筑改扩建而成的会馆，对于原四合院住宅，仍存在改造的适应性问题。从居住到接待馆宿，建筑功能转化不大，只是使用人群数量的改变，导致单独隔间数量增加，单间面积减小，总住宿建筑面积比重占到总建筑面积的七八成。而对于集会区域，人数相较单独居住更多，厅堂面积过小，祭祀区设置也较为简便，故此，在新建的会馆建筑布局中，上述问题都得以考虑予以解决。

3.2新建会馆的典型布局

新建会馆有完全新建的会馆和购买原建筑后,重度拆除,然后进行改建的两大类。根据规模的大小，可以分为小型会馆和中大型会馆。小型会馆主要为一列院落，而中大型会馆为二列以上院落东西并置形成。明清早期新建会馆为主要为单列式小型会馆，在清早中期的会馆形成期，主要集聚于北京宣武门外的宣武区，该地区为平民住宅和汉中下级官员住宅区，四合院布局形式较为混杂，类型繁多。根据明清所确立的民居等级制度，正房不能超过三间，故一列院落宽度为三正二耳，即面阔五间，宽度约为五丈[14]，而长度可从八丈到二十一丈[15、16]。小型会馆的建筑布局为前后布局，入口大门，前院以中部大厅为公共区域，厢房环绕布局，后部仍为住宿区，基本类同于直接通过四合院改建的会馆，但由于是公共性质建筑，在四合院布局上大都二进四合院落以上，其参照实例见上文所举北京宜昌会馆、北京江苏宜兴会馆及北京南昌会馆,如图8所示。对比典型四合院建筑布局，则早期小型会馆的建筑布局特点改变有以下几点：

（一）建筑密度更高，院落面积挤压。传统北京四合院的院落面积率为30-40%[17]，而会馆的院落面积率缩减到25%以下[18]。

（二）住宿为重，公共集会区域面积为总建筑面积的25-30%，住宿区域面积为50～60%。四合院中三间正房固定为集会大厅，成为早期小型会馆的公共区域中心。

（三）会馆四合院布局中亦折射出地方民居特点。如北京南昌郡馆为江西地区会馆，江西地区民居东西厢房不住人，尺度狭小。故在建设中，注重正房，而厢房尺度缩成一间。而在其它地区会馆建设中，厢房此种变化并不明显。在明清早期，新建会馆建筑布局主要为小型单列式会馆，到清中后期之后，会馆建设进入大力发展期，建筑布局演变，大型多列式并置式会馆才出现，主要体现在公共集会区的扩大，单独为一列院落，住宿区域为一列或两列院落，如北京安徽会馆的三列式布局。这表明从明清早期过渡到清中后期，会馆建筑布局出现了建筑布局复杂化，祭祀功能进一步加重，集会娱乐功能上升，住宿弱化的趋势，这将是另一篇文章所要展开的论述，不再赘述。

结语

明清早期会馆主要指最先在北京出现的士绅会馆。明清早期会馆功能渊源于儒家祠堂、讲会书院、官房馆驿三大建筑类型，分别继承了其祭祀、教育和馆宿的三大建筑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殡葬和经济功能一起整合进来，形成具备集会（祭祀、教育、娱乐）和馆宿两大建筑功能的新的建筑类型[19]，至此可以确定会馆建筑中后期功能演化的依据。明清早期的会馆建筑实体来源主要为拓祠为馆和舍宅为馆，在不断适应北京四合院的过程中，布局和功能需求逐渐相互适应，最终从四合院民居脱胎而出，形成具备自己典型特征的建筑布局方式。明清早期会馆主要为一列式的中小型会馆，以馆宿为主，祭祀集会为核，在清中后期的发展中，根据时代的功能需要，又演化出布局更为复杂的多列并置式的大中型会馆建筑。

作者：罗兴姬1；李晓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