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形象的恶之美范文

摘要：从道德上讲曹操是大奸大恶之徒，但从审美上看，曹操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美的形象。曹操形象之美源自于其自身的英雄之气，这种英雄之气在曹操生命的前期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和展现。统一中原之后，由于曹操自身的骄傲自满和追求享乐，他身上的英雄之气也随之逐渐缩减，从而导致曹操形象由美向丑的转变。曹操形象的美与道德无关，它是对善的超越，体现的是个体生命的张扬。

关键词：曹操；恶之美；英雄气；个体生命的张扬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小说经典，它的一大艺术成就就在于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则是曹操。冥飞在《古今小说评林》中指出：“统观全书，倒是写曹操写的最好。……书中写曹操，有使人爱慕之处，如刺董卓，赎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谤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1］511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好的人物却是作为反面角色的曹操。……他在小说中看起来好像是个‘反面角色’，实际作者对他的豪杰气概是颇为佩服和喜爱的，并未一味丑化他。……曹操的形象虽然‘恶’，却很有生气，他的性格比其他人物显得复杂，也更具有吸引力。”［2］181－182也就是说，虽然从道德上讲曹操是大奸大恶之徒，但从审美上看，曹操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美的形象。曹操是罗贯中的伟大艺术创造，它是由生活之恶转化为艺术之美的范本。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学中，恶的或反面的形象总是作为批判的对象，作为丑来加以表现的，只有善的或者正面的形象才会得到美的表现。而《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创造则第一次使恶登上了美的舞台，他不仅让人切齿痛恨，也令人由衷欣赏，他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奇妙的审美体验。曹操是一个空前的艺术形象，在其后也只有王熙凤堪与之媲美。因此，曹操形象事实上已经突破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艺理论所主张的美善统一的理论框架，他告诉我们，美不等于善，恶也可转化为美。同时，曹操形象也给我们当代的文艺理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即：恶为什么可以转化为美？本文即试图对曹操形象的恶之美作出较为切实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恶何以转化为美进行理论的阐释。

一、曹操形象美的体现许劭评价

曹操是“乱世之奸雄”，的确，“奸雄”二字是对曹操形象最精当的概括。他一方面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奸诈、残暴的恶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盖世的英雄。这就是曹操的独特形象。曹操形象之美就源自于他身上的那种英雄之气。而他身上的英雄之气则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超群的智慧曹操有着超人的智慧，这一特点在他年少之时就已经显露无疑。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作者就讲述了一个“中风诈叔”的故事：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①这个故事固然展现了曹操极度自私自利、奸险狠毒的一面，但我们也不得不惊叹，一个少年就能有如此奇谋，也可见曹操从小就有着超出常人的智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这样的形势既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也给曹操这样野心勃勃的奸雄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曹操儿时就有的那种过人的智慧也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发展。讨伐董卓失败之后，东汉朝廷已经摇摇欲坠，早已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曹操自然也有当皇帝的野心，但他却有着其他诸侯所没有的深谋远虑。他清醒地认识到，汉朝虽然已风雨飘摇，但依然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他接受了荀彧“奉天子以从人望”的建议，采取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方针。这就使得他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在政治上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位，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曹操不仅有高远的战略眼光，更懂得民心的向背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因此，虽然曹操本人残暴不仁，但也做出过争取民心，爱护百姓的举动。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之后，有数位将近百岁的老人箪食壶浆迎接曹操，痛责袁绍“重敛于民”，歌颂曹操“吊民伐罪”。曹操听后当即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曹操的这个举措使得曹操很快便赢得了冀州的民心。曹操的智慧还表现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中的过人谋略上。在第二次征张绣时，由于中了贾诩的计策而大败。但曹操在败退的途中却缓缓而行，明明知道前有刘表占据险要，后有张绣的追兵尾随，但却胸有成竹，料定自己在安众必能破敌。原来曹操在抵达安众之后，趁夜挖掘地道，埋伏奇兵于其中。等到天明，刘表、张绣看到曹操兵少，以为曹操已经逃跑，就带领大军进入险要之地攻击曹军，结果被曹操埋伏的奇兵一举击溃。至于在官渡之战中以弱胜强，则更是曹操军事谋略的集中体现。

（二）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曹操深知，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之中要想实现自己的王霸之志，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才为自己所用，这样才能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正如沈伯俊先生所言：“曹操虽然心术不正，却也十分注意争取人心，延揽人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3］第一次征张绣时曹操自己左臂中箭，自己的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也都在战斗中死去，可以说曹操与张绣和贾诩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在官渡之战前夕，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袁绍，曹操却能够将心中的深仇大恨搁置不顾，向自己的死敌伸出了友谊的橄榄枝。他不仅接受了张绣的投降，而且封张绣为武扬将军，封贾诩为执金吾使。曹操不仅对过去的敌人能够不念旧恶，而且对自己部下所犯的过失也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着想，予以谅解。在官渡击败袁绍之后，曹操发现了许多部下与袁绍私下勾结的书信，他的手下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尽将书焚之，遂不再问”。这样的胸襟实非常人所能及。曹操不但善于招揽人才，更善于使用人才。他从谏如流，当部下的见解比自己高明时，他总是对部下大加赞赏。有时由于自己的固执而犯了错误，也能够及时地做自我批评。他深入沙漠，突袭乌桓，曾有人提建议表示劝阻，但在曹操的坚持下最终取得了胜利。得胜之后，他并没有洋洋自得，或者惩罚当初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反而重赏了他们，并对将士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曹操的这种胸襟令毛宗岗也不得不赞叹：“与袁绍之杀田丰，真霄壤之隔。”（三十三回旁批）

（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特立独行的性格古代的中国社会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家族构成的，国不过是家的扩大和延伸。正因为如此，作为家族社会思想代表的儒家才能长期占据思想的主导地位。儒家主张“克己复礼”，强调个体对群体的服从。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中，人们的个性始终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而曹操则是传统社会中的异类。他个性极其张扬，自我意识极为强烈。他从小就不循规蹈矩，不拘礼法，不受任何陈规旧习的束缚，“中风诈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曹操走上政坛之后，在此基础上更形成了不畏权贵、不惧流俗、不尊门第、特立独行的独特个性。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曹操向来傲睨一切外在的压力和阻力。他在做洛阳北部尉的时候，由于急于树立自己的名声，“初到任，即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有犯禁者，不避豪贵，皆责之。中常侍蹇硕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责之。”（第一回）连蹇硕这样在当时权力熏天的权臣曹操也敢得罪，不留一点情面。这体现了曹操不畏权贵、无所顾忌的个性。杀吕伯奢历来被视为曹操大奸大恶的典型事例，但即使这个事件也依然展现出曹操那种常人所不可企及的独特个性。做了罪大恶极之事，一般人都会寻找各种借口加以掩饰。曹操作为一个诗人，自然更能找到一些漂亮的托词来说服陈宫。但曹操却选择了说实话，把自己内心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东西全盘袒露在世人面前，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魄力？他从来就敢于以自己真小人的面孔示众，决不遮遮掩掩！在历史上，先杀吕伯奢一家，再杀吕伯奢的大有人在，但有曹操般的勇气讲真话的人却寥寥无几。因此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四回的回前总评中就认为：“孟德杀伯奢一家，误也，可原也；至杀伯奢，则恶极矣。更说出‘宁使我负人，休教人负我’之语，读书者至此，无不诟之、詈之，争欲杀之矣。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敢于直面自我的阴暗面，敢于袒露自我的阴暗面，任由世人评说，“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彰显了曹操独立的人格。

二、曹操形象由美向丑的转化

击败袁绍，统一北方是曹操事业的巅峰，也是曹操形象由美向丑转化的转折点。“小人得志便猖狂”，曹操本来就有得意忘形的毛病，第一次征张绣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胜利来得太轻易，导致曹操忘乎所以，行为失检，麻痹大意。统一北方之后，曹操就变得傲气凌人，睥睨一切了。他轻视自己的对手，自以为有雄师百万，就嘲笑周瑜、鲁肃不识天时，又笑刘备、诸葛亮“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在这种虚骄之气的作用之下，曹操性格中的那些优点也在逐渐地退化，变得黯然失色。首先，曹操前期那种超群的智慧已经变得暗淡，与诸葛亮、周瑜等后起之秀相比，有时甚至显得十分愚蠢。统一北方之后他犯了许多严重的战略错误。当他兵不血刃地夺取荆州之后，刘备新败，势单力孤，元气大伤，孙权也还在观望。他本该对孙、刘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略，但他却自恃兵多将广，无所作为，坐视孙刘走向联合。远在西川的刘璋也曾来见他，他居然“甚不相待”。后来当孙权要乘刘备取西川之机夺回荆州，孙、刘联盟即将破裂时，曹操本来可坐收渔翁之利，可他却鬼使神差地起兵四十万要报赤壁之仇，把孙权的兵力吸引到自己这边，给了刘备取西川的空隙。在前期，他有识人之慧眼，他能够识人才于微末之中，在他们尚不起眼的时候就能够发现他们的才华与潜能。然而在统一北方之后，他识人的眼力却大不如前了。他任用蒋干这样的庸才，三番两次因为他而上当受骗。他信任庞统、黄盖、徐庶、阚泽，但他们都是敌方的奸细。他本来是“唯才是举”的，但现在他却因为张松容貌丑陋，就五分不喜，甚至因为张松言语冲撞他，就要把他打出去。曹操已经堕落到以貌取人的水平了，这比二袁以名位取人就显得更加的俗不可耐。他的谋略也大不如前了。他不但少有奇思妙想，甚至经常被他的对手戏耍和愚弄，简直就像个笨伯。赤壁之战中，他本是派蒋干过江劝说周瑜投降，不料却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杀了蔡瑁、张允，自废武功。接着又中了诸葛亮之计，糊里糊涂地失去了十万只羽箭。再接着又是庞统的连环计、黄盖的苦肉计。曹操三番五次陷入他的对手为他设计的陷阱，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谋士荀攸、程昱也曾提醒他战船连环要防火攻，但他却以为冬天不会刮东南风而放松了警惕，最终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其次，曹操也不像前期那样有宽广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了。赤壁大战之前，孔融谏阻曹操，曹操不但不虚心纳谏，反而叱退孔融，并下令“如有再谏者必斩”。后来又听信郗虑的谗言杀害了孔融和他的两个儿子。前期那样爱才、惜才，颇有雅量的曹操，现在却仅仅因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就对自己的老部下痛下杀手，前后对照，真有天渊之别。后来曹操的政治野心不断地膨胀，急切地要汉室封他魏公、魏王，他一向倚仗且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谋士荀彧、荀攸和崔琰站出来谏阻，就被曹操杀害或逼死。真可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过去为了实现自己的王霸之志，他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但现在他已功成名就，自己的统治也趋于稳固，他就日益变得骄矜狂暴起来，人才对他来说也就显得不那般紧要了，对人才自然也失去了过去的雅量。再次，曹操奸诈多疑、凶残暴虐的弱点在后期得到了恶性的发展。曹操是多疑的，但前期由于他励精图治，有着高远的志向，因此，他的多疑多多少少能够被他的自信以及广博的胸襟抵消一些。然而到了后期，由于英雄之气的消退，曹操身上多疑的缺点就恶性地膨胀起来。他为了防止别人暗杀他，就故意装作在梦中杀人。他患有严重的头疼，名医华佗向他说明要治好头疼就要进行开颅手术，曹操又疑心华佗要谋害他，就把他关进大牢，严刑拷打，致使华佗冤死狱中。华佗死后，曹操自己也因为病入膏肓而一命呜呼。多疑而导致自己连性命都丢了，这可真有点愚不可及了。曹操为人一向残暴，但前期由于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懂得只有争取民心才能赢得政治与军事的胜利，因此还经常做出一些仁义的样子。但到了后期，由于他的统治已经稳固，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争取民心了，他那种残暴的性格就得到了恶性的发展。在长坂坡，曹操的军队“漫山遍野，尽皆围定百姓掳掠，杀害老小。”（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毛本已删）使得百姓血流成河，哭声震天，甚至连替曹操背剑的夏侯恩也正“引人抢夺捕掠”。在后期，由于曹操权力欲的膨胀以及孙、刘势力的崛起，他与汉室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激化了。他接连查办了马腾黄奎、穆顺伏完、耿纪韦晃三次大案，一次比一次凶残。特别是最后一案，不独株连九族，滥杀无辜。他下令说在此次事件中救火者可立于红旗之下，未救火者可立于白旗之下。众官员都觉得救火者必定无罪，因此有三分之二都立于红旗之下。然而曹操却以他们“非是救火，实欲助贼”为由，将他们通通杀害。这说明曹操为了显示他的淫威已经到了何等丧心病狂的程度。最后，曹操统一北方之后，他开始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进取心，逐渐变得贪图享乐，日甚一日地变得腐朽起来。最终由一个充满生机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日益腐朽的统治者。战胜马超之后，曹操“傲睨得志，每日饮宴，无事少出，国政皆在相府商议”。占领汉中之后，司马懿、刘晔都极力劝说曹操一鼓作气乘势拿下西川，否则西川将为刘备所取。但曹操却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还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为此，曹操失去了一举拿下西川的战略良机，反而让刘备乘机夺去了西川，并乘势占领了汉中，成为曹操后期一大战略败笔。著名三国史研究专家张作耀先生就认为：“曹操既取汉中而不入蜀是其一生中不亚于赤壁之败的又一次历史性错误。造成这次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是曹操急于巩固和发展朝中权力，急于回朝筹划晋爵为王（回邺三个月后），进而‘设天子旌旗，出人称警跸’（一年后）和戴上‘十有二旒’的天子才能戴的冠冕，‘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一年半后）。”［4］227也就是说极强的权势欲和虚荣心以及进取意志的丧失导致了他的战略失败。自封为魏王后，他又忙着造宫殿，到处搜刮果木珍奇之物，变得日益贪图享乐。当然，曹操后期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很多的事件上依然表现出英雄的特质，只不过这些特质在不断地消失、减弱，日益走向它的反面。因此，他的形象也出现了由美向丑的转变。

三、曹操形象之美与个体生命的张扬

从以上两个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曹操形象的美丑无关乎善恶，与道德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从曹操前后期的行为来看，他的道德品质，比如阴险奸诈、残忍暴虐以及极度的自私自利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无论前后期，他在道德上都是恶的代表。然而前期的曹操形象是美的，后期却发生了向丑的转化，而这种转化不是由于道德，而是由于他身上的英雄之气的逐渐减弱乃至消失造成的。由曹操的形象可以看出，审美实质上是对于道德的超越。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就指出：“去发现某一对象的善，我必须时时知道，这个对象是怎样一个东西，这就是说，从它获得一个概念。去发现它的美，我就不需要这样做。花，自由的素描，无任何意图地相互缠绕着的、被人称做簇叶饰的纹线，它们并不意味着什么，并不依据任何一定的概念，但却令人愉快满意。对于善的愉快必须依据着关于一个事物的反省，这反省导致任何一个（不确定那一个）概念，并且由此把它自身和那建立于感觉上面的快适区别开来。”［5］43－44然而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总是习惯于从道德的角度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和事件做出评价。比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三国志演义》在人格建构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6］24而由袁世硕、陈文新主编的马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认为：“《三国志演义》对刘备集团的描写，以民间故事为主体，其文化内涵的特征是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在明确区分‘好人’‘坏人’的基础上，又热衷于赋予‘好人’的‘谋’‘勇’以传奇意味，超人色彩。”［7］55－56诚然，《三国演义》的确有比较浓厚的道德倾向，“拥刘反曹”就是这种倾向的突出表现。但这只是《三国演义》的现实层面，而一旦跃升至审美层面就突破了这种倾向的限制。在《三国演义》中，不管人物属于哪个阵营，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只要在他身上表现出超群的武力和过人的勇气，就会得到美的表现。从道德上讲，吕布是一个朝秦暮楚，为了自身利益而不讲任何道义的势利小人。但吕布在某些场合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三英战吕布”“辕门射戟”等情节中，吕布展现出过人的武力和精湛的射术，的确令人看后不得不啧啧称叹。除此之外，像曹操阵营的夏侯惇、典韦、许褚也都因为他们身上展现出的勇武而令人过目不忘。但是从道德上讲，他们隶属于曹操阵营，他们的行为不过是助纣为虐而已，并不可取。同理，作为正面人物，他们身上呈现出的美也并不是由于道德，而表现为对道德的超越。关羽历来被视为“义”的化身，道德的楷模。“华容道放曹操”历来也被视为他义薄云天的集中体现。但这个情节同样是违背道德的。关羽因为曹操曾经对自己有小恩小惠，就置天下之大义于不顾，放走朝廷的奸贼，这是为小义而失大义。放走曹操也就意味着关羽背弃了对自己的结义兄弟刘备、张飞的兄弟情义，同时也意味着背叛了本方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不忠。但这并不妨碍大家从审美角度对他行为的欣赏。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发现，道德上的善在审美上也可以表现为丑。从道德上讲，刘璋在刘备取西川过程中的表现是善的，他开始对刘备表现出了绝对的信任，后来当刘备的军队打到成都城下之时，大臣们都主张固守，然而刘璋为了不让百姓遭到涂炭却坚决要求开门投降。这些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无可指摘的，反而是刘备倒显得不仁不义，背信弃义。但是从美学上看，刘璋却是丑的，而刘备一方却显现为美。本文在第一部分已经指出，曹操形象之美源自于他身上的英雄之气。如果我们上升到美学理论的高度，就会发现曹操形象之美实质上是个体感性生命的张扬。曹操是英雄，英雄乃是生命的强者。而曹操作为一位生命的强者，将自己的生命发扬到了极致，其生命的各种潜能和素质都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发展。就能力的卓越和全面性来看，在《三国演义》中无人能够与曹操匹敌，曹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英雄。曹操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大诗人，赤壁大战在即还能横槊赋诗，唱出千古绝唱《短歌行》，试问《三国》之中又有谁有此豪情和诗才？《三国》之中又有谁的生命有如此的绚烂辉煌？个体生命是否强盛还取决于在外部挑战和困境面前个体的实际表现。一个生命的强者不惧任何的挑战和困境，外部的困境和挑战反而能够激发出其生命力更为强烈地迸发。面对痛苦、困境时，精神愈加欢欣鼓舞，即使失败，生命的强者依然能够纵声大笑，这就是为尼采所称道的“酒神精神”。他认为真正的强者“有强健的骨头和轻捷的脚，———高高兴兴去战斗，去赴宴，不做忧郁的人，不做梦想的人，准备应付至难之事就像去赴宴一样，要健康而完好”［8］342。曹操就是这样的强者。曹操的王霸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经历过多次重大的失败与挫折，有时甚至是灭顶之灾，但他从来就没有屈服过、消沉过。

濮阳战吕布之时，曹操中了吕布的计策，被吕布赚进城内，成了瓮中之鳖。典韦护送曹操向东门突围，刚到城门边，曹操的马就被城门上崩下来的一条着火的大木击中，曹操本人也须发尽被烧伤，最后总算捡了一条小命。普通人在这种突然的打击下一般都会变得惊慌失措或者一蹶不振。但曹操刚回到营寨，却仰面大笑说：“今只将计就计，诈言我被火伤，已经身死。布必引兵来攻。我伏兵于马陵山中，候其兵半渡而击之，布可擒矣。”这才是真正的豪杰，他不但做到了“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而且超越了失败与痛苦，在与失败和痛苦的斗争中迸发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要成为生命的强者，就必须能够支配自己、控制自己。当然，这种控制不是畏惧外部的压力而压抑自我，而是为了更为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暂时克制自己当前的欲望和情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生命更为强劲地迸发。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对曹操博大的胸襟做了详细的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述。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应当是独一无二的，但只有少数强者才能认识和实现真实的“自我”，而大多数人的“自我”却是一种终未实现的可能性，埋没在非本质的存在之中。因为认识和实现“自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要不畏流俗和舆论的压力，这只有生命的强者才可以做到。曹操就是这样的强者。曹操深知自己具有极强的功名心和权力欲，但他从不掩盖着一点，而是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竭尽所能加以实现。曹操早年拜见刘邵，刘邵说他“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大喜”，这足见他对自己个性认识的深刻，更显示出他敢于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这种个性而不加以任何的伪饰。至于杀吕伯奢后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则更显示出他坦诚面对自我的勇气。他虽一生为人奸诈，但却从不掩饰真实的自我，并且用一生去实现自己真实的自我。曹操在大宴铜雀台之时自明本志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其一生的总结。他不无自负地说：“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的确是实情，曹操并没有夸大，当时的天下哪个诸侯不想当皇帝。就连一向以兴复汉室为标榜的刘备也是如此，否则他又怎么会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为刘封和刘禅呢？封禅不是只有皇帝才能为的吗？曹操讲了大实话，这在那个标榜谦虚压制个性的时代，的确是需要些勇气的。接着他又对自己不愿放弃权力做出了解释：“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这话同样说得襟怀坦荡，没有一丝虚伪。因此鲁迅先生也称赞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9］525。本来一个君王的遗令应当庄重严肃，其内容应当是对身后政治大事的交代，但曹操的遗令却写到了“分香卖履”这些跟他的姬妾有关的日常琐事，致使还经常被后人讥笑“留恋妾妇”。但这就是曹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曹操的形象是独特的，他是恶的精灵，他有着恶与美的两重性。曹操形象突破了美善统一的传统美学框架，他让我们认识到美不等于善，审美是对道德的超越，审美关乎的不是作为群体意识的意识形态而是个体的感性生命。曹操正是以其强健而旺盛的生命力给读者以永久的审美享受。

作者：蔡欢江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