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维度分析范文

摘要：地理环境是文学生发的物质基础。古往今来，任何文学样式都涉及到地理的抒写，地理环境中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子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学创作。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北京和上海等重要地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现代文学市场的形成，现代作家笔下无不流动着自然的光泽和地理的波音，地理景观抒写、地理空间创造、地理生态再现等等，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特殊内容。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地域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空间；地理景观

就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而言，每一位作家终身都以地理环境为生命依托，自然地理系统不仅为他们提供物质生活资料，还为他们提供审美观照的对象，人文地理环境则主要以地域的风土习俗、文化精神、历史掌故等潜移默化地感染其审美心理，形塑其地方认知。地理要素是作家想象力的源泉之一，文学中包含着大量的地域风情描写、地理空间感知和区域精神展示。几乎任何文学样式都有对地方色彩的描摹、对地域特性的刻写，文学与地理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和必然的内在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同样以“地理”为现实土壤与环境基础，中国独特的山川、植被、河流、气候以及地方风俗习性、地域经济发展无不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宇宙认知、审美想象、人生感悟与价值信仰。从地理维度审视与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地域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空间、地理景观等诸多“地理事项”与其广泛而深刻的结缘。“地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交织不仅表现为现代文学版图的地理运动和空间形态、现代作家迁徙的地理路线和生命地理坐标、现代文学发展的地域环境等文学外部的地理关联上，而且还表现为现代作家审美经验的地理生成及他们创作个性的地理生态症候、文学景观的地理构成、创作内容的地理要素等文学内部的影响上。

第一，从地域经济与文学的发生、发展关系上看，地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区域文学与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与变革从来就不是完全依赖内部力量的演进，它既是文学内部规律作用的结果，更与文学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所谓外部环境是指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状况、文化政策、宗教信仰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为什么每一时代各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或者说文体？王国维发现了文学的时代成就和特质，却未能揭示其产生文学历史演变的经济因素和环境条件。事实上，地域环境与经济条件是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变化的物质基础，也是文学发展演变的客观条件。“楚之骚”集纳了楚地的乐调、语言、名物等诸多地方特色元素，与楚国横跨长江及汉水的国土疆域、自然物产、气候环境、文化习俗等密切相关。“汉之赋”是最能代表汉朝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形成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以及辽阔的地域环境有关。汉赋常常以极尽铺张之能事描写大国物产之丰富，刻画自然空间景观和人文建筑景观的雄美，给人蓬勃向上之感。“六代之骈语”主要鼎盛于南北朝时的南朝，在梁陈之际，日臻完美大盛。因为当时北方战火不断，几无净土。相比之下，南方相对安宁，加上山川秀美、气候宜人，吸引大批文人自北南迁，江南的地域风情自然影响到文人的习作。“唐之诗”作为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离不开大唐王朝经济生产的繁荣开放。“宋之词”的兴盛同样与城市地理经济的繁荣极为相关。北宋的都城汴京、南宋的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并且宋代还取消了城市居民区和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这些都为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环境，而词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②。“元之曲”作为一种抒情新文体在元代登坛树帜，与当时地理人口的流动、民族语言和音乐的交融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元曲灵活多变的句式和以俗为尚、口语化的语言风格，更适合城市经济发展对通俗文学的需求。同样，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地域经济发展所奠定的物质性基础与形成的市场化条件是它实现“古今质变”的基本保障。文学观念的新变总孕育于一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之中，其创作实验也离不开特定地方的文化土壤与经济土壤。宏观上讲，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尤其是因民族国家命运的危机引燃了变革文学的时代吁求，这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微观上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沿海和内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中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文学新变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从1912年到1917年是中国文学“新”与“旧”、“现代”与“古代”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从古代文学胎盘中“凤凰涅槃”非常关键的阶段。北京近代商业的发展、报刊产业的兴起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以及积淀的思想舆论、人才储备等为现代文学的发生既提供了物质条件，又培育培养了大批作者和新型读者，进而成为现代文学的发祥地。此后，上海前期所形成的开发经济形态和商业桥头堡的地位，为现代文学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中国现代作家迁移到重庆、昆明和延安等后方城市。北京、上海、重庆、昆明、延安、武汉、桂林等，无论当时的中心城市或边远城市都曾是现代文学“发展旅程”中鲜明的地理坐标，这些城市积淀的经济基础分别为现代文学在特殊年代的萌芽发生、顽强发展、地理迁移甚至薪火保存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就个体的地域经济体验来看，很多现代作家从小就有着深刻的生存忧虑和地域经济体验。他们一方面在文本中大量描写地方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深度反映作品人物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与生存状态。地域经济不仅从外部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还从内部作用于现代文学的主题、人物和故事等诸多方面。

第二，从地理生态的层面来看，地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气候对于中国现代作家审美心理、精神气质和地域性格的生成有着积极的促动作用，很多现代作家的创作浸染着地域山水人文的光影、色调与神韵，具有地理生态症候的特征。他们笔下的自然和家园似乎永远过滤了污浊、沧桑与苦涩，显得明净和优美，反映出他们内心重构一种美好的自然伦理和价值秩序的愿望。茫茫草海、广袤黑土、莽莽原林、皑皑白雪，赋予了东北地域的苍茫、辽远和蛮荒之感，同时也给东北现代作家的文化性格注入了豪放、倔强、沧桑、孤寂等因素；加上日军入侵家园的屈辱现实，东北作家在创作个性上整体呈现出凝重粗犷、苍劲刚烈、忧愤沉郁和孤寂凄美的风貌，折射出东北地域的生活原型和自然原色。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如血如火的岁月中，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浑河的急流》《此鸟鹭湖的忧郁》，到骆宾基的《蓝色的图们江》和李辉英的《松花江上》，再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等等，这些作品都以东北的某一处土地或河流命名。土地不仅是他们笔下描写得最为频繁的风景，而且是作品情节展开的“扳机”和人物命运起伏跌宕的舞台。博大深沉的土地赋予了东北现代作家们凝重的哲思和深厚的眷恋，端木蕻良曾谈到自己与土地的关系：“土地沉郁的忧郁性，使我爱好深厚和真实”。③可见，地理环境孕育着人的生命和体魄必定会影响和塑造人的性格与气质。非但如此，地理生态环境犹如婴儿母体中的“羊水”，滋养着其中的每一个人，赋予他的一切。中国江浙地带处于长江中下游，那里临江濒海、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境内多平原沼泽之地，气候湿润、雨水充沛，常年草木葱茏，气象万千，大江大河和秀丽山水构成了江浙地域独特的自然景象，形成一种摄人心魄的氤氲之气。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唐宋以来逐渐成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现代文坛上灿若明星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出自江浙之地的几乎占了“半壁江山”，鲁迅、钱玄同、茅盾、郁达夫、朱自清、周作人、许钦文、许杰、巴人、徐志摩、戴望舒、叶圣陶、丰子恺、冯雪峰、施蛰存、穆旦、唐湜、殷夫、艾青、苏雪林、潘漠华、柔石、夏衍、应修人等都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作家，引领了现代文学的风气之先，其创作或激越叛逆，或闲适柔婉，无不流淌着地域文化精神的血液，浸染着江浙山水的色彩，一如水乡的明媚和清朗，显示出极为鲜明的地方特征。同样，荆楚大地的奇山异水则构成了“两湖”现代文学的风景图和风俗画，楚文化的浪漫和重情倾向已悄然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作用于“两湖”现代作家的笔下，使得他们的作品充满“爱”与“恨”等人间至情，形成了一幅幅情感色彩斑斓的人生影像和世态悲欢图。而巴蜀盆地的封闭型地貌使得巴蜀现代作家有一种谦和心安的精神，从川中深谷穿峡而出的道道激流险滩，点燃了川籍作家渴望突围向外飞奔的激情与心理，养成他们激切的率真性情；加上蜀地自古以来“浪漫好仙”的文化心理和“喜好文雅”的文教传统，进而孕育了巴蜀现代作家神思邈远、清明俊朗的艺术才情。

第三，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而言，人类生活在充满意义内涵的地理空间中，成长地域是一个人具有历史意义和情感价值的精神母地。中国现代作家大多与自己的成长地域有化解不开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很多现代作家都喜欢以“故乡”或“故乡的影子”创设一个精神上的地理空间，将人物活动的背景和故事发生的场所置于具有个人话语经验和情感记忆的地域中，由此创造出一个个鲜明的文学地标，如沈从文的“边城”、鲁迅的“鲁镇”、芦焚的“果园城”、萧红的“呼兰河”等，这些文学地标都是现实地理世界的文学再现与审美映照。他们由对故乡地理空间的外在感知逐渐形成自己对地方感、地方特性的价值理解，最终内化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地理价值取向和地方情结的人格特征，并以地理叙事的方式融进其小说写作，从而升华了他们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指引着他们地理迁徙与空间位移的价值选择，由此引起现代文学版图的变化。文学版图是疆域版图之内的文学创作活跃区域，中国现代文学延续了明清文学以苏杭东南沿海为创作主区的板块特征，江浙作家群构成了现代文坛的中坚力量。20世纪20年代北京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与主阵地，30年代上海成为新文学的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则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大文学版图。现代文学创作中心的运动方向从北方往东南沿海，再往西南和西北腹地延伸，形成了比较显著的创作板块现象和文学地理图景。第四，从地理景观抒写上考察，地理景观是具有一定形态特征与功能联系的地表景致，它有自然范畴和文化意义两个向度。在人地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中，地理景观往往被视为人类某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象征系统。乡村和城市是文学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城市景观是他们观察城市、感悟城市、体味城市的最直接入口，现代都市已是一个巨大的欲望空间与消费欲望的地理场所；而乡村则是他们生命的地理原点，反映了一种原始又凝重的人地关系，农村景观在作品中已成为沟通人与自然、反思历史与生活、浸染历史沧桑和时代内涵的寓言实体。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废墟”和“坟墓”作为两种特殊的地理景观出现频率较高，前者是衰朽颓废的意象代表，后者是死亡意象的象征。其实，废墟景观的呈现是旧中国腐烂气息的文本折射，它从反向角度含蓄表达了对“废墟中国”的改造与重建之意。坟墓景观则凝聚着历史与现实、人生与命运，在现代文学中既是苦难中国的象征，又承担了悲剧人生和荒谬虚无等诸多的文学喻义，也寄托着现代作家埋葬苦难和埋葬旧世界的深刻寓意。总之，地理环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深刻联系及内在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决定了他们对乡土大地、人文空间与自然山水的天然青睐性，赋予了他们创作个性上的地理生态症候以及文学作品丰富而深邃的地理内涵。

注释：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页。

②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③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

作者：徐汉晖 单位：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