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经世致用分析范文

《兰台世界杂志》2014年第S3期

《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一文以及朱陆二人对王安石及熙宁变法的分析与评价，实际上反映了宋儒对于“经世致用”这一传统思想的不同看法。北宋理学家张载提出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儒学术探索目的的高度概括：学术探索就是为了“经世致用”。可以说“，经世致用”到了两宋才真正地被提出、践行。“经世致用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经世’指治理国家天下的意思，而‘致用’二字则在强调经世之目的乃在富裕民生，建立太平祥和的国家社会。因此，所谓‘经世致用’即治理天下国家、富裕民生之谓也。这和‘经国济世’‘、经世济民’，或简称为‘经世’‘、经济’，其意义都是相同的。‘经世致用’代表着儒家关心社会民生，通过为政，以祈达致国治天下平的一种观念。”

儒家从建立的那时起，就是积极入世的学问，要通过个人不断的“修身”以掌握平治天下的本领。从先秦到两宋，历代儒者大体都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去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此处不包括为一己之私利而入仕者）。“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可以说是大部分儒生的价值观。在这里“，立德”等同于“修身”“，立功”等同于“经世致用”。既然根本目的都在于“经世致用”，那么如何才能够“经世致用”？以朱熹为例，他任知南康军期间，针对南康军所遭受的旱灾，上书言事“：淳熙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朱熹在这里指出，税赋收入全部供给军队，造成了州县别立名目巧取豪夺的现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缓解民贫赋重的情况，需要检核兵籍、屯田练兵、精简军士，减轻州郡供给军需物资的负担，同时严禁苛敛，宽恤贫民，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由于流民的存在导致的社会动荡。另外，他在知南康军期间，本着兴学施教的目的，向朝廷申请修复白鹿洞书院。待书院修复完毕，亲自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并执掌教鞭，同时聘请陆九渊等著名学者登坛讲学，积极推动南宋教育的发展。其后朱熹知福建漳州，提出“经界法”。上述这些做法其实质都是在“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反映了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在为政方面的“经世致用”。但同时朱熹却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

“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8]卷第十二《己酉拟上封事》“必自修身始，修身齐家，然后达诸天下也。”陆九渊少时曾“议恢复，陈五论”“：九渊少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至是，访知勇士，与议恢复大略。因轮对，遂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帝称善。”陆九渊的这五论很简短，没有更为明确的解释，最多算得上是概述，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却包括了举贤、治学、行政等方面，可谓言简意赅。陆九渊的荆门之政取得了骄人的政绩，正如前文所说，陆九渊的为政思想在于“：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国不可得而治矣。”我们可以看到，陆九渊实际上推崇并尊崇的是一条由“内圣”到“外王”的途径，也就是说，在陆九渊那里“，经世致用”的前提是“内圣”。其实，陆九渊更为关注的是建立长久的事功，而非短期的效用“：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贵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无德而富，徒增其过恶，重后日之祸患，今日虽富，岂能长保？”可见，朱陆二人主张并且践行的是修身为先，事功随之。作为理学家，他们并不是不关注时弊，并不是不关注事功的建立，只是他们的方法，在短时期内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因为思想的深刻程度决定了方法的选取，决定了方法的治标性或者治本性。而治本的方法，往往是在积累过程中步步为营，所以，显效慢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当社会的弊政亟待改革时，这种治本的方法就很难找到适于它们生存的土壤。急功近利不单是一种心态，更多地是出于形势所迫。

余英时先生在总结宋学的特征时说道“：宋学有两项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构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理’的世界；二是发展了种种关于精神修养的理论和方法，指点人们如何‘成圣成贤’。这两点毫无疑问都属于‘内圣’的领域。但深一层观察，这两条开拓‘内圣’的道路，同是为了通过‘治道’以导向人间秩序的重建。这是宋代儒学的主流所在，自古文运动一直贯通到朱熹时代。理学家必须预设此‘理世界’，作为他们理想中的人间秩序的永恒而又超越的保证，否则他们重建秩序的要求便失去根据了。”贺麟先生在《宋儒的新评价》一文中，把“空疏无用”的宋儒之学与叶水心、陈同甫等提倡的实学进行了比较，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程朱之学，凡事必推究至天人心性，而求其究竟至极之理，其理论基础深厚，犹源远根深，而其影响之远大，犹如流之长，枝叶之茂。彼重功利的实用主义，根基浅薄，眼光近小，理论基础不固，不能予人以精神上的最高满足，故流不长，枝叶不茂，影响反不甚大。由此足见，凡说功利主义切实用，凡说程朱之学虚玄空疏不切实用者，皆只是表面上的看法。”

“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理学家们力图为社会构建的正是这样一个道德诚深、风俗诚厚的基础，只是这个工程浩大，而且短时期内理想的成分居多。但是社会的发展与完善恰恰需要理想的模式去规范。纵然达不到绝对理想的模式，社会的发展也需要理想模式的指导：这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性。

作者：王雅克孙斌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