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语言研究的系统观范文

摘要：本文主要基于作者过去的研究，辅之以对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领会，提出关于语言本质的哲学思考。我们的语言系统观包括这五个层级：1）语音、词汇和语法各自成为一个系统，三者又共同构成一个语言系统；2）普通话与方言构成一个系统，共时与历时构成一个系统，各个具体的语言构成人类语言系统；3）语言能力与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一起构成人类的认知系统；4）语言与社会文化历史传统构成一个系统；5）语言与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构成一个系统。这种思想对未来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语言系统观；共时历时；认知系统；符号表征能力；语言能力合成说

0．引言

语言是什么？不同的学者关于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不仅影响一个学者观察问题的视角，也影响其学术成果的领域及其重要性。不同语言学流派的根本差别，就是源自他们的语言哲学观的分歧。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派认为，语法是个独立的系统，是人类生物进化的结果，人们与生俱来就拥有一个普遍语法，儿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代入具体语言的参数，从而习得一种语言（Chomsky1997：219－394）。然而认知语言学派则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能力，它与其他认知能力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同时语言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受社会文化乃至自然规律的影响（Langacker1987：11－55，1991：13－50）。这种对语言的不同认识，决定了他们所采用的概念、研究方法和成果上的差别。我们对语言的认知既区别于乔姆斯基学派，又有别于国际上流行的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一直走一条“向语言学习语言学”的道路，利用语言学的概念理论，吸收科学的逻辑方法，通过对语言的大量调查，尝试揭示语言自身的规律。对于国际上各个语言学流派，我们既不刻意迎合又不排斥反驳，而是采用“拿来主义”，只要是有助于我们研究目标的一概不排斥。本文则是我们过去近30年研究语言的一个理论总结。

1．语音、词汇和语法所构成的系统

11语法化过程的普遍特征语言的系统性首先体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部分的有机统一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实词的语法化，它往往涉及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语音的简化或者弱化。第二，语义的虚化或者抽象化。第三，语法功能的获得与稳定。现代汉语的实现体标记“了”是唐末宋初才出现的，它就经历了这三种变化。它的中古读音是lieu①，调值为上声，在语法化过程中，复韵母变成央元音［ə］，调值丢失而成为轻音。“了”原来是表达“完成”义的普通动词，可以独立做谓语动词，而它在语法化之后只能附在其他动词后表达动作行为的实现或者完成。同时，“了”发展成为一个体标记后，使用范围大大扩大，出现频率大幅提高，表达动作、行为或者属性成为现实的抽象语法意义。类似地，英语的将来时标记begoingto也经历了这些变化（Hopper＆Traugott1993：1－17）。它是由具体的行为动词go变成了将来时标记，意义上抽象了，而且其使用范围也扩大了。在口语里，表达将来时标记时，它常被读成begonna，其语音形式出现了简化或者弱化。

12语音和语法的相互制约关系

121语音的变化诱发语法发展语音与语法处于一个系统中，因而语音的变化会诱发语法的发展。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汉语语音系统的简化和新概念的增加，为了保证词汇的语音区别特征，双音化趋势越来越强烈。这促使单音节动词和单音节补语在宾语缺省的情况下，逐渐失去其间的边界，最后融合成一个语法单位，从而使得原来出现于其中的名词宾语只能出现在整个动补短语之后。下面是中古时期的有关用例：（1）吹我罗裳开。（《子夜四季歌》）（2）唤江郎觉！（《世说新语•假谲》）如上例所示，那个时期宾语都出现在动词和补语之间，到了现代汉语则变成了“吹开我罗裳”“唤觉（叫醒）江郎”等。其发展的过程为，“吹”和“开”、“唤”和“觉”等之间的宾语经常不出现，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吹开”“唤觉”等逐渐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语法单位，类似于双音节的复合动词，此时宾语只能出现在其后（石毓智2003：66－95）。现代英语语法系统的形成也是由于英语词汇的一个语音变化诱发的。根据Barber（1993：175），从古英语到近代英语，英语词汇的最后一个非重读音节全面丧失，而原来这个词尾的音节负载着重要的语法信息，指示主格、宾格、人称等语法关系。因为这些语法标记消失，英语就采用两种办法来补救：一是句子语序由原来的SOV和SVO自由选择而固定为SVO一种，目的是利用语法位置来区别主格和宾格，主语在动词前，宾语在动词后，而且主宾语也不能自由省略；二是介词等虚词的语法地位越来越重要，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也就越来越丰富。也就是说，因为英语形态标记的丢失，它的整体语法特征正朝着汉语的方向发展，即主要依赖语序和虚词这两种语法手段。

122词汇的语音形式决定其语法表现语音和语法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词汇的语音形式影响其语法手段上。一个词汇的语法表现形式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概念内容，二是语音形式。汉语词汇的音节数目会制约其语法特征，以名量词重叠表遍指来说明，比如“人人”“事事”“个个”“条条”等。然而这里有一个严格的语音限制，只允许单音节的名量词重叠成双音节的，所以“架次”“嘟噜”等就没有相应的重叠式。因此，下面一组时间名词的用法就不同：年→年年、月→月月、天→天天、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时间名词类似于量词，可以直接受数词修饰，因此可以像量词那样重叠表遍指。虽然从意义上看，“星期”也应该可以重叠，但是因为它是双音节的，不符合名量词重叠的语音限制规则，所以没有相应的重叠式。对于汉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它们重叠式的最多音节数目限制是四个音节，单音节的可以重叠成双音节的（如“看看”“大大”等），双音节的可以重叠成四音节的（如“商量商量”“干干净净”等）。然而，两个音节以上的动词和形容词就没有相应的重叠式，比如可说“美化美化我们的环境”，然而却不能说“∗机械化机械化我们的家乡”等。英语词汇的音节数目也对其语法形式有制约作用。英语的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有两种方法，一是用形态的手段，比较级加词尾⁃er，最高级加词尾⁃est；二是用词汇的手段，比较级加themore，最高级加themost。单音节的形容词只能采用形态手段，比如richer、richest等；双音节的情况比较复杂，两种手段都有；三个音节及其以上的形容词则只能采用词汇手段，比如themorebeautiful、themostbeautiful等。

123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影响其语法表现形式汉语的语音系统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声调，二是一个音节往往代表一个最小的有意义的语素，通常对应于一个汉字。所以，声调和音节是汉语语法范畴两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上古汉语里，汉语存在一种普遍的语法手段，用声调变化来表达“使成”（causative）范畴（王力1989：262）。例如：（3）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上例的“来”是“使……来”之意，应该读去声。现代汉语仍部分保留上古汉语的这种声调用法，比如“饮”普通动词“饮酒”，读第三声yǐn；如果表示让牲畜喝水“饮牛”，则读第四声yìn。英语是音素语言，所以常用一个没有任何词汇意义的音位符号来表达一个语法范畴。比如英语的音素⁃s就具有三种功能：名词的复数标记（threebooks）、领有格标记（John􀆳scar）和第三人称动词的现在时标记（heworksnow）。一种语言的语法范畴主要采用哪种语音形式来表达，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也没有发达与落后之别，而是决定于这个语言的语音系统。英语单独一个音素［s］就负载三种语法功能，它在具体的上下文到底是什么用法，要靠使用语境来决定，因此很难说用音素表达语法范畴就比用声调或者音节就清晰明确。13语义与语法的相互制约关系一种语言的语义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语言的语法特征。不同语言的语义系统差别很大，这是因为不同民族观察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方式各异造成的。语义系统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词汇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差别上，特别是概念数目的设立上，我们以与物体传递有关的动作行为的概念化来说明这一点。汉语是不分方向的，而英语是区分方向的，所以汉语的“借”对应于英语的两个反义动词：borrow（借入）和lend（借出）。汉语的“小李借了老王一万块钱”就有歧义，一个意思是“小李的钱给了老王”，另一个意思则是“老王的钱给了小李”。因为汉语这类动词最常出现的句式就是双宾结构，结果使得汉语的这种结构也具有双重表达功能，既可以表示给予义，又可以表示取得义（石毓智2004）。例如：（4）a．小李买了小王一辆自行车。b．小李卖了小王一辆自行车。上述两句话的意思正好相反：（4a）表达取得义，指“小李从小王那里买到一辆自行车”；（4b）则是给予义，指“小李卖给了小王一辆自行车”。然而，英语的双宾结构则是方向性明确的，只有给予义的一方才可以用于双宾结构，要表达取得义时就要选择其他句型。例如：（5）a．JohnlentMary100dollars．b．Johnborrowed100dollarsfromMary．结果，英语中的双宾结构只允许给予类动词进入，比如“JohnsoldMaryabicycle”这句话，可以直接翻译成汉语而意思不变，就是“约翰卖了玛丽一辆自行车”。可是“JohnboughtMaryabicycle”就不能这样翻译，因为它与汉语“约翰买了玛丽一辆自行车”的意思正好相反，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约翰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送给玛丽。”也就是说，英语buy用于双宾结构所表达的意思仍然是给予义。汉语的双宾结构所表达的意义是双向的，既可以表达物体从主语到间接宾语位移，也可以表达相反的位移方向；而英语的双宾结构所表达的意义则是单向的，只能表达物体由主语向间接宾语位移，而不能相反。我们认为，造成英汉两种语言的对应结构的不同语法功能的原因是用于其中的动词的语义特征，汉语表达物体传递的动词从古到今都是双向的，因而所出现的语法结构也是双向的；而英语的相应动词则是单向的，而且只有给予类动词才能用于双宾结构，因而有关的语法结构也只能表达给予意义。上面这种现象说明，一种语言动词系统的语义特征会影响其语法结构的表达功能，语义与语法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两者共处于一个系统之内。

2．语法的系统性

21构词法与句法之间的关系语法由构词法和造句法这两部分构成，两者之间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语法系统。汉语复合词十分丰富，约占整个词汇的80％。复合词结构与句子结构基本一致，不同结构的复合词在语法功能上也不一样。我们用两个方面的例证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一是内部结构为VO的复合词带宾语的限制，二是内部构造不同的形容词所采用的重叠形式不同。英语的marry和help都是普通的及物动词，都可以带宾语，比如“TommarriedLisa”“JohnhelpedMary”等。然而汉语对应的动词“结婚”和“帮忙”则不行，要引入相关的人物，必须借用其他方式（石毓智2010：54－64）。

22语法规则作用范围的普遍性语法规则是作用于某一类现象的，而不是局限于个别的例子。我们在这里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汉语学界的一个传统课题为例来说明，即关于“王冕死了父亲”这句话的分析。迄今为止，很多学者从自己的理论兴趣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主要有徐杰（1999）的“非宾格动词”说，朱行帆（2005）的“轻动词位移”说，潘海华、韩景全（2005）的“话题基础生成”说，沈家煊（2006）的“糅合类推”说，黄正德（2007）的“中间论元”说等。但是，所有这些分析都存在一个问题，只关注这个特殊的用例。

23语法是一个具有交际功能的网络系统索绪尔（1999：111）把语法比喻成一盘棋，他以此来说明，任何具体的标记或者形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成员共处于一个系统之中，相互关联相互制约。这个比喻的优点是强调了语法的系统性，缺点在于它具有误导性，因为在行棋的特殊阶段，某些棋子是可有可无的，不影响整盘棋的结局，这一比喻带来一个蕴含义，似乎某些语法手段是可有可无的。然而我们认为，任何语法手段都是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都扮演着自己不可被替代的角色。语法是一个具有交际功能的网络系统，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比喻，而是有具体的表现形式。我们把语法标记看作这个网络系统的一个“结”，同一个语法标记往往具有多重功能，由此出发可以把各种各样的语法结构联系起来，最后展现出一个系统。第一，工具式与处置式的交叉关系。“拿”既可以引进工具名词，例如“他拿毛笔写字”，又可以表达处置义，例如“别人拿他开玩笑”。第二，处置式与被动式的交叉关系。“给”既可以表示处置，例如“他给杯子打碎了”，又可以表示被动，例如“门给风吹开了”。第三，处置式与双宾结构的交叉关系。比如处置式“他把书还我”可以变换成双宾式“他还我书”等。第四，被动式与兼语式的交叉关系。“让”既可以引进兼语，例如“他让小王去办事”，又可以表示被动，例如“老李让汽车撞到了”。第五，双宾结构与话题化结构相互转换。双宾结构“他还我书”可以变换成“书他还我了”等。上述各种语法结构的关联只是举例性质的，可以说明任何语法手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可以通过标记的多功能性来认识语法的系统性。语法网络系统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同一语法结构有核心功能和边缘功能之别。比如处置式的典型标记是“把”，表达对某一对象的物理处置，“他把桌子搬走了”涉及到物体的位移。然而称谓则是“把”字的非典型用法，此用法可以用“管”表达，比如“山西人管土豆叫山药蛋”等。当谓语为“怎么样”等词语时，“把”与“拿”都可以用，比如“你能拿他怎么样”。然而谓语如果是非及物的惯用法时，只能用“拿”不能用“把”，比如“大家拿他开涮”“别人拿他开玩笑”等就不允许换为“把”。也就是说，在表达处置上汉语有“把”“拿”和“管”三个语法标记，“把”代表核心功能，只在边缘功能上与“拿”和“管”交叉。在表达处置这个语法范畴上，这三个语法标记协同合作形成一个小系统。“语法是一个具有交际功能的网络系统”这一判断具有三层意思：第一，每种语法手段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第二，各种语法手段协同合作共同完成交际功能；第三，同一语法手段的多个功能之间，或者表达同一语法范畴的各个功能之间，具有核心与边缘之别。这如同一个渔网，中间位置网格的重要性高于边缘位置的，但是哪个都不能少，否则就会出现“漏网之鱼”。

24语法的共时和历时统一索绪尔把语言的共时系统与历时系统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相互独立而互不相干的，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对语言认识的局限性。其实，不论哪种语言，绝对静止的、稳定的共时系统是不存在的，语言始终处于演化的过程中。所谓的“共时系统”都是该语言历时长河的一个片段，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走向未来的一个片段。语言是个有机的整体，这从演化的角度看得最清楚。语言发展的典型模式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一个局部变化会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带来一系列的变化，结果往往会改变该语言的整体特征。这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一样，局部发生了变化，会引起整体的反应。根据我们的研究（石毓智2003：199－223），现代汉语区别于古汉语的一系列重要的语法特征，都是来自于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这些语法特征主要包括以下这些：第一，处置式的产生，“将”“把”等的语法化。第二，被动式的多样化，“叫”“让”等的语法化。第三，新话题结构的出现，如“我昨日冷酒喝多了”（《老乞大》）。第四，体标记“了”“着”“过”的诞生。第五，“得”语法化为补语标记。第六，动词重叠式的出现。第七，“动作行为＋结果状态”的句子组织信息原则的形成。第八，谓语结构的普遍有界化。

3．共同语、方言和其他语言所构成的系统

31共同语与方言之间的系统性共同语言与其方言构成该语言的共时系统。普通话与方言的差别非常大，表现在语序不同、标记差异、范畴类别等众多方面。表面上看起来，纷纭复杂的方言现象似乎是随机的，杂乱无章的，其实它们与共同语言之间也存在系统的对应规律。这种系统性可以从历史发展不平衡上明显地看出来。前文谈到，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带来一系列的变化，然而动补结构在不同方言中的发展速度是极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会带来相关语法形式的差异。凡是动补结构不发达的方言均呈现以下的结构特征（石毓智2016：443－463）：第一，处置式不发达，其标记不固定或者零标记。第二，体标记系统不成熟。第三，仍保留中古可分离式动补结构。第四，缺乏动词重叠式或其语法意义不一样。第五，动补结构不能带宾语。第六，谓语结构有界化程度不高。方言中也具有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创新形式，反映了人类语言的共同特征，具有语言类型学上的意义。普通话用“V＋了”表示动作的完成（“我吃了午饭”），其相应的否定形式为“没＋V”（“我没有吃午饭”）。其实这种表达既不对称，形式也复杂，肯定式是在动词之后加上一个“了”，否定式则是在动词之前加上“没”。然而闽南话、客家话、广东话等很多方言的完成体表达则是既对称又简洁，肯定式用“有＋V”，否定式则是用“冇＋V”。世界上很多语言都是采用来自领有动词表达完成体的，诸如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都是如此，比如英语的例子：“Ihaveeatenmylunch”（我没有吃午饭）和“Ihaven􀆳teatenmylunch”（我没有吃午饭）。领有动词向完成体标记的发展，其背后有一个深刻的认知理据，两者拥有相同的概念结构。

32汉语与其他人类语言之间的共性根据目前调查的结果，人类有6700余种语言，它们一起构成人类语言系统。表面上看起来，人类语言千差万别，不学习这种语言就无法理解它。然而人类语言如同人类自身的生理基础一样，虽然不同民族的外表差别很大，但是他们则具有共同的生理特征。汉语和人类其他语言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即人类语言系统。我们探讨汉语现象时，如果所提出的假设不仅能够解释汉语的有关现象，而且还能够解释其他语言的有关现象，那么这种假设就很可能是正确的。结构助词“的”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且用法最复杂的标记，它的诞生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很多学者对“的”的来源提出了各种假设，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四家：吕叔湘（1981）的源于“者”字说；王力（1989：224）的源于“之”字说；江蓝生（1992）的源于方位词“底”字说；石毓智、李讷（1998）的源于指代词“底”字说。王力和吕叔湘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汉语语言学家，那个时候还没有语法化的观念，人们习惯于在上古汉语中寻找现代语法标记的祖先，如果发现两个功能相仿，就会认为早期的这个形式就是来源。20世纪历史语言学家的这种思路就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上古汉语的“者”和“之”又是从何而来的？然而从语法化的角度来看，任何语法标记都是实词演化的结果。我们认为，汉语史上先后出现的这一组结构助词相互之间并没有来源关系，它们都是从自己的指代用法中独立发展出来的。

33人类语言的系统性人类语言的系统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我们只举两个方面的例证：一是一种语言的句子基本语序对一种语言整体语法特征的影响，二是两种相关的语法手段不相容于一种语言。从整体上看，人类语言是一个系统，因为代入的参数不一样，就会导致一系列的差异，而句子基本语序的选择就是参数代入的差别。两种语法手段不相容于一个系统，也说明它们的系统性，只有一个系统内部的两个成分才会出现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所谓句子语序是指主语、谓语和宾语的相对顺序，从逻辑上讲，这三种成分有六种可能的排列，然而人类语言最常见的语序只有两种，即SVO和SOV，前者如汉语、英语等，后者如日语、韩语等。一种语言一旦选择了哪种基本语序，就会影响其语法演化的方式，从而决定其语法标记系统的整体面貌（石毓智2016：942－956）。这里所说的“整体面貌”包括以下三层意思：第一，该语言的语法系统主要是采用分析式（periphrastic／analytical）手段，还是形态（morphological／inflectional）手段。第二，语法标记系统的复杂程度如何。第三，标记哪些句法成分。不论从历时角度还是从共时角度，都可以看出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与其语法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4．人类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

所构成的认知系统我们通过对认知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借鉴，特别是对当代语言学的反思，提出了“语言能力合成说”的假说（石毓智2007，2008：2－14）。这个假说的基本思想是，语言能力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它主要由以下七种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一种综合能力：符号表征能力、数量识别能力、概括分类能力、记忆遇见能力、联想推理能力、声音形状辨别能力和空间时间感知能力。这七种基本认知能力，是人类能够创造语言和使用语言所必需的，缺一不可，但是并不限于这些能力，它们只是最主要的那几种。这就是为什么儿童必须在发展出这些最基本的认知能力之后，才能开始习得语言。实验心理学的证据表明，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都是婴儿在十个月之前自发出现的，即天生的能力，而后婴儿开始出现独词句等语言现象。语言能力合成说的真正意义在于，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分层级的。在这个层级系统里，语言能力不是处于最基层，而是处于第二层级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结果，而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并不是专门为学习语言而设的，它们还用来学习掌握其他各种各样的知识系统或者技术能力。也就是说，每种基本的认知能力都具有多重的功能，诸如数学、音乐、绘画等方面的能力也都离不开它们。上述假说直接挑战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能力的观点。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语言能力不是天生的，它是一种复合的认知能力，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构成，而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则是天生的，是人类生物进化的结果。这一假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基础。认知语言学虽然认为语言能力不是独立的，然而到底与其他认知能力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则语焉不详。我们的假说也澄清了认知语言学长期以来一个含混不清的观点。

5．人类语言与社会文化

联成一个系统语言是交际工具，人们的任何交际行为都必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广义上讲，社会环境包括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饮食习惯、思维特点等。社会环境对语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词汇，我们这里只谈两个社会文化影响语法的例证。表达“死”这个概念的动词在绝大多数语言中都是不及物的，即不能带宾语②，也不能用于被动句。然而在日语中则有“这个小孩被他爸爸死了”的表达，原因是日本男士有一种自杀文化，遇到什么想不通的事就会选择这一绝路。在日本有这种社会现象，一位父亲不管自己孩子的生活而自杀，让其孩子家人遭受痛苦磨难，结果就有了日语这种表达。此外，日本社会的等级观念非常强，下层要对上层处处表现出敬意，这种现象反映在语言中就是敬语的语法标记非常发达。

6．语言与自然现象所构成的系统

人类语言的语法规则也与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很多语法规律是自然规律在语言中的投影（石毓智2001：2－7）。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通过人的认知折射到语言中去，往往表现为各种语法规则。自然环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时间和空间，下面就每个方面各举一个例证说明自然规律对语法规则的影响。

61时间一维性对语法规则的影响时间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一维流失演进。时间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它的存在只能通过运动变化才能体现出来。每种语言都有各种各样的语法标记来表达时间信息，这些标记一般都是与动词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时间是一维性的，同一个时间区间会有多个动作行为发生，那么在计量时间信息时，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个动作行为来标识，其他动作行为的信息都依赖这个动作行为来指示。这种规则表现在语言中的一条语法规律，如果一个句子内部包含有两个或者更多发生在同一时间位置的动词，只有一个动词可以带上具有时间信息的语法标记，否则就会违背语法规律。

62形容词的有标记和无标记任何客观存在的物体都具有三维属性，这是制约人类语言的一条重要语法规则。所谓形容词的有标记和无标记现象，是指具有反义关系的一对形容词，在特殊的句式中，一方的词义被中性化，涵盖相对一方的语义范围。比如“小王有多高”问句照顾到了从“矮”到“高”的所有高度，这种现象就叫作形容词的无标记现象。7．结语本文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了语言研究的系统观，这也是我们关于语言本质的哲学思考。这既有认识价值，也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我们的语言系统观包括五个层级或者方面：1）语音、词汇和语法各自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三者共同构成一个语言系统。2）共同语言与方言构成一个系统，共时与历时构成一个系统，每个具体的语言构成人类语言系统。3）语言能力与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诸如符号表证能力、联想记忆能力、空间辨识能力等，一起构成人类的认知系统。4）语言与社会文化历史传统构成一个系统。5）语言与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构成一个系统。语言研究的系统观可以拓宽研究视野，既有助于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也有助于提高论证的科学性。中国语言学界与欧美语言学界的差距，不在于是否提出某种新概念或者新理论，而在于关于语言最本质问题的认识差距。

作者：石毓智 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