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译介中译者和读者的互动范文

《凉山文学》2017年第4期

摘要:文学作品经由翻译开启其后续生命，而读者通过对译作的阅读与阐释参与作品的再创造，译者与读者在文学翻译与传播的过程中建立了不可避免的联系。本文以昆德拉作品的汉译为例，探讨译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读者在昆德拉作品的译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读者的期待与审美需求对翻译造成影响，其对译文的关注形成读者与译者间的多种互动的可能。其中，读者针对昆德拉作品译文的批评对于开拓翻译的可能性、促进对原文的理解起着积极作用，体现出读者与译者之间深刻的互动性的价值。

关键词:译者;读者;互动关系;昆德拉

1．引言

近40年来，翻译理论探索不断发展，不断深入。较之于传统的翻译理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在对翻译过程、尤其是对翻译传播的研究中，对读者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如果说传统的翻译研究是以作者为中心，那么当代翻译研究则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将读者纳入了译介活动的考察之内，且给予其重要的位置。杨武能(1998:227-235)就认为:“译本的读者也并非处于消极被动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他们实际上也参与了译本和原著的价值的创造。”读者是与文本相对而言的。按常理论，读者面对的是文本，一般都是与作者发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就翻译而言，一般的读者是面对译本，而非原作，读者是经由翻译而对文本有了阅读的可能，于是与译者便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本文以昆德拉作品的汉译为例，就译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做一探讨。

2．文本译介中读者的地位

在外国文学的译介中，外国作家常常有机会与中国读者建立直接的联系。考察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百年史，国外许多重要的作家都到中国访问过，与读者有一定的接触与交流。如在20世纪20年代，确切地说，在1924年与1929年，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就先后两次访问中国，尤其在其第一次访问中，与中国文学界有广泛的接触。而在本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多次来中国，甚至应邀到南京大学讲学，在讲学期间，先后到国内近十所大学以及图书馆为普通读者作公开演讲，在上海读书节期间，还为读者签名，与读者交流，还到中学去与中学生交流。这些活动对于促进其作品在中国的阅读和理解，有着不可忽视的直接作用。然而，就昆德拉而言，由于其个人原因，他很少与读者直接打交道，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无缘与他见面和交流。而在他看来，读者读他的书便可，在他的书上，对他本人的介绍，他认为都是多余的，比如在其作品的中译本上，经他授权，只能看到一行字的介绍:米兰•昆德拉(1929—)，小说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自1975年起，在法国定居。除此介绍之外，据出版者赵武平介绍，昆德拉不允许中文译本有任何形式的副文本，比如译序、译后记、出版者的话、作品简介等等。也许，他要读者直接面对他的作品，让读者不受影响地独立阅读。因此，排除了与读者的直接接触与交流，译文便成了连接作者昆德拉与广大读者的唯一载体。昆德拉之所以对译文的要求很高，其原因也许就在于此。而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由于读者是经由译文去阅读昆德拉，理解昆德拉，对于译文便也有期待和要求。鉴于昆德拉作品译介在中国的具体情况和读者对于译文的特别关注，我们在此文中，将着重讨论译者与读者的关系。

与作者、编者、译者相比，读者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有显性的读者，也有隐含的读者。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与阐释，实际上是参与了作品的再创造。萨特(1998:101)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在他看来，作家“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对读者之于作家的积极作用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讨论《白鹿原》的创作过程中给汪健的回信中说:“对于作家来说，他是用作品和这个世界对话的，作品其实就是他的从生活体验进而到生命体验的一种展示，而展示的最初的和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能与读者完成这种沟通和交流才是作家劳动的全部意义所在。进一步说，文学沟通古人和当代人，沟通着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的人。沟通心灵，这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痴情矢志九死不悔的根本缘由。”(陈忠实2016:B1)文论家姚斯从文学作品生命生成的角度，对读者的重要性作了这样的阐述:“文学作品的生命体现在不同时代读者对其意义的重新阐释与认识上，”一部有独特价值的文学作品，总是“渴望读者阅读、希求与接受者对话”(转引自王岳川1992:54)。在文学翻译与传播的整个过程中，读者也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译介活动中去，有时还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在我们对昆德拉的译介研究中，一方面我们要关注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尤其是接受途径，另一方面要考察读者是怎样参与这个译介活动的，又呈现出怎么样的参与性接受姿态，有何积极的价值。

译者在翻译时，不但要考虑篇章词句、上下文的联系以及原作的文化精神，还要考虑译语的文化背景和读者的需要(王振平2016:113)。对于译者而言，读者的期待与读者的审美需求，是一个在翻译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影响因素。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在对翻译活动进行定义时，就把读者反应的因素考虑在内。在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中，曾虚白对读者的作用就有自己的理解，他提出:“我们译书的人应该认清我们的工作之主因，是为着不懂外国文的读者，并不是叫懂得外国文的先生们看的。……所以我们训练的进行应该就着这一班人的心理来定我们的方针。”他认为，“我们应该拿原文所构成的映象做一个不可移易的目标，再用正确的眼光来分析它的组织，然后参照着译本读者的心理，拿它重新组合成我们自己的文字。”(转引自陈西滢2009:474-482)在《翻译中的神韵与达———西滢先生＜论翻译＞的补充》一文中，曾虚白还特别强调:“至于翻译的标准，应有两重:一在我自己，一在读者。为我自己方面，我要问:‘这样的表现是不是我在原文里所得的感应?’为读者方面，我要问:‘这样的表现是不是能令读者得到同我一样的感应?’若说两个问句都有了满意的认可，我就得到了‘神韵’，得到了‘达’，可以对原文负责，可以对我自己负责，完成了我翻译的任务。”(曾虚白2009:483-490)曾虚白的观点与理论与奈达的读者反应观有相通之处，值得指出的是，曾虚白是在1929年提出的，比奈达要早近半个世纪。以此读者观为参照，我们再去检视昆德拉译介活动，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读者与译者之间互动的重要性。如曾虚白所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读者的影响是深刻存在的，他的“二为”论，强调的是译者对原文的感应与读者对译文的感应的一致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今社会，由于教育的发展，在当代中国，昆德拉的读者中懂英语的大有人在，懂法语的也有，所以译者面对的不仅仅如曾虚白所说，是不懂外文的“读者”。而且，作为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与感应还存在是否符合作者意图和文本意义的问题，对此，当代中国的不少懂外文的读者时刻都有可能参与到讨论中来，提出不同的意见，何况有不少昆德拉译文的读者是专家，是昆德拉的研究者。此外，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还有不同时期的译本，对后来出版的译文的阅读和接受，还有前译为参照，因此译者与读者之间便形成了多种互动的可能。

3．读者批评之于译者的作用

与别的作家在中国的译介活动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昆德拉在中国的关注度很高，其主要作品的英文本在中国又有很大的市场，加上网络的传播力，对昆德拉作品的接受不同于一般情况，除了读者对作品的阅读与阐释之外，读者还对翻译本身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就译者而言，对于读者的接受心理，尤其是对前译的接受习惯以及广大读者在前译的影响下对原作的审美期待的缘故，在翻译活动中，都是应该关注和考虑的因素。考察读者对于翻译问题的关注与参与，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文本的批评对于开拓翻译的可能性、促进对原文的理解的重要作用。

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从翻译的角度对昆德拉译本的批评，与对昆德拉作品的理解与阐释相比，要少得多。但是就文本批评对翻译的作用而言，专家型读者对于译本的批评和商榷有着独特的价值。刘云虹对翻译批评的功能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她认为，翻译批评一方面有对“译者”的指导功能，认为“翻译作品不仅体现译者的技巧、能力，更包含着他对翻译的态度和立场。译者具备了相当的语言能力和审美情趣，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够奉献出令人称赞的译作。因此，鼓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能动的再创造并使之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避免一切因主观性而可能导致的理解、诠释的过度自由或盲目，这些都是翻译批评必须承担的重任，翻译批评责无旁贷地应当给予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更为深切的关注，引导翻译行为走向成熟与自律。”(刘云虹2015:216)另一方面，翻译批评也有对“读者”的引导功能，她指出“批评者凭借自身的审美感悟能力和翻译专业知识，向读者传达自身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验，为读者提供一种或几种理解原文意义和译文意义的可能性，并鼓励和引导读者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译作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创造性解读，以吸引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进而促使更多的人喜爱翻译作品，关注翻译事业。”(同上:218)刘云虹指出的翻译批评之于译者与读者的作用，为我们考察昆德拉作品的翻译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对于韩少功来说，他和韩刚合作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发表之后，在大陆和台湾有广泛的传播。就翻译本身而言，学界有一些批评和商榷，高方对此有所关注，在她简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两个版本的翻译时，特别注意到萧宝森和林茂松两人合作，从“文法、语序、字词、语言、隐喻、注释”等六个方面对韩少功的译本与其依据的英文本进行的对比与分析，这篇批评文章针对的就是韩少功译本所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比较严肃的批评:“译文文笔优美生动、简洁流利，这或许与两位译者本身皆从事写作工作，驾驭文字的功夫纯熟有关。然而书中的错误却也不可胜数。本书共分七章，在第一章中，韩本明显误译之处居然达40处之多，其他值得商榷之处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谬误虽然部分可能是因匆匆赶译、忙中有错所致，但比例仍然偏高。由错误的性质我们可以发现，以从事翻译工作者应具有文字素养而言，韩本译者对英文的理解程度实显不足，时常发生误解原意的现象，形成读者在了解原作过程中的严重障碍。”(萧宝森、林茂松1999:720-734)对于如此严峻的批评，作为译者的韩少功没有抵触，而是从积极的方面予以肯定。他还根据读者的一些批评和建议，对译文作了修订。在与许钧的对谈中，他诚恳地表示:“修订版也在台湾出版10来年了，我这些年忙着一些别的事，说实话，没有功夫考虑这本旧书。如果还有人指正，再版时还乐意继续吸纳正确的意见，力求好一点。”(许钧、韩少功2003:202-205)这是文本的批评之于译者的作用而言。而翻译批评对读者的引导作用，在高方的批评中有明确的体现。比如，她在评论中就昆德拉作品中一些有着深刻的“哲理意味”的词语的翻译作一认真的对比分析，指出:

在全书的翻译中，韩少功对“轻”这个具有统领全书精神作用的关键性的哲学词语，在处理上显得比较随意，常用“轻松”轻易替换“轻”，失去了原文表达中那种凝重而深刻的哲学意味。在书中，除了生命之“轻”与“重”的对立之外，还有与之相联系的生命的“偶然”与“必然”的对立。轻为偶然，重为必然。书中反复出现的那个“非如此不可”(Mussessein)的音乐动机，便是对生命之必然的一种拷问与质疑。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的第17章，小说以富有哲理的语言谈论爱情的偶然与必然，在不足一千字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偶然”一词在许钧的译本中先后“十次”出现，并围绕着“偶然”一词，用了“突然”、“自然而然”等词加以铺垫，将“突然”、“偶然”与“自然而然”和“必然”联成了一条线，以传达原文“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联系。而在韩少功的译本中，我们看到了“机缘”、“机会”、“碰巧”与“偶然”等多种表达，明显重表达的文学性，哲学的意味并不像许钧的译本浓重，两者的差异十分明显。这种差异在前文提及的关于两元对立的词语表述中也同样可见，对比韩少功笔下的“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与许钧笔下的“明与暗、厚与薄、热与冷”，意义上的差别暂且不论，单从词语含义而言，韩译多色彩，导向“感性世界”，而许译冷峻，导向“理性世界”。

细读这段评论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批评不仅仅对于译者的翻译与词语处理有参照作用，而且对引导读者从词语层面去加深对原文的理解，也不无积极的作用。

读者对于翻译的关注，在昆德拉作品汉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在其他作家的翻译中比较少见。究其原因，应该说有两个方面值得考虑:一是翻译是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前译与后译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前译如果在读者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后译便要经受考验，经受来自于读者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往往是以前译为参照，对后译提出批评。其二，昆德拉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在中国有了译介后，国内有很多读者成了他的“粉丝”，加上昆德拉的作品的英译本在国内流传，许多读者可以根据英译本和前译本对后来问世的译文进行批评。我们特别注意到，在文学翻译的接受过程中，前译一旦形成影响，在读者的接受中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力量，后来译者的相关改动，哪怕在意义的传达上更准确，更符合原意，都有可能受到读者的批评，乃至抵制。浏览网络上有关昆德拉在中国译介的一些报道或材料。因为韩少功与韩刚的译本在前，其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而且这一句式被媒体所喜爱，很多文章的题目都借助这一句式，已经沉淀为接受者的“昆德拉记忆”。关于书名的翻译，韩少功与许钧的对话中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问题是当许钧根据法文版书名，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昆德拉的一批老读者便予以反对，有的读者在网络讨论版留言，说凭许钧改了书名，就不接受新版。但是作为译者，对于读者的意见自然会考虑，但译者也有其遵循的原则。许钧的翻译有着明确的原则:翻译以信为本，求真尚美。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不同场合多次与读者交流，阐述他修改书名的原因:

翻译昆德拉的困难绝对不仅仅限于文字转换的困难。作为复译者，我充分认识到，文学复译是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韩少功的翻译为昆德拉在中国的被接受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文本经由广大读者的接受而融合了中国文化的语境。作品的译名，有些关键词的处理，一旦被读者接受，就难以改变，哪怕当初译得并不贴切。在这个意义上，我在翻译中，应该说是充分尊重读者的选择的，像书名，尽管就意义与精神的传达而言，用“存在”远比用“生命”准确，但我还是保留了“生命”的译法。但由于“生命中……轻”与“生命之轻”在意义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就如“生命的长与短”，并不能等同于“生命中的长与短”一样，我还是冒着对“读者不敬”的危险，作了改动，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译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传达昆德拉直面生命的拷问，但愿广大读者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许钧2007:66-67)作为复译者，面对前译在读者中间产生的巨大影响，许钧既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与汉语的表达习惯，但同时又坚持原则，将自己改译书名的“用心”袒露给广大读者，与他们一次次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许钧翻译的新书名因更切合昆德拉作品的原义，逐渐被学界和广大读者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充分地说明了翻译是一项具有“历史性”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读者与译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助于深化对原作的理解，也有助于提升翻译的质量。

4．译者的求真与面对批评的积极回应

读者与译者的交流的互动性，并不表现在两种观点的一致。不同观点的交流或交锋，都是一种互动性的体现。就昆德拉作品的翻译本身而言，我们发现有的读者的观点非常犀利，批评也很尖刻。比如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的新译文本问世后不久，读者反应强烈，在国内新闻界很有影响力的《新京报》于2004年8月6日与8月14日连续发表读者评论文章，第一篇的题目为《对米兰•昆德拉的强暴》。单就批评文章的题目，便可见评论者的尖刻。该文署名卡尔文，在文中，作者对《被背叛的遗嘱》的前后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挑选了有关段落，对新译本的译者余中先的译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该文首先认定昆德拉的这部书已经“有着令人百看不厌的出色译本，翻译者孟湄。”然后写道: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由孟湄所作的译文:“……今日小说生产的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小说历史之外的小说组成的:小说化的忏悔，小说化的报道，小说化的清算，小说化的自传，小说化的披露隐私，小说化的告发，小说化的政治课，小说化的丈夫临终之际，小说化的父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母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失去童贞，小说化的分娩，没完没了的小说，直至时间的终结，说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没有任何美学的雄心，为我们对人的理解和为小说的形式不带来任何变化，一个个何其相似，完全可以在早晨消费，完全可以在晚上扔掉。”重复的精心设计与顺畅的节奏相结合，使得叙述的形式与内容充分融合为血与肉的关系。而译文正是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这一关系，使我们非常清晰地把握住作品的思路与表达方式。我们再来看看新版余中先先生的译文:“……今天绝大部分的小说创作都是在小说史之外的作品:忏悔小说、报道小说、付账小说、自传小说、秘闻小说、揭内幕小说、政治课小说、末日丈夫小说、末日父亲小说、末日母亲小说、破贞操小说、分娩小说，没完没了的各类小说，一直到时间的尽头，它们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没有任何美学抱负，没有为小说形式和我们对人的理解带来任何的改变，它们彼此相像，完全是那种早上拿来可一读，晚上拿去可一扔的货色。”这位余先生竟能在弹指之间将一支乐曲的美剥得精光，却又洋洋洒洒不动声色地从头翻到尾。我想请问余先生，什么叫做“末日丈夫”?“末日父亲”?“付账小说”?“末日母亲”……?有哪个疯子能理解这些词汇的确切含义?(卡尔文2004)批评者的口气看去十分激烈，而且在批评中还用了“强暴”昆德拉的语句。在这篇文章见报一个星期之后，又见另一篇署名鲁平原的文章，题目叫《“分娩小说”与翻译怪胎》，文章还是就卡尔文列举的那一段，对翻译提出批评，继而表达了作者对优秀翻译的怀念:“这不得不让我又一次念想到那些名字:傅雷、戈宝权、田德望、周煦良、卞之琳、罗大冈，还有郝运、草婴、王了一……那些曾经给我最美好的异域梦幻的翻译家，那些给害怕外国文学的人以阅读信心和美好体验的翻译家，那些不仅熟通外文更能精通异域文化、文学造诣颇高的翻译家。只是，他们或已逝去，或已苍老，笔墨久搁，让我们徒留空洞的悲哀。”(鲁平原2004)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两位批评者都是外国文学的忠实读者，对外国文学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对优秀的翻译家有着难得的崇敬之情。卡尔文对孟湄的译文是“百看不厌”，认为是“出色”的，他表达的是“欣赏”。作为一位有责任感、不断求真的译者，面对读者对外国文学的这份热爱，译者余中先没有计较文章尖刻的语气、尖锐的批评，而是以求真的态度，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又是相隔一个星期，同样在《新京报》上，我们读到了余中先的回应文章，题目也很醒目:《余中先:更正我的一段翻译》。余中先是我国著名的法语翻译家，在国内读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被背叛的遗嘱》是昆德拉很重要的作品，译者又是翻译界的著名译家，有关翻译的批评，自然也引起了比一般的作品或译者要强烈得多的关注度。余中先从尊重读者、理解读者的态度出发，直面自己的翻译，欢迎读者的批评:“从《新京报》上读到了卡尔文和鲁平原对我所翻译的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的批评意见，我觉得很高兴，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就应该如此一针见血。”基于对批评的这一态度，余中先坦诚地承认了自己译文出现的问题:“见到批评文章后，我又翻阅了一下原著，发现我的这一段译文确实大有问题。”然后，他又认真分析了出现错误的原因:关键的问题是对“romancé”一词的理解和转达。这个词来源于“小说”(roman)，可以理解为“把……写成小说体裁”、“使之小说化”。孟湄女士的译本对这一段的处理很好，把这个词译为“小说化的”;当然也可以译成“小说式的”或“写成小说模样的”;而我的译本把它们译成“××小说”，则十分生硬，尤其妨碍理解。而且，仅只这一个词，在原文中重复了十二次，于是在译文中形成了十二次别扭。(余中先2004)余中先分析了原因之后，又谦逊地参考了孟湄的翻译，对译文作出了更正:卡尔文的文章中批评我“洋洋洒洒不动声色地从头翻到尾”，而竟然没有觉察到译文中完全没有了美感。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就这一段译文而言。在借鉴了孟湄女士的译文后，我认为，这一段应该翻译成这样:“今天绝大部分的小说生产都是在文学史之外的作品:小说化的忏悔、小说化的报道、小说化的清账、小说化的自传、小说化的透露秘闻、小说化的揭发、小说化的政治课、小说化的丈夫临终、小说化的父亲临终、小说化的母亲临终、小说化的破贞操、小说化的分娩，没完没了的各类小说……”(同上)余中先还明确表示:“我要感谢卡尔文和鲁平原等批评者。如有再版，以上这一段文字一定会改过来的。当然，在今后的翻译工作中，我会做得更加认真些，力求对得起读者。”(同上)在上面，我们不厌其详地介绍有关《被背叛的遗嘱》中译的批评，大段地引用两位读者和译者的文章，目的在于忠实地再现读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凸显批评与被批评之间那种深刻的互动性的价值。译者余中先从批评中想到的是“力求对得起读者”，是在作品再版时“更正”译文。这样的互动关系，开拓了翻译的可能性，也为读者能够读到更符合原作精神、“神韵”的译文提供了可能性。尤其余中先作为在国内翻译界享有盛名的翻译家，面对读者的批评所表现出的大度与求真的勇气，对中国翻译界，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5．结语

译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我们在上文着重讨论了译者与读者围绕翻译本身的互动关系，其中凸显的价值，对我们国内有关翻译的讨论有着重要的参照性，比如前些年围绕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新旧译本的争论、村上春树作品的不同译者的翻译的讨论等，或许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启示，有进一步加以检视和思考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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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方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