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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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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学报》2016年第一期

摘要:

早在洪武十七年,福建就出现了第一个科举家族,这与宋代以来其在科举上的深厚积淀密不可分。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在不同时段的分布并不均衡:前期数量最少,中期最多,后期稍少于中期而远多于前期。不同时期的取士人数及举人、进士累积规模的差异,家族制度的发展水平、社会安定与否等等都会对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产生影响;而影响更大的则是福建全省及各府州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的变动。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表明,明前、中期,福建社会流动相当频繁,后期虽有所放缓,但新增科举家族仍占同期科举家族的70%以上;可见,科举家族始终处于不断淘汰、更新的过程中。

关键词: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社会流动

科举家族是目前受到学界相当关注的重要课题,已经出现若干成果,但其中有关明代的成果以个案或小区域研究为主,而罕见以直省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淤。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十分发达,不仅拥有全国唯一的、延续代数最长的七代进士家族,而且每十万人平均拥有进士家族的数量也是全国最多的〔1〕,在明代分省科举家族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因此,笔者试图探讨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概况、特点及其成因,以期对认识明代科举制度与不同时期社会流动的关系有所助益。

一、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概况

科举家族通常是指在以首位考取举人功名者为起点的直系五代亲属及其同父兄弟中,至少出现举人、进士各一名或三名举人的家族,明代福建符合这一标准的家族共有657个。这些家族出现的时间不一,时间跨度也各不相同。为便于统计,笔者据明代福建举行的乡试次数(90次)将其分为三个时段:前期为洪武元年至天顺八年,前后共计97年,共举行30次乡试、殿试28科;中期为成化元年至嘉靖三十二年,前后88年,各举行乡试、殿试30次;后期为嘉靖三十三年至崇祯十七年,前后共计91年,各举行乡试、殿试30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代福建不少科举家族的功名延续往往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段,如福州府福清县方日乾家族。方日乾本人于嘉靖二年考中进士,其弟方秉钺嘉靖十年考中举人,此时已达到科举家族的最低标准。此后,方日乾之子方塘、孙方腾奎分别于嘉靖十三年、万历十九年考中举人。该家族科举功名延续三代,时间上跨越明中、后期。诸如此类跨越不同历史时段的科举家族在明代福建不胜枚举。为避免重复统计,笔者作新、旧科举家族之分:当一个家族达到科举家族最低标准时,称为新科举家族;若该家族在后续时段仍有考中举人或进士者,则称为旧科举家族,以区别于相应时段新增的科举家族。如方日乾家族在明中期应计为一个新科举家族,而在明后期则计为旧科举家族。此外,由于本文科举家族的时间上限为洪武元年,不溯及前朝,故明前期的科举家族无新、旧之分。据此,笔者分别统计明代前、中、后期科举家族的数量,兹列为表1。如表1所示,明前期福建先后出现86个科举家族,各府、州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福州41个、兴化29个、漳州4个,福宁、邵武各3个,建宁、汀州各2个,泉州府、延平府各1个。明中期新增科举家族335个,各府、州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福州138个、兴化122个、泉州38个、漳州21个、建宁7个、汀州4个、福宁3个、延平2个、邵武0个。此外,还有明前期延续下来的旧有科举家族38个:福州、兴化二府各16个,漳州、邵武二府各2个,泉州、建宁二府各1个,汀州、延平及福宁皆无。明后期新增科举家族236个,各府、州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泉州99个、福州43个、漳州42个、兴化37个、建宁7个,汀州、延平各3个,邵武、福宁各1个。此外,明中期延续下来的旧有科举家族90个:兴化府最多,32个;福州府次之,30个;泉州府19个,漳州府6个,建宁、汀州、福宁各1个,延平、邵武二府皆无。

二、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特点及成因

以上大致呈现了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变化。在此,笔者结合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具体情况,试总结其分布特点,并探讨其成因。

(一)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出现的时间早明朝于洪武三年(1370)首开科举,四年殿试;洪武四、五年连开乡试,但洪武六年起暂停科举,至十七年才重开科举。据笔者考证,早在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之时,福建省就出现了第一个科举家族———福州府连江县陈执中家族。陈执中本人于明代首次乡试———洪武三年考中举人,次年成进士;其子陈奂于重开科举的首科乡试———洪武十七年考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此后,福州府长乐县陈洵仁、陈湜兄弟于洪武十七年同中举人,陈洵仁于次年成进士,亦成一科举家族;福州府闽县郑贞仲于洪武四年考中进士,其子郑琮于洪武二十三年考中举人,又成另一科举家族。上述明代福建最早的三个科举家族,都出现于明朝开科取士之后的数年内,这与宋代以来福建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深厚的科举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宋代福建的科举就已经十分发达,据统计,两宋福建路共考出进士7144名,占两宋进士总数(28933名)近四分之一,较第二名的两浙东路多出2286名,其进士数以绝对优势领先全国〔2〕。更重要的是,科举功名的家族性聚集现象在宋代也十分突出,宋代方志还专门列有“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父子一榜,昆季同年”,“凤穴诸郎,龙门群倩”等条目,以载其风采〔3〕。因此,虽然元代福建科举有下降之势,但实力犹存,在明初洪武、永乐时期就考出了395名进士,仅次于江西(658名)、浙江(530名),位列全国第三,比位列其后的湖广(191名)多出一倍还多〔4〕。显然,明代福建科举家族起步如此之早,正是受益于宋以来深厚的科举文化传统及积淀。

(二)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明显不均衡如上所述,早在洪武十七年福建就出现了首个科举家族,但整体而言,明前朝的科举家族数量不多,仅86个,约占科举家族总数(657个)的13.1%;中期科举家族迅速增长,新增科举家族335个,约占总数的51%;后期数量较中期虽有所减少,新增科举家族236个,但仍大大超过前期,约占总数的35.9%(详见表1)。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首先,不同时段所取的举人数量多少不一。如前所述,明代前、中、后期各有30次乡试,但取士人数却有所不同:前期取中福建举人2438名,中期举人2777名,后期举人3015名。前期举人数分别较中期、后期少339名、577名,这无疑是其科举家族少于中、后期的客观因素之一;而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的不断调整淤又是导致各时期取士人数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明代的举人、进士皆为终身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举人、进士的累积规模不断增大,时间越靠后,举人、进士基数越大,出现科举家族的概率也就越大,因而明中、后期科举家族远远多于前期。其次,经济、文化及家族制度的发展水平,是影响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如上所述,明代不同时期福建科举家族的数量与各时期所取的举人数及累积规模有很大关联。但是,从举人数量来看,明中、后期仅分别较前期增加13.9%、23.7%,而新增科举家族数却分别较前期增长了2.9倍、1.7倍(详见表2),举人的增长幅度远不如科举家族的增长幅度。可见,举人规模的变化并非科举家族时间分布不均衡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较其他省份发达,为教育的发展、科举竞争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科举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为明中、后期的科举家族数量远多于前期。与此同时,地处中国东南边陲的福建,多山少地,其家族文化自宋以来就特别突出。入明以后,福建的家族制度继续发展,在嘉靖“大礼议”后,民间的家族组织更为普及、发达,稍有规模的家族大多会设立族学,还有不少设有专门用于奖助学业的书灯田等〔5〕。那些早先获得科举功名的家族,经过数代的经营,往往累积了丰厚的财富;再加上拥有家学传统、良好的教育等,使得他们在科举竞争中更易胜出。因此,明中、后期科举家族数量大大超过前期也就不难理解了。再次,社会稳定与否也是影响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由表1、2皆可看出,明后期的福建科举家族不仅没有多于中期,其新增科举家族数及科举家族总数反倒分别较中期少了99个和52个。显然,除上述两个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科举家族的产生与赓续。笔者以为,明代后期科举家族数量的减少,与福建历来科举实力最为强大的莆田县在明后期科举竞争力的骤然下降密切相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嘉靖以来日渐严重的倭乱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当数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不仅攻陷兴化府城,还残酷地屠杀百姓,致四万余人丧生淤。尽管半年后倭乱平定,但是莆田县元气大伤,直到江苏太仓人王世懋任福建提学副使时的万历十二、十三年间,仍未恢复元气,故王氏在亲历莆田后大发感慨:“(莆田)弘、正之间,人才甲于八郡,实钟斯美。嘉靖末,城破于倭,黄石巨家,煨烬砂砾,迄今未能尽复。士多糊口四方,人才从此衰焉。二十年后休养生息,当还旧观矣。”〔6〕事实上,兴化府的科举事业此后再也没能恢复以往的辉煌,如开科次数较嘉靖间多一次的万历年间,所取的举人数(231名)却反倒较嘉靖间(351名)少了120名;新增科举家族(22个)甚至还不到嘉靖间(48个)的一半。倭乱对莆田县科举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再次说明社会稳定是家族传承的基本保障,对科举家族来说更是如此。

(三)明代福建各府、州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差异显著由表3可见,福州府科举家族出现的时间最早,洪武年间就出现了3个科举家族,即上文提及的连江县陈执中家族、长乐县陈洵仁家族、闽县郑贞仲家族,其余各府、州洪武间皆无科举家族。福宁州科举家族出现的时间仅次于福州府,永乐间即出现2个家族:永乐元年的吴廷进、吴同兄弟科举家族,永乐十五年的林保童、林尹父子科举家族。兴化府科举家族的出现时间稍晚于福宁州,即永乐六年的莆田县林洪家族,永乐间还有另外2个家族:永乐十三年的林长懋、林遒节兄弟科举家族,永乐十五年的顾本德、顾童科举家族。此外,汀州、延平于宣德间出现首个科举家族;泉州、漳州、邵武3府则至正统间才出现科举家族;建宁府最迟,至景泰四年才出现首个科举家族———建安县杨荣家族。由表3可知,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建宁、延平、邵武七府的科举家族都集中于明中、后期,而邵武府、福宁州的科举家族则集中于明前期。如邵武府仅有的4个科举家族中,有3个出现于明前期,占到总数75%;福宁州仅有的7个新科举家族中,有3个出现在明前期,占到总数42.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省科举家族最多的万历朝,此二府甚至连一个科举家族都没有。事实上,即便是上述福州等七个府,具体情况也都各不相同。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5府的科举家族数在明中期的嘉靖朝达到最高峰后陡然下降;泉州、漳州起步晚,但是自成化之后,科举家族呈直线上升之势,并于明后期的万历间达到最高峰。相比之下,建宁、延平、汀州3府的时间分布较均衡。上述各府、州科举家族时间分布差异的成因,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能到各府、州自身去找寻。笔者认为,明代福建各府、州不同的开发历程是影响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的关键因素。明代是福建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由北至南、由沿海到山区,都先后得到全面且深度的开发。为此,明廷不得不先后13次调整福建的行政建置〔7〕。当然,各府、州的发展各有特点,大体可分成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经济发展基础深厚均衡且在明代前、中期仍保持优势,但后期发展相对放缓的地区,如福州、兴化二府。此二府所辖县级建置在唐五代已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最迟出现的福州府怀安县也早在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六年(981)就已设立〔8〕。宋元近400年间,福州、兴化二府已经得到较全面的开发。尤其南宋以来,福建的经济、文化重心由闽北转移至福州,造就了南宋福州科举的发达。据统计,南宋福州的进士人数占到同期福建进士总数(4471名)的44.8%;兴化府面积虽小,但毗邻福州,也占到南宋进士总数的12.5%,仅次于福州、泉州淤,科举文化积淀也相当深厚。入明之后,此二府的科举优势益彰,尤其福州府,在明初洪武、永乐二朝的乡试中以517名举人的佳绩摘得全省桂冠,占到同期全省举人总数(1466)的35.3%于,这正是明代福建最早的三个科举家族皆出于福州府的最重要原因。此外,永乐朝仅有的15个科举家族中,福州府占10个,兴化府占3个,另外2个则出现于当时仍属福州府管辖的宁德县(见表3),这也充分说明了宋以来科举文化的深厚积淀滋养了福、兴二府的科举家族。不过,在长达276年的明朝历史中,福州、兴化二府不仅没有再增设新的县份,反倒时有裁撤盂。换言之,明代福、兴二府在明前期就拥有强大的实力,相对的,其纵深发展潜力有限,故到了明晚期发展反而不如泉、漳二府快。相应的,福、兴二府科举成绩在明初领先全省诸府、州,并于明中期发展到高峰,此后则急剧下降,科举家族数量也随之陡然下降,且降幅相当大。以嘉靖、万历为例,二朝各举行乡试分别为15次、16次,但福州府万历朝新增科举家族仅为30个,比嘉靖朝(58个)下降了48%,兴化府万历朝新增科举家族为21个,也比嘉靖朝(45个)下降了53%。二是明初经济发展受阻且区域发展不均衡,明中后期则全面发展以致后来居上的地区,如泉州、漳州二府。南宋以后泉州港在海内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其经济上的优势,并带动邻近的漳州龙溪、漳浦等沿海县份的发展。与此相应,二府在南宋的进士数较北宋成倍增长〔9〕。但是,明初厉行海禁,大大阻碍了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经济发展的泉、漳二府,故二府虽能勉强保有中等发展水平,但与福州、兴化二府差距益著;山区更是没能得到应有的开发。因此,明前期泉州府仅有1个科举家族,而且还迟至正统六年才出现;漳州府前期科举家族虽较泉州府多出3个,但最早的家族也是正统元年才出现的。二府科举到明中期开始有起色,其因在于成化、弘治之间,沿海民众为求生计不得不违禁下海,商品经济有所复苏;正德、嘉靖间私人海上贸易日渐繁盛,海禁在泉、漳二地已成具文。总之,明中期以来福建沿海地区,尤其是泉、漳二府海上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并带动山区县份的发展,最突出的是漳州府于成化至嘉靖间陆续增设了漳平、平和、诏安、海澄、宁洋5府,占明代漳州府所辖县数(10个)的一半,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少见;其中的漳平、平和、宁洋皆为山区。隆庆元年(1567),朝廷又下令开放漳州府月港作为全国唯一允许国人到海外贸易的合法港口,彻底催发了漳、泉二府的发展潜力。与此相应的是,明代泉州、漳州二府的举人、进士数量不断直线上升,科举家族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其中,泉州府科举家族数量于隆庆间首次超过兴化府,登上全省榜首;漳州府则首次与福州府持平。最突出的是万历间,泉州、漳州分别新增66个、28个科举家族,分别较嘉靖间增长1.4倍、1.6倍。三是经济虽有发展但较为缓慢的地区,如闽北的建宁、延平,闽西北的邵武,闽东的福宁,闽西的汀州等。在明代福建大发展的潮流中,这些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如除邵武府外,其余四府、州皆有新置县份:延平府增设永安、大田二县,建宁府增设寿宁县,汀州府增设归化、永定二县,福宁县升为福宁州。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其发展空间并不大,速度更是远远不及福、兴、漳、泉,在科举竞争中自然也只能处于劣势,甚至有倒退之势,最突出如邵武府在明前期还出现了3个科举家族,分别是正统七年泰宁县的邹安家族、景泰二年邵武县的谢燫家族、天顺八年建宁县的余隆家族,而在此后整个明中期近百年的时间,再没有新增科举家族,仅有前期延续下来的2个旧家族;明后期也只有嘉靖三十四年形成的邵武县何廷钰、何廷锦科举家族。综上所述,明代福建各府、州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与各自在明代的开发历程大体吻合。可见,影响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的关键正是各府、州在明代不同时段综合实力的变化。最典型者如福、兴二府与泉、漳二府,这两类地区的科举家族在明中、后期的分布呈现出相反的态势,正是源于各自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不同特点。此外,明代不同时期福建新增科举家族占科举家族总数的比重呈递减趋势。明中期福建先后有373个科举家族,其中新增科举家族335个,占同期科举家族总数的89.8%;后期先后有科举家族326个,其中新增236个,占同期总数的72.4%。换言之,明中期的科举家族中,仅10.2%的家族为前期旧有家族的延续,明后期科举家族中,有27.6%为前期、中期的延续,明后期旧有科举家族所占比重较中期相应比重多出17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中、后期社会的日益安定,再加上旧有科举家族在学术积累、家学渊源与财富积累上的优势,为他们保持科举优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后起的士子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在科举中胜出,要培育出新的科举家族也就更加困难了。

三、余论

科举家族作为科举制度运作的产物,其时间分布必然受制度变化的影响,如开科次数、取士人数皆为制度规定;同时还受举人、进士累积规模随时间推移而自然增长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此外,社会秩序稳定与否,也直接影响科举家族的生存与赓续。不过,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不同时期各地科举实力的变动,这一点从福建全省科举家族,以及各府、州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印证。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是,明后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否削减了人们狂热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情?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明中后期漳、泉二府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举人、进士数及科举家族随之迅速增长,并于嘉靖、隆庆之际超越了福州、兴化二府。这一事实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强了泉、漳二府的科举竞争力,其科举家族数量也大幅增加,足见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未削减人们对科举功名的追求,反而为人们的科举成功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当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业儒之外更多的谋生手段,明代福建也有不少士子放弃儒业、投身商业的案例。但是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相当单一,读书、考科举是毋庸置疑的首选,尤其是那些已经拥有科举功名的家族,更不会轻易放弃考科举事业。应该说,明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许是极少数士子放弃举业、投身商海的原因之一,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士子而言并非如此。此外,通过以上对明代福建科举家族时间分布的探讨,我们能隐约感受到科举制度给明代福建带来的社会流动速度在不同时段的大致变化:明前、中期社会流动相当频繁,到了后期则有趋缓之势。不过,如上所述,即便在被普遍认为社会流动缓慢的明后期,新增科举家族依然占到总数的70%以上。可见,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并非凝固不变,相反,它们是流动的,其中的大部分家族不断被淘汰,新的家族不断出现。因此,明代福建科举家族虽然数量不少,但是分散于明代200多年的历史中,不仅没有阻碍福建的社会流动,反而对福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者:蔡惠茹 单位: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

辽宁大学学报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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