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业的侵权治理机制探析范文

《珞珈史苑》2016年第0期

【摘要】两宋时期，图书出版业呈现出一番繁荣景象，但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不法之举”日益猖獗。这种情况下，宋廷以维护专制统治为主导，加强对图书出版传播领域侵权行为的防控，并调动各种力量、运用各种手段设置层层的政治门槛，将预审、追查与信息反馈制度并行，奖励检举与惩罚违规手段并用，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图书出版治理机制。

【关键词】宋代；图书出版业；侵权；治理机制

在中国出版史上，宋代是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自唐代以降，印刷术、造纸工艺的改进及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宋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同时，大量的翻刻、盗印、窜改等现象呈现，引起一些具有维权意识的人士警惕，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1](31)尽管如此，仍无法阻止人为追逐利益的侵权行为。一般来说，这种行为只要不威胁专制统治，均不会遭到控制，更能得到统治者的变相鼓励。因此，笔者拟以宋代图书出版业为切入点，探讨在专制体制下，图书出版行业内的侵权现象及其防范风险的机制。

一、宋代图书出版业内的侵权现象

在赵宋王朝的“儒术治国”背景下，从国子监到地方机构均参与图书出版的活动，形成了“刻书以便士人之购求，藏书以便学徒之借读”的社会风气。[1](168)尽管宋代图书出版业呈现出繁荣景象，但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发展是一种无序的发展，充斥着日益猖獗的图书出版侵权行为。

1.书商私自出版、销售名人的作品

一般情况下，书商颇重视市场行情，往往直接刊印某些名家墨宝并私自出售。尤其名家作品传出后，往往引发“洛阳纸贵”的商机。元祐初年，宰相司马光去世后，京城民众罢市吊唁。遂有人抓住商机，雕印司马光像出售，“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2]显然，名人作品深受追捧，直接成为书商的利润增长点。又如僧人祕演邀请欧阳修为其好友撰写墓志铭。事后，欧氏发现书商盗卖此文，便责问祕演卖价低了。祕演辩解道：“公难道不记得高中省元时，人们竞相摹仿新赋，叫卖于通衢，复更名呼曰：‘两文来买欧阳某省元赋。’当今一碑文五百，价格已多矣。”[3]这些书商为追逐利益，往往忽视翻印作品的质量，引起士大夫的不满。李觏发现其《退居类稿》被盗版后气愤道：“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4]苏轼亦批评这些唯利是图的书商不考虑刊印的图书质量问题，“今所示者，不惟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5]这种情况下，士大夫既表达了维权艰难的诉求，又被迫接受书商侵权的事实。

2.以张冠李戴的拼凑方式

出版图书为逃脱法律制裁或诱骗读者购书，书商不惜以改题署名的方式出版图书，“诸州民间书坊收拾诡僻之辞，托名前辈，辄自刊行”。(6)(6571)绍兴十五年（1145），两浙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司马伋指出：“建州近日刊行《司马温公记闻》，其间颇关前朝政事。窃缘曾祖光平日论著，即无上件文字，妄借名字，售其私说。”(6)(6518)与那些赤裸裸的盗版行为相比，有些书商假借名人招牌，扩大销量的做法，就更加恶劣了。某书商利用宰相周必大号“省斋”的漏洞，将其名字署在廖行之《省斋集》上出版，获取丰厚利润。廖氏之子指出书商盗借周氏字号的缘故：“窃惟益公亦尝名斋以‘省’，岂书市之不审耶？抑故托之以售其书耶？又岂料刊之家塾，而不可紊如是乎!”[7]可见，书商为谋取利润，往往不择手段地进行图书出版活动。

3.翻印往年科举试题或制作

科场剽窃工具书根据宋代出版刑律，书坊翻印科场试题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再交纳使用费。然而，有些书坊为减少环节控制，经常翻印科场书籍或制作剽窃工具书，如“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四方传习，率携以入棘闱，以眩有司，谓之怀挟”。[8]“怀挟”书即科场剽窃工具书，为当时书商出版的利润增长点。国子博士杨璘言：“今书坊自经子史集事类州县所试程文专刊小板，名曰夹袋册，士子高价竞售，专为怀挟之具，则书不必读矣。”(6)(6550)诚如宋人黄潜善所言：“学者比年以来，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这种情况下，书商们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往往忽视翻印的试题质量，影响了科举选拔人才的正常运行。福建麻沙书坊刊印私试都魁郭明卿等人文章出售。其实“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试即不曾中选，亦不曾鲁有前项问目。及将程文披阅，多是撰造怪辟虚浮之语，又妄作祭酒以下批凿”。(6)(2796)从上述看，尽管宋代图书出版领域内出现了种种侵权行为，但人们对此评价可谓不同。淳熙十四年八月，洪迈从宋孝宗口中得知其《容斋随笔》被书商盗卖，却被认为是“书生遭遇，可谓至荣”。[9]但对学人来说，他们的维权行为不只为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维护其学术声誉与作品纯洁。

二、出版传播领域侵权的政治禁区

帝制时代，任何图书出版均要服从专制统治的需要，绝不允许有挑战皇权权威的行为出现。如果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威胁到皇权，统治集团就调动各种力量、运用各种手段来对付那些出版、传播图书的行为。因此，宋廷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集中力量在图书出版、传播领域设置了层层禁区，并指导、规范其活动。

1.私自出版历法、国史、刑律等书籍

宋廷禁止民间印刷日历、本朝历史等书籍。但在利益驱动下，有些官员铤而走险将违禁的刑律书籍改头换面进行出版。庆历年间，知仁和县、太子中舍翟昭应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板印卖”。宣和三年，林虙建议朝廷禁止书商私自出版史书。新差权知随州赵彦卫指出：“近来忽见有本朝《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通略》《丁未录》与《夫语录》、家传，品目类多，镂板盛行于世。”(6)(6514)

2.涉及政治、军事机密书籍的出版

宋廷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严防将涉密的政治军事等书籍输入敌国境内。澶渊之盟后，宋辽交往不断，“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于是，宋廷下令出版图书之前须经审核环节。康定元年五月二日，朝廷“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板鬻卖，流布于外”，(6)(6539)这也反映了宋代图书出版领域的重要特征。

3.刊印“党人”的书籍

宋代的政争、党争残酷激烈，各方相互攻讦，时常刻印书籍，流布天下。当一派执政后，就大力压制另一派，禁止其言论书籍刻印、传播。尤其是北宋中后期的新旧党争，逐渐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许多党人的书籍遭到禁毁。崇宁二年（1103）四月，新党执政的朝廷焚毁元祐党人书籍。宣和五年（1123）七月十三日，宋廷针对书商私自雕印元祐党人苏轼、司马光文集等现象，做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著为令”的处罚规定。(6)(6561)更为严厉的是在南宋奸臣秦桧当道时期，“党禁”更为残酷，“将近世名公文集，尽行毁版，不问是非，玉石俱焚，真伪两失”。[10]

4.官员奏议、章疏及科场试题的出版

一般来说，官方涉密文件往往有利可图，故常被逐利的书商所刊印传播，致使朝廷对此日益重视。政和四年六月，臣僚指出：“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露。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6)(6503)绍熙四年十月，有人发现“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6)(6507)于是，官方禁止书坊出售书籍。

5.谋反或妖言惑众图书的出版

由于传统社会长期处于愚昧状态，这为某些异端邪说成为谋反者的工具提供了可乘之机，故而宋廷严禁有关妖言惑众的图书出版。政和四年八月，朝廷下诏：“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蛊惑致此……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6)(6519)崇宁三年四月，朝廷根据“廉州张寿之缴到无图之辈撰造《佛说末刦经》，言涉讹妄，意要惑众”的情况，“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闻奏”。(6)(6517)综上所述，宋廷通过毁板与打击贩卖两种手段，设置了图书出版传播领域的禁区。其实，图书出版、传播禁区的核心就是维护宋代专制统治，凡涉及军国政事、社会风化等重大选题，皆予严密控制。

三、图书出版治理机制宋代所谓版权保护观念

主要围绕维护专制统治而展开，故未形成显著的版权观念及其较完善的版权保护法。也可以说，宋廷所采取的强化图书出版控制相关举措，仅仅囿于宋代特殊的政治框架内，构建了一套以维护专制统治为主导的图书出版机制。

1.制订与完善图书出版的预审、追查制度

为防患于未然，宋廷制订了严密的图书出版预审制度，监控各地的图书出版行情。天圣五年，朝廷颁布诏令：“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6)(2796)绍熙四年（1193）六月，朝廷对预审制度做出详细解释：“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6)(6551)嘉泰二年七月，朝廷规定书坊，凡涉及“干国体及边机军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详，如委是，不许私下雕印”。(6)(6561)从上述可知，宋廷针对有潜在破坏性的图书出版，颁布条例、诏令约束书商的违法行为，促进了图书出版业的合理性、规范性发展。尽管宋廷建立了一套图书预审制度，仍有不少违禁图书的出版行为。为此，宋廷加强了图书出版的追查力度。大中祥符二年七月，驸马都尉柴宗庆刊印《登庸集》中涉及不少僭越词语。有官员认为除《登庸集》“乞毁印板，免致流传”外，还应“诏宗庆悉收众本，不得流传”。(6)(6506)可见，宋廷将整个出版业置于其层层防控之下，“仰大司成专一管勾，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官属正、录、博士、书库官分定工程，责以岁月，删改校正，疾速剜补，内大段损缺者，重别雕造，仍于每集版末注入今来校勘官职位、姓名，候一切了毕，印造一监，令尚书礼部复行抽摘点检，具有无差舛，保经费闻奏”。从客观讲，宋廷实行层层把关控制图书出版的举措，无论从质量还是内容上，均对图书出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2.制定奖赏的政策，调动检举违禁图书出版的积极性

宋代的图书出版有关刑律中，记载了不少鼓励检举违禁图书出版的条例。至和二年，欧阳修认为不经朝廷有关部门预审的书籍，不得印卖。否则“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二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11]政和四年，朝廷悬赏检举元祐党人图书。庆元年间，朝廷颁布系列的检举诏令、条例，如“诸色人告获私雕时政、边机文书，钱伍拾贯；御书、本朝《会要》《国史》《实录》者，钱一百贯；告获私雕或盗印《律》《勅》《令》《格》《式》《刑统》《续降条制》《历日》者：盗印，钱伍拾贯；私雕印，钱一百贯”。[12]这种情况下，有书商在书籍里刊印朝廷禁止翻刻的公告，如“陈告追究，毁板施行”。可以说，宋廷通过查阅审勘与检举通告结合，建立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信息交汇机制。

3.鼓励出版钳制民众思想的图书，维护专制统治的教化功能

赵宋开国伊始，太祖、太宗等帝王致力于重建专制统治的秩序，推行“重文抑武”等政策。因此，宋统治者把图书出版视为一种钳制民众思想的治国手段。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国子祭酒蒋存诚等言：“窃见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南华真经》未蒙颁降，见系学生诵习及学谕讲说，乞许行雕印，颁之学校。”(6)(2983)为推行政治教化，司马光建议朝廷刊印《荀子》《扬子法言》两书，实现“张大正术，使后世学者坦知去从”目的。[13]又如，绍兴十三年，因江西有位老师给儿童使用教材不符合儒家精神要求，“委监司、守令如有非僻之书，严行禁止。诏令本路提刑司缴纳，礼部看详取旨”。(6)(2590)可见，如若宋廷不能及时控制潜在的有违社会风化的图书出版，这些图书就有可能成为危害专制统治的重要因素。

结语

尽管宋廷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对图书出版、传播领域的控制时松时紧，但为维护专制统治，集中力量设置了层层门槛，将预审、追查与信息反馈制度并行，奖励检举与惩罚违禁并用，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图书出版防控机制。尽管这一机制还存在种种问题，但对宋廷维护专制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有所帮助。

作者：刘大明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