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请求学农的批评范文

《孔子学院》2017年第5期 

【摘要】《论语》中记载的樊迟因为请求学农而受到孔子批评的故事古往今来一直耐人寻味。探究孔子批评樊迟的原因并做出客观评价，对于发掘儒家人格目标和价值追求的思想财富具有积极意义。孔子批评樊迟的原因主要包括重义轻利的倾向、求贱弃贵的嫌疑、违背中庸的错误和舍本逐末等四个方面问题。这种批评有重视道德意识和人文精神的优点，但也有轻视改造自然和个性发展的不足。今人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从中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孔子；樊迟；批评；原因；评价

《论语•子路》中记载了孔子的弟子樊迟向老师请求学种粮食和白菜，却遭到孔子的拒绝并被批评为小人的故事，它也是《论语》里流传最广，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孔子与其弟子间的故事之一。古往今来，孔子对樊迟的批评曾被视为志当存高远的生动诠释，也曾被看作是轻蔑劳动者的反面教材。探究孔子批评樊迟的原因并对这种批评做出客观的评价，对于后人全面看待孔子乃至儒家的人格目标和价值追求，从而吸取其中的精华并摒弃其中的糟粕，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原因

樊迟是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中的重要人物，《论语》中他曾数次向孔子问“仁”和“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1]和“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著名观点都曾出现在他对樊迟的回答中。[2]然而当樊迟请教如何种地时，他却受到了批评。具体来讲，孔子批评樊迟学农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樊迟有重利轻义的倾向。孔子斥责樊迟是“小人”，那么“君子”和“小人”有何区别？至少在他的思想中，首要的一定是道德水准的高下，一定是义利观的对立。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担忧的不是物质利益的增加，而是道德水平的提升，不是个人的贫富安危，而是大道的兴衰行废。仁德甚至是高于生命的，当二者产生冲突之时，君子理当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来捍卫仁德。在论语中，孔子反复强调君子和小人在义利之选择上的尖锐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3]“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4]即使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5]“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评价中没有明确提出他们各自以何为好，[6]但君子之所以能和睦相处而又坚持原则而小人不能，仍是因为在其心目中道义的标尺始终如一而小人却只计较个人之得失。

以孔子之见，君子从不违背道义，即使是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也坚定不移，“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仍然“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颜回便是典范。[7]农业生产活动是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息息相关的，是可以直接满足穿衣吃饭这样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的，人出于满足物质需求而从事农业生产，而人的功利欲望也很可能在农业生产中被进一步激发。樊迟不同老师探讨道德修养或者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而是想要请教农业技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还不能充分做到“义以为上”（《论语•阳货》），[8]他就重义轻利而言功夫还不到家。“学稼”、“学圃”或许没有“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那么不可容忍，[9]但毕竟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看到的是樊迟在守卫道德底线，[10]追求道德目标的过程中有所动摇的意志，这位严师也因此而批评了他的学生。第二，樊迟有求贱弃贵的嫌疑。这里的“贱”与“贵”是就“礼”的体系中的社会地位而言。孔子大力弘扬“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在道德水平和人格层次上的意义，但他的本意并非将这方面的意义和它们原初的地位高下和身份贵贱上的涵义完全割裂开来，而是要求将前者作为后者的支撑和依据。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的权威，热切渴望把按照周礼的规定已经混乱和颠倒的名分重新修正过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关键就是让社会的统治者和权力的掌控者拥有道德，由此他甚至把政治的实质就视作为政者崇高的道德水准，“政者，正也”（《论语•颜渊》），[11]“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论语•子路》）。[12]

培养一批既有高尚的德行又有高贵的地位的君子来对政局和社会施加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既是孔子的教育宗旨，又是孔子的政治目标，为此他本人也是率先垂范，即使屡受挫折，依旧矢志不移。为了使自己这块美玉能遇到一位识货的买主从而卖出一个满意的价钱，孔子甚至曾想接受叛乱者的聘请，在他看来真正精神高洁的君子是不会被污染的，倘若可以将自己的德行推广开来，反而可以使肮脏的政治环境得到净化，这也正符合“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的道理。[13]巧合的是，孔子在樊迟问仁时还向他直接传授这一道理。虽然农业生产活动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农业生产者古时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下的，“古凡习稼事者皆称小人”，[14]身为孔门弟子，樊迟不专心于思考如何从政为官，不专心于寻找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不专心于谋求与君子的道德水平相符合的高贵体面的社会地位，却想要学习身份卑微的粮农和菜农最为精通的事情，这当然是与孔子的教育宗旨南辕北辙的。既然如此，樊迟受到孔子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第三，樊迟有违反中庸的错误。孔子果真认识不到农业生产活动对社会的意义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回应子贡问政时，他明确将“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作为治理好一个国家需要满足的条件，[15]尽管不是最为重要的条件，但位居次席也足见孔子对于粮食充足的重视，“足食”和“民信”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两立的，而充足的粮食当然要从农业生产中来。孔子本人也曾担任过负责畜牧业的小吏，并在此期间使牲畜兴旺繁殖。[16]由此可见，孔子所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农业生产活动本身。

“仁”、“礼”和“中庸”都是孔子的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其中“中庸”是孔子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他曾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17]明确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思想的核心精神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遵循合理而适当的尺度，既避免超过，又避免不及，没有偏向，不走极端。仁是礼的内在要求，礼是仁的外在规范。没有仁的内在要求，礼会流于形式，没有礼的外在规范，仁会失去保证。要想让仁和礼都实现理想的效果，二者不可偏废，而中庸之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便是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中庸原则来审视樊迟，一位君子如果既可以在“礼”的规定下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又可以承担起“仁”的使命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无疑是合格的，但如果他置“礼”所规定的位置于不顾，亲自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则是不合乎中庸之道的。由此可见，孔子反对的主要是樊迟违背中庸之道的行事方法，他认为君子在自己的官位上推行德治，才是真正明智和可取的。第四，樊迟有舍本逐末的问题。既要有合乎“仁”的德行，又要有合乎“礼”的位置，还要有合乎“中庸”的方法，那么最终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对此孔子表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19]君子的视野绝不局限于一城一池的范围，君子的任务也绝不束缚于一时一事的解决。

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仁义衰落，天命不彰，需要君子英勇无畏，力挽狂澜。君子的根本使命就是让仁义之道弘扬于天下，为了担负起这一神圣的使命，君子必须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自觉修炼与之相适应的能力，惟其如此，他们才真正“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20]子贡是孔子最为出色的学生之一，但在孔子看来他充其量只是一个祭祀用的胡琏，只是一个比较贵重的“器”，[21]而“君子”是“不器”（《论语•为政》）的，[22]由此可见对于君子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他有着多么高的要求。学种地当然也有其价值，可它与孔子的要求相比显然还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只是一个细枝末节而已。对于樊迟舍本逐末，志向不足的问题，后世的评论者也是多有批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用杨时的评论说“樊迟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词而辟之可也”，还说孔子之所以在拒绝了他之后还把道理明确地讲出来，是因为怕他真的去找老农和老圃，如此“则其失愈远矣”；[23]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亦评价道：“若士之为学，则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当志于大人之事，而行义达道，以礼义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向化而至，安用此学稼圃之事，徒洁身而废义哉！”[24]本末倒置，胸无远志也是孔子批评樊迟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樊迟请求学习种地存在重义轻利、求贱弃贵、违背中庸、舍本逐末等问题或者说是苗头，不管从“仁”的精神还是“礼”的规定，从个人修养还是社会理想来讲，都与孔子的要求南辕北辙，他正是因此而受到了孔子的批评。

二、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评价

1、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积极影响

明确了孔子批评樊迟的具体原因之后，便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批评的问题。从积极的作用来看，首先，这种批评具有道德意识的提升意义。能够生存是人从事实践，创造历史的基本前提，以生存为核心的功利性需求便成为人的第一需求，但人不只有功利性需求，人还可以超越功利性需求而产生更高的其他层面的需求，包括道德需求。由于个人具体情况的差异，不同的人突破功利型需求的限制而具有道德意识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这其中最值得尊重和敬佩的就是基本的功利性需求尚未得到保证却仍然毫不动摇地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的人。即使达到了某一更高的道德水平，也绝不是一劳永逸的，要想守住这一弥足珍贵的成果，还必须与固有的功利欲望展开激烈而长久的斗争。古往今来，真正的“君子儒”能够热情高扬“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的大学之道，[25]能够牢固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语录•语录中》）的远大理想，[26]能够时刻具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的省察意识，[27]没有对功利需求的超越和与功利欲望的斗争，都是不可想象的。孔子批评樊迟，就是希望他在对功利需求的超越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功利欲望的斗争中保持坚定的信念，在道德品格历练的征程中保持高昂的斗志。从人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强调道德意识的儒家当然有其局限，但无可否认的是，强调道德意识也是儒家思想成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的重要原因。

鼓吹功利欲望的思想虽有可取之处，但其终究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薪火相传的精神传统的主流，就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形成来讲，圣人倡导道义至上无疑是功不可没的。其次，这种批评具有人文精神的弘扬意义。孔子主要是出于对道德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而批评樊迟的，而之所以重视道德不仅是为了把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也是为了在人与低等动物之间划出界限。人要想获得真正属于人的自由，首先要自觉其为人，之所以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一场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非凡地位的思想解放运动，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的价值在其中得到了空前的凸显，而先秦诸子实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把人从宗教神学下解放出来，另一种就是把人从低等生命中拔升出来。而在儒家那里，把人从低等生命中拔升出来的基本依据就是人向善的趋向，就是人的道德自觉。孔子指出，与犬马相比，人的孝道不在于能养父母，而在于在养父母的同时还能产生对父母的敬意，这就明确把道德视为人与动物相异的本性，这一观点也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并不断强化。道德不是人与动物区别的全部，也不是人与动物根本意义上的不同，但因为道德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又是人能动地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评价的结果，所以它仍是人超越于动物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动物是无所谓事实与价值，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的，无论就身份之贵贱还是道德之高下，小人也绝不等同于动物，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也绝不等同于人与低等动物的差别，但人的本质终究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君子的人格比小人更加完善。孔子要求樊迟在“成人”的漫漫征途上更上一层楼，对于人的自觉和进一步发展来说，也无疑可以提供强劲的推动力。

2、孔子批评樊迟请求学农的消极影响

从消极的作用来看，第一，这种批评轻视了改造自然的意义。孔子批评樊迟“学稼”、“学圃”是否一定意味着孔子轻视农业生产和劳动人民，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在孔子乃至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中修身和治国的分量重于务农应该没有明显的疑问。从儒家所描绘的君子理应致力于的宏伟蓝图来看，务农的确不值得投入大量的热情和精力，可如果换一个角度，结论就未必如此了。从事农业生产属于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改造自然是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的必要途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一切更高层次的实践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生产力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力的实质就是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与西方传统哲学更多地以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为宗旨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面向人和社会自身的，它本质上不是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特色的哲学，而是价值哲学。[28]这一特点使我们荣耀地成为了一个重人文精神，重道德修养，重价值追求的民族，但也让我们遗憾地成为了一个轻规律掌握，轻技术进步，轻真理探索的民族，而中国传统哲学经验领域与超验领域密切结合，不善区分的思维方式也妨碍了我们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务农乃至改造自然的重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要追究这种遗憾最早从哪里产生，反对学农的孔子自然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虽然他和后世的儒者都不否认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但在他们那里这种活动更多地还只是一种必经的事实，对其价值的承认带有较强的被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轻视改造自然的意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这种批评禁锢了人的个性的发展。孔子及儒家高度重视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但道德提升和人格完善是否只有“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一种模式，[29]又究竟该如何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在完善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过程中需要遵循共同的原则，守住共同的底线，但人更需要在此前提下努力打造自身的特色，彰显自身的个性，如果特色和个性不能充分发展，自由就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在人向自由迈进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意愿进行独立自主的选择；其次，不管一个人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他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但提升的方式仍必须充分尊重其独立自主的权利，必须严格遵守道德靠人的自觉性来维持和提升的本质规定。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能既保证人的个性的发展，又推动人的道德的进步。以此来审视孔子对樊迟的批评，就第一点来讲，学农并不是一个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害的选择，孔子却表示反对；就第二点来说，即使樊迟的道德境界的确还有待提高，孔子的批评就尊重其独立自主和道德自觉而言也显得有些过激。对于儒学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杨国荣先生曾评论道：“孔子以圣人、君子为普遍的人格模式，似乎未能注意到人格的多样化问题，这种思维取向在理论上与‘克己复礼’（将自我纳入礼所要求的普遍模式）相一致，它或多或少使其人格理论呈现出某种负面意义。”[30]这种负面意义的不断加重，也是儒学后来坠入“以理杀人”（《孟子字义疏证•与某书》）的深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31]

三、结语

科技进步与人文繁荣，个性张扬与道德约束间的矛盾都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十分突出的矛盾，尽管时空有别，但孔子对樊迟的批评仍可以为我们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提供可贵的启示。我们需要继承孔子乃至儒家对人文精神和道德水平的重视，但也要克服他们轻视科技提升和个性发展的不足。相信随着对儒家价值追求和人格目标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可以从中收获到更多的精神财富！

作者：王彦凯 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