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西方记者与形象范文

［摘要］抗战时期，在延安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中，西方记者的报道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梳理大量一手史料认为，抗战的爆发提供了打破国民党对西北红区信息封锁的契机，而延安与西方记者两个方面出自各自的需要达成默契:让外界知晓延安。而延安形象的完整化经历三个阶段:埃德加•斯诺最先揭开了延安的面纱;1937—1939年众多西方记者进入西北采访，丰富了延安形象;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是一次空前规模的采访活动，其中，许多外国记者的重头报道深化了对延安的认识。这些西方记者的采访报道之所以对塑造传播延安形象至关重要，是它有三大传播优势:媒体强势———公信力强;过程强势———多重传播;话语强势———“第三者”立场。

［关键词］西方记者;延安形象;传播

一、机会与默契

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说，无论对于西方记者，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来说，70年前爆发的那场持续八年的全民抗战都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在此前10年间，诸多渴盼真相的西方记者始终无法全面从容地了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一方面新闻信道一直被国民党官方严严地堵塞着;另一方面，残酷屠杀、频频围剿，使信源拥有者———共产党人出于安全等诸多考虑，也在回避采访。但抗战爆发后情形发生了变化:国共隔阂已久的大门因为民族危机而打开一条缝隙。对于西方记者来说，直达信源虽然依旧障碍重重，但难度已有所降低，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1937年再次回到中国西安时所看到的:这时“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至少在名义上被取消了。人们都试图到那边去:不仅有好奇的外国人，还有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学生。”［1］(p.50)对于延安的红色政权来说，已充分意识到舆论的威力，迫切期望西方记者的到来。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毛需要找到人向外界讲述他的故事，以引起各界广大读者包括世界领袖们对他的注意。他需要有人发出嘹亮声音，冲破蒋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声障，并由此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特别是那些可能会把毛视为带来希望的人。”其实，这种信息传播上的默契早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1936年就已显现出来，其典型事件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延安的采访。1936年春，斯诺从北平前往上海，拜访他的中国朋友宋庆龄，希望得到她的帮助前往延安苏区采访，而恰好此时中共中央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去信，请宋庆龄推荐一名西方新闻记者前往延安采访。这一点在斯诺自己的著作中有明确记载:“通过孙逸仙夫人的帮助，我和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他们安排我秘密进入红军控制的西北地区。”［3］(p.4)从红色苏区的态度看，这是一次有计划地向国际社会传播自己信息，营造自己形象的理性行动。这从如下几点可以得到确认。第一，不但主动寻求采访，而且对采访者有明确要求:西方记者;政治倾向适中———既同情、理解红色政权，面孔又不能过于亲共。史沫特莱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一点，几乎与斯诺同时，她也曾向延安苏区提出过采访请求，但因为她是“一个有明显政治倾向和与第三国际有联系的记者，中共中央担心她担任第一个报道陕北红区的任务会影响最终的宣传目的和效果，就没有同意她的请求”［4］(p.191)。第二，经过精心的准备。亲自为斯诺安排具体的采访行程。第三，态度积极。斯诺到达延安时发现街道两边贴满用中文或英文写的标语:“欢迎美国新闻记者访问苏维埃中国!”“欢迎美国同志支援我们的革命!”而且在保安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出迎斯诺的到来。当晚，白天未能出迎斯诺的亲自到他住的地方看他。当然，一直盼望采访延安苏区的斯诺对这次采访更是重视有加，除了准备必要的生活用品，注射传染疫苗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带着关于红色苏区的满脑子“未获解答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他们的妇女真的被共妻吗?”除此之外，张学良的东北军与延安苏区在抗日基点上的理解、契合等使传播的信道得以打通:封锁链条中人为的缝隙使斯诺能够进出延安。以上情况说明，这确是一次采访者与采访对象之间配合自觉、默契的传播。采访者看中的是新闻价值，斯诺在赴延安前曾对自己的夫人海伦•斯诺说:这将是“我一生中在亚洲最大的独家新闻”［5］(p.170)。而被访者则希望通过报道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理解与帮助，因此态度积极:他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和我进行交谈。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4］(p.192)继斯诺之后，在1937—1945年间，不下20名西方记者或单独或集体采访过延安，他们能够成行与“抗战”这个大主题密切相关，同时他们报道的延安合成一个清晰的延安形象，并在受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二、延安形象的完整化过程

抗战时期，西方记者笔下的延安形象经历一个完整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三个阶段构成，每一个阶段又有一个关节点:第一个关节点是1936年6—10月斯诺对延安的采访，揭开了延安形象的面纱;第二阶段为1937—1939年，埃格妮丝•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詹姆斯•贝特兰、A.T斯梯尔、沃特•博斯哈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卡尔曼等记者的采访报道丰富了延安的形象，其关节点是尼姆•威尔斯代表的女性视角，她打开了延安生活的另一侧面;第三阶段是1944年6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有爱泼斯坦、冈瑟•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沃陶、夏南汉、普金科、白修德、贾安娜等人的采访报道，进一步深化了延安的精神风貌，其关节点是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的采访，这是一次群体采访，其中有6位外国记者，他们大都写出有影响的报道，使延安的形象更立体可感。

(一)揭开面纱截止到抗战爆发，准确地说是在1937年10月，斯诺开始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等英文报纸发表采访延安的系列报道之前，延安的形象在中外公众的心目中一直扑朔迷离，因为确切的信息少而又少。在中国待过多年的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费正清对此有过明确论述:1927—1937年，“由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和非法的状态，同时又遭到中华民国政府的重压，所以那些年月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3］(p.1)。因此，除了官方的宣传以外，人们只能根据传说或一鳞半爪的残书断简在大脑中拼凑、想象延安的形象。斯诺的报道，使国际社会看到一个真实、活生生的延安:真诚、朴实中熔铸着智慧的领袖人物，有着小说一样传奇经历的将领，艰难中保持乐观的士兵，和睦融洽的军民关系，还有执着奋进，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其中，写的最传神、最具韵味是延安“苏维埃掌权人物”，斯诺将新闻的静观默察、文学的描写、叙述的急徐有致巧妙地熔铸在一起，使读者看到一个既坚韧质朴，又诗意浪漫的东方领袖: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他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在我看来，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6］(p.61，65)

(二)丰富形象第二阶段西方记者撰写的关于延安的报道呈现出三大特征。1.既有男性视角，也有女性视角，从而扩大了延安形象的广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尼姆•威尔斯的采访报道。尼姆•威尔斯，1907年出生于美国，她的真实姓名是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威尔斯。她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而且对斯诺有关中国的报道偏爱有加。她于1931年来到中国上海。不久便与埃德加•斯诺相识，并很快相爱成婚，后移居北京。1936年斯诺去陕北采访期间，尼姆•威尔斯曾前往西安，试图进入延安，但没有成功。经过精心准备，1937年4月21日，她从北京启程赴西安，冲破重重障碍，于4月30日进入西北苏区，5月抵达延安，直到9月离开，采访时间达4个月之久。1938年完成《续西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内幕》)的写作。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第三部分将聚焦点投射在女性身上，这正是该书的“卖点”所在，似乎是有意补充斯诺报道中对延安女性的着墨不多，威尔斯则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延安的女革命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清新细腻的笔调描画出女性的世界。一是关注女性的命运:四个个性鲜明的女性的觉醒及其与命运的抗争是那个时代革命女性一个类型化的缩影:“蔡畅代表知识阶级，刘群先代表无产阶级，康克清代表农民”，而更另类，更耽于乌托邦式幻想的丁玲则“代表的是进步的作家、艺术家”。在威尔斯的笔下，女性革命者虽然执着、刚强，但她们并不是超拔冷漠、无情无欲的“钢铁战士”，更绝非是狂狷暴烈、杀伐成性的血腥之徒，而是充溢着母性的悲悯之心和仁慈之爱，有着正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延安的“女共产党员的领队”蔡畅，有两位哥哥、一位嫂嫂被杀，一位嫂嫂、一位侄子仍在坐牢，她是蔡家在世而享受自由的唯一的一个人，但威尔斯笔下的蔡畅仍然“举止温柔娴静”:“惨遭敌人杀害的亲密同志数不胜数，她甚至无法一一回想起他们的名字;然而经历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蔡畅并没有变成一个对生死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她痛恨敌人，但无变态心理，我真不懂得她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她还是那样富于人情和感情，像一位慈母那样和善亲切。鲜花在延安是非常珍贵的，她曾几次赠我以花束;这纯粹是出自她待人宽厚体恤的天性”［7］(p.183)。二是关注女性的权益和心理。其中最典型的事件是30名德高望重的革命女性结成的女权联盟，“以她们自身的资历论，都是老革命家，而作为苏维埃社会领导人的亲密伴侣和多年的老战友，她们又在宝座的后面更确切地说是在政治局幕后，执掌着传统的大权，这几位女共产党人并不各自为战，而是一致行事，因此他们的权力就越发有力量了;无论对待大小问题，她们都是志同道合的集体。红军中只有真正有胆略的勇士才敢在大小问题上冒犯这个集体。她们据守着防线内层的又一防线”［7］(p.116)。这些女性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举措是对女性家庭婚姻权力的捍卫。最典型的事件是对一位想抛弃自己妻子的李姓干部进行施压和舆论谴责，因为他“仅仅由于美学上的理由，就提出和妻子离婚”，而妻子曾随他长征，并且刚刚为他生了一个男孩。30位女性一致支持女方，“展开了一场在婚姻问题上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动倾向的斗争”。虽然这位李姓干部最终解除了婚约，但舆论的谴责还是弄得他狼狈不堪，十分孤立。当然，作为一位目光犀利的异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看到延安女性自身的心理压力，她们无法断定主张简化离婚程序以便于离婚的男性“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人人享有民主引起的呢?还是因为从外地来了大批美貌的女大学生?”敏感加上缺少文化上的认同，使这些革命女性把在另一文化背景看来是“现代的”事物当作“不健康的”加以抵制。最鲜明的是对跳舞的抵制。尼姆•威尔斯在她采访延安的另一本书《红尘》(又译《红都延安采访实录》)中对演员吴莉莉的采访透露了这一情况。而一位曾采访过威尔斯的美国学者也在著作中确认史沫特莱因为在延安办跳舞训练班而与“延安的妇女发生冲突”，“这些妇女把史沫特莱看成一个捣乱分子，想败坏延安不成文的关于婚姻关系的法则”。而史沫特莱本人“对此茫然不知”［2］(p.188)。体察入微并以细腻的笔触结构形象，这显现了女性记者独具的眼光和穿透力。

尼姆•威尔斯这样描写第一次出现在她面前的女作家丁玲:在外观上，这个著名作家兼传奇主角般的人物并不是妖艳型的女子。她生得矮，31岁的人，身材自然也不婀娜，但是健康而强壮。她绝不是中国认为“知识分子”的典型，而是西洋各国很普通的康强的知识女子那样一种康健型。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依列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丁玲的有生气的吉普赛人似的圆脸也不漂亮。但她有热烈、发光、聪明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坚实的下巴和天真迷人的微笑。她光亮的男士头发有一卷美妙地随便下垂在一只眼睛那里，她有一种有味的癖习:含羞地说了有些惊人的话，然后侧着头，扬起眉毛，观察对于听众的效果。［7］(pp.238－239)2.从传播手段上来说，既有文字记者的文字报道，又有专业摄影记者的图片报道。第一个访问延安的专业摄影记者是欧洲《新苏黎士报》的沃特•博斯哈德。他46岁这一年，即1938年4月，与美国记者A.T.斯梯尔一起随美国的一支物资运输队到延安采访。博斯哈德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抗战爆发后，他受瑞士《新苏黎士报》、美国《生活》周刊和英国《世界画报》的委托做中国战场的报道。他发表的照片不但数量多，而且有冲击力，尤其是他在中国战场的图片报道，曾使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受到竞争的压力［8］(p.79)。这次延安之行，博斯哈德拍了包括延安领导人在内的大量照片。1938年，专门以刊登图片著称的《生活》第八期空前地用4个页面刊登了他的图片报道。他在说明文中赞美“着蓝制服的红军士兵使日军陷入困境”。而《新苏黎士报》则既刊发了他的大量图片报道，也刊登了他八篇系列报道。其中的一篇高度评价共产党人对抗日的有效组织:“通过有组织的，政治性的动员和树立个人典型，共产党领导层成功的形成了一个讲道德，有原则的核心组织，事实上证明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9］(pp.296－297)3.既有延安的报道，也有其他根据地的报道，扩大了红色区域的报道面。史沫特莱是最勇敢、最具无产者背景和情怀的西方记者，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她在山西五台山一带采访八路军对日作战，完成日记体通讯作品《中国在反击》，1938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该书按日期以直接与读者对话的方式报告自己采访八路军行程———亲眼所见的战斗、亲耳所闻的故事。史沫特莱是一位热爱革命、同情弱者的性情中人，她无法像多数记者那样将自己和采访对象截然分开。后来，她曾专程回国号召美国社会为中国抗战捐款，并用来为八路军、新四军购买急需的医疗器械、药品等。1939年，史沫特莱又到皖南云岭采访新四军，随军转战一年之久，写出《中国的战歌》，讲述了许多新四军官兵与日伪英勇作战的故事。以《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一书著称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于1937年从日本回到中国，当年10月来到延安，先采访，报道延安方面抗战的战略思路。接着，他在11月赴山西八路军对日作战前线采访了3个月。第二年在英国出版了《不可征服的人:在华北战斗农民中间一年惊险生活的日记》，该书详尽地介绍了八路军的组织、作战方式和诸多战斗，赞扬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八路军、游击队的勇敢善战。其他西方记者还有:1938年1月到晋北八路军总部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39年她出版了《人类的五分之一》，该书以整体的抗战为骨架，以此次采访的见闻为血肉，报道中国的抗战。1939年1月，德国记者汉斯•希伯从上海出发到皖南采访新四军，并写出系列报道发表在《美国•亚洲》等杂志上。1938年，美联社记者汉森到河北中部吕正操的游击区采访，并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他的采访见闻。他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幅红红火火的全民抗战的场景:“在这些县里，汉森参观了一些制造步枪、手榴弹、刺刀、大刀、迫击炮和弹药的兵工厂。修理厂修理着缴获来的汽车和卡车。无线电台同五台山和汉口保持联系。1500个村子的布告栏里张贴着游击队出版的报纸。边区共出版了17份这样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群众的支持下办起来的。”［10］(p.93)

(三)深化精神从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到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在此期间将近5年时间，没有西方记者直访延安。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西方记者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尤其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引录的美国官方的资料———“莫根索日记”第二卷的情况可以证实如下问题:1939年以后的5年里，国民党政府对延安的封锁，包括新闻封锁很严。使得那些久居重庆的西方记者得到的延安的情况大都是第二手资料，而且经常互相矛盾，无法判定真伪;这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是经同意，由国民党主管部门组织的，在人员的敲定等问题上采取了一定的控制手段。也就是说，与斯诺采访延安不同，这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构成并不是中共选择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共21人，其中，有记者15人———中国记者9人，外国记者6人，代表国内外20多家著名媒体。可见这次采访不但是空前的，而且具有鲜明的特性。

1.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由三点决定的:一是集体采访，可以互相印证。二是参团记者大都是资质深、名气大的高端记者，他们目光敏锐，不容易为人所左右。就拿该团的6位西方记者来说，大多有长时间的东方经历甚至就是中国问题专家。比如，哈里森•福尔曼1930年来中国，曾先后三次考察过西藏，并著有《被禁止通行的西藏》一书;1937年夏，他以记者身份赴西北，采访过、等红军官兵。从1940年起，他担任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等重要媒体驻中国记者。这次他以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参团采访。冈瑟•斯坦为德国犹太人，1922年柏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柏林每日新闻》，先后赴多个国家采访。希特勒上台后，他离开德国加入伦敦《新闻纪事》，后又到香港《中国空邮》杂志就职。参团之前，冈瑟•斯坦已在亚洲待了12年，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和远东问题专家，他代表美联社以及《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入团采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波兰犹太人，在哈尔滨度过童年，15岁就加入天津一家英文报纸工作，后来成为合众社记者，是典型的“中国通”。至于代表塔斯社的普金科，代表路透社等媒体的沃陶，代表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虽然政治倾向各有不同，但都在中国待过多年。三是所有的报道都是记者直接目击的第一手资料。

2.话语中的对比。这里存在一种嬗变，即在抗战初期，的抗战宣言及其与共产党合作的表示让许多人感到振奋，讴歌、美化国民党、的倾向十分明显，不唯中国报刊，西方的记者、媒体亦然。被英国《图片邮报》誉为“世界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的卡帕就拍摄了许多照片，反映、宋美龄“这对黄金夫妇的生活”。1938年11月5日，他为英国《图片邮报》提供的报道宣传得更加露骨:“中国这位年届50的总司令有着不可思议的职业生涯，他是世界上受人攻击最多的人之一，而他迷人的妻子则是中国抵抗日本的主心骨。”［8］(p.78)1937年，、宋美龄还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新闻周刊《时代》的“风云夫妇”，此后又多次成为该刊的封面人物。图片杂志《生活》周刊在1939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对做出这样的赞美:“蒋的前景比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面临的前景更加险恶。迄今为止，已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两年前在西安被共产党绑架时，他已经被证明是个不怕死的人。他是个皈依卫理公会教徒，他现在以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那些遭难的例子进行自慰。”［11］(p.243)但到了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7年的抗战实践使人们看到的形象并不像战争初期媒体歌颂的那样崇高。腐败蔓延，士气不振，行政效率低下，战斗力低迷成为执政的国民党及其军队的顽症。因此，国内外有识之士对国民党、政府能否利用好外援有力高效地打击日本侵略者，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开始怀疑、动摇。所以当这些记者在延安看到一种廉洁、简朴、团结、振奋的氛围时，自然会寄予期望，也自然会在话语中产生重庆、延安间的或明或暗的对比。这种对比在赴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的报道中随处可见:你知道，只要有可能，现在军队和人民都在互相帮助。八路军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对待人民。他们并不粗暴。在农忙季节，每年大约有10天，各地的军队都帮助农民工作。［12］(p.151)毛是一个身材奇伟的湖南人，一张圆脸，没有一根皱纹，奇特的爽朗，比起的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他的脸是活泼得多而且堆着更多的笑容……他对党的无可置辩的支配力，比起对他左右的支配力来，是更为密切，也更难以形容。这一部分是由于一种真实的爱戴，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无可匹比的知识上的杰出。［13］(p.259)第一段是冈瑟•斯坦对延安劳动英雄吴满有的采访，借采访对象之口叙述延安的军民关系，对比的对象是“国民党军队”;第二段是美国《时代》《生活》杂志驻中国特派员白修德、贾安娜1944年采访的片断，处处对比、二人。

三、延安形象的诸层面

质朴、康健、积极进取、团结向上构成西方记者笔下延安形象的基本格调。它体现为如下层面。

(一)道德形象延安形象在道德层面上表现为一种新式的人际关系，它包括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就干群关系，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延安报道中说:“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十天中，我还注意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同志情谊。他们之间不存在内部倾轧，没有吵架，也没有粗暴的行为;但是，这仅仅是从事情的消极方面来说。我还记得战士们在谈到他们指挥官的时候，脸上露出来的喜悦神色。我注意到他们用担架抬上他们的伤兵，进行长途跋涉的情景。哪一支军队会如此关心普通士兵?”［14］(pp.124－125)官兵和谐的主体是官的品德。官的朴实、民主、拒绝特殊化既是尼姆•威尔斯为我们找到的官兵和谐的答案，也是她笔下红色军队高级军官的写真:我发现他和传说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不是个挥舞红缨大刀，率众杀敌的凶猛战士。实际上他很慈祥和善，说话安静，尤其是他为人谦虚，甚至到了宁愿默默无闻的地步……与其说是个有权威的指挥官，还不如说是个受群众爱戴的领袖。他的天性和习惯都是民主的，一点也不矫揉造作。［7］(pp.101－102)不惟总司令如此宽厚和善，其他军官也都爱兵如子:在寒冷的秋天晚上看演出，将军将棉袄脱下，披在身边一个小号手身上(斯诺的报道);罗炳辉“蔑视奢侈和金钱，喜欢过艰苦危险的生活，愿意和他的弟兄们吃同样的饭，半赤着脚走路”(威尔斯的报道);“王震旅长身上那身旧军服和脚上的那双草鞋，比他的许多士兵都不如”(爱泼斯坦的报道)。至于延安的军民关系在西方记者笔下也是明确的，即密切联系、互相配合、利害攸关:“八路军为什么能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所有战斗中都密切配合，有时以民兵为主，有时以游击队和正规军为主。”［15］(p.36)“假使得不到每一个村庄里的武装和非武装的人民的通力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又必须出自愿和基本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那么正规军数量相对而言较少的共产党永远不可能建立那么大的敌后根据地，其面积为不列颠群岛的3.5倍。”［12］(pp.317－318)

(二)政治形象1.民主政治。呼吁建立民主政体，批评国民党的不民主贯穿于中共领导与西方记者几乎所有的谈话中。1937年10月，在与来延安采访的英国记者贝特兰的几次谈话中都提到民主问题，并认为“一切问题之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采取民主制度”，这在贝特兰的《华北前线》一书的第三章中得到明确体现。尤其是1944年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进一步强调民主。在6月12日第一次见面会时，谈话的核心就是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惟有民主的政治，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随后，在与美国记者冈瑟•斯坦的四次谈话中，也是集中谈民主问题:“在真正的民主中，共产党要与国民党有平等的政治地位的权力”，“对于国民党也许实行民主政治，我们还没有完全失望”，“我们有三个不能改变的要求:抗日、民主和民族的团结”，“我们必须在每个国家之内有民主，各国之间也要有民主关系。”此外，在接受福尔曼、武道、爱泼斯坦等人的采访时，也是次次必谈民主。这些民主思想均通过中外记者，尤其是西方记者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传播出去［16］(pp.108－246)。除了关于民主的主张以外，西方记者还通过他们的观察，寻找延安的民主机制，其中传播最多的是“三三制”原则。冈瑟•斯坦在报道中对“三三制”这个关键词做出如下解释:是实施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根据这一制度，中国共产党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权力，并且鼓励同别的政治成分进行合作。选举国民参政会时，共产党员只能得三分之一的席位;其他各党的代表也能够当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而至少还有三分之一属于无党派人士的。［12］(p.98)福尔曼也看到了延安民主化的进程:“边区政治的进化，从内战时代的共产主义到代议的民主制度，也许是边区历史最重要的特色。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用直接的秘密投票举行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信仰。财产，性别或种族。……1941年选举方法修改为新的三三制。”［17］(p.58)2.抗战。1937年8月13日，美国记者威尔斯曾向提问:“共产党要求立即对日作战吗?”回答:“是的，共产党要求立即对日作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共产党、八路军是否真的开展了积极的对日作战，这是外界关心的所在，因为“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坚称:共产党在1937年就已经停止对日作战，只是为了颠覆国民党政府，他们扩充了兵力和地盘”［12］(p.25)。那么实际的情况如何呢?这是西方记者采访延安的主要观测点之一，结果在这些记者的笔下，共产党、八路军不但抗日，而且打得红红火火。其中福尔曼、斯坦报道得最为生动，也最有细节。福尔曼既写了聂荣臻将军向他绘声绘色的描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情况，也写了他对抗日英雄王东克、赵芳的采访，还写了抗日军民发明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蚯蚓战等战术。尤其是写了河北女英雄汤成国———南宫县妇女自卫团指导员的传奇故事。而在斯坦的报道中，则以具体的伤亡数字说明八路军不但是抗战，而且打很惨烈。在一连串的数字之后，斯坦写道:“根据我所找到的所有证据，我得出结论:延安所宣称的战争记录，比我在重庆和西安听到的更令人信服得多。”

四、传播特点与效果

抗战期间西方记者对延安的报道影响非常之大，这是由它的传播特点所决定的。

(一)媒体强势:公信力强抗日战争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不但自身大多是资深记者，甚至是“中国通”，而且他们代表的媒体都是西方的主流媒体，这一点，通过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媒体构成即可略见一斑:6位记者代表的14家媒体都是强势媒体: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同盟劳动新闻》《多伦多明星报》。强势媒体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上都要超过一般媒体，自然有较强的社会公信力和说服力。

(二)过程强势:多重传播这些记者多是代表西方的一家或几家媒体来中国战场采访的，因此，他们关于延安的报道首先在各自代表的英文报刊上刊载出来，保证实效性;其次，他们还往往把自己的报道结集、加工成书，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强化了细致、深度等图书要素;最后，这些英文报道和图书常常很快译成中文在中国的读者中传播，接近性使它们大受欢迎。经过这样三轮传播，其影响自然巨大。关于这一点，许多记者都心知肚明，埃德加•斯诺就曾明确谈到自己报道的传播过程:“我的同行及我本人写的报道，在国外发表之后，迅速传回了中国，并在远东所有报纸上登了出来。我还把毛的长篇谈话的全文，连同苏区情况的综述，交《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它在学生和国民党官员中拥有广泛的读者。”［4］(p.220)其实还有两个环节斯诺没有谈到。一个环节是1936年秋天，斯诺从延安回到北平后，首先将一部分整理好的新闻报道稿交给了清华大学毕业的王福时，王福时联络了几位同学将其译成中文，加上其他一些附录，名之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上海丁丑社名义秘密出版发行，印数5000册，时间为1937年4月，为《西行漫记》的雏形［18］(p.369)。6个月后的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两个月之内该书就发行了五版，销量达10多万册。之后，美国蓝灯公司翻印此书，一个月内便售出12万册，成为美国有关远东的非小说类的最畅销书。

(三)话语强势:“第三者”立场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既有合作，又有争执。孰是孰非，各自控制的媒体难免各执一端。对于西方人来说，辨真识假颇为困惑，记者冈瑟•斯坦就曾抱怨，“听到的关于那些禁区和一般国共冲突的消息，都是国共两党发出的不完全而又极其矛盾的陈述”［12］(p.25)。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西方的记者、媒体可信度要大得多，因为不在具体的利益纠葛之内，故能保持一种超然态度———与冲突各方保有客观、均衡的距离。这种“第三者”立场的话语拥有着比当事者话语更强的可信度，也更容易影响受众。正如美国外交家、“中国通”约翰•谢伟思在谈到斯诺对延安的采访报道时所说的:“中国新闻记者当然不可能穿过包围而到共产党那里去，即使能去，也不可能把写的东西发表出来。也可以设想，万一侥幸他们去成了而且发表了东西，其报道也很可能被认为是耸人听闻，令人不能置信。而一个受人尊敬的外国记者的报道却是另一回事。斯诺在外国报纸上(以及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写的报道，在全中国知识界中迅速流传。”［18］(pp.348－349)总之，抗战期间西方记者对延安的采访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官方对延安进行的话语垄断。西方记者的报道，不仅戳穿了官方话语的虚假，还展现了一个廉洁朴实、努力高效、积极抗日、渴望民主，而且与民众关系和谐的延安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代表了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并且部分地扭转了西方对中国政局的看法，尤其是对共产党由来已久的成见。

作者：刘少文 单位：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