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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概念基础与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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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杂志》2014年第四期

一、中医的概念基础

(一)摄食平衡养生观中医异于西医的治疗观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独特与系统的养生观。中医治疗的核心思想在于恢复身体整体的阴阳平衡,养身观的核心则在于使得身体保持阴阳平衡的未病状态。养生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一方面是身体和精神通过主动的法于阴阳,顺应四时、调摄精神和顺情志、和于术数勤于锻炼等方式来保持阴阳平衡[9],另一方面是通过特定规律的外在食物摄取以达到体内的阴阳平衡。身体的五脏六腑有阴阳五行状态之分,身体摄入的食物也有五气和五味之分。中国的食物按照“五行”———土、金、火、木、水,分为“五气”———酸、苦、甘、辛、咸和“五味”———膻、腥、香、臊、臭[8]184-186。此外,中医还把食物分成凉性、中性和热性三种大类别。这种分法同食物自身的温度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侧重于食物对人体阴阳平衡带来的影响。凉性的食物如白菜、水芹、胡萝卜可以缓解和治疗人体发热所带来的不适,热性温补的食物如猪肉、内脏可用于治疗低热、虚弱或者发冷的病症[8]184-186。除了凉热区分外,中医还会通过食物的外形和颜色来判断该食物对人体某个器官或部位产生何种作用。尤金(E.N.Anderson)认为这是交感巫术在中国人的认识中的体现:核桃的形状像人脑,所以有健脑的功效;红枣和葡萄酒的颜色是红色,所以有补血的作用。稀少的、昂贵的和不易得到的食物如野生禽类、燕窝和人参等被认为有滋补和治疗的功效。雄鹿在发情季节能与70头母鹿交配,因此雄鹿的生殖器能特别滋补人的生殖器。人们把从经验观察到的事物关系推理应用到了人自身的生活当中[8]187-188。

(二)身体、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时间对应性现代科学发现,生物节律调节着生物体的一切生命进程和功能。相应地,现代时间医学认为,疾病的诊断、发病与恶化均受近日节律影响。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身体观念与医疗方式都建构于时间观念的基础之上。不过,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现代时间医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以现代科学为基础,以近日节律为研究核心,而中医的时间观念则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与阴阳五行和数术思想密不可分[10]。在中医看来,人的身体状态和疾病与四季、月份、早晚等时间变化具有关联,进行诊断与治疗时也要考虑所处的时间段。在中医中,身体和疾病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既有四季与“四时五脏”的对应,也有月份划分与“十二月—十二脉”的对应,还有“九宫”模式与“气”的顺行规律的对应[11]。正是由于身体与时间的这种密切关联,身体疾病的发生也与时间紧密相关,如人体的脏腑功能随着四季的变化而有强弱,五脏疾病的发生有季节变化。而疾病的发生则大多数是因为人没有按照时间的规律生活或者人体受到了季节反常变化所带来的不良刺激。时间性在中医诊断中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在切脉中的“脉从四时”。按照中医理论,人体的脉象在四季有不同的体现:“春脉如弦,夏脉如钩,秋脉如浮,冬脉如营。”[12]如果脉象不符合相应季节的特征,那么就表明人体已经患病。治疗中的时间性则主要体现在服药和针灸这两种治疗手段上。病人在服药时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如清晨到上午,人体的阳气上升,此时可以服用发散性的药物、催吐的药物,因为药物借助阳气把病痛从身体中驱散出去,依靠“气”的上升帮助病人呕吐。这个时间也适宜服用补阳治气虚的药物,药物顺应阳气在身体中的上升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针灸的使用同样要考虑时间的因素。医生施针时要顺应“气”在人体中的运行,而“气”的运行有时间规律,如子午流注是人体气血运行的时刻表。因此针灸的应用要根据一天12个小时人体气血从盛到衰,从开到合的时间特性和时间节奏来选择恰当的时机。中西医概念基础差异巨大,要求人们在进行现代中医研究和实践时需要首先分析中西医进行结合的可能性及可能方式。

二、中医现代化途径及其可能性

中西医的概念基础差异使得中医面临:一方面要进行现代化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环境,另一方面又要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完全丢弃自己的概念基础、自我否定而逐渐消亡。为此,一部分学者尝试按照西方科学和医学的理论及研究方式改造中医理论或者进行中医现代化,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学理上讨论了进行中医现代化的可能性及维度。

(一)中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的一种路径是使用西方科学和现代西医的理论、方法和规范对传统中医进行阐释和改造,以使中医成为类似于现代西方科学或西医的科学。这一现代化进路具有大量的支持者。以针灸为例,20世纪60年代,朝鲜学者金凤汉通过对皮肤组织进行染色后使用电子显微镜观测、放射性同位素追踪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经络,并声称发现了经络和腧穴的解剖学对应———“凤汉小体”和“凤汉管”[13],不过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承认。张香桐[14]、韩济生[15]等人尝试从神经生物学、神经化学的机制解释针刺镇痛机理,但这些工作与论证经络的存在无关。不仅如此,对针灸治疗效果的随机受控实验(RandomizedControlledTails)评估也显示,尽管针灸治疗有时候是有效的,但同样存在大量反例[16-17]。中医现代化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只是使中医适应于现代科学环境,而不是要使中医变成一种现代的科学技术或者现代西医。持此类观点的人从中医的理论模型出发,认为中医所采用的阴阳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河洛卜象数理模型等“象数符号模型”是思维模型,而西方科学和医学则采用的是对原型进行模拟的物质模型。中医的思维模型虽然也能进行简单的运算,但不能提供严格的量的依据,而只能提供定性和推论性的依据[18]。因而,中医现代化不应以西方科学和西医改造中医,而应是借助现代科学阐释、补充和发展中医[19]。中医现代化中的以上两种不同观点涉及中医知识与西方科学和医学知识之间的通约性问题。若中医可以转化为一种与西方科学和医学类似的知识体系,则对中医的西方科学和医学改造是可能的。但如果两种知识系统之间完全不可通约,则使用一者对另一者进行改造必然是徒劳无功的。

(二)中西医之间的可通约性目前,学界对于中西医之间是否有可通约性存在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中西医之间存在通约的可能性。使用现代西方科学和医学方法对中医的现代化研究在部分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一些中医治疗手段(如针灸、中药)也逐渐为欧美医学界接受,并作为补充与替代医学融入欧美医疗体系。因此,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乐观地认为中医迟早都会被现代医学所吸收[20]。第二种观点认为,中西医之间是一种不可通约的关系。持这类观点的学者通常是基于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视角。他们认为,全面理解一种科学需要弄清楚它产生的各种地域和背景,但是我们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特定地域的文化背景中从事科学活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孕育出的科学无法相互通约。中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基础都极为不同,认为两者最终会结合并成为“普遍”医学的观点是乌托邦主义的[21]。第三种观点认为,中西医之间是一种弱的不可通约性关系。弱不可通约性是相对于第二种观点中完全否定通约性可能性的强的不可通约性观点而言的。弱不可通约指的是虽然两种理论中的基本术语无法相互精确翻译,但是不同理论之间能够互相理解。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中医中的基本理论术语如“阴阳”、“五行”、“气”等词汇,很难被翻译成西医的术语,也难以对西医所采用的因果解释模式与中医所采用的将可视的现象与不可视的世界的对应解释模式进行比较,但这并不表明中西医之间不能完全沟通。因为,由于中西医在检查人体时都用相似的知觉系统,中西医之间存在的大部分差异能够通过认真、有意的学习替代语言、不同概念机制和解释模型等来克服[22]。有学者认为,中医中的常山对西医疟疾药开发的启发,就是中西医之间不能互相翻译但可相互理解例证[23]。不论对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通约性持何种观点,都无法回避中医自身所具有的传统性、社会性和文化相关性等特征。正因此,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从这些特征来研究中医的新进路。

三、中医研究新进路

对中医文化理解得越多,对中医理论本质的认识往往也会越深刻[24]。中西医的研究对象虽然均是身体,但中医中的身体既有着气、神等非肉体性内容,也在历史演变中获得了社会和文化意义。近年出现了一些从比较科学哲学、大众文化、社会学以及人类学视角研究中医的新进路。

(一)比较科学哲学进路中西医对于身体的理解分别是基于东西方不同的哲学。以针灸为例,不同的哲学基础使得人们对针灸的理解不同。同样是针灸师把针轻轻地捻入身体的穴位,在身体的另一个部位产生治疗效果。中医用经络理论解释针灸的治疗机制。由于穴位与通过穴位产生效果的部位离得很远,中医认为它们之间由“气”这种中国自然哲学中的基本对象连接。针灸通过施针影响“气”的运行而起作用。西医则从细胞结构、神经路径和化学信息等西方科学基本概念看待针灸的机制,用解剖学方法探究针灸中的相关结构和生理变化。当针灸传到美国的时候,一些内科医生认为穴位是有高灵敏度的“触发点”[25],而完全不能理解穴位与“气”的关系。中西方关于穴位、经络以及针灸的治疗机制的解释是基于各自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基础。对于中医的理解离不开中医所基于的自然哲学基础,比较哲学视角为现代中医研究提供了新的进路。

(二)大众文化、社会学及人类学进路有些咒语或仪式在中医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古时产妇在生产的时候会让丈夫念咒缓解自身的紧张情绪。大众医学的研究也表明,古代中国人认为疾病、疼痛大多是着魔,是因不道德被鬼神入侵的结果,需要法师做法式驱鬼神治疗。人们对这种仪式的信念使病人在经过“仪式治疗”后慢慢恢复健康。这种治疗手段到现代仍有很多人相信。信念可以引起疾病也可以治疗疾病,身体会对这种信念做出响应[4]31-32。这些咒语或仪式既不能单纯靠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受控实验来证明和理解,也很难进行哲学基础角度的分析,而只能通过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来进行理解。白馥兰(FrancescaBray)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女性扮演的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关于中国妇女月经不调的治疗以及女性的生育问题大多是基于这些角色而定的,更多的妇女会因家族的利益和自身的社会地位而借助能够控制生育的技术[26]。古代中国妇女的疾病治疗程度取决于她们的社会地位,显然处于社会上层的妇女可以得到更多优秀医生的治疗和更优越的治疗条件。从社会学这一新的思路有助于理解一些疾病的产生和治疗方式的内在社会因素。正因此,马伯英认为“人类学家已经获得的成果,例如巫术原理、原始思维、神话分析、部落文化考查、文献资料研究等等”[24]有助重新认识中医。席文(NathanSivin)也认为用大众文化、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医不失为一种新的进路[4]23-53。

四、结语

中医在身体观、疾病观、治疗观上的概念基础有其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哲学基础。史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权对中医存废问题提出意见,但却可以在描述和理解中医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作者:任定成苑文静罗栋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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