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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图书馆事业的成长与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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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勃然而兴,究其主要原因,一则是受到西方公共图书理念的影响,二则源于晚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而且随着该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其发展速度呈现出加速化态势,其发展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面貌。与此同时,晚清图书馆事业还在传播西学、培养新式人才、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给当下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晚清时期;图书馆;西学;郑观应

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韧于晚清时期,是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人们逐步适应社会的现实需要,并立足传统藏书楼的基础之上,借鉴西方较为前卫的藏书理念与技术的前提下勃然而兴的产物。但目前学界关于晚清图书馆事业出现的微观原因、发展概况及所引发的社会效应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颇为匮乏,仅有章良、何霞雯的《浅谈中国晚清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1]和沈占云的《中国公共图书馆与图书馆学起源的探索之旅———读〈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之感想》[2]等有限研究略有触及,而且仅仅是触及到晚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大致面貌,而对该时期图书馆事业出现的原因、发展的概况及产生的历史意义等系统性研究还较为匮乏,有鉴于此,笔者在重新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书写拙文,以期待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一、晚清图书馆事业出现及发展的原因

近代图书馆事业之所以出现于晚清时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期间,既有西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外因影响,亦有中国近代有识之士对图书馆事业的默默付出。正是在这种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才使近代图书馆事业在晚清时期萌芽并迅速成长,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西学东渐下的西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渗透与冲击。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国门洞开,中国自此开启了近代化学习的进程。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清政府不仅通过“西学东渐”这种带有尝试性的方式学习到了大量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在此过程中,近代的公共图书馆理念也得到广泛传播。回顾历史,西方公共图书馆理念很早就被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可,其中首推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和魏源,前者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后者所编写的《海国图志》对近代西学的传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此二人对西方和西学的认识还比较粗浅和模糊,但其著作中均对西方图书馆事业有不少提及,亦使国人对西人图书馆增添了较多轮廓化的了解。随着西学传播速度的加快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广泛传入,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也开始在晚清时期迅速推广。同时,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等政治运动中,国人所学习到的许多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先进理念开始被付诸实施。不管是近代藏书楼的诞生,还是“欧风美雨”下图书馆事业的振兴,“西学东渐”一直是催生晚清图书馆事业出现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影响下,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和图书贮藏技术均对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晚清图书馆学术史的发展历程看,“维新时期是西方公共图书馆理念开始广泛传入我国的一个重要时期,而清末新政时期则是西方系统性的图书馆学术思想传入我国以及晚清‘公共图书馆运动’兴起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这两个时期也正是中国古代藏书事业走向衰落和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的关键时期”[3]。足见,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和“西学东渐”下的西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渗透与冲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晚清开明官吏和有识之士的提倡和支持,推动了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出现。从早期的林、魏开始,无数的开明官吏和兼备新思想的开明人士纷纷在晚清时期提出了发展图书馆事业的主张,而且他们为此积极地付诸于实践,并满怀希望地将这种西方图书理念发展为国人自己的图书事业。如果说林、魏二人开启了介绍西方公共图书理念的先河,让国人开始初步了解西方图书馆事业的话,那么之后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王韬则是推动晚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奠基人。郑观应曾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中极为细致地介绍了西方诸国图书馆的开办和藏书状况,他认为过去“中华海内之藏书家,指不胜屈,然子孙后代未必能读,戚友无由观,或鼠啮蠹蚀而坏,或厄于水火之中,则私而不公也”[4]。同时他还认为“自中国都于四库外,镇、扬、杭三阁早付于劫灰,而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所藏典籍,宏富异常,而自兵燹以来,半归于散佚。独是中国,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5]。因而他主张“宜饬各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即可遍读群书”[6]。和郑观应同时期的王韬,在经过对传统意义上的私人藏书楼和西式图书馆的优劣进行了细致对比后,他也极力赞同西方的公共图书理念,并认为“若私家之书积自于一人,而其子孙或不能守,故每叹聚之艰而散之易也。若能卒于公,则日见其多,而无虞其散矣。又世之席丰履厚者,虽竞讲搜求,而珍本奇编一入其门,而不可复见,且牙签玉轴触手若新,是亦仅务其名而已”[7]。因而他提出了“藏书于私家,固不如藏书于公所”这一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8]。纵观郑、王二人的言论,不难看出二人均承认传统藏书楼和旧有藏书模式的弊端,并对西人的公共图书理念深表认同。不仅如此,此二人还极力主张和呼吁国人也能建立自己的图书馆并发展自己的图书馆事业。受此二人的影响,其后的刘坤一、王文韶、康有为等人均在郑、王二人的公共图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扩充,均为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晚清开明官吏和人士的提倡和支持,对推动该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极为显著的。

第三,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也对晚清图书馆事业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甲午之败进一步加深了晚清的民族危机,在此危困局面之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掀起了一股百日维新的浪潮。在新政中,二人提出“教育救国”和“文化救国”的理念,并意图将创办新式图书馆作为教育改革和文化改良的重要内容付诸于实施。为此,梁启超还不断在维新派的舆论阵地《时务报》中多次提及创办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性,并指出应在此方面积极效法西方,因为“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为重,曰新闻馆、曰学校、曰书籍馆”[9]。由此,二人极力主张变法新政的开展应以“泰西”为样板,尤其是在事关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学校和公共图书馆更是不可或缺的必备元素。而且在新政中康、梁给光绪帝的奏折里亦不乏大量关于设立公共图书馆的设想,而且这种“大胆”的设想很快被付诸于实践。在具体的公共图书馆创办的实践活动中,如1895年维新派创立的强学会中就设立了一所藏书楼,即小型图书馆,该馆可谓是对近代早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有力见证。三年后,在光绪帝颁布的“定国是诏”中还曾明确提到可以“设立译书局、编译局,允准自由开设报馆、学会”[10]。新政条文中虽未明确提出建设图书馆的具体条令,但上述决策却为维新派发展公共图书事业提供了极好的政策支持。此后,由于各省强学会分支机构的相继建立,附属而设的公共藏书楼也纷纷建立了起来。尽管最终维新变法归于失败,但其对公共图书理念的传播以及对晚清图书馆事业的丰富设想,均为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如果说维新时期公共藏书楼的创办算是晚清图书馆事业实践探索中的启蒙的话,那么清末新政则是晚清图书馆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新契机。

新政期间,开明官吏李端棻就曾向清政府建议广泛设立藏书楼,并极力主张扩大藏书楼贮藏图书以及为时政服务的现实功用,他多次上疏言道:“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后,调殿版及官书局所刻之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其或有切用之书,为民间刻本官局所无者,开列清单,访书价值,徐行购补。”[11]在具体管理上他主张“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由地方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12]。可见,李端棻无论是在藏书楼图书采购上,抑或是藏书楼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上均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加之当时其本人官至礼部尚书一职,教育事务原本为其主要监管业务,因而他对创办新式藏书楼有着更多的话语权,又因其身处统治集团内部,所以其发展公共图书事业的主张更易于被统治集团所采纳,这无疑对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自李端棻之后,1903年清末官吏徐树兰仿效西方图书馆的相关章程和管理办法创办了近代知名的“古越藏书楼”,它是我国图书馆史上最早对公众开放、第一家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特征的新式藏书楼,它的出现宣告了晚清图书馆事业的正式起步。故此,在时代和公共图书事业发展现实诉求的呼唤下,终于在1906年10月27日清政府下发的新政政令中开始明确提出“命各省设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关的政府决策[13]。此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才开始走向快速发展的轨道上来,并迎来了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首个春天。综上,在晚清时期,走向世界,走向文明,寻求出路,是那个特殊时代赋予国人的历史使命。晚清藏书楼转变为公共图书馆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革命性转变。“西学东渐”下西方公共图书馆观念的传播则是促成这一根本转折的重要条件。而中国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极力提倡与支持,及晚清政治运动中的具体实践活动,则对该时期图书馆事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晚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整体面貌

自晚清政府开埠通商以来,随着西方公共图书理念的传播,尤其是在饱含西学理念的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和宣传之下,直到清末我国图书馆事业方才以“步履蹒跚”的姿态真正起步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古越藏书楼”就是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正如前文所述,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正式起步。当然这项新兴事业的突然出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早在1895年出现在天津的“北洋西学堂藏书楼”就已经开始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萌芽。足见,清末图书馆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是在无数前人的不懈努力和积累下才逐步实现的。从晚清政府开埠通商至清政府覆亡的这60多年间,晚清图书馆事业呈现出一个急速上升的发展态势,且出现过类型各异的图书馆形式,具体有如下几类。

第一,学校图书馆。该类图书馆多开办于晚清的西式学堂之中,读者也大多以学校师生为主,虽算不上是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图书馆,但无疑已是近代早期新式图书馆中的典型代表和晚清图书馆发展历程中的见证与缩影。最知名的学校图书馆当属前文提到的“北洋西学堂藏书楼”和清末新政中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二者虽名曰“藏书楼”,但却早已具备了和现代图书馆一般无二的管理制度、贮藏手段、文化传播等必备要素,所以将其归为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是毫无争议的。当然,更早的学校图书馆当属教会学堂中出现的西式藏书楼。言至于此,我们不能否认,早期的传教士群体曾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萌芽播撒过启蒙的种子,如“日本长崎访事友人云,俄人近在海参崴设立东洋学校,所定课程计分四则……另设图书馆,收藏书籍二千八百四十四部,以购自中日两国者为多”[14]。诸如此类设于西人学堂中的图书馆在当时的数量是极多的。当然,国人自己开办的学校中此种类型的图书馆也不乏少数,如“侍郎沈家本等,奏浙江故绅郎中沈耀勋独捐巨资拟建工艺学堂图书馆恳饬立案一折,著照所请学部知道”[15]。足见,晚清的士绅阶层已经开始通过发展职业教育事业的方式建立了一些新式图书馆,这些均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另外,清政府还对开办的学校图书馆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如“学部设艺师为奏补官,承尚书侍郎之命,掌筹画学部,直辖各学堂图书馆、博物馆等之建造营缮,并考核全国学堂图书馆等之经营建造是否合度,其额缺由学部尚书同侍郎酌定咨送阁议决定”[16]。足见,如此严密、系统的管理制度不仅奠定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更对当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部门“专人专管”和职员“定期考核”的经验借鉴。

第二,专门图书馆。所谓专门图书馆,是指受专业学科限制而服务于特定读者的图书馆,这类图书馆多为政府工作人员或特定行业工作人员而设立。例如,1905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的工艺总局“附设藏书室,储古今有用各书为参考之用”[17]。该藏书室即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专业图书馆之一,其目的正是为天津工艺局人员查阅相关技术资料,提升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准和服务于工艺局职员的日常阅读而设立,可谓是近代专门图书馆类别中的典型代表。另外,1906年成立的邮传部附属图书馆也是十分知名的专门图书馆,其所藏书籍大多和邮电、船政等相关的邮政业务紧密相关,其读者也均为邮传部的工作人员。开放期间,该图书馆还曾恳请中国驻海外诸国大使馆官员购买各国与邮政相关的珍贵图书,以供学习西人邮传事务之用[18]157。又如,1910年,晚清民政部奏请成立图志部,专门搜集图籍方志,以备续修官方图书《大清一统志》[18]157。此外,清末资政院秘书厅为了政务需要也曾设立过图书室,如“资政院秘书厅附设图书室一所,掌收藏一切书籍之事,图书室设管理员一人,即以秘书官兼充”[19]。可见,清末的资政院不仅有设立小型图书馆的史实,且在日常管理上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综上,晚清的专门图书馆数量较多,在此笔者不再逐一列举,故论其对晚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阐释作用笔者认为已足够充分。

第三,城市公共图书馆。这类图书馆最早出现在沿海租界城市之中,而国人最早开办该类别的图书馆则相对迟缓。最早的一批当属1905年开办的湖南图书馆和湖北图书馆。1905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建于黑龙江建设图书馆。清末的最后十年里,是晚清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中很多省份都相继建立了公共图书馆,据统计,截止到清政府覆亡时全国已有近20多所国人开办的公共图书馆[18]157。这些城市公共图书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既克服了学校图书馆仅向师生群体开放的局限性,也解决了专业图书馆那般仅向专门群体开放的狭隘性。城市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让普罗大众均能走进图书馆去享受知识文化的精美“大餐”和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精神“洗礼”,所以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加速了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更对晚清甚至整个近代的民众起到了“开民心”“启民智”的深远时代意义。综上,尽管晚清图书馆事业发展速度较快且类型多样,但从历史的动态视角来评价一个处在“风雨飘摇”时代下的图书馆事业的话,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疑仅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雏形而已。尽管如此,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已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实现了未曾有过的跨越。主要表现在它与传统藏书楼相比所突显出的进步性上,具体表现如下。首先,图书贮藏的功能趋于实用化。晚清之前的传统藏书楼仅仅是为藏书而藏书。以清代的文渊阁为例,其作为皇家藏书楼,内部藏书广泛且丰富自不言而喻,但就其对外开放度和读者的群体数量上,乃至图书的利用率上而言,则远无法同清末开放式的公共图书馆相提并论。

反观晚清新式图书馆,自其出现之后,始终本着为用书而藏书的目的,不仅发挥着贮藏图书的传统功能,更使中国近代的传统藏书事业逐步告别“私人书库”“秘而不宣”的畸形发展状态,使其日益朝着公共图书资源共享的方向发展。例如,1898年拟办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就本着“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而创办[20]。足见,晚清新式图书馆相比旧式传统藏书楼而言不仅有着更高的开放度,而且在图书的使用方向上更明确、更全面、更实用。再如,1910年晚清学部出台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中也曾明确提到,建立图书馆的主要目的便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21]。毫无疑问,这使得清末图书馆中图书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共享程度大大提高,相对于传统藏书楼而言这是不容否认的时代进步。其次,改良了图书的分类方法。传统藏书楼往往沿用过去经、史、子、集为基本框架的四部分类法。但事实上随着近代“西学东渐”风潮的盛行,大量的西方珍贵书籍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汗牛充栋且中西方特点各异的图书类型中,传统藏书楼的图书分类方法远不能高效地解决巨量图书的分类需求。所以,图书分类方法的改革成为晚清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时代呼唤,同时也是该时期图书馆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早在维新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针对教育问题开展大胆改革时,还曾特意借鉴了西方的图书分类方法,并对晚清“老式”的图书分类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改良。例如,1896年康有为连篇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日本数目志》中,将其所知道的日本新书,分门别类,予以排列。全书除序言外,又分为生理、美术、法律、宗教、图史、商业、理学、政治、农业、工业、教育、文字、文学、小说、兵书等,多达十五门[22]。当然,康有为这样做绝非仅仅是为了开列新书及其价目,而是想借此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以为其推行变法新政之目的而服务,并最终实现其政治抱负,纵然事出有因,但客观上却将这种西式图书分类方法引入了我国。继其之后,梁启超又如法炮制,在《时务报》上连篇发表图书分类的诸多观点,并于后来整理出版了《西学书目表》一书。在该书中梁启超将二十多年来国人所译出的图书进行了重新归类,将其分为学、政、教三大类,除宗教类书籍外,其他两类均逐一开列,分成上中下三卷。

学类卷为上卷,被称为“西学诸书”,包括自然科学诸科;政类卷为中卷,被称为“西政诸书”,包括政法、史志、农工商政、军事诸科;教类卷为下卷,称之为“杂类之书”,包括教育、议论、报章、自然科学概论、游记和无可归类之书[23]。由此可见,在康、梁的积极推动之下,晚清图书分类方法得到了一定改良,自此之后,国内很多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均以康、梁二人的改革内容为模板,并不断以此为基础对图书分类方法进行反复“锤炼”,最终使得晚清的图书分类日益摆脱传统“四部”式分类法的巨大缺陷,使得晚清图书分类方法日趋近代化,这在无形中也加速了晚清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传统的藏书结构也开始走向“更新换代”。该时期的藏书结构相比传统藏书楼而言也有极大的改善。仍以维新派为例,随着新书、西书的日益增多,维新时期所开办的各类新式藏书楼的藏书结构早已不再囿于传统的“四部”藏书结构,而是朝着图书类型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为此,梁启超在呈送光绪皇帝的《变法通议》中,曾鲜明地指出“咨官局书籍,概提合分以备储藏;尽购已翻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广翻地球各报、布散行省,以新耳目;精收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备浏览”[24]。由此可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他们的文献收藏思想,主要侧重于引进西方学术图书的原著、报刊和地图,以及翻译西方学术作品,当然其中不乏宣传西方思想、唤起民众、改革政治的意图。另外,在具体的藏书实践上,于1904年建成,馆藏7万多卷,由晚清官吏徐树兰所开办的近代最早图书馆之一的“古越藏书楼”就曾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明文规定其藏书的宗旨是“一曰存古,一曰开新”,他认为“学问必求贯通。何以谓之贯通,博学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详古略今;现在士夫之弊,渐趋于尚今蔑古。其实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25]。以上足以证实,在晚清图书馆事业的起步和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贯彻中西书籍兼收的原则,并逐步打破传统“四部”藏书体系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种种羁绊,使得一种多元化、高效化的藏书体系逐步开始形成,并日益向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中藏书结构的主流方向迈进。

三、晚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时代意义

尽管,晚清图书馆事业相比西方而言起步时间较晚且基础薄弱,但其诸多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上依然不容小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当下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经验。该时期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弥补了之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近乎空白的历史。这一时期,不仅有几十所类型各异的图书馆相继问世,而且在图书的共享度上,图书的分类方法和藏书结构上,乃至图书馆的各项管理制度上,都为后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以供借鉴。例如,在晚清图书馆的开放度上,就曾扩大阅读群体的范围,读者不再仅限于广大知识分子,而是普遍向社会公众开放。如维新时期的金陵劝学会图书馆就鉴于“寒士子,笔研耕耘,仅堪糊口,无力购买书籍”的窘迫现实[26]13,曾“邀集同志多人,每人各出鹰洋十元,凑成巨款,购买中西有用之书,藏于公所”[26]103。足见,该馆在方便读者阅读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的南学会藏书处,其管理方法亦吸收了西方图书馆管理和运营理念的“精髓”。为方便更多读者到图书馆阅览,该馆在《湘报》上公开宣布向全体读者开放,并明确规定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为准时开放时间,而且还为终日留馆阅览者提供一定的伙食服务,以此来保证读者有更加充裕的阅览时间[27]。综上可见,晚清有志之士在创办图书馆的实践中,曾借鉴了东西方各国图书馆的管理方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办馆经验,特别是在服务对象、服务方式以及藏书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颇有建树,这些经验的积攒均对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遍及全国的“新式”书藏和书楼,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藏书传统,在运营理念上变重藏轻用为流通应用,而且还极为注重兼备西学新书和众多报刊这种与时俱进的发展特色。这些“新式”图书馆的大批涌现,无疑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步与发展的先声,更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加速了西方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毫无疑问,近代有识之士普遍通过“西学”来宣传自己的救国理念和政治主张,并将其视为改良腐朽中国的主要途径,尤其是改良主义者对此极为热衷。例如,强学会藏书处刚刚建立,就开始仿照西方图书馆对广大公众开放,并宣扬以普及西学和启迪民智为目标。维新派为了使公众了解并充分利用新式图书馆,他们还四处宣传,并邀人上门来看书、借书。他们还曾明确提出“置备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知识于国民”并且一致认为“广藏群书入文明,于劝学育才,大有裨益”[18-29]。为此,他们编制各种西学书目,引导读者读西书,研究西学,以图自强自立。由此,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出现了一场借助图书馆事业而为社会变革服务的重新学、重西书运动。无疑,这种对传播知识、开发民智的一片热忱,是极为令人感动的。

除维新派之外,晚清的官办图书馆和其它性质的图书馆都收入了大量的“西学”图书,这些图书绝大部分在后来都面向公众开放,随着西学的广泛传播,也使得图书馆不仅成为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而且也发挥了图书馆在“开民心”“启民智”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再次,对“新思想”“新理念”人才的培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晚清图书馆事业起步伊始,就曾日渐发挥其教育功能。如汪康年在1896年的《时务报》上就曾撰文指出:“论今日振兴之策,首推育人才,而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当下之科举,设立新式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30]足见,汪康年对图书馆培育中华英才作用的重视。而在此之前,康、梁于“公车上书”中就曾向光绪帝明确提到,创办图书馆主要是为了“开民智也亦广矣”的改革诉求[31],这就为新式人才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此后,为了适应读者新的需求,当时许多图书馆均扩大了馆藏,并且注重收集专业期刊杂志等含有大量新思想、新知识的图书资料。除此之外,各大图书馆还增加了图书宣传活动,更有不少图书馆利用演讲等活动主动吸纳知识青年来馆阅读,进一步发挥了图书馆在人才培育上的引导作用。晚清时期西式学堂毕竟有限,这极大地阻碍了西学的传播和西式人才的培育,而晚清图书馆所具备的社会教育功能则大大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正如梁启超所说:“图书馆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图书馆有不知不觉养成人才之利也。”[32]以上足见,虽非常规教育机构,但晚清图书馆在新式人才培养上所发挥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最后,晚清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珍贵图书,且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自晚清以来,新式图书馆始终在保存图书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晚清很多图书馆曾广泛搜集并收藏了各种珍贵的图书典籍,很多藏书的质量都是极高的。例如,晚清广东著名藏书家梁鼎芬,就曾是光绪末年积极倡导建立公共图书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晚清广雅书院中所设立的“冠冕楼”就是由他一手创办的。在其晚年他曾多次捐出部分自己的私人藏书,尤其是在1910年,在梁鼎芬的垂暮之年,他还曾多次发动亲友为京师诸多学堂捐书多达两万余卷。更于1911年,他又在广州开办了“梁祠图书馆”,并将自己和社会所捐私人藏书投放其中,以供当地学生使用。梁过世以后,其家人遵循其遗嘱,将“梁祠图书馆”中的600余箱图书资料以及原藏于光绪陵园中的20余箱珍贵书籍,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广东某图书馆[33]。这些极为珍贵的典籍都在图书馆内的特藏书库被妥善保管,就其价值来说均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后来的中华大地虽饱经战乱,但幸运的是这些珍贵文献大部分都保存到了新中国成立,并在建国后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足见,晚清图书馆在保存中华传统文化遗产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四、结语

综上可知,晚清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西方公共图书理念不断的渗透与冲击为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在晚清开明官吏和人士的提倡与支持下,很多开明人士逐步展开创办图书馆的实践活动。之后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则更是对晚清图书馆事业的诞生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晚清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刚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但依然取得了跨越性发展。就其数量来说在不断的与日俱增,就其种类而言更是类型各异,不仅有学校图书馆、专门图书馆,亦有数量较多的城市公共图书馆等多个类别。究其发展的原因来说,源于晚清新式图书馆自身存在着诸多优势:它将贮藏图书实用化,并且进化了图书的分类方法,进而又优化了传统的藏书结构。除此之外,晚清图书馆在传播知识、培育“新式”人才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等诸多方面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纵观整个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虽然有限,但该时期还是取得了不少在优化图书分类、进化藏书结构、规范日常管理等诸多方面的成果。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否认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晚清图书馆事业“成长”与“蜕变”确实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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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中阳 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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