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问题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本土的汉族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故土意识，如刘亮程对“黄沙梁”的书写、董立勃对“下野地”的叙述等。此外，一些久居新疆的作家深深地融入新疆，甚至扎根于新疆，有的即使离开了，新疆也成为魂牵梦绕的故乡，故他们的创作有较为明显的新疆本土化倾向，如沈苇的《新疆诗章》、红柯的《乌尔禾》等。“少数民族作家则从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出发来探求文学的文化品格和艺术风格。如维吾尔族提出了小说中的‘塔克拉玛干精神’，哈萨克族对‘草原文化小说’的追求，柯尔克孜族则有‘高原文学’的倡导等。”[1]面临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固有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的概念和理论，难以深入地挖掘其丰富的内涵。要研究和阐释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及其独特意义，必须要进入到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深层，而从“地方性”入手，也许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本文所谓的“地方性”是对“地方性知识”的简称。“地方性知识”是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的，他指出：“法律，与英国上院议长修辞中那种密码式的矫饰有所歧异，乃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2]在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中，地域显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并非决定性的；他所说的“情调”即“地方性知识”产生的情境包括当地人的思维方式，是更为重要的因素。盛晓明认为：“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

笔者认为，在文学研究中，地域性与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地方性，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交织但又有着不同，最明显的不同就在于地方性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的立场、心态与价值观等。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域性特征除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外，还表现为对人文景观的描绘，这触及到了“地方性知识”产生的文化情境。新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服饰、节庆礼仪、生活变迁等都是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重要内容，这既是文学地域性的表现，也是民族性的表现。十七年时期，内地进疆汉族作家对新疆人文景观的描绘较多，有的作品甚至直接以少数民族生活为叙述对象，如王玉胡的《阿合买提与帕格牙》、周非的《多浪河边》和权宽浮的《牧场雪莲花》等。这些作品总体上是以外来者的眼光将少数民族生活当作审视与叙写的对象，作家、读者和研究者被“异域情调”所吸引，多少带有人文景观猎奇或文化猎奇的心态。当然，作家们也力图真正进入叙写对象，如周非在《多浪河边》的努力。《多浪河边》叙述了维吾尔族青年哈得尔的经历，反映了新疆解放前后多浪河边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小说大量使用维吾尔族的日常生活用语，对维吾尔族的生活习惯、节庆礼仪的描绘很多，并试图模仿维吾尔族的思维方式，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以此来塑造符合他们性格的人物形象。然而，如果把这些标示人文景观或少数民族特色的符号删去而换作汉族的，那么，《多浪河边》叙述的故事、表现的主题则与当时全国其他同类小说并无多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本土出身的作家对新疆的人文景观或民族特色的书写更多地接近了当地文化和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立场与视域。

考察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不难发现，内地研究者在论及其地域性和民族性时，有的抱着“我族中心观念”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俯视，有的则带着文化猎奇的心态，因此，尽管他们的研究大多在理论形态上高于新疆本地研究者，但往往令人有隔阂之感。新疆本地的研究者，包括少数民族学者在研究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时，有的跟内地研究者亦步亦趋，有的还或多或少地迎合了文化猎奇。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表现，而只是两种倾向而已。对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阐释，“必须依照特定一类人对自己经验的阐释，因为那是他们所承认的描述”，也就是说必须符合新疆各民族自身的经验，符合“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及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立场与视域等。出现上述两种倾向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缺少地方性的观念、心态与视域，难以进入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知识”阐释。地方性的内涵与要素，实际上包含了地域性与民族性，它是对二者的超越。从地方性而不是仅仅从地域性或民族性来研究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3]，也就是说，要求研究者进入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文本及其产生的具体情境条件，以内部眼光去体验、理解和评判。吉尔兹认为：“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假冒的宽容的那种客观化的胸襟才会出观。如果阐释人类学家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其位置的话，他就应该不断申述这稍纵即逝的真理。”从地方性研究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要求研究者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深度描写”，这样，才能抛弃猎奇心态、“我族中心观念”而具有宽阔的胸怀与宽容的胸襟，才能真正地理解和客观地评价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

“地方性知识”是格尔兹出于对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而提出的，“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格尔兹强调的是那种有别于统一性、客观性和真理的绝对性的知识创造与知识批判。”现代性知识应是格尔兹“地方性知识”批判的一个对象。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问题也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二者相互对抗又相互补充。现代性大约是从中世纪结束之后开始的，无数的思想家、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论述，有关现代性的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在现代性理论中影响较大的如：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福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鲍曼认为现代性是未完成且无法完成的规划；泰勒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现代自我认同模式。此外还有“可选择的现代性”（芬伯格）、“单一的现代性”（詹姆逊）、“流动的现代性”（鲍曼）、“自反性现代性”（拉什）等等。现代性没有定为一尊的定义，但它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而逐渐形成一种统一性、客观性、绝对性的知识，呈现出消解丰富性与多样性的趋势。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作是现代性转型的过程。1949年前的民国时期是新疆多民族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发生期，这主要体现为启蒙现代性。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库图鲁克•阿吉•肖柯于1918年在喀什创办了《意识报》（原名《觉悟》），积极宣传科学、民主与爱国主义，进行思想启蒙。库图鲁克的《一切已醒来》及阿布都哈里克•维吾尔的《我的维吾尔民族》《痛苦的时代》等诗歌反对愚昧、批判民族劣根性、呼吁学习科学技术，以此来唤醒沉睡的民族。哈萨克族著名诗人唐加勒克•卓德勒在诗歌中揭露和批判哈萨克族的劣根性，号召本民族向其他民族学习，《我们哈萨克人在做什么》《磋商》《致加涅汗》等诗歌有力地推动了哈萨克族的思想启蒙。1949年至1966年是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现代性转型的激进期。各少数民族文学除诗歌外其他文学体裁也得到了发展，当然，这一时期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与全国同期文学主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它体现出了革命的激进的现代性，传达着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热烈赞颂、想象和认同，但这种认同是复杂的。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是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展开期，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先锋性等多种现代性形态都有所体现。本时期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后的新面貌热烈颂扬，表现出对现代性的渴求，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对现代性的隐忧。1990年代中期至今是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现代性转型的深入期，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了社会生活的转型，也促进了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现代性转型的深入进行，其现代性的表现更加复杂。随着新疆经济的发展，现代性的负面后果也逐渐表现出来，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民族文化传统的消失、价值观念的变异、道德滑坡等等。少数民族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深深的现代性焦虑。维吾尔作家祖尔东•沙比尔的短篇小说《葡萄沟纪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艾米杜勒的传统思想与其子苏鲁里的现代观念的对立冲突，作家在否定前者的农本思想又肯定了其勤劳善良，在肯定了后者的与时俱进又对其持怀疑态度，这种矛盾心态，是少数民族作家现代性焦虑的初期表现。

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的长篇小说《寡妇》以巴兰沙家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为背景，通过双线并列的结构方式叙述了寡妇与法官的情感生活与心路历程，“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在这个急速变革的时代中不断发生着断裂性的变化”[6]，既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又传达了对现代文化的怨羡。在表达现代性焦虑时，作家们往往通过传统对抗现代、农牧对抗工商、本土对抗外来等方式来缓解这种焦虑，实质上就是以地方性对抗现代性；如果研究者缺乏“地方性知识”，是很难深入理解这种现代性焦虑的。那么，如何获得“地方性知识”呢？格尔兹要求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去进行“深度描写”即深入的分析。刘亮程“属于西部的纯粹土著”，他不仅在《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等散文集中呈现和创造了新疆汉族的“地方性知识”，也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在散文集《库车行》和长篇小说《凿空》中描绘了维吾尔族的“地方性知识”。汉族要获得维吾尔族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易事，所以刘亮程在《库车行》中坦承“仿佛我是生活其中的一个人，又永远地置身其外。”[8]他欲融入库车维吾尔人的生活，然而，作为一个异乡异族的访客只能置身其外，访客心理使其库车行在最初是一次文化猎奇之旅。多次的库车之行，刘亮程逐渐在维吾尔文化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相契合的东西，他理解乃至认同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拥有了维吾尔“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如他不认为维吾尔农民是因懒惰而使地里长满了草，而将其看作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存态度并由衷地加以赞美。库车行使刘亮程感觉他“另外的一生仿佛已经开始”[8]，而且“希望一个地方，最终被它自己说出来，我宁愿做一个虔诚的倾听者，而不是代言人。”

刘亮程在库车行之初带有文化猎奇的心态，而在《库车行》结束之际已达到了文化契合，他好像就是走在库车老城街上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乡。《凿空》是刘亮程在对维吾尔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认同之后对维吾尔乡村“地方性知识”的全景扫描，它没有丝毫的文化猎奇心态，它所呈现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等在相当程度上符合维吾尔族对自身经验的阐释。刘亮程钟情于古老的东西，他在《凿空》中通过阿不旦村古老的、自由自在的、和谐自然的生活状态被打破来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阿不旦村被各种形式各种目的的挖洞凿空了，人的心灵也被凿空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找不到安息之所。《库车行》和《凿空》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对维吾尔文化中的一些符号如坎土曼、毛驴等进行了“深度描写”，并希冀以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的一些合理之处来纠正现代性的偏差。现代性无法扭转，“人们难以放弃现代世界，……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如此深入地建立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之上，以至于各种激进的意识形态似乎都难以触及其根本。”

但是，我们也需要像刘亮程那样回头望望，象阿不旦村人那样守护着传统的某些东西，站在地方性的立场上才不会迷失在现代性之中。地域性和民族性是作家在“对具体生活形态的新鲜发现和独到感悟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并非是外加的。”但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而向文化深层挺进的地方性，需要作家和研究者对生成特定文化的具体情境及文化持有者的思维方式、立场、视域、情感体验、价值观念等的理解乃至于认同，以平等的心态去看待特定的文化，将书写和研究的对象当作主体自身一样。上文通过对《库车行》和《凿空》的简要分析，说明了作家在创作中获得“地方性知识”的可能途径，这是新疆本土汉族作家的典型个案。刘亮程将自己拥有维吾尔“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的心路历程叙述了出来，研究者如果具有同样的心态、视域和价值观念，是不难进入这两部作品的地方性阐释的。然而，对于地方性较为隐晦，尤其是对于抒情类文学，就更需要研究者从地方性视域去分析作品内涵与意义。他一如人们所熟知的诗人沈苇，来自江南，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已经变了新疆人，他的诗歌既具有江南的灵秀之气，又具有西北的雄劲之风。评论界将沈苇诗歌的风格特征称为“混血”，这是对其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形象概括。在诗集《新疆诗章》中，沈苇将新疆的许多地方如博格达、喀什噶尔、鄯善、楼兰、伊犁、塔什库尔干等化为诗歌，既描绘了大漠、雪山、草原、戈壁等自然景观，又叙写了新疆各民族的生活，并将历史、传说与现实熔为一炉来提炼诗意。沈苇在其诗歌中为读者呈现了新疆的许多知识，这些知识的表层是诗歌地域性与民族性的体现，但只关注这一层面而无地方性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很难有深切的体验与理解。同样是新疆的诗人，周涛似乎更理解沈苇，他说：“沈苇的混血，并不是纯粹血缘意义上的。他是个地道的江南人，他的混血是他从江南来到新疆后，对新疆各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使自己文化的血脉里流进了异域的血。”

“对新疆各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就是一种地方性的心态与立场，是文化持有者价值观念的表现。的确，沈苇已融入了新疆各民族文化之中，他是一位具有浓厚的新疆地方性的诗人，他“向着阿依拉尼什冰山行进/如同一名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五体投地，匍匐冰面”。以这样一种文化心态，沈苇行走在新疆各地，到达、离开，“内心却一次次重返”，始终在场而成为新疆地方性文化的歌者。沈苇在歌唱地方性文化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现代性的隐忧：“风景早已伤痕累累/风景被切割、瓜分、贩卖/在闹哄哄的库尔德宁集市/在死后继续站立的云杉的注视下”。当然，对沈苇诗歌的地方性及其现代性有待深入的阐释。对汉族研究者来说，要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更需要地方性的立场与视域，需要以平等的心态去理解乃至认同特定的文化，才能避免文化猎奇和“我族中心观念”而真正地进入文本。同时，又需要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及其现代性焦虑，因为这与地方性密切相关。地方性与现代性相互对抗相互补充，“地方性不仅为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有助于把握到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新疆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其现代性诉求比其他地区更为强烈，这决定了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在现代性转型中，新疆各民族文学必然形态各异，其内在原因何在？有何意义？地方性与现代性相互对抗相互补充在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中又有哪些具体表现？这些都是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应该探讨的重要课题。

三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一种文化持有者不可能真正地、完全地拥有另一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地方性本身隐含着少数与多数、地方与中央、边缘与中心、特殊与普遍等二元对立关系。“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辩护，就是少数发现自我，边缘冲击中心；文学的地方性，就是特殊与多样突破普遍与单一。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应是新疆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成就，它形成了一次又一次边缘向中心的冲击波，但因为大多数作品都未被翻译成汉语，很难进入汉族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不仅缺少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的研究，而且连他者的眼光都难以停留于此，冲击所产生的涟漪都是微小的。被称为当代维吾尔文学“五大家”的祖农•哈迪尔、铁依甫江、阿不都热依木•乌提库尔、祖尔东•沙比尔、买买提明•吾守尔等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至今都没有汉译本，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如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的文学作品汉译本就更少了。表面来看，我们可以为其找到缺乏翻译人才、翻译机构不健全、翻译经费不足等原因，然而，究其根本，还在于知识等级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形成了知识的“金字塔”等级，少数民族知识处于“金字塔”的底层，强势的汉族文化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二元对立，在二元对立中“各种不同的少数民族就很容易模糊其各自的身份与界限，构成有别于汉文化‘统一的另类’。”

由于这种知识文化等级观念的存在，知识界首先将目光转向更为强势的西方知识，不屑于投向弱势的少数民族知识，故在文学翻译上，国外数量巨大的作品都可以翻译成汉语，而国内各民族文学的互译却成绩平平。近年来，“羊皮鼓译丛”“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等翻译工程的出现，多少弥补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的不足。新疆的文学研究者包括少数民族学者一直都在辛勤地耕耘着，《二十世纪维吾尔族文学史》《哈萨克族文学史》《柯尔克孜文学史》等就是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这些成果的出现，是少数民族文学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地方性的少数民族知识对中心主义的汉族知识的突围。但非汉族文学仍然难以进入“正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即使有的加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内容，也是“迫不得已的添加和补充，……在学术思想的深层（而不是文字的表面）关注中国各民族生存与情感的内在特征，并真正让文学的研究成为广泛沟通彼此的桥梁，让文学的知识不仅仅为单一的视角所固定，为权力的多数所独占，依然没有解决。”

新疆汉族作家的创作处境可能要好些，他们从边缘向中心冲击产生的影响稍大一些。1980年代以周涛、章德益、杨牧为代表的“新边塞诗”运动，1990年代周涛、刘亮程的散文创作和沈苇等人的诗歌创作，新世纪初期董立勃的小说创作等，都在全国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上述作家作品得到了当代文学研究界较为持续的关注，“新边塞诗”在少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被提及，周涛、刘亮程的散文被选入教材等等似乎表明边缘已成功突围。然而，由于“普遍存在的中心/边缘的文化知识的等级状态”，新疆汉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并未占据中心，因为对上述作家作品的研究仍然存在猎奇心态，边缘对中心的冲击以及中心对边缘的关注，导致边缘成为中心的点缀与补充。即使内地学者不带猎奇的心态来研究新疆汉族作家的创作，也难以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对董立勃小说的研究就是如此。2003年，董立勃发表长篇小说《白豆》，在全国文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还创作出版了《静静的下野地》《米香》《白麦》《烈日》《青树》等十多部长篇小说和《黑土红土》《骚动的下野地》《太阳下的荒野》等中短篇小说集。研究界从多层面多角度对董立勃的小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以“下野地”为切入点的地域性研究、叙事模式研究、权力与欲望及人性表现研究等等，但这些研究大都忽略了董立勃小说的地方性。董立勃小说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文化情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兵团文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肩负着屯垦戍边、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社会稳定的历史使命。兵团成立六十年来已形成了独特的兵团文化，它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它是对历代屯垦文化的继承，融合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又带有浓厚的军旅色彩。兵团文化总体上属于汉族文化，但在中国知识文化等级中仍处于边缘与底层，因此，很多研究者对兵团及兵团文化不了解也缺乏了解的意愿，故而有意无意地忽略董立勃小说的地方性。

当然，也有研究者涉及到了董立勃小说的地方性中的兵团与兵团文化视角与立场，但有待深入。此外，对红柯的《乌尔禾》、张者的《老风口》等作品的研究，同样需要地方性的立场与视域，需要对兵团与兵团文化的理解。《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是新疆各族文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重要成果，是“多民族文学史观”在新疆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有益尝试，是新疆这一文学边缘省份向中心发起的一次较为有力的冲击。“多民族文学”已经提出很多年了，只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产生较多回应，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其并不热心，知识文化的“金字塔”等级难以撼动。在这种背景下，《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冲击力自然减弱。李怡先生指出：“在现代中国，在文化知识的‘金字塔’格局依然耸立的今天，如何发掘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于地方体验与自我意识的思想追求与精神传统，可以说是造就现代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12]虽然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仍处于边缘境地，但它对中心的冲击与挑战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都是有意义的，有贡献的，而对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的深入挖掘无疑将增强其意义与贡献。“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并非是万能的，它也有其局限性。“由于缺少必要的认识导向，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极易使‘我族中心观念’滑向一种本质上同样极端的‘他族中心观念’。某些人类学者由于过分沉迷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而丧失了独立的批判力，其结果便是他们往往对‘文化持有者’持一种无原则的肯定与理解态度。”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倾向，即往往肯定研究对象而缺乏批判态度，这显然不利于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健康发展。地方性阐释要求研究者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才能进入研究对象，理解研究对象，但也要求研究者走出研究对象，才能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当然，前提是“进入”，是置身其中，若居高临下置身其外就只能隔靴搔痒。此外，我们还应警惕对地方性的过度阐释，因为新疆的历史与现实极其复杂，对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进行过度阐释，可能适得其反。

作者：胡昌平李昌云单位：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西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