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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实践述评范文

时间:2022-09-30 05:06:46

建国后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实践述评

《纪实》2011年第4期

[摘要]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深受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影响,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后,一方面高度重视对旧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对当今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它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而且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对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意识形态思想;启示意义

作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发端于中国革命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精华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新中国成立后,同志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指导地位,推动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但晚年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作用。全面总结和客观评述建国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与实践经验,可以为我国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经验和启迪。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的意识形态思想正是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

(一)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深受中外优秀文化成果影响

追溯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意识形态理论,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剖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立起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列宁和斯大林结合俄国革命的实践,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发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另外,一生不断阅读中华古典文化精华,深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成果影响。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包括天人观、德治教化思想、知行观、大同思想,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意识形态教育、社会理想影响尤深。因此,的意识形态思想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思想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成果的影响下,在近代中国革命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二)建国前意识形态理论的初步形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理论的初步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早期意识形态理论的萌芽,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建国前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这两个阶段的意识形态思想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1.早年意识形态思想的萌发

早年的意识形态思想处于探索阶段,其形成过程伴随着个人政治信仰的确立过程。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重视精神和理想的作用,主张探索宇宙本源,他从哲学和伦理学入手,认为观念造成文明。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先后两次来到北京,开始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逐渐转向唯物主义。期间,实现了个人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期间,他提出主义的旗帜功能,认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起来了,大家才能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2]。经过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并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错误社会思潮。1920年12月,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件中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赞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3]。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早期探索,解决了运用何种理论改造中国现状的问题。

2.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解决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成功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面对大革命时期党内不同的思想倾向,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分析了国内农民、地主、资产阶级等各阶级生存现状,着重指出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批判了党内、军队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了解决的具体方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篇著作,集中阐明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运动中,撰写了三篇重要文章,即《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彻底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几个主要错误倾向,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期间,从文化角度概括了意识形态的涵义。他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4]663还特意指出了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中要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作用。“要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宣传与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的实践要区分开来”[4]706。还指出了文艺发展要首先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外文艺成果,发展文艺的指导思想要实现革命政治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意识形态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建国后关于意识形态建设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引导,构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一)特别重视对旧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引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开展了对旧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清算,这也能更好地为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奠定思想基础。建国初期,旧社会的意识形态残余还比较严重,急需对它们进行批判和清算。首先,肃清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树立社会新风尚。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建立起各级地方政权,接着开展了清剿土匪、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打击投机资本、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斗争,为新社会意识形态建立奠定了基础。持续三年的抗美援朝运动,“特别着重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思想,肃清帝国主义长期在中国人民中所传播的一切有害影响和半殖民地奴化的买办思想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思想的残余,发扬民族自信心和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传统,树立打败帝国主义的信心”。“经过这一运动,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政治认识普遍提高……百余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形成的种种民族自卑心理也为之一扫,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大为提高”[5]。其次,谨慎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建国初期,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特点的两面性,多次强调要慎重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批判。他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6]他主张用共同纲领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去教育和改造资本家。再次,重视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开展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电影《武训传》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认为,电影《武训传》强调改良主义作用,低估了阶级斗争作用,是历史唯心史观的表现,不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1954年,提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以防止其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阵地。这有利于清除人们思想领域的唯心主义思想,掌握唯物主义方法,但也使得批判扩大到整个思想领域,出现了批判方法上的简单粗暴现象。

(二)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宣传和普及。一方面,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点,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活动先是在干部中开展,随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掀起学习热潮。明确指出:“要让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7]74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重新在《人民日报》发表,并成为学习的基本教材。这一时期,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7]154。另一方面,通过编纂、学习《选集》,大力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赞同该建议,并成立选集出版委员会。在编辑出版《选集》过程中,认真校对修改了每一篇文章。从1951年至1953年,经过重新修订的《选集》三卷本陆续出版,成为新中国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重要教材。

(三)构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1956年,为解决苏共二十大和东欧波匈事件引起的思想混乱,集中建构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首先,深刻指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根据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原理,原有意识形态不会随着旧的经济基础自动灭亡,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因此,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原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阶级斗争也将长期存在。其次,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斗争的方式方法。认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思想问题,只能用民主讨论的方法解决。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必须大力开展思想批判和斗争,以防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再次,提出了文化发展上的“双百方针”。在承认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后,提出了“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特别提出了评价思想言论是非的六条标准[8]234。最后,特别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针对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思想政治工作弱化的问题,特别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政治思想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的灵魂。”[9]还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强调他们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时事政治,以求思想和政治上的进步。

(四)晚年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泛化

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由于对国内外社会形势的错误判断,在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方面出现较为严重失误,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泛化。从1957年新中国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很快确立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阶级斗争也很快由政治领域扩展到文学艺术领域。1963年9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该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在文艺、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的过火斗争,为‘’的发动做了舆论上的准备”[10]。“”中,不但指出了社会主义建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而且指出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两条道路的矛盾。晚年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泛化,使人们模糊了社会领域阶级斗争的界限,给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较大损失。

三、建国后意识形态建设思想与实践评析

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受到历史和社会条件所限,的意识形态思想具有自身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发展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地位和和作用的思想。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强调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深刻阐释了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不同阶段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意识形态为革命运动提供思想启蒙和精神准备,而在革命运动中则服务于革命的中心任务[4]706-708。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积极引导新的经济基础适应新的意识形态,努力消除与新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旧的意识形态。其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思想。马克思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仍然要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而把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分为外部斗争和内部斗争两种形式,认为外部斗争是一种对抗性斗争,其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要采取思想批判和暴力斗争两种方式进行;内部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思想分歧,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再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马克思在革命运动中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他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认为意识形态教育是党的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具有“生命线”的作用。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方针,强调对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和国外优秀文化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发展当今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要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8]230。

(二)的意识形态思想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

意识形态理论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使得新中国很快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甚至十年的全局性错误,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方面出现一些失误的深层次原因。之所以出现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失误,具有以下方面的主客观原因。首先,受到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斗争影响。从国际上看,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巨大震动,帝国主义也趁机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从国内环境看,1957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使得极少数右派开始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这不仅引起了的警觉,而且把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其次,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准备不足。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建国初期,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处于摸索阶段,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借鉴。提出的许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还处于具体操作层面,还没有真正上升到深层理论思考,导致对社会主义科学涵义上出现一定偏差[11]。再次,政治体制的相对不健全。现代社会中政治体制的健全与否影响着国家各个领域的重大决策。建国后我国政治体制还不完善,权力存在过分集中的现象。因此,当发表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时,与会同志“一致赞成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12]这就导致在建国后意识形态建设方面逐渐向更为严重错误的方向发展。

(三)的意识形态思想对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的意识形态思想形成和发展于建国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对当时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探索结果之一,虽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对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不断创新发展。在建国前后多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性,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3]。新时期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用于死记硬背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14]其次,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斗争。鉴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长期性和复杂性特点,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当前中国,既面临着国外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渗透,又面临着国内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的累积,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多元并存状态。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积极同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潮开展斗争。再次,重视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教育。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年代,都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在革命动员和凝聚社会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新时期,我们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不仅要把这项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去认识,还要重视准确把握意识形态教育对象,不断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方法,使其富有新时代的特色和生命力。综上可见,建国后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渊源于中外优秀成果的精华,初步形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进行中,完善成熟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其探索实践的成功和错误都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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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期文稿[M].长沙:人民湖南出版社,199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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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4.

[10]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2.

[11]朱兆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4.

[12]逄先知,金冲及.传(1949-1976)[M].北京:人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59.

[13]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5.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

作者:尤国珍 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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