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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下工艺美术史研究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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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工艺美术史发展至今,已经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然而,以服务教学为目的通史编纂方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以史论研究为目的的通史研究。文章从史学理论角度探析当前中国工艺美术史写作及编撰中存在的根源性问题,并试图寻找一些可行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中国工艺美术史;通史编纂;史学理论

一、教材导向的写作手法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研

究的贡献较之其他形式艺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史门类出现时间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通史类著作面世。几十年间,通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进展很快,解决了中国工艺美术史从无到有的问题。

1.确立了通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蔡元培于1920年最早提出工艺美术的概念,并将其与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形式并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在中央工艺美院等高校的开设,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序幕也渐渐拉开。1985年,以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出版为标志,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作为第一部通史性质专著,田著本《中国工艺美术史》服务于工艺美术教学的[1],其确立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体裁和结构等范式,为后世研究者沿用至今。随后,中国工艺美术通史研究专著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有龙宗鑫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卞宗舜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华梅的《新编中国工艺美术简史》和祝重寿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纲》等。2007年,尚刚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以工艺美术作品源流为主线,注重时代、地域、民族特色以及科技发展的作用,从作品的造型和装饰入手,详细论述了我国古代社会工艺美术的审美意义、基本风貌和文明价值,是我国工艺美术通史研究的又一巅峰之作。2015年,周亚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以门类史的形式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进行归纳,同时在相应章节中对湘西地区工艺美术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进行研究。

2.从艺术理论角度出发,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艺术学特征进行阐释一是李砚祖的《工艺美术概论》对工艺美术的定义、起源、分类,以及科技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工艺美术设计的相关问题和以商品、文化形式存在的工艺美术等领域基本问题做了定性探讨研究,初步解决了工艺美术研究“是什么”的问题。二是王荔的《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通过从思想变迁出发审视器物变化的全新视角,从一个侧面回答了工艺美术史演化动因的问题。

3.涌现了一大批断代专题论著,丰富和完善了工艺美术史理论体系一是以尚刚的《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元代工艺美术史》为代表,分别截取中国古代最强盛的王朝和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王朝的工艺美术发展情况,在继承前述通史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二是以田自秉的《中国纹样史》、张晓霞的《中国古代植物纹样装饰发展史》、熊嫕的《中国古代设计制度研究》为代表的一批论著,分别从不同侧面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工艺美术专题研究。三是以徐英的《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工艺美术史》、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和文化表意》为代表的论著,提出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是中国工艺美术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填补了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研究的空白。

二、教材导向写作手法存在的缺陷

当前我们所见的所有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编纂方式都脱胎于1985年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通过对其成书过程的梳理,我们发现该书实质是服务于中央工艺美院教学工作的一部教材。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科学研究所成立,下设理论研究室、刺绣研究室、服装研究室、家具研究室、陶瓷研究室和金工研究室等机构,这种科室划分决定了田自秉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及架构是在教材为导向思路指引下确立的[2]。这部著作是我国工艺美术史论从无到有的开始,然而,沿用至今的编纂体例却有以下问题没能得到厘清和解决。

1.研究对象不够明确按照字面理解,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工艺美术历史,但工艺美术却不是某种具体的艺术形式,不能像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史论一样,将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直接作为史论的研究对象。当务之急,就是要弄清楚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所有可见文献,都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明确阐述,这就导致大多数工艺美术史研究论著采用以罗列考古成果时间顺序为主,以对时代背景和纹饰变化解释为辅的方式撰书。缺乏史料间内在联系及演化动因的论著,与其说是工艺美术史论,不如说是工艺美术史料集。这种堆叠史料带来的后果,就是叙、论两张皮——或叙而不论,或用背景介绍代替本应重点论述的影响、作用等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对象显然不应局限在陶瓷、纺织服饰、金属工艺、雕塑(刻)等方面。因为工艺美术的范畴绝不仅等同于上述门类之和,也不应该将这些门类中大量实用性很弱、观赏性较强的所谓特种工艺美术品视为不重要、非主流的内容。从造型艺术的角度看,这些特种工艺美术品往往更加精美,更能反映所属时代的工艺美术特性。从矛盾论的角度看,如果对特种工艺美术品在我国工艺美术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不加以重视,就与只重视矛盾中的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做法无异。

2.研究边界交叉现行大多数工艺美术史的编写方式为在截取的时间断面内放置陶瓷史、纺织服饰史、冶金加工史、雕塑(刻)史等核心研究成果和对象,其实质更像按断代顺序排列的专门史合集。作为教材,《中国工艺美术史》最初的编写目的就是要服务于刺绣、服装、家具、陶瓷、金工等教学工作,这种写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然而,以史论面貌呈现工艺美术史,其研究的范畴与陶瓷史、纺织服饰史、冶金加工史、雕塑(刻)史等难免重复。尚刚认为,通史编纂只有门类史和朝代史两种方式[3],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当前中国工艺美术史和断代史编纂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只是在每个朝代的断面内部放置研究成果的写作手法,不仅很难体现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学科特点,也无法说明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发展历程,从而导致学科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3.研究对象的局限由于工艺美术史研究对象不明确,导致当前通史研究对象局限性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使用者角度,将研究对象局限在贵族使用的陶瓷、织物、金属器、漆器和雕刻等方面,不仅忽视了首饰与装饰品、欣赏品背后的工艺美术特性,也忽视了其民间性,即工艺美术源自民间,走向宫廷又回到民间的演化趋势。二是从材质角度,将主要目光局限在单一材质的手工制品上,常见的由几种不同材质制作的手工制品很少纳入研究视野。三是从造型角度,将本应自成体系的某类造型分割在不同工艺形式中展现。如鼎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常见的形象,在以礼器为制造目的的青铜鼎衰落以后,直至明清时期还可看到鼎形的笔洗、香炉、摆件等;西周后作为饮酒器的青铜觚不再流行,但直至清代,景泰蓝材质的觚形特种工艺品仍然流行。这些典型造型的传承本应成为通史叙述的重点和重要主线,却被分割在不同工艺类别中。

4.时间边界不清所谓的时间边界主要指的是断限和分期。大多数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分期和断限套用的是中国朝代史分期方式并略有微调,这种处理方式通常没问题。但由于对工艺美术研究对象理解的差异,各家在处理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断限,尤其是下限时存在很大差异——有的断限在清末,有的断限在清末、民国乃至当代。这种分歧并非学术领域认识上的分歧,而是对什么是工艺美术认识不够清楚,导致对其何时产生、何时衰落、何时消亡的时间节点把握存在偏差,这种差异又导致研究对象因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发展不同步等原因而难以解释清楚。工艺美术具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双重属性,如果将研究对象简单嵌套在朝代史当中,就无法解释为何社会安定富裕阶段是工艺美术生产的繁荣阶段,而社会动荡时期,工艺美术生产与文学创作一同处于“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又一繁荣阶段的问题。如此一来,工艺美术史本应有高峰、有低谷的螺旋式发展历程,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发展高峰所掩盖。

5.空间的边界局限很大当前,大多数中国工艺美术史论著实为中国汉族工艺美术史,很少提及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甚至在一些以朝代史为体例的工艺美术通史著作中,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发展情况是以附录形式呈现的(如辽、金),没有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更是鲜有提及。众所周知,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权的发展历程及其与中原政权之间的交往过程是通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中国朝代史作为写作框架的各家中国工艺美术史,却集体忽略了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有关情况。缺少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在工艺美术上的发展互动历程,中原地区工艺美术发展历程必然是零散的、碎片化的。

三、从史学理论角度开展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

2007年尚刚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至今已经十余年,这十余年间,我们再没有见到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工艺美术史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如果没有对上文提到的那些问题做出回答,没有从史论教学的角度总结归纳出有关基本问题,依据现有理论编纂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论著作依然无法跳脱现有的窠臼,上文提到的那些问题还会出现。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和通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对以下问题做出规范和说明。

1.明确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何为中国工艺美术及其应有的研究对象和范畴,这个问题是当前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说之前的断代史和通史研究解决的是有无中国工艺美术史的问题,那么,明确了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才能形成独立的与刺绣、服装、家具、陶瓷、金工等专门领域有所区分的艺术史论。诚然,工艺美术史的研究离不开具体的产品、造型与纹饰,正如先秦文学史的研究离不开《尚书》《春秋》《论语》等。中国工艺美术史不是研究某一类或某几类具体造型的学科,对具体造型门类的研究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将视线局限于罗列和简单描述。在此,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以古代设计思想为纲,以某类形象在造型及制造工艺上的变化为目,阐释造型、纹饰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例如,前文提到的鼎,当前各家通史的处理方式都很相近,就是将陶鼎、青铜鼎分别置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陶器、金属工艺中加以研究。按照新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鼎的造型为主线,分析原始社会作为食器的陶鼎、夏商周时期作为礼器的青铜鼎、唐宋时期以笔洗面目出现的石鼎、明代的鼎形宣德炉和清代的鼎形摆件等在造型及制作工艺上的变化。这种纲举目张的编纂方式选用的依旧是之前著作中的史料,但可以有效避免将工艺美术史变为其他学科内容的史料集,使中国工艺美术史成为具有独立特色的基础学科。

2.重视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历程中的作用至今为止,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做出论述的通史著作不多,目前可见的有龙宗鑫的《工艺美术史》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发展情况略有提及,华梅的《新编中国工艺美术史》在专门章节中举要式概括了近现代民间工艺美术和近代民族民俗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周亚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用少量篇幅对湘西地区工艺美术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做了说明,总体而言都不够具体,不成系统。对中国工艺美术史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的明确,有助于解决中国工艺美术史是不是独立学科的问题,而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历程中的作用重视与否,则成为决定中国工艺美术史是不是完整史论著作的问题。

四、结语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不断交往的过程,具有物质产生和精神生产二重属性的工艺美术,不仅体现了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不断交往的过程,也是这个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只有体现这个交往过程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才是完整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缺失了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有关内容,中国工艺美术史不仅在逻辑上变得不完整,而且会直接导致许多在交往中出现的工艺美术品的来龙去脉无从谈起。例如,在考察东周至两汉的工艺美术发展情况时,只有将北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在通史中加以论述,出土自河北易县辛庄头的胡人头像金饰件、出土自山西朔州的西汉时期的铜山羊形带钩等,明显带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中原工艺美术品,才能真正纳入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1]吴士新.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编写及其运用的史学方法之思考[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2):45.

[2]乌英嘎,章天.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综述[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1):158.

[3]尚刚.中国工艺美术的史料和史学[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

作者:乌英嘎 单位:内蒙古艺术学院

暨南史学杂志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