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史学阅读观范文

《暨南史学》2017年第1期

［摘要］顾颉刚一生读书治学，主张有计划地读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研究重点，所选读的书籍类型也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顾颉刚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期间所选读的书籍，除重视经史典籍的研习外，多关注记载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民间文化、边疆历史等内容的史书。在注重读书与时代互动，注重读书治学的同时，以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践行读书不忘救国的至理名言，唤醒中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抗战时期顾颉刚史学阅读类型的选择与抗战大环境下顾颉刚的史学研究主题密切相关，此又与抗日救亡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参考文献31。

［关键词］顾颉刚;抗战时期;史学阅读观

顾颉刚(1893年～1980年)，中国著名的古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及民俗学的开创者。他在中国史学界取得的辉煌成就即在不断地读书、积累、思考、实践过程中沉淀升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亟，顾颉刚一方面积极呼吁读书人担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宣传、教育兴国等实践活动唤醒中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本文拟通过归纳总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顾颉刚史学阅读类型的选择及其特点，分析其史学阅读研究与时代互动的关系，试图揭示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史学阅读与实践具有强烈的国族观与抗战动员色彩。

1史学阅读的类型

顾颉刚一生治学的目标即“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始终重视对《尚书》《诗经》《史记》《左传》《论语》《孟子》《墨子》等典籍名著的阅读与研究［1］。考辨式的史学阅读与研究手法，常见于顾颉刚的读书笔记，“疑古辨伪”的精神贯穿其整个史学研究生涯。但不同历史时期因各方面原因，顾颉刚史学阅读的重点有所不同。日本侵华战争大环境下，民族危机愈来愈严重，顾颉刚史学研究的重点逐渐向关注救亡图存转变，其阅读也主要围绕该主题展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作为历史研究者的顾颉刚感到自身有唤醒中国民众认识祖国疆域及中华民族历史的责任，开始对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展开系统性研究。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将研究重点倾向探索边疆地理与民族演进史。因而，该时期顾颉刚多选读古地理之书，或与古地理内容相关的典籍杂记。通过研读《史记》《禹贡》《汉书》《王制》《河图》等史书典籍及《南北史补志•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地方志书，考察中国古代地名演变、州际边界、疆域面积及各地历史地理沿革和风俗习惯变迁。通过对诸多史地类书籍的阅读和比较，顾颉刚认为《禹贡》是中国古代记载地理沿革材料最古老最完整的典籍，而研究自然地理最优者可以《山海经》为代表［2］。

该时期顾颉刚史学阅读与研究促进了人们对祖国疆域及民族历史的认识，唤起了人们对祖国抗战现状的关注。与此同时，顾颉刚为完成《三皇考》和《两汉州制考》的写作，需要考察古代名物制度的演变历程。因此，该时期顾颉刚阅读类型的选择也多关照诸如《管子》《周礼》《仪礼》《汉书》及有关名物制度内容的典籍。通过阅读，考察并梳理三皇五帝名称的渊源、地方行政区划及地方制度、等级秩序及民间婚丧祭祀等礼仪制度、土地制度和地方财政等经济制度以及地方官制等系列名物制度的演变。其中，顾颉刚读《管子》五十七篇《度地》时，发现其中记载的行政区划对里、术、州、都等地方区域命名的根据及其相互关系的内容［3］，与《周礼》中对轨、里、练、乡、帅等的区分与命名存在划分上的差异，不知孰为事实［4］。发现史事记载的矛盾与冲突后，便搜集更多的原始资料对其进行考辨。在考察古代名物制度演变过程的同时，顾颉刚还坚持以疑古辨伪的精神对其中的记载进行辨伪。抗战时期顾颉刚着重研读经史典籍与史事辨伪工作，期间所做的读书笔记，往往两三天即可写毕一册。全面抗战爆发后，顾颉刚顺应内迁大局，服从人事调动，常常辗转于西北、西南地区执教，无法再作系统的研究，主要以实地考察代替史料阅读与研究。读书时间既有所减少，因而读书笔记多有间断，或一两年才完成一册，那段时期的读书笔记中多流露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怨愤之情［5］。

2史学阅读的热情

顾颉刚不仅热爱读书，且善用脑力，主张看书必定要有所思，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将所思所想写入读书笔记中，以此加强记忆，积累史学研究素材。顾颉刚读书时喜欢思考问题，走到哪里，总要一路看，一路想，但苦于“记忆力不好”，便不得不一路做笔记［6］。读到有意思之处，常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随手标注于书中，“逢到书端上写不下，便写入笔记簿里”。为此，顾颉刚养成了勤做读书笔记的习惯。读书笔记记得多，作文章时便如行云流水般自如，引用材料也可信手拈来，人们往往因此惊异于他强大的记忆力。为此，顾颉刚解释道:“只缘个人习性乐于遇事注意，而此腕又不厌烦，一登于册，随手可稽，予盖以抄写代其记忆者也。”［7］乐于“遇事注意”，即善于留心观察、肯深入思索，“此腕又不厌烦”即随时勤翻书勤做笔记，积累史料。顾潮、顾洪在回忆父亲时，指出其治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勤动脑、勤动笔，提到顾颉刚常说的一句话“遍地都是黄金，只怕你不去捡，随处都是学问，只怕你不去想”，即强调勤学善思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无论是阅读、教学抑或整理古籍、研究学问，顾颉刚往往能从旁人看来认为微不足道之处发现问题，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即便是日常见闻，凡是觉得有用者，也都收入读书笔记中［8］。

留意记录书籍内外的各种见闻，勤于思考，便能从无问题处发现问题，这是顾颉刚与一般学者不一样之处，也是他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创造辉煌的原因之一。顾颉刚追求专心读书治学的生活，时常为自己能多读书、多做读书笔记而欣喜，也为忙于人事应酬或因战乱干扰荒疏了读书而感到惋惜［9］。他身兼多职，常被繁忙公务缠身，即便如此也不愿舍弃阅读，故致夜间常难以入寐［10］。为此，他自己也曾说“我这喜欢记录的天性，是无论何时都抑不下去的”［11］。自古以来，热爱做读书笔记并以此作为自己及后人学术研究资源的学者，为数甚多，但顾颉刚的读书笔记不仅详而且勤，可以说除了在旅途中，甚至与朋友们在公园茶聚，也往往手不释卷［12］。即便是上门拜访朋友又恰逢主人不在，便在等候之余利用时间阅读做笔记。一天未能读书便觉得这一天是白活了［13］。在日本侵华的“社会动荡最甚之日，又当经济压迫最酷之时”，顾颉刚仍坚持读书，并感到“能写一点笔记，已属千难万难”［14］。读书对于为学者而言是一件幸福的事情［15］。读书和笔记之于顾颉刚，犹如空气阳光之于生命，须臾不能相离［16］。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天，都还在坚持读书。顾颉刚逝世后，人们翻看其留下的日记，发现其中还记录着他许多计划撰写的论著和未完成的读书计划。顾颉刚读书治学最反对死读书，最恶附会权威，若子女或学生在读书时能发现问题并提出质疑，形成自己新的见解，无论对错与否，他必定大加鼓励［17］。反之，若遇到只会照搬前人观点而毫无主见的学生，必定给予严厉批评。

顾颉刚在《寒假读书记》首页上写道:“余读书最恶附会，又最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苟自见于同辈，或将笑我为狂。……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一切影响皆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书籍人心世道之豸。”［18］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主张，即顾颉刚一生读书治学所坚持的原则与宗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执教，便要求学生要“彻底破除”迷信权威的英雄思想，养成勤学善思、多做读书笔记的习惯［19］。王钟翰在回忆顾颉刚授课的情景时说:“顾先生在课堂上所书写的内容，全是他自己平日读书心得的笔记，许多问题都是我们平日置信不疑，或视为当然的事，现在突然被顾先生提了出来，大家先是惊愕，继之是兴趣盎然，思之再三，终是佩服”［20］。学生们甚为赞叹顾颉刚善于发现问题的阅读能力及敢于打破权威的治学思想，对书本内容要以理解为主，不可全信，并要学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21］。不仅不迷信历史，且勤于考证，辨别真伪，这就是古史辨学派的治学原则，也是学术研究者所应持有的基本观点。顾颉刚嗜书如命的习性感染了周围的人。顾湲回忆父亲时称:“买书是爸爸最大的私人开销，见到好书，无论多贵，哪怕一点点凑钱，他也要设法买下来。家中经济并不宽裕，又一次，妈妈曾背着他卖掉一些古书。他发觉了便勃然大怒，一定要跑到中国书店把书追回来。爸爸这种嗜书如命的脾气传给了我们，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现在，若有一个月未去书店，便觉得对它不起。”［22］顾颉刚爱读书爱买书的习惯不仅终身坚持着，还影响着顾家兄妹，买书成为一种家庭传统。

3史学阅读的追求

顾颉刚不是一个“塞耳不闻天下事，埋头死读圣贤书”的学者［23］。其一生经历过八国联军侵华、五卅惨案、抗日战争等备受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亲身体验过民族危亡的困顿。因而，顾颉刚在坚持读书与治学的同时，能够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抗战宣传及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用自身的实践行动践行了蔡元培“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至理名言。读书不忘救国，学者应以为政济世为己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顾颉刚便意识到只有发动民众的力量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成为顾颉刚运用通俗文化的方式宣传和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重要途径。东北沦陷后，顾颉刚疾呼“当此国家多难之日，吾辈书生，报国有心，而力学为逮，窃愿竭驽钝之资，为救亡图存之举”［24］。指出读书人虽能力有限，但只要能想方设法参与抗战，即能为抗日救亡做出一定的贡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十四年间，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两件大事占据了顾颉刚的心。顾颉刚在辗转各地考察、研究过程中，认识到要真正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首先要发挥读书人的作用，鼓励青年们要“到民间去”，进行抗战文化宣传，创办抗战刊物，“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25］，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他不但大力呼吁青年学者们积极投身前线文化教育事业，并且用实际行动履行自己关于民众抗战动员的主张。

民众教育方面，顾颉刚为当时中国民众无法深刻认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倍感忧心，意识到要救中国非全国民众一致觉悟不可。他在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与教育活动，借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创办三户书社，以表达对外来侵略抵抗到底的决心。书社创办几个月后，由于薪金停止扣用，经费来源断绝，日寇及政府当局对书社活动的干扰破坏，社员的抗日情绪有所衰落，但顾颉刚以“不做则已，一做则越来越有劲”的性情，索性将燕大抗日会的事业变成他私人的事业，“竭力挺了下去，除了自己贴钱以外，再在外面募捐”［26］。三户书社在资金短缺、日寇打压、国民政府查办的艰难环境中，顽强地宣传抗日救亡。后来顾颉刚将三户书社的范围扩大，并将其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抗日战争期间，顾颉刚写了大量通俗文字，印成宣传抗战知识的小册子，广泛流行于大后方民间社会。据日人小仓芳彦统计，从三户书社起到1940年结束为止，“顾颉刚发起组织通俗读物编刊社，采用鼓词，小调(民歌)一类的形式，把抵御外侮的故事编成通俗说唱，致力于抗日宣传工作……其间刊行的通俗读物，有六百种，共计五千万册”［27］。编刊社刊发的通俗读物吸引了当时民众的极大关注，为推进国家抗战宣传具有重大意义。边疆工作方面，顾颉刚以其历史地理学者的爱国激情，教导学习历史的学人们潜心边疆的地史研究。在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执教期间，顾颉刚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课程，创办《禹贡半月刊》，“中国的神圣领土不容侵犯”是当时《禹贡》的中心思想。《禹贡半月刊》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半月刊的《发刊词》正是顾颉刚在日本帝国主义进逼平津，把我国的“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的时刻下写出来的［28］。

在西北、西南工作及考察期间，顾颉刚募集资金创办《边疆丛书》，刊印多种西北边疆的地史珍籍，传播濒亡的文献，唤醒边士保卫祖国疆土的笃念［29］。联合《新亚细亚》《康藏前锋》《蒙藏月刊》等边疆刊物，刊发边疆史事，激起海内外同胞之爱国热忱，共同谋求巩固边疆之策，保卫国土［30］。1938年，顾颉刚在《益世报》开辟副刊《边疆周刊》，周刊的办刊宗旨是要使一般民众获得对于祖国边疆的基本认识，要使学者们时刻不忘中国的民族史和疆域史，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民族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顾颉刚不仅以读书治学的方式关怀民族命运，并以教书育人、创办刊物的途径传播中国边疆地理与民族演进的历史知识，在文化领域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激发边疆人民的民族意识，促进边疆各族人民与汉族的民族凝聚力。顾颉刚不仅仅是一个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所谓“书斋里的学者”，更应是一个怀有深切民族关怀的知识分子［31］。全面抗战爆发后，顾颉刚走出书斋，远赴西北边陲，遍访甘肃中南部各县实地考察，利用通俗知识进行抗日文化宣传，发展教育事业。

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一套发展甘肃教育的计划。他在抗战时期为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所做的努力，对促进地方开发和民族团结及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特别的贡献。顾颉刚一生读书无数，著述颇丰。留给世人的读书笔记及日记反映了他在抗战时期仍坚持读书，并不忘担负起一代学人的救国责任，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民间文化、边疆史地加强中国民众关于疆土及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以创办抗战刊物进行民众教育及边疆工作等文化宣传战略唤醒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呼唤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时期顾颉刚史学阅读及抗战文化宣传实践活动，集中体现了顾颉刚的史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抗战服务意识，其史学阅读也围绕该主题进行，凸显出强烈的国族观与抗战动员色彩。

参考文献

［1］［5］［9］［16］［18］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前言．

［2］［3］［4］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1:569－570，454，454－455．

［6］［7］［8］［10］［12］［13］［15］［17］［19］［20］［21］［22］［23］［24］［25］［27］［28］［29］［30］［31］王熙华．顾颉刚先生学行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490，268－269，471，471，397，470，54，466，135，204，243，489，1，222，128，113，122，65，222，130．

［11］［14］［26］刘俐娜．顾颉刚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75，219，162.

作者：刘楚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