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考古遗址与现代建筑的并置范文

摘要：自夏商周以来，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均留下了大量的古代遗迹，而宋元之前的古遗迹多以考古遗址的状态叠压重合在现代城市下。在现代城市的扩建及改造过程中，常伴随着大量“碎片化”考古遗址的发现。随着文物保护工作以及城市更新及转型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类“碎片化”考古遗址的价值，并尝试着在新建的公共建筑中保存并展示这些遗址。文章通过对两个遗址上的公共建筑案例——希腊国家银行管理楼（马里奥•博塔，雅典，2002）、主教广场办公楼（诺曼•福斯特，伦敦，2005）的研究，从“物、场、事”三个维度对这两个实例进行了对比，总结出“碎片化”考古遗址与现代公共建筑的并置应兼顾“遗址保护”“环境协调”“事件融入”三方面内容，并指明“事件融入”是此类新旧元素并置的策略要点。

关键字：并置；“碎片化”考古遗址；公共建筑；遗址保护；环境协调；事件融入

1“碎片化”考古遗址

我国的历史城市下常常叠压着许多大型古代城市遗址或人类聚落遗址，经过我国近三十年来的城镇化建设，这些大型遗址区多数已与现代城市建成区重合或部分重合。然而，能在当前的城市建成区内保存下来遗址的往往只是大型遗址的局部或片段，其中不乏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遗址区域，如城墙或城壕局部（如新郑-郑韩故城东北角城墙遗址）、大型墓葬或车马坑（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大型建筑基址（如西安-大明宫遗址）、大型窑址或仓储（如洛阳-回洛仓遗址）等，这些遗址多采用遗址公园或遗址博物馆的形式进行保护及展示。但在城市扩建或更新的过程中，更多的情况是遇到一些规模较小、等级较低的遗址点，如道路、水渠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局部、建筑或庭院基址局部、小型墓葬等，它们有的是在建设过程中初次被发现，有的则是在上世纪的城市建设中回填后又重新发掘的。受建设项目建设情况限制，这些遗址点分散在城市中不同位置、遗址本体的结构和信息也不完整，我们可以把这样类型的遗址统称为“碎片化”考古遗址。

2考古遗址与公共建筑的“并置”

在上世纪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碎片化”考古遗址常常在发掘之后让位于建设项目被请理回填。但近年来，随着文物保护工作以及城市更新及转型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类“碎片化”遗址的价值，并尝试着在新建的公共建筑中保存并展示这些遗址，这种古今结合的遗址保护方法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建成的案例也较少，其中著名的有广州光明广场-南越国水闸遗址（600m2，2000-2007）[1]、南京图书馆新馆——六朝建康宫城建筑遗址（300m2，2003-2007）[2]成都国际金融中心（IFS）——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1200m2，2007-2014）[3]等项目。这种考古遗址与新建筑“并置”（juxtaposition）的方法，是历史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途径，如同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罗马城一样，“曾经出现的事物没有消失，所有的早期与晚期的发展阶段一起并存”[4]；通过“并置”，考古遗迹与新建筑建立了一个对话关系，在这种对话中，城市的历史文脉得到了尊重与延续；而对于处于城市旧城区域，面临着开发压力大、牵扯利益主体复杂等情况的建设项目来说，这样将遗址与项目并置的方法无疑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平衡找到了一个结合点。由于这些“碎片化”的考古遗址多数位于城市的历史中心区，在当前“存量型”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建于遗址之上的公共建筑往往肩负着保护及展示遗址、整合城市历史文脉、促进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提升等任务，因此，这种类型的建筑设计项目比之其他的城市建设项目更为复杂。本文结合国外两个著名的设计案例，尝试找出这种将“碎片化”考古遗址与现代公共建筑并置的设计方法及要点。

3案例介绍

3.1案例一：希腊国家银行管理楼，雅典（NationalBankofGreeceAdministrationBuilding，byMarioBotta,Athens,1997~2002，6500m2）（图1～图5）希腊国家银行管理楼所在地块位于雅典建于19世纪的历史城区南部，在1833年的规划方案中，主要空间结构分为两大部分，“一个理性的街道布局的地区，以及一个考古公园”[5]，所以北部以巴洛克式放射状的街道布局，南部是以雅典卫城为中心的不同时期的古代遗迹区域。新建的管理大楼所在的地块下局部叠压着古希腊时期的城墙遗迹——阿察尼恩门（AcharnianGate），遗址位于地下2.6米～6米处，主要包括城墙、城壕及古代道路和车辙等遗迹，该遗址曾在1974年发掘，而新大楼的设计则开始于1997年[6]。博塔将考古遗址保留并展示在地下室中，地面层结合入口广场处采用挑空结构，展示了阿察尼恩门的挡土墙的修复部分，以及局部的古道路；在建筑的背面则采用了通高的天井空间，将自然光引入室内，从位于地下一层的遗址扩展到地面17米的屋顶空间。结合基地周边历史环境，博塔采用了地上六层、地下四层的设计；建筑立面则与周边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一致，采用了对称的原则，外部采用砂石贴面[7]。

3.2案例二:主教广场办公楼，伦敦（BishopSquare,byNormanFoster,London,2001~2005,101521m2）（图6-图10）主教广场办公楼位于司匹特菲尔德（Spitalfields）区域，紧邻罗马伦敦老城，即现在的伦敦金融城①的东北角。原先为一座建于1893年的水果市场，邻近金融中心区的区域位置以及地块内日渐凋敝的经营状况，给该地区来了更新的机遇与需求，“主教广场办公楼”则是司匹特菲尔德区域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8]。地块的前身是一座中世纪医院的墓园，其部分在水果市场建设时期被毁坏，1991年至2002年的发掘工作期间发现了的一万多具人骨，其中还有罗马的石棺[9]。福斯特设计的新办公楼把所在地块内的遗址保存在地下室中，并设计了一个下沉的室外庭院，将一个骸骨堂的遗址展示给公众。另外，结合地块所处的历史环境，设计保留了一半的老市场，并在南侧沿老街道设计了低层商铺与保留建筑呼应；同时在体量上采取退台式的处理手法，避免了高层建筑对历史街道景观的破坏。

4对比与分析

对比这两个著名历史城市中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案例都是近年来位于考古遗址地块上的再开发项目，都位于城市的历史区域，也都背负着遗址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双重使命。考虑到历史城市中的各种背景因素——“时间与空间”“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以及“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城市空间是一个由不同历史时期“层层积淀”②而成的共生体系，这个共生体系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解读，纵向可以时间为维度来分段解析，横向维度可以看作在固定时间下（也即时间断面中）的历史城市要素解读，历史性城市景观给出了城市背景的范畴：“主要包括遗址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征；其建成环境，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其地上地下的基础设施；其空地和花园、其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间安排；感觉和视觉联系；以及城市结构的所有其他要素。背景还包括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做法和价值观、经济进程以及与多样性和特性有关的遗产的无形方面”[10]。在以遗产为主要研究脉络的前提下，这些内容可以归纳为三大部分：“物像（objects）”“环境（sites）”及其关联的“事件（events）”[11]，对于上面两个现代设计案例，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对比与分析。（1）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城市建成区域内的考古遗址，因此“物象（objects）”一项可替换为考古遗址“本体”，包括遗址的材料构成、空间布局及保存状况等内容（表1）。（2）由于考古遗址需要原址保护③，本文中考古遗址所在地块的“环境（sites）”主要指遗址所在地的城市环境（自然环境、历史环境、现状环境等），由于两个案例都处于城市历史区域，因此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两者面临的历史环境，主要指历史城市的肌理，包括主要街道形态、开敞空间、标志建筑等,两个案例均对这些历史环境要素进行了梳理，并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法协调应对（表2）。（3）相关“事件（events）”这一项所包括的内容有很大的外延性，可以包括相关个人或集体活动，也可包括城市的文化、经济及行政管理等活动。结合本文中两个案例情况，我们可以从考古遗址的展示、公共建筑的运营以及城市更新的策略来进行分析（表3）。（4）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案例的设计内容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遗址保护”“环境协调”以及“事件融入”。在“遗址保护”与“环境协调”两方面，两个实例都做得可圈可点，但在“事件融入”方面，显然两者在项目的功能定位及城市更新的思路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希腊银行管理楼的功能设置单一，更新思路为政府主导的“宏大场景”的塑造；而主教广场办公楼则功能复合多样，更新思路结合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注重微小、平民化的空间环境的营造。笔者在现场的参观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两者的完全不同的效果，希腊银行门前的冷清与主教广场前的热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并置考古遗址与公共建筑的设计时，应考虑“遗址的保护”“环境的梳理”“事件的融入”三方面的内容，而这三者之中“遗址的保护”是前提与基础，“环境的梳理”是准则与规律，而“事件的融入”则应作为重点予以关注，而在“碎片化”考古遗址密集的城市存量地区，新建公共建筑的“复合化”功能定位以及“平民化”的城市环境的营造才是地块更新的关键，而考古遗址的保护与展示也将受益于更新计划的成果。

总结

本文虽然探讨的是“碎片化”考古遗址与现代公共建筑的并置这一问题，但这种新旧元素的并置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城市遗产与城市空间的新旧共存的情况中。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并置，都应树立“外内结合”的城市设计视角，整体综合的解读梳理地块所在环境的历史要素、考虑多方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从而确定项目的定位。另外，从本文的两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到考古遗址的保存与展示方法可以多样化、弹性化起来，具体的保护展示方法要因地制宜，只有与公共建筑的定位有效结合起来，考古遗址才能更好地融入到所在地块或城市的事件中，让城市空间因遗址的并置而更加丰富连续、特色鲜明，让考古遗址因城市生活的并置而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易西兵.城市核心区的考古遗产——广州南越国遗迹的保护与展示实践[J].城市观察,2014(04):184.

[2]保留300平米六朝遗址南京图书馆“神来之笔”迎得喝彩，江南时报，2005-10-19

[3]安博.城市遗址保护更新与人文遗址游憩型CBD的模式初探——以四川省成都市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更新为例[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5,(12):15.

[11]陆邵明.“物—场—事”:城市更新中码头遗产的保护再生框架研究[J].规划师,2010,26(09):110.

作者：刘文佳 石明燕 曹森 单位：郑州大学建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