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探讨范文

摘要：语言形成之初，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占主导地位，随着人类心智的发展，语言符号倍增，语言中更多地体现了人类心智的参与，此时语言符号是成熟的人类心智的结果。所以语言符号表现出更多的理据性，任意性逐渐减弱，但并不能消灭任意性，双方共存，语言符号是任意性与理据性的统一。因此，对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分析必须从整个语言发展的形成过程中既要共时又要历时地加以分析。

关键词：语言符号；任意性；理据性

一、引言

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不可避免地要谈到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与声音模式（asoundpattern）结合”。为了避免把符号的物质部分（声音，笔者注）看成是符号的全部，“索绪尔建议将语言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改名为‘能指’和‘所指’”，并进一步指出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不可论证的［1］2，并且把任意性看作是语言学的第一原则［2］。此后许多对语言的定义都把任意性看作是语言必不可少的特征。在我国，许国璋先生第一次对语言的任意性提出了质疑，此后就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理据性）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既要看到语言形成之初的语言状况，又要看到发展成为成熟的表达系统的语言的状况；同时语言是人类心智发展的结果，既要看到人类心智从动物到人类之初的心智状况，又要看到人类心智成熟后对语言的参与，对语言符号的再造等因素。考察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必须既从静态共时又从整个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动态历时地来审视，任何分裂两者来分析这个问题都会导致对这个问题的片面理解。

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是人类组织社会活动、进行交际的工具。根据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研究，语言符号可以分为两部分———能指和所指，如前所述，能指是“音响形象”，是心理印记，所指是人头脑中的“概念”，由这两部分构成语言符号。这些语言符号并不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它是高度抽象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表示‘姐妹’的观念，在法语里的符号能指是s－－r，这一串声音和它的所指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语言之间的差别证明这一点，世界上存在不同语言也证明这一点。”［3］22－23后来的语言学家CharlesHockett把任意性解释为“非象似性”（non－iconicity）。文化人类学家ClaudeLéviStrauss认为，“从先于经验（apriori）的角度看，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从后于经验（aposteriori）的角度看，它不再是任意的”［3］22－23。卡勒（JonathanCuller）对索绪尔所提出的“这个原则（任意性原则：笔者）是头等重要的”进一步作了如下解释：语言不是简单地给独立存在的概念任意命名。它一方面在自己选择的能指之间建立起某种任意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自己选择的所指之间建立起某种任意关系。不同的语言不仅仅产生不同的能指组合，以独特的方式分割声音连续体，而且每一种语言都产生不同的所指组合；它以独特的因而也是“任意的”方式将世界分成概念和范畴。［1］4从索绪尔和卡勒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把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归为以下三类。（1）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语言符号，对本语言符号的选择是任意的；同一语言符号的两个构成元素能指和所指的选择是任意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英语的book这个概念和／buk／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以说能指／buk／和书的概念之间是任意的。（2）同一语言符号的能指之间是任意的；不同语言符号的能指分割声音连续体的方式是任意的。如果英语最初用／tri：／来表示book这个概念，然后大家接受了，也并不是不可以另外组成一种语言的声音———组成能指的成分，以独特的方式切割声音连续体，最初它们也是任意的，并没有道理可讲，各自的语言都在这个声音连续体上进行分割。组成众多的音位体系，为什么会采用这种音位体系，并无道理可言。（3）构成语言符号的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以任意的方式将世界切分成不同的所指，这种切分也是没有内在联系的，因此各个语言形成了自己独特概念体系。这一点已经被许多语言学家所认同，此处不再赘述。所以，可以说任意性存在于语言与语言之间，符号的能指之间、所指之间、能指与所指的组合之间。鉴于此，可以说任意性奠定了语言的基础。它使语言多样化，为语言符号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成为人类利用有限的声音来表现无限丰富的世界的一种手段。

（二）语言符号的理据性与任意性相对的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黄易青先生把它定义为“符号与概念之间理性的关联”［4］。也有人把它理解为“词音和词义结合的动因”［5］。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语言象似性。王寅先生把语言的象似性定义为“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6］，把这种语言的音、形或结构上的映照作为语言符号的理据。本人认为不管从哪个方面，许多语言学者在力图证明语言是“有道理可讲，有证据可凭”的。

1理据性萌芽于语言底层、语言发展的起点能指———“音响形象”，所指———心理“概念”，二者构成语言的符号处在语言的底层（音位除外）。用“音响形象”作为载体表达概念，语言成为一个“声音的仓库”［7］。在现代语言学中，概念是用词来表示的，难怪王钢先生说“索绪尔在论述语言单位符号的性质时，实际上谈的是词的符号性质”［8］。笔者也持同样的观点，无论是从其举例还是对符号的论述，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多停留在词的层面（多是单纯词）。词是语言的一个基本单位，处在语言符号的底层，人类语言就是从这一基本层面发展开来。任意性在这一层面占有主导地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索绪尔把任意性看做是语言学的第一原则，且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不与现实中的实体发生联系，更不与作为书写的文字发生瓜葛。所以讨论语言的任意性与理据性，作为书写的文字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一层作为语言发展的起点，并不是静止不动的，都处在变化之中。有些语言符号的音响部分，无论是从音调还是从音域，已经发生变化，或者说发生细微的变化；心理概念，或扩大或缩小，也在变化，古声今声不同，进而产生一个“音响形象”对应多个“概念”（多义词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完全不是原来单一能指和所指的对应，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至于后来的合成词更是充满了理据性。能指和所指在随着人类自身的身心发展而发展。况且还有“王者约定，民众俗成”中的“王者约定”［4］，此中的“王者”，可指国家权威教育主管部门，对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在一定的理据上进行权威性，强制性规定，这些都是语言符号理据的的表现。所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性质———任意性是语言学的第一原则，是在语言符号———词的基础上，语言的基本层面、发展的起点上，站在语言共时的观点上形成的，这些都可以从他列举的多数例子中得到印证，在这一层上任意性占据优势，但理据性已现端倪和萌芽。

2理据性成长壮大于语言符号的多层发展和体系的形成语言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语言是人类心智的产物。世间万物，“唯人参之”，但人类的智力不是一下子就会完善起来，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最初人类还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人类，也只有象动物那样在惊恐危险或高兴时，发出类似动物面临惊恐危险或高兴时的叫声。在丁尔苏所勾画的现代版的符号学图中，其中就有一个分支中的第四个节点是动物符号学，它进一步一分为二，分为非人类动物系统和前语言结构（人与动物经验的重叠部分）［1］前言。这说明人类语言确实在最开始类似动物传递信息的系统，恐惧有恐惧的表达，高兴有高兴的叫声，危险有危险的警告，声音单调无变，量少而简单，此时“语言”几近动物的鸣叫，有时甚至伴随着手势等非语言形式。这个阶段谈不上理据，说不上任意。因为它还称不上是语言。随着心智的发展，人类的简单语言逐渐诞生，最初是单纯的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的“音响形象”，伴之以朦胧的概念，也许“心理印记”还不太牢固，概念也是模糊的、不完善、不清晰的概念。初级阶段的语言任意性和理据性都蕴含其中，二者地位有异。有限的“音响”要表达众多的周围事物，只好“任意”，反复使“音响”与概念的联系固定下来。任意性在此时大行其道，表现出非常大的能产性。即便如此，人类在脱离动物的本性，转向人类发展的轨道，对周围事物声响的模仿，刻意再现各种飞禽走兽的叫声，还是展现了语言符号的理据性，这一点就连索绪尔本人也承认，“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就是对这一问题最好的注脚。人类心智不达，语言难以发展，人类一定经历过没有语法的语言阶段。

最初的单音节词，是生活中必需的。心智的日益发达，脑神经的日益完善，表达内容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单个的音节难以满足生活的需求，这种发展可从早期的语言发展中留下来的诗歌得到印证［9］8。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上面的二言已是比较早的双音节诗行对远古生活的描绘。有无单独的一言和三言的作者尚不知，但到《诗经》已经发展到四言，以至于后来的五言、六言、七言、散文，戏剧、小说等，纵观中国文学史，就可看到语言符号逐渐变得更长更丰富，虚词从无到有，出现实词语法化的现象，语法也从简单到复杂。可见随着语言的发展，表达事物的复杂丰富，语言符号更多更长地联结，句法的发展等，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如果以鸡蛋的内部结构来比喻地球的结构，鸡蛋就是地球发展历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的话，那么婴儿语言的习得也可以看作是人类语言的发展史，最初的牙牙学语，甚至是练声，没有任何意义，并不是符号，随着心智的发展，逐渐有了思维，模糊的思维，虽然不能说，但是符号的一面———所指已经产生，只是缺乏一个外在的表达———能指，和它进行匹配。到后来会发单音节音，双音节音，没有任何句法词。此时婴幼儿的词库里还根本没有虚词，更谈不上句法，从他们语言习得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知道语言是逐步地随着心智的发展完善起来。正如许国璋教授所言，语言的声音不象舞蹈绘画，可以拟形可以拟声（语言中的拟声词非常少），其拟声与拟形的功能也少得可怜，要想用有限的声音去表现无限的事物，不借助任意性是很难完成的，更何况语言中存在许多同音词，笔者认为，那是不能再任意了，或者说任意不出来了，就借用现成的。同音词的第一个是任意的，第二个是人类的心智参与了更多，比起第一个，第二个理据性要强一点。逐渐单个的符号被组织起来，这种组成方式就是语法，语言逐渐成为一个多层级的具有句法结构的体系。在这个多层级的完善的体系中，理据性成长并壮大起来，成为语言性质的主宰，任意性在让位于理据性。

三、任意性和理据性的辩证关系

任意性和理据性就像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共同推动语言向前发展。不同的时期和阶段，不同的语言的层次，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地位不同，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必须从语言发展之初到语言发展逐渐成熟辩证地看待。

（一）任意性形成于语言之初，主导于语言底层如前面对任意性所总结的三类情况：从宏观上来说，世界上民族众多，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语言；不同民族尽管发音器官相同，但对声音连续体切分不同，是任意的，因而决定了它的音位是独一无二的，也决定了它的能指是任意性的，进而决定能指和所指的联系也是任意的；在一种语言的内部，能指与能指之间，所指与所指之间都表现出任意性。目前还不能对这些做出合理的解释。这都归于语言之初，语言形成初始的任意性。这些任意性基本上都处于语言的本源或语言的底层上。在这些本源和底层的层面上，任意性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任意性是主要矛盾，理据性是次要矛盾。理据性从属于任意性，任意性强，理据性弱。这些是因为人的智力水平所限制和任意性的能产性所决定。世界语就是一种在人的智力高度发达这种情况下，人为创造出的一种人类语言，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正字语法等一应俱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语言，它的理据性是显而易见的，无需为任意性和理据性而进行争论。类似的还有元素周期表，好多元素是近现的，进入汉语，对其所指、能指和文字符号，都作了人为的规定，这些都是完全有理据的。其理据性增强的趋势是不言而喻。在智力不达的情况下，语言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甚至有几个能指对应一个所指，或一个能指对应几个所指，固定联系还未确定，社会规约还未完成，语言之初和能指所指所处的底层位置都使任意性占了上风。但是即使在这里，仍然存在一定量的理据性，如感叹词和象声词，上面已有叙述，此处不再重复。

（二）语言的发展本身就是理据语言一经出现，就沿着人类历史和人类心智并行发展。尽管能指和所指多数无理可言，无据可依，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利用建立在任意性基础上的单音节（实际上，索绪尔所举例子，也是单音词）发展至一词多义，构成复合词，如：而fire，fight构成firefight，这是人类迈向理据性的第一步。这种理据性是建立在任意性的基础之上，并且随着语言的发展，任意性逐渐减弱，由任意的初始单音节发展至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合成词、短语、句子，乃至篇章，理据性在语言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占主导地位。但不管理据性的比例有多大，语言单位稍微高级一些的单位还是由具有任意性的能指和所指构成，语言的发展使理据性在逐渐增强，但永远消灭不了任意性。最初的任意性仍然在构成语言的各个层面，人类利用这些充满任意性的元素，去创造，构成新的语言材料，就如同自然中颜色一样，用最基本任意的颜色，通过理性的搭配，去绘画，画出人物山水，表现出用任意性的颜色画出理据性的的山水作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说，理据性占据上风。人类的心智在发展，心智产物的语言也在逐步完善，形成系统，人类影响语言的能力也在增强，尽管我们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但这个契约是可以作出相应调整的，如前所述“王者约定”，武则天为自己造的专用符号“曌”，能指所指文字，一应俱全，已经成为一个汉字收入词典。

政府语言机构对语言进行干涉、规划，制定标准，使语言更加规范化，使语言沿着人类的需要，规定性地向前发展，达到标准化，普通话就是最好的例子。科技进步，知识增多，社会的前进也在影响语言：如英语中的morningstar和eveningstar其构词反映了人类心智，具有理据性，两个“音响形象”对应的是两个概念，最初人们视为两个能指和两个概念，现在人们认识到其实是一个所指。另外人类由原来的爬行半爬行，到直立行走，导致发音器官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汉语中同一个能指，古音和今音发生变化的也很多，这些既说明语言符号两个因素之间的任意性，也说明了其变化有一定的理据性。索绪尔在语言研究方法上，有所偏颇。他本人的“语言符号观是内在主义的静态结构观；用共时性研究语言现象的方法论来研究语言”［10］。语言不是静态的，它是在时刻变化的，但索绪尔对语言的描写是静态的，他把时间和历史文化等因素排除在外，“时间因素给语言学带来一些特殊的困难”，“他认为要研究和了解语言的状况，必须严格地用静态的、同时的观点，抛弃一切历史知识”［7］。因此，他没有从语言发展的观点，只是截取了语言的横断面他所认为的语言符号，主要集中在词的层面，语言符号是音义的结合，没有考察语言更大的单位，没有纵观语言。以这种方法和视角进行语言的研究，得出任意性是第一位的，并无错误，但不应该把它看成是“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因为语言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不能用共时静态的方法，得出结论，以偏概全。其次，语言符号的讨论也要明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定义是指作为声音的能指和作为概念的所指的结合，它并不包括语言文字符号，而当今许多在这方面的的讨论，语言符号的概念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而是更大的单位上，甚至篇章上讨论。这种方法纵观语言，历时地看待语言，必然看到的是更多的理据性，有时文字也包括在寻找理据的范围内，从文字中找出理据，如汉语的形声字，“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11］。是对语言书写文字理据的追寻。

一位名人曾说：“人为自然立法。”谁是语言的创造者？谁是语言的使用者？动物为什么没有人类这样复杂的语言？纵观语言发展史人类发展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漫长岁月的发展，使人类的许多东西都积淀在语言中，我们的语言是客观世界与我们心智互动的结果，是我们心智的反映。我们的心智是它的加工机器，必然有它留下的痕迹，有它加工的依据和原理，理据性是必然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缺一不可。它们各自在不同的阶段发挥自己不同的主导作用，但一方永远也取代不了另一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消彼长，互为依存。四、结语索绪尔的关于语言符号理论的缺憾就在于共时静态地考察语言，夸大了任意性。站在语言形成之初和语言符号能指所指的词汇层面看语言，任意性占主导地位，我们能理解他的话的合理成分和深刻含义，我们这时说“任意性是第一位的”一点都不过分，但仍然蕴含有理据性的种子，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语言是人类心智的产物，站在成熟的语言系统来看语言，理据性占了上风，语言不仅只是能指的“音响”和所指的“概念”，这套声音的线性的符号，它又增添了文字系统，这本身就是语言发展的理据性。语言为人类服务，沿着人类的规定性发展，人类在任意性的基础上，左右着语言。对任意性和理据性的正确理解，离不开语言发展的本源和历史，共时历时兼顾。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语言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双方辩证统一地存在于语言中。所以对二者的分析，既要看到共时的语言又要看到历时的语言。只有这样才会更深刻地了解语言的本质，辩证地看待语言的任意性和理据性，避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以偏概全。“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只有侧横全看，才能窥其全貌。

作者：张德功单位：大连大学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