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基础范文

摘要：马克思的正义观立足于其唯物史观之上，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基础。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发展和成长内蕴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的本性是不甘于现成性的；这种发展的理想是成为“总体的人”，也即全面发展的人、健全的人。同时，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分工会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现代社会分工的极端化会走向它的反面即自由劳动、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异化的财富积累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些财富将成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正义观；自由全面发展；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正义观不同于思想史上的任何一种正义观，它是一种特殊的正义观，在这种正义观看来，一个社会的正义是和它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与贡献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马克思这种正义观到底有没有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基础就是唯物史观，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从总体上看，唯物史观为马克思的正义观奠定了以下理论基础，换句话说，从唯物史观的以下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正义观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唯物史观对人的本性的注解

人的本质是什么？这几乎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大多数的思想家都在追问这个问题，妄求寻找到答案。可是，它却仿佛不断地在和人们开玩笑，每当有思想家以为把握到了人的本质，获得一劳永逸的答案时，人就会露出另一副面孔，让人猝不及防。就像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所揭示的那样：人是复杂而又善变的。不过，人类思想史对人的经典理解，对我们回答和理解这个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让我们梳理一下思想史上对人类本质的多种经典解释。第一，把人界定为政治性的动物。这一界定主要来自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亚氏看来，“人是政治动物，天生要过共同生活。这也是一个幸福人所不可缺少的”［1］205。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公民政治社会，人们对政治充满着热情，就好比现代人对赚钱充满着热情一样。在古希腊，能够参与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之中，是一个独立个体作为“人”的巨大荣耀，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体现和身份的象征；能够对城邦的立法、司法、行政和军事等作出重要贡献，是一个人能够永垂不朽、流芳千古的唯一途径。这一点与古希腊的奴隶制密不可分，在这种社会体制下，奴隶不被视为有尊严的人，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不能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他们更没有政治权利。他们一生都在服务于奴隶主，为奴隶主创造物质财富，从而保证奴隶主能够从物质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专心从事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事务。第二，把人界定为理性的动物。人是有理性的，而其它一切存在物都不具备这种特殊的理性，包括动物也是如此，所以理性是人所特有的属性。把人定位成一种理性的动物，在西方哲学史中特别流行，从古希腊到现代哲学都有这种论述。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如若人以理智为主宰，那么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1］228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也都认为如此。康德哲学认为人“可以作为天赋有理性能力的动物而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理性的动物”［2］。黑格尔更是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就在于精神。”［3］理性当然是人的重要属性，也是人区别于其它事物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现代社会之前，西方中世纪时期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值得做？对不对？主要是看上帝怎么说，具体来讲就是看圣经怎么说。中国古代是看孔子怎么说、四书五经怎么说。现在看什么？看是否符合理性，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逻辑性在里面。近代以来启蒙哲学的伟大功绩就在于用理性替代了权威，开创了人类自我解放的序幕。人类重新确立理性的地位，用理性之光驱散了中世纪的“黑夜”。第三，把人定义为会语言的动物。还有一些思想家把人定义为会语言的动物，认为这是人的特别之处，藉此可以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在近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看来，虽然其他动物也有一定的发声系统，但这些还不是语言，与人的语言明显不同。

我们的语言是文化与文明的积淀，是人类智慧的“蓄水池”，而动物的“语言”远远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才能进化得越来越快，因为我们总是站在前人智慧的“肩膀”上，而不是每一代人的重新开始。动物却不能，动物无法保存其经验智慧，它们的每一代都要重新开始。第四，把人定义为会符号的动物。采取这种方式定义人类的著名哲学家是恩斯特·卡西尔，他是西方著名的文化哲学家，因此对文化符号的意义尤其关注。在他看来：“人不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所以，“我们应该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4］。人确实是热衷于符号的，我们制造各种符号，我们的社会中也充满着各种符号，比如交通领域、军事领域、宗教领域等都是如此。同时，在当前社会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的符号性确实很强大，我们很多时候购买商品，看的就是商标，追求名牌效应。还有一种是概念营销，卖的就是概念，什么“深海鱼油”“有机大米”，无不是如此。但是，这些定义走的是同一种对人类的界定模式，都是把人视为动物的一个种类，然后借助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看待这种种差，采取形式逻辑的属加种差方式来定义人。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界定，都是把人视为一种现成性的存在，认为人有先天不变的、永恒的本质规定，比如爱政治、有理性、会语言、热衷符号等。而这些界定都违背了人的生命丰富性，看不到实践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正是借助唯物史观下的实践概念重新理解个体，把人视为生存性的，而不是现成性的。马克思哲学对人的本质理解超越了过去从理论理性层面的理解，它是从实践方面来理解个体。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35这也就是说，人没有先天不变的本质规定，我们把人理解为理性的动物、热爱政治的动物、会语言的动物、执着于符号的动物等，都不太合适，都是把人的本质抽象化、固定化，所对应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也不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个体。马克思把人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看到了真正的人是社会之中的个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说一个人是资本家，另一个人是工人；一个人是奴隶主，另一个人是奴隶；一个人是领导，另一个人是员工；一个人是教师，另一个人是学生等，都是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来讲的。资本家在社会关系中，掌握着生产资料，是资本的化身，在社会中处于统治者地位；而工人不占有社会的生产资料，在社会生产中，他以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为生，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工资。当然把人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是马克思对人本质的最本源理解，毕竟社会关系的产生有其根源———它是实践的产物，也即社会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实践除了生产物质产品之外，还生产社会关系，实践才是人的本源性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所在。在马克思看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5］147以实践作为本源性存在方式的个体，就不同于任何事物，包括动物，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因此人不仅仅再局限于现成性的世界，他是一个完整生成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没有什么先天的、固定的、永恒的本质，人的一切属性都是他们后天自己的创造，人是自我创造的，人创造人本身。“人的性质同人的活动方式直接相关，人怎样去创造自己的生活，也就是怎样的存在。”［6］87我们不断地追求着发展和成长，也可以说“人就是那个其行为无限‘面向世界’的未知者”［6］28。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发展和成长就内蕴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的本性不甘于现成性。同时，现实世界也没有给人这么安排；反而，世界要求人以自己的行动创造出满足自己需要的世界。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我们不断发展自身，追求全面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既然人的本性如此，真正的正义就应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唯物史观中“总体的人”思想

从前述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解来看，人的本性不是现成性的，而是生成性的。无论是整体的人类，还是个体的人，从其本性上来说，都会不断追求自己的发展，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人性的状况和程度是历史创造的，不是先天的。在这一点上，肖恩·塞耶斯曾给予过认真解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说：“马克思认为，人性是随着历史而发展变化的。”［7］人性是发展的、人性是逐渐完善的，这是一种过程性质的断定。它的发展，会不会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在唯物史观里是可以发现的，这就是“总体的人”，有时候也叫“完整的人”，也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就是成为“总体的人”或者说“完整的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这样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8］。在马克思看来，“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共产主义的目标，或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本身；而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同时保留私有财产创造的物质财富本身。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同时又拥有丰富物质财富的情况下，人类就可以摆脱加在其身上的异化发展状态，回归到人的应有状态，也就是“总体的人”状态。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总体的人”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和批判。毫无疑问，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十分发达的社会，不但是企业内部的分工，还有国内分工、世界分工等，分工极其细化和精确化，这样一来，每一个人都没办法从事一种完整的劳动，都只能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配合机器进行生产，是机器主导人，而不是人主导机器。如果一个人长期从事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极小环节，这个人的后续发展就会极端片面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社会的生产“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5］249。既然，现代社会的发展偏离了人类发展的应有目标，即成为总体的人、完整的人、健全的人的目标，那么替代现代社会的未来新社会就应该致力于实现人的总体发展、完整发展。社会正义的发展就是对旧有社会不正义、缺陷的克服和解决。成为总体的人应该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做一个总体上健全的人，可充分展示做一个人应有的功能、属性和力量。人类社会的正义不能背离人的理想，而应该遵循人的理想。“正义，是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完善自身的一种永恒追求，一个没有任何理想和追求的人，他决不会感到当下生活是非正义的。”［9］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社会分工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会导致人类的片面发展。其实，这只是马克思社会分工思想的一个小部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社会分工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是理解唯物史观的一把“钥匙”。恩格斯曾说过：“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10］马克思在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中，始终有着社会分工这样一条线索。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最初的从社会分工起步的，正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出现，激活和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社会分工，它们分别是：第一次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有些人开始专门从事牲畜的豢养和放牧；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制作农具或者生活用品，比如陶罐等；第三次大分工就是商业的独立出现，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层。由三次社会大分工开始，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行业。每次社会大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社会分工不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开始，同时还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和进步的一种动力。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社会分工可以实现社会关系的更新。我们知道人类是进行“群居生活”的群体，人类的劳动实践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但是社会关系对生产的组织效率有一定的周期性，尤其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旧的社会关系可能不再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这样就需要实现社会关系的更新，重新组织分工协作，这就可能导致新生产关系的萌芽、破壳出土。比如，在封建社会，主要是一家一户的小手工生产，在家庭经济单位内进行，不实行劳动分工，一个人可以进行一个商品生产的所有环节，生产出整个商品。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式，在这里，经济单位内是需要分工协作的，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到来的萌芽形式。第二，分工促使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生产的结合。在社会分工比较简单，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传统社会下，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基本很少相结合，自然科学的成果主要停留在“书斋”中，甚至一些重大的发明也没有转化为生产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那个时期基本上都没有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只是被传到欧洲以后，才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到来的曙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原来简单的手工劳动难以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这时自然科学就借助逐渐发达起来的分工，转化为生产力，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生产实现了高度结合。因为没有精细化的社会分工，自然科学的成果就无法被劳动者所掌握，根本没有适用的余地［11］。在唯物史观视域内，社会分工除了具备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的辩证存在性质之外，还具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也即自我否定的性质。在人类社会早期，并不存在社会分工，主要是自然的分工，根据个人的性别（男女）、年龄（老年、中年、儿童等）、血统出身（贵族、贫民、奴隶等）来进行分工，比如男耕女织，就是根据男子的身强力壮，比较适合农业生产，女人一般体格较弱，但具备心细、手巧等特点，适合纺织这种手工业生产来安排。后来虽然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但是在整个自然经济状态下，自然分工都一直存在，甚至可以说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由于机器的发达，性别和年龄的区别不再明显，大量的妇女和儿童走向了工场（工厂）；由于打破了等级贵贱的身份区别，身份不再成为社会分工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使社会分工成为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甚至在某些时候是唯一的形式；分工也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进步。但是，如前所述，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也会制约人的发展，使人的发展走向其反面，走向片面化、畸形化，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异化状态。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物极必反，事物的发展会呈现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即现代社会的分工（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会被自由劳动所取代。马克思断言，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分工就会消失。“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12］这就表明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社会分工的自我否定性质，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种具有强制性质的社会分工就会自行消失，那个时候到来的就是自由劳动，而自由劳动便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也可以转变自己的劳动领域，从而很好地发展自身。

四、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与人的发展

资本主义与以前的社会相比，有一个很特别之处，也可以说是历史进步性，那就是对社会财富增长的贡献，资本主义特别“喜爱”积攒财富。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3］71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问题进行了详细和深入的剖析，形成关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或者财富积累的一些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也在诸多方面为马克思的社会正义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主要有：第一，资本主义异化的财富积累为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撑。在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人类既不会提出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不会提出这种理论主张。“没有每一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没有现代社会创造的大量财富，马克思不可能提出人的自我实现理论。发展的理想都是在生存理想实现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来，一个衣食无着的人不可能想到全面发展自己的各种个性，他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填饱肚子，新需要的产生总是在旧需要满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14］可以说，正是在资本主义惊人财富积累能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也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规律在无意中带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13］68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能力不停地赞叹，认为资本主义在其产生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就创造出了比人类过去几千年来的财富总和还要多。资本主义在其产生之后，可以说，每过若干年就会实现财富的总值翻一番。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下，这种财富积累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手段，也即它是目的本身，一切都是为了财富本身的增长，甚至为了财富的增长而不惜牺牲人的发展，尤其是牺牲无产阶级的发展，使其不能发展自身。另外，这种财富积累不是整个人类的财富积累，也不是每一个人的财富积累，而是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正如马克思所洞悉的那样：“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3］743⁃744因此，这种财富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难以成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改变资本主义本身，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它才能转变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条件。而这种资本主义异化的财富积累本身也在为创造这种条件做准备，也即在为消灭资本主义本身做准备。第二，资本主义异化的财富积累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胜利。”［15］在资产阶级看来，财富的增殖空间是无限的，财富的积累没有限度，因此可以一直积累下去。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限度，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量”有限，当资本或者财富积累到一定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容纳。资本主义就好比是一条贪吃蛇，等它吃到一定时候，就会撑破其肚皮，到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这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否定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人类的“千年王国”，它将会“不自觉”地创造出消灭自身的前提条件，这种前提条件除了无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之外，还会创造出要求消灭其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其实这两点都和资本积累密切相关，由于资本积累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增殖结果，这必然会引发无产阶级的反抗，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就根源。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社会关系的容量有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终有一天会在自身范围内再也无法调节缓和，换句话说，除非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矛盾就无法解决。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共产主义的到来也是必然的。　　五、结　语　　现在，我们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正义观，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反而是超越于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是时代的先导。解放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然是一件未竟事业，全球的贫富分化、生态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都对人类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克服这些挑战，继续人类的解放事业，实现人类的发展，都需要回到马克思，回归到马克思的正义观。马克思正义观不但是我们时代的“涤罪所”，更是走向美好的希望。而学习和理解马克思正义观，一定要牢牢把握其理论基础，即唯物史观，只有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马克思正义观才会显露其“真身”。

作者：程慕青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