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发展视角下的民族心理范文

［提要］民族心理学研究在不断深入，但如何从发展的视角对民族心理进行考察尚有待探讨。民族心理对文化实践的依赖性决定了在对应研究中需要综合考虑宏观演化和微观发展两个层面的影响。在该框架下，厘清民族心理的概念，对民族心理产生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实践背景进行剖析，探索其可能具有的基因基础，对于了解民族心理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囿于目前主流心理学内容框架多基于多数群体，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研究结果的解释上需要相对谨慎。

［关键词］民族心理;发展;演化;基因;文化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科分支越来越细，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随之增多。［1］从发展的视角来看，任何个体或群体所具有的心理特征和行为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涉及到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两个层面。种系发生的思路帮助我们从群体视角了解为什么特定民族心理会产生;个体发生的思路则有助于我们了解从婴儿到成人特定民族心理的变化过程。目前，国内尚少有研究从发展视角对民族心理进行探讨，因此本研究拟通过梳理与民族心理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有关的间接证据，从发展的视角对民族心理进行研究，希望“抛砖引玉”，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些许助益。

一、民族心理的内涵

民族心理，顾名思义就是包含民族属性的心理过程和现象，虽然不同研究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但大都认同其涵盖了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2－5］而谈及民族心理，不可回避的就是冯特与他的《民族心理学》①。国内研究者一般认为，《民族心理学》一书是心理学领域民族研究的开端。［4，6］而从心理学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进行民族心理研究首先要解决基本概念的问题，其中关键在于理解“民族”的内涵。关于这一点，相对确定的是其指代依据某些线索划分的群体，但在划分标准方面却并不是那么明确。下面我们综合地看一下这些划分标准。在英文中，用来表示民族的词汇有race、ethni-calgroup、population、ethnicity和nation。其中，race和ethnicalgroup更多地强调该构念的生物属性，如肤色和面部特征等表型(phenotype)以及共同血统;［7－8］population、ethnicity和nation则更多地强调该构念的社会属性，如语言、服装、习俗、政治诉求等文化成分。［9－10］在中文中，关于民族一词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有研究者认为，其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外来词;也有研究者认为，其是中国的本土词，最早见于南朝宋齐时期道士顾欢的《夷夏论》:“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民族弗革”，系指国人的族属未变，而所谓族属即华、夷之分)。［11］无论起源如何，可以看出该概念在中文中有很强的政治属性。而解放后我国56个民族的认定则进一步显示了文化习俗在其间扮演的重要角色。综合上面的分析，民族或其代表的实质含义可以从词汇学中抽离出来，即一种基于祖先、基因表型、语言、文化符号及习俗划定的人群分类。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对民族的指代将主要基于此内涵。这样分析，民族心理研究便包括了三个方面:(1)针对携带特定特征人群所具有的一般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2)针对具有特定特征人群的特定特征背后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3)对比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差异，揭示这种差异心理或行为背后产生的运行机制。

二、民族心理的演化分析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民族心理的产生与个体生存所处的周围生态环境(如觅食环境)及文化实践密不可分。就生态环境而言，在农耕社会中对不同物种的种植这一简单线索就可能导致不同民族心理的产生，如种植大米和种植小麦需要不同的劳作程度，从而导致社会合作程度的不同，也进一步导致了人们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的不同。同时，这类实践也会影响人们的社会习俗等文化符号，而这类文化符号对人们心理的塑造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12－13］此外，这种条件下如果有适宜的生态区隔，就很可能导致其形成的心理固化，表现为特异性的民族心理。就文化实践的影响而言，我们知道人类认知的形成同周围的环境刺激有着密切联系。现在一般认为，人类大脑中存在着对应的模块负责加工特定刺激，如面孔、蛇这类生态效价较高的刺激。［14－15］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个体面临不同的生态威胁，会导致我们产生不同类型的环境敬畏。而同环境敬畏相连的一类刺激随着经验的累积，就会变成一种可以影响个体认知加工的文化性刺激(如图腾)，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生活习俗的不同，［16］进而影响民族心理的塑造(参见下图)。其实，在现实中生态环境和文化实践往往密切相连，生态环境影响着文化实践的类型，文化产物也往往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背景。从这个层面来说，在研究民族心理演化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对应群体所处地域生态背景及文化实践，树立一个综合分析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是文化实践的作用，其间都可能伴随着大脑作用机制或连接方式的改变。然而，由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相对较晚，西方有关民族心理的研究又大多集中于不同种族，而种族方面的心理差异研究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所以关于不同民族脑机制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的研究一直很少。但不可否认，心理的脑机制的探讨对于理解不同民族心理差异的深层基础机制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着手通过神经指标(neurosciencemarker)预测现实复杂行为的探索可见一斑。［17］

三、民族心理的遗传

基础人类心理的形成是生理与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不同的文化习俗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不同的民族，同时也影响了不同民族心理的产生，这是环境对民族心理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环境也影响着我们生理方面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进一步影响着我们的心理运作。依据文化—基因协同演化假设，［18］文化实践本身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个体生物学特征的变化，如伴随文化产生的基因型的变化，如因饮用牛奶这类文化实践导致的乳糖耐受突变等。［19］人类的基因型与人类心理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0－22］目前，虽然几乎没有文化心理基因基础方面的研究，但已经有很多研究在探讨不同民族可能具有的基因型差异，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民族心理的基因基础提供了资料数据。Lewontin发现，民族内部的变异可以解释人群基因总变异的85%，民族间的变异仅可以解释6.3%，［23］提示相较同一民族内部成员存在的基因差异，民族间的基因差异要小很多，而这一结果也被诸多后续研究验证。［24－25］但小的差异并不代表没有差异，如一些疾病在某些民族中往往有更高的患病可能性(e．g．，镰状细胞贫血)，而其原因可以归咎于某些特定的基因变异。［26］Banda等人测量了美国加州103006名被试的基因结构，其中这些被试分属于7个大类民族(东亚群体、太平洋岛屿群体、拉美群体、非裔群体、欧裔群体、南亚群体、美国原住民)，结果发现这些民族都有特定的可以进行彼此区分的基因结构。［27］这些研究提示，不同民族在基因结构上是有一定区别的。针对国内研究，研究者同样发现不同民族的个体在基因组结构上存在差异。康冰等人探讨了不同民族12个群体(傣族、蒙古族、台北人群、维吾尔族、吉林汉族、广东汉族、甘肃汉族、青海汉族、山东汉族、江苏汉族、中国西北部汉族、河南汉族)15个STR基因座的遗传关系，发现吉林汉族、山东汉族、甘肃汉族、北方汉族、西北汉族和河南汉族聚为一类，遗传距离接近;［28］相比而言，青海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傣族、广东汉族与河南汉族人群的遗传距离明显增大，提示中国汉族人群STR基因频率分布与地理距离呈平行关系，南北人群之间存在遗传差异。梁祚仁则测量了广西10个少数民族(侗族、苗族、壮族、瑶族、水族、仡佬族、仫佬族、京族、彝族、毛南族)Y染色体的17个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发现不同民族在共享单倍型种类的个数方面存在着区别，提示10个少数民族间的遗传变异较大，并且他们均与汉族存在明显区别。［29］

此外，李林洁等人对贵州布依族、侗族和苗族个体携带的TTTY5、TSPY1、TSPY4基因拷贝数进行了多态分析，发现TTTY5、TSPY1及TSPY4基因拷贝数在这些民族的人群中分布不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30］任光祥和余跃生进一步考察了贵州省土家族、亻革家人和白族人群耳垂的群体遗传学特征，发现耳垂的遗传性状具有特异性，不同民族人群的耳垂遗传性状各不相同，存在民族差异。［31］任明等人则考察了青海汉、藏、蒙古族人群ACE基因插入/缺失(I/D)多态性，发现ACE基因I/D多态性具有明显的民族差异。［32］上述研究显示，不同民族在基因特征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而作为人类心理的发生基础，基因特征方面的差异很可能导致心理差异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目前的已有研究，这两者的直接关系尚不能确定。比如，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表明，基因拷贝数的变异更多的是和人类的健康、疾病这些生理表现相连，如帕金森和唐氏综合征的患病可能性。［33］而针对基因拷贝数的变异与心理成分之间的联系，尚少有探讨。可喜的是，相关研究为这种联系的可能性提供了某些间接证据:研究发现，基因拷贝数的变异与认知发育迟滞［34－35］及自闭症状［36］存在相关，提示这类基因结构的差异在个体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方面可能起到一定作用。此外，基因多态性还会影响个体发展过程中面对负性环境刺激表现出的心理弹性(resiliance)，而这种心理弹性在缓冲抑郁、问题行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7］另一方面，心理学研究则更多的关注某一特定基因如OXTR、5－HT-TLPR、COMT和多巴胺基因在个体发展、心理理论、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倾向等心理相关物上起到的作用，［38－42］但关于这些特定基因在不同民族群体中的异同的研究却很少。Matthews和Butler发现，同新异寻求存在密切联系的多巴胺受体基因D4的多态性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这里的“群体”依照人类演化过程及“走出非洲理论”中假定的非洲大草原的迁徙距离来划分)。［43］Mrazek和合作者则直接考察了“松—紧”(tightness–loose-ness)文化②背后可能存在的基因基础，发现5－HTTLPR等位基因的频率与文化的“松—紧”得分呈显著相关。［44］这些研究进一步为不同民族群体可能具有的在基因特征上的差异提供了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同民族群体在基因结构特征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依照自然选择理论和基因—文化协同演化假设，这里的差异更多源于对不同生存环境的适应，本身不具有好坏之分。而对不同民族群体心理特征基因基础的揭示，对了解民族心理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及民族心理宏观演化的生理基础方面都将起到巨大作用。

四、民族心理的个体发生

不同民族往往伴随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可能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实践，也可以是某种现象，如宗教。发展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提示，某一民族内部成员宗教信仰的传承并不是生来具有的。Nyhof和Johnson通过对比不同文化下的儿童对上帝的理解发现，虽然儿童很早(4岁)就能理解上帝的概念，把其看作具有某种超越一般物体的物理属性而被赋予某些超自然属性，但到年龄大一些(7岁)，他们对上帝的理解才和其所处文化所认为的上帝的概念相一致，［45］提示个体对特定文化现象的理解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其间，父母的示范、同辈群体的影响以及所处整体社会文化的浸染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或通过社会学习，或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强化，抑或直接的教育。［46］作为一般的文化性产物，不同民族具有的其他特异性习俗实践或现象的传承在个体层面可能也有着类似的机制。另一方面，如同前面提到的，民族心理的形成是生理与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多巴胺受体基因DRD4的密度与更高的灵魂概念接受度(spiritualacceptance)和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相联系。［47］另一项以青少年群体为被试的研究则发现，影响五羟色胺系统的某些基因多肽性(长5－HTTLPR等位基因和短AP－2双等位基因)可以预测上述两个变量。［48］此外，也有研究在成人被试身上发现唾液中催产素含量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精神性(spiritual-ity)。［49］这些研究提示，某些个体对某些文化习俗内容(这里以宗教相关心理成分为例)可能具有相对更强的易感性。这样，在生理与环境的交互影响下，群体特异性的民族心理得以发展。基于这样一个发展的角度，民族心理的改变也成为可能。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在中国更多的表现为民族融合的加强，不同民族的固有习俗正在发生悄然变化。Cain等人针对美国穆斯林青少年宗教实践变化的研究显示，这种变化更多的受到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如不同类型文化知识的影响、所处群体异质性的影响。同时，一些个体性因素也在其间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个体对自己民族身份的探索程度、知觉到的受歧视程度。［50］总的来说，民族现象在个体层面是存在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并且这种发展是生理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

五、民族心理发展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针对民族心理的发展进行研究，既是人类心理有限普适性条件下全方位了解对应心理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有助于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服务少数民族的群体福利，进而促进民族和谐。同时，主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多数群体，而对应结果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扩展到少数民族群体当中则有待考察。［51］这一切都使得民族心理研究愈发受到重视。目前，虽然该领域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首先，对于民族心理发展研究的理解，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不同民族心理及行为发展过程的对比分析;民族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实践对心理和行为发展的影响。目前，大多数实证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前一个层面，即针对同一个问题调查不同民族的被试群体，通过对比分析探讨某一心理现象的一般性。［52］这种情况更多的是把民族作为了自变量，不同民族则成为了该自变量的不同水平。但民族心理的发展研究显然不止于此，探讨民族背后蕴藏的文化实践对心理发展的一般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其次，由于区别不同民族的更多的是文化习俗这类高阶符号，一般性低阶心理成分如感知觉在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可能很小。这意味着在民族心理发展研究中可能更多地涉及到同一符号在不同民族间的“含义”、“意义”差别。针对这类问题，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更多的需要质性研究方法来补充。此外，针对不同民族群体的测量问题，则需要小心谨慎。现在开发的主流心理测量可能在某一群体中并不适用。如经典智力测验并不能很好的用来测量墨西哥裔美国人，因为其在生活经验及标准语言掌握方面都与美国白人存在一定的区别，而智力测量在标准化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基于白人群体。［53］同时，在民族心理发展研究过程中，相应测量的语言及内容选择都要与该民族习俗相契合，保证测量方式能够敏感的反应对应测量构念。最后，在研究思路上，同一般发展研究类似，鉴于民族心理的发展受先天与后天因素的共同影响，以及特异性民族文化在其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当对研究群体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有所侧重，综合考虑个体变量、家庭环境变量和文化习俗的共同影响，树立立体的研究设计思路，从基因、激素、脑和行为多类指标对发展背后的机制进行揭示。

作者：苏金龙；苏彦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