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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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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社会科学杂志》2015年第三期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是民族解放战争获取完全胜利的首要条件[1]。这本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然而,对此既定事实持质疑态度的争论却不绝于耳;近年来网络上更是出笼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受这些争论和论调的影响,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很容易产生很多认识误区。如有的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牺牲的人数和高级将领都较多,贡献要远远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有的认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20余次大的战役,影响大贡献也更大;有的提出国民党军队歼灭的日军绝对数量多,因而贡献更大,等等。即使是认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这一历史事实的,大多也并没有对这一结论的全面和系统的认识。有的仅仅局限于从单一的军事观点上看待这一问题,有的对统一战线、战略方针、军事斗争等多方面进行论述,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将这多方面因素有机统一地结合起来。针对这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需要我们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比较方法,从全局角度、战略高度、全民族的立场,以是否有利于坚持抗战、是否有利于夺取抗战胜利为标准,全面系统地比较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整体表现,从而论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只有从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占据抗日战略方针的制高点,制定的全面抗战是唯一正确路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等四个维度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论证和分析,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为何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而且,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并没有否定国民党在抗日中的历史作用,也不意味着贬低甚至抹杀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功绩。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曾指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会战,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3]。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的抗日名将、英雄群体,始终高度评价并彪炳史册。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日本大肆侵略中国,双方在军事力量上悬殊巨大,中国虽大但是很落后,尤其是军事装备方面。在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面前,如何避免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命运,是摆在国共两党和全民族面前的严峻问题。“对参加抗战的国共两党而言,谁能做到全国人民和全民族总动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坚持到底、一以贯之,谁就是抗日战争的实际领导者。”[4]众所共知,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分裂,内战纷争从未间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虽然形成了表面的统一,但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排斥异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与侵略,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不抵抗政策,主要精力则放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进行连续的进攻与围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5年华北也出现危机。显然,中国内部停止内战、共御外辱,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武装侵略,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全民族紧密团结,共御外侮。中国共产党主动倡导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此做出让步与妥协,付诸积极努力。中国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逐渐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提出要以反日为号召,同一切反日的力量实行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策略的决议。随后,正是在中共统战政策的影响下,西安事变爆发,并得以和平解决,国共两党最终结束十年内战,携手走向抗日战场。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个号召抗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当时的红军改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服从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领导,放弃自己的苏维埃及其革命标志,把蒋介石看成是民族领袖,并穿上过去敌人的服装,很多指战员的思想认识不能一下子转变过来。党内和军队内很多人认为红军被改编就如同向国民党投降,与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的十年斗争和浴血战争白打了。经过大量、细致、普遍的思想教育工作,广大指战员最终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思想认识上的疙瘩逐渐解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尊重并复活了中华民族的政治传统,即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得以建立,正是实现政治领导的很好体现。毛泽东指出:“两党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5]。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国民党的抗日政策也开始表现出退让妥协倾向,对待日本侵略者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逐渐转变。抗击日本侵略者日渐消极,而多次制造与中国共产党的摩擦。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内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反共的“特别委员会”就此成立,并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和方针,不可避免地使国共两党的摩擦和冲突日益白热化。随后,国民党掀起了多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巨大损失,几近使两党刚刚建立没多久的联盟化为乌有,重新走向分裂与对抗。面对国民党的挑衅,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大义和统一战线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成熟与坚定: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求团结,这种灵活和稳健的政策得以使抗日联盟继续保存下去。周恩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然,根子是从历史上来的。”[6]随着历史的远逝,一些人对于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图谋反共的认识不够。毛泽东后来曾写到:“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摩擦。要说没有内战,那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7]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存在种种阻碍,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卑不亢,以斗争换团结,“有理、有利、有节”地坚决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在中国共产党的灵活策略和原则指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维持,并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指引下获得巩固和进步。“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8]这是毛泽东针对历史事实做出的真知灼见。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克敌制胜的法宝。

二、抗日战略方针的制高点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组织了淞沪、忻口、南京等大型会战,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战斗,但还是未能抵抗住日军的强大攻势,不断退却。1937年12月,日军在没有受到国民党军有效抗争的情况下,占领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近30多万军民遭到涂炭。在这种战争形势下,全国人民对战争将如何进行下去、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了彷徨与忧虑。实际上,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内就多有议论,“悲观论”、“速胜论”等言辞都有受众,如“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论调,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就持此悲观态度,最后走向投敌卖国。与“悲观论”相反,抗战爆发后“速胜论”的想法也开始显现,幻想通过军事力量加强和外援支持,迅速取得战争胜利。尤其是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军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开始出现乐观和轻敌的想法,有些人甚至将抗战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国民党领导军队上,急于通过打仗见分晓,对敌我力量认识不足,缺乏对战争的残酷性、长期性、艰苦性的客观分析和精神准备[9]。因此,不管是“悲观论”,还是“速胜论”,在一定程度上都严重影响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

对此,毛泽东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告诫大家,抗战胜利,是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要准备持久战争[10]。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对时局和战争情况做一个全局性的分析,将抗战的前途和方向昭示于全国人民。l938年5月,毛泽东对外公开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文献。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特点进行了精辟分析,预测了中国抗战将会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用明确的语言为抗战的前途给出了答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11]。《论持久战》给出的整套抗敌的战略战术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对很多国民党人也有很大触动。桂系军阀白崇禧将毛泽东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十二字方针,并成为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12]。历史证明,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战,陷入对前途苦闷、渺茫、彷徨时,执掌政权的国民党没有对战争和政治形势做出有效的研判,也没能对全国人民起到指导和引领的作用。相反,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却对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前途产生深远影响,并事实上起到了决定性的引导作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说的“窑洞中的预言”最终成为真实的战争进程,历史的事实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占据了战略方针的制高点。

三、片面抗战路线与全面抗战路线

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水平及其强弱对比非常明显。但是,“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必须要充分发挥中国是大国和反侵略战争正义性的优势,不仅仅要在军事上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而且要在政治上形成全国和全民族的大团结。”[13]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不久,在如何坚持抗战问题上,国共两党的作战路线就产生明显差异,形成了两条不同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方针。国民党片面依靠政府和军队来进行抗战,竭力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1938年4月通过的《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对于发动群众,开展民众运动共同抗日进行了诸多政策性的限制,是其片面抗战路线的真实写照。与之相对应,中国共产党从敌我力量的对比,抗战的形势、全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全面抗战的思想路线,并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始终坚持着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全面抗战路线的总体思路,这是基于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全国人民利益所做的考量和分析。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向全国人民宣告了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十大纲领完全聚焦于对全国人民的总体关怀,除了动员全民抗敌、维护抗日民族团结外,还有改良人民生活、改良政治机构等深得人心的政治目标。希望通过要求民主自由的方式,掀起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迫使国民党承认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的言论、机会、结社的自由权利,改革政治制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经发表,迅即传播,受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1937年10月,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明确声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抗日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对日抗战路线。并且在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又在此发表声明与宣言(关于对时局的宣言),向全国人民重申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意义。

在此思路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除了正面抗敌以外,将目标集中于占据敌人后方的广大国土,发动群众,紧密联系群众,建立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组建游击队,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与力量,让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种“没有战线的战场”是“真正的掉在泥潭中的浴血苦战,是不分昼夜连续不断的、长期的、没有结果的战斗”。日本侵略者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一亿民众结成了新的组织,所以无论怎样投入大兵力,在短时间内也不能摧毁解放区”。很明显,两条路线两个前途。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就无法取得最终的抗战胜利,而且很可能得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后果;事实证明,全面抗战路线适应了当时抗战的客观形势和人民的总体期望,发挥了全民族抗战的威力和效应,是抗日战争最后走向胜利的坚强保证,也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最终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前途。

四、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降”与“升”

国共双方尽管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在不同作战方针指导下,即在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两种思想指引下,在整个抗战战场上,却形成了两个相互依存却又彼此独立的战场,一个是由国民党军构成的正面战场,另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形成的敌后战场。纵观整个抗战过程,正面战场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持续的下降,而敌后战场的作用则逐步上升,并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国共携手共同抗日确立不久,“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下决心全面抵抗。此时,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者的抗争和厮杀形成了抗战的主战场,称为正面战场,牵扯着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兵力,其中淞沪、忻口、南京、徐州、武汉等大型会战,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正面战场的抗击却没能有效阻挡日本侵略军的步伐,国民党军被迫节节后退。随着上海、武汉、南京等战略要地的沦陷,半个中国落日敌手,日军也已无力继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于此同时,日军的对华方针有了重大的转变,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巩固占领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围剿,以图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意图。国民党当局也逐渐转变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之后的所谓正面战场上一败再败。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妄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在这次作战中,国民党更是溃不成军,让日军轻易占据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贵州等大片国土,实现了战略意图,致使几千万中国人民沦陷于日军的残暴统治之下,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曾气愤地批评国民党的软弱无能,将长江以北的领土尽失,被日军逼到西南一隅。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就迅速插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民众,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参加政府方面对日作战的第一次正规军事行动,举世震惊,首现八路军抗敌的威力。

平型关战役因此成为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有数据表明,1938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侵华日军的比例就达到了59%。日军占领武汉后,几乎将其全部陆军投入中国战场,24个师团总兵力达100万,其国内仅剩下一个师团。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制定的对华处理办法规定:“以攻占武汉、广东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日军迅速调整作战部署,1939年10月,将一半多兵力屯结在华北,足有18个师团。这表明日军作战的重点已开始转移到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担负起了抗战的主要责任。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治安肃正的计划更为清楚地展现了日军的作战重点——“放在剿灭共产党军队方面”[16]。因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方对整个战场做出了明确判断,即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指引和实践下,敌后战场已成日军心腹之患,“中国共产党及中共军队是今后华北治安之癌”。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至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的总人数达到50多万,还不包括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游击力量。为了尽快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的“扫荡”、“清乡”进攻,一些抗日民主政权遭到破坏,根据地面积缩小,军民伤亡严重,人员开始减少,1942年,由原来的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根据地总人口也由1亿多下降到5千万以下。但是,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抵住了日本的疯狂进攻和扫荡。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至1944年,各抗日革命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有些地区开始转入局部反攻。战略反攻的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包括华南抗日纵队与对日、伪军作战就高达两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2万多人,攻克县城16座,攻克据点5000余处,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0多万,战果显著。1945年,中国军队开始战略大反攻,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27万余人,攻克城市200余座;新四军则基本肃清了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日、伪军,使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连接起来。这些事实和数据表明,从抗战相持阶段开始到战略反攻,国民党军实际上丢掉了正面战场抗敌的主战场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步成为抗日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力量也成为抗敌的主要力量。直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始终抗击着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日本侵略者必将集中其主要的兵力用于正面一线作战,抗日战争的局面将不堪设想。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人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国民党没有放下抗日的大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抗战得以继续。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抗战中并没有承担起中央政府应有责任,尤其是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不仅没能指明抗战前途,还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抗战中更是屡屡遭到可耻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不仅使军事力量空前壮大,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希望和寄托。周恩来在当时就曾说:“1944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当时美国驻华使馆谢伟思、戴维斯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这样写到: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自私的目的而在牺牲着中国的利益”,而“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中国之命运不属于蒋(介石)而属于他们”。“共产党人将成为最强有力的和最有建设性的统一中国的力量”[20]。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巨大牺牲,为赢得这场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之无愧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作者:闻丽 单位:复旦大学

广西社会科学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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