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K的理论来源及发展困境范文

SSK最大的成就在于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维度置于首要的位置，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这些要素都被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以极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方式与科学有机结合。同时，由于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强调认知和社会、思想与行动、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以此把科学归纳在特定时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解释背景之中，并明确宣称“科学是一种解释性事业，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3］。总的来说，强纲领SSK对库恩范式理论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解读是激进的，它对于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进行了极端化的解读，并以此达到对科学哲学进行全面解构的目的，试图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

强纲领SSK基于社会建构主义强调以社会利益来解释科学活动，对于科学哲学的解构深化了其相对主义的立场，并由此发展成为从意识形态上对科学权威地位的挑战，围绕科学合理性问题，强纲领SSK最终导致科学卫士与社会学家之间的科学大战。SSK理论家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他们强调自然界在生产过程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甚至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论点突出了自然和社会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二元对立，同时强调两者的非对称的模式。这种自然/社会二分原则以及非对称的关系模式的目的是要用社会维度来解释自然科学，其最终理论结果造成了用社会实在论取代自然实在论，科学家从理性的捍卫者变成了社会利益的傀儡。因此，我们可以说强纲领SSK用社会来解释自然的说明方式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科学实践活动视为由社会利益构造的单一的网络模式，却忽视了科学实践活动中所突现的复杂性因素，这也成为强纲领SSK被学术界批评的重点。

强纲领SSK引发的自然实在论与社会实在论、自然/社会二分法的理论困境，使其深陷相对主义的泥沼，在深受科学知识社会学内外部抨击的情况下，SSK的研究进路从宏观模式转向微观模式。这种转变尤其体现为对待科学问题视角上的转变，即转向对“作为实践的科学”而不是对“作为知识的科学”的研究。尽管从宏观模式转向微观模式的研究进路依旧继承了SSK的建构主义倾向，但已经从关注知识生产的结果、关注作为成品的科学理论转向关注知识生产的实践过程的研究。至此，科学知识社会学正式步入后SSK阶段。在后SSK研究中，较为成熟的有三个学派:林奇的常人方法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皮克林的“冲撞理论”［4］。

(一)“冲撞理论”的形成。皮克林于20世纪70年代分别获得高能物理学和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其学术背景引导其对于传统科学进行反思，他继承了库恩关于新旧范式不可通约理论，同时在爱丁堡学派接受社会学训练后完成其博士论文《建构夸克》。在《建构夸克》中，皮克林提出六七十年代的高能物理学可分为新旧两个时期，而且新旧物理学是不可通约的［5］。在探讨该问题时，他强调新旧物理学不可通约的原因并非在于库恩所强调的对理论模型和实验数据不可知的心理因素，而是现实普遍存在的社会利益。皮克林的这一思想来源于爱丁堡学派中由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等开创的宏观利益模式。然而《建构夸克》一文发表后，受到一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皮克林将科学家选择判断归结为社会利益，从而造成科学理论仅仅是科学家内部协商的结果。面对学界的批评，皮克林于上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之后对科学知识社会学近10年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反思，在此期间他发表了《生活在物质世界:关于实在论与实验室实践》、《知识、实践与仅仅建构》，并于上世纪90年代出版了其理论集大成之著作《实践的冲撞》，明确地提出了“冲撞理论”。

(二)从表征性语言到操作性语言。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围绕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与操作性语言展开，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科学是认识和反映实在的真理性知识体系。传统的西方科学观是基于表征性语言描述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强调科学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发生的过程，关注科学理论而不是科学实践，因此，表征性语言描述的是非历史性的科学观。强纲领SSK倡导科学的社会建构在瓦解传统科学观的自然实在论的同时，走向了科学的社会实在论。“强纲领”SSK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未经反思地接受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6］。也即是说，强纲领SSK的理论困境在于科学的社会建构对科学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在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的背景中展开。皮克林认为，表征性语言描述视科学为寻求表征自然并产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的知识的活动，表征意味着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前提性分立，认识主体的非参与性地位与认识对象的永恒静止存在。而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的图景是:科学处在各种力量、各种能力、各种具体的操作之中，世界不仅充满着观察和事实，而且充满了各种力量，世界始终不停地处在制造事物之中(doingthings)。因此皮克林认为，科学活动是用操作性语言描述的。

(三)物质力量与时间的重要性。在确立操作性语言描述的科学活动基础之上，皮克林用风磨碾谷、电视机和机械工具等科学手段勾勒出科学的操作性图景，并试图进一步解决强纲领SSK遗留的问题———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的非对称性。皮克林继承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思想:把科学(包括技术和社会)看做是一个人类的力量和非人类的力量(物质的)共同作用的领域，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相互交织并在网络中共同进化。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非人类的物质力量的承认帮助我们在科学的操作性语言中理解科学实践，这种描述是一种非时间性的描述。然而皮克林否认拉图尔关于行动者网络图景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是对称的、两者之间平分秋色的思想。皮克林选择对时间进行认真的思考，选择在真实的时间意义上理解科学实践，他认为物质性力量是在科学实践中瞬时性突现出来的，这就意味着物质力量不会被预先知晓，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中一次次地遇到新的问题，通过对于机器设备和仪器等的调节一次次地解决问题。因此皮克林指出“引进物质力量有助于我们把科学实践理解为一种科学文化的扩展性工作，而不是不断制造新机器的复制性工作，物质力量是在我们所认为的实践中瞬时突现出来的”［6］。在这里皮克林将SSK科学的社会建构转向实践，转向科学文化的扩展，特别是转向科学在机器领域的扩展，并将这种实践扩展描述为调节过程，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在这个调节过程中不再是对称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再突显两者之间的显著地位。通过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的确立，以及对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关系的重新确认，皮克林将其实践的冲撞的思想总结为:科学是操作性的，其中，行动(也就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居于显著位置。科学家是物质力量领域的(这种物质力量可借助于机器被捕获得到)行动者，在这种奋力捕获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它们各自的轮廓在真实的时间中突现，并且彼此界定和彼此支撑。对科学实践的动机结构而言，现存的文化构成突现的表面，科学实践存在于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相互调节之中，这种调节本身可以重构人类的动机。皮克林通过其“冲撞理论”将科学实践描述为在操作性语言中的一种力量(agency)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关系，同时皮克林突显时间在实践过程中的显著位置，强调物质力量及其他异质性要素的瞬时突现性。冲撞理论由此整合了行动者网络中各种力量空间，使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在同一时间共现，而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坚持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的相互交织和相互界定。

结语：走向后人类主义与赛博科学观以“冲撞理论”为代表的后SSK打破了强纲领SSK科学社会建构理论造成的自然/社会二元对立。SSK强调人类主义与反人类主义的界限，“冲撞理论”将科学理解成各种异质性要素共同建构的实践过程，从而进入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在本体论上，后人类主义让我们看到“在物之繁涌中，在人类和非人类的交界处，在开放式终结和前瞻式的反复试探的过程中，真正的新奇事物是如何在时间中真实地涌现出来”［7］，这是一种生成本体论。皮克林一直重视对控制论的研究，与其“冲撞理论”相对应的是基于控制论发展而来的赛博科学观。通过对二战后西方科学的分析，皮克林指出，科学认识是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相互作用，人类与机器强化的结果，相应的赛博科学与赛博对象之间的出现构成了二战后文化的一个关键特征。作为一种隐喻，赛博意味着打破主体、客体二分的传统思维模式，同时形成一种看待技术、看待人与技术关系的新视角。哈拉维认为，20世纪晚期科学技术文化经历了三个关键的界限突破:一是突破了人与动物、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界限，二是突破了人与机器的界限，三是突破了自然与非自然的界限。赛博是跨越边界的产物，赛博意味着科学进入一种人类与物的混合本体论。SSK从宏观研究进路向微观研究进路的转向意味着我们审视科学的一种视角转换，即把科学作为实践和文化，而不是把科学作为知识和表征。皮克林对传统的SSK进行了挑战，在他的冲撞理论中，自然与社会、物质与人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明确界线被打破，并由此进入一种后人类主义的空间，而与之相对应的赛博科学观则从哲学上深化了后人类主义的主题，为SSK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找到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作者：冉聃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